出国后的张咪一切从零开始，六年里她去了很多国家，瑞士、西班牙、意大利、美国、德国，她一路“流浪”，靠做些贸易养活自己。出去的时候，她真的厌倦了唱歌。她说，她在国外交的朋友全是老年人，年纪最轻的也有60多岁。她和那些与世无争的老人相处得很愉快，从他们身上领悟到了人生的很多真谛。“他们真实，他们有很多人生的经验值得学习，和他们在一起，真的很放松。”
1999年张咪回国后重新登上了歌坛和舞台。她说，“人好像是种轮回，当一切开始如意的时候，又会回过头来做自己骨子里最喜欢的事，所以现在我又回来了。现在我唱歌不是作为生存的手段，而是出于对生活的热爱和对音乐的兴趣。”只是，现在的她做音乐已经不像当年在广州时那样急功近利，她说，她现在更加注重投入的过程而不是结果。回国后，她还跨界去了模特行业发展，T台甚至为她带来了不曾预料的好成绩。2000年后还连续获得了世界车王公主、《时尚》杂志最具魅力女人金奖、央视春节晚会最佳造型奖、美国环球亚裔模特大赛特别奖。从前留在歌迷印象中那个甜美清纯的女孩宛如麻雀变凤凰，变得性感、前卫、光彩照人。
当时，因为炒作成名的毛宁现在反而渐渐淡出了娱乐圈，而这一淡出原因与当年张咪的出走竟如此相似。
因为《蓝蓝的夜，蓝蓝的梦》、《涛声依旧》等歌出名后，毛宁就北伐进京发展。进京后毛宁的事业也是一路扶摇直上，直到2000年的“遇刺事件”。
日后毛宁回忆起这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时说，“记得当时是2001年11月22日，当时我是从金鸡百花奖颁奖礼做完演唱嘉宾回来的第二天，那天因为要赶去一个朋友的聚会，所以打算在路上买点小吃给朋友的孩子，于是开车经过北京三环一家便利店的时候，我就下了车，正准备往店的方向走过去，结果被一个陌生人喊停了，当时他问我有没有火，我想这借火的事也很平常，所以就没太在意，但当我说没有之后他还不让我走，我就觉得不对劲了，我意识到，我遇到劫匪了。
”接下来的经过，也就像电影里面的片段一样，毛宁并没有打算与匪徒纠缠，所以也就任其摆布，结果身上的手机与钱物都被掠去了，但对方还是没有罢休之意，于是毛宁就开始担心起自己的那辆车，“大家都知道我是爱车之人，如果那匪徒要把我车抢走的话，我心有不甘，当时我的车钥匙就放在外衣胸口位的内袋里面，所以我就下意识地把手伸入口袋里，打算先把钥匙抓在手里，结果对方见我这动作，也做贼心虚地紧张起来，以为我会掏出什么东西来反抗，最后他就情急之下往我胸口猛插了一刀。”就这样，毛宁倒在了血泊中，匪徒见状也慌忙而逃了，被严重刺伤的毛宁开始感觉到胸口一阵阵发热，他想跑，但已经跑不动了，最后，幸好有路人经过发现了他，并给他打电话求救，最后及时送往医院，毛宁才幸免一死。
事情本身并没有玄机，但是2001年时候的娱乐媒体已经今非昔比，较9年前的炒作更加肆无忌惮。
结果由媒体传出了毛宁保镖打人事件，毛宁事后辩解“其实我根本没保镖，与媒体发生争执的是我公司里一个很文静的女孩，她平时也根本不会跟人吵架，当时因为我的情况非常紧急，所以她才会情绪激动，但完全没有大打出手的过程。”
再之后，是“小玉事件”、同性恋关系，黑道复仇等等的话题，一连串与毛宁相关的负面报道接踵而来，让他毫无喘息的机会。在众口难辩之下，毛宁只好退出公众视野，尽管低调，但他还是一直工作。他说，“很多人都认为，我这几年是沉浸在痛苦之中，为自己疗伤，无所事事。但实际上，痛苦的时间很短，大部分时间我一直都在工作。例如每年我都会到美国做一场演唱会。公司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就是一直鼓励我要走出国门。刚开始时，我去给甄妮、蔡琴的专场做嘉宾，后来我就做专场，别的歌手来做嘉宾。除了美国之外，我还经常在东京、大阪做宣传，上NHK 的节目，参加谷村新司的演唱会。”
广东有句老话“人有三衰六旺”，张咪和毛宁的际遇似乎都应正了这一点。但是，争歌事件无疑是改变俩人命运的分水岭，而争歌事件背后则是广州乐坛的竞争与不规范的市场化操作带来的争端。
“当时还引乱子的就是《中华民谣》，首唱是谢东，后来又卖给孙浩，作者一歌两卖。后来也打架，但是孙浩唱了，谢东无形中挣钱的机会就少了。所以这就是关键时刻，谁在春节晚会上唱就认谁。谁先谁后，老百姓可不管这个，印象更深的是谁就是谁。”金兆均说，“竞争非常残酷。”
解约北伐
群星璀璨的广东乐坛并没能延续它的辉煌，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甚至刮起了一股“解约风”。 最早一批的广州原创歌手陆续离开了四大唱片公司，进军北京，当时就有人借用一句俏皮的民间俗语来形容那形势——“10个歌手9个跳（跳槽），还有一个在动摇。”
当时，先是毛宁与“新时代”解约，接着是甘苹与陈小奇分手，随后就是高林生与李汉颖、杨湘粤不辞而别。一时间，由广东乐坛捧红的一众一线当红歌手杨钰莹、毛宁、李春波、林依轮、陈明、甘苹、光头李进、金学峰、火风等人先后告别广东乐坛，北上另谋高就，从长发展。当时的歌手们就像染上了传染病一样，一个说走，一下就走了一片，颇有一种逃离的意味。（《试听前线》）
在他们走后的几年间，广州乐坛每况愈下。北上以后，尽管很多人的事业发展并不如意，人气和地位甚至不如在广东时，但是，至今他们也没有再离开北京、回归广东乐坛。随着北京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他们当中的人也没有再局限于歌手行业，反而不断转型，涉足演艺舞台，尝试话剧、音乐剧；或者改变歌路，尝试新的音乐风格。
但是，当年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离开这片中国流行音乐人的热土“北拓”呢？
作为最迟一个离开广东的林依轮回忆起当时说：“我和大批歌手当年离开广州，不是对广州没有感情，而是说当时的局势客观上如此，你要想在歌坛走得更远，北京是个不得不到的地方。加之那时我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中央电视台拍摄完成的，所以为了工作只能北上，图个方便。”（《武汉晚报》）
乐评人金兆均也说：“近十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北京本来就是个最热点的地带，现在已经是充满了无数的机会。成点儿小名的在北京就饿不死。你比如说作曲的，北京活儿多啊，各电视台都在北京有办事处，包括纪录片各种什么片，反正用得着音乐的都集中在北京。电视剧是最典型的，全在北京有个点儿，它往中央电视台送片子方便呀，最早是李海鹰，来了北京就趴着不走了，也是最早在北京买房子了，然后剩下的就一个一个来了。
”他认为，当时北京乐坛在很多方面都优于广东，首先是文化投资环境，另外北京流行乐坛虽有起伏，却总有亮点，既有民歌，也有摇滚，既有柔情的，也有豪放的，歌手、听众总能找到共鸣点，而广东乐坛在创作上拓展不够，即使在乐坛最为活跃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也只固定在都市抒情歌曲的圈子里。也有人分析，造就歌手“北飞”的最重要原因是，中央电视台在1994年之后设置了流行音乐板块，并且经常播出各种晚会，这种机会对各地歌手具有巨大的诱惑力；与此同时，原本在广东甚具影响力的《万紫千红》、《共度好时光》节目在1995年前后停播，以滚动播放原创MTV作品为特色的《MTV星座》也因种种原因停播了。一边是中央电视台的亿万收视；另一边是逐渐萎缩的宣传渠道，作为歌手自然都会选择前者。
对于这一点，林依轮的感触当然会很多。当年，广州乐坛流行“都市抒情歌”，而他的成名曲《爱情鸟》显然不合时宜。他说，“刚推出这张专辑时，销量并不好，仅仅只有三万多张，我有点失望，当时有点名气的歌手随便出张专辑，销量都会在几十万往100多万张走，唱片公司都决定放弃我了。而且《爱情鸟》这首歌还受到很多批评，有专业人士就直接写文章，说怎么会有爱情这种鸟，这到底是种什么鸟值得在歌里唱。”
但是，1994年1月的一天，他突然听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每周一歌”中播放《爱情鸟》，这个从来只播正统歌曲的节目，第一次播放流行歌曲，并教听众学习该曲目，他说，“当时我真是又惊又喜。《爱情鸟》一下就红了，从大时代背景来说，也象征着中国音乐的真正开放。对我个人来讲，我开始忙起来，频繁参加中央台的各种音乐歌手比赛，还有频繁的演出。”（《武汉晚报》）“因为当时北京方面的工作远多过广东，我不可能长期飞来飞去。当时我还跟恩师张全复商量了好久，才决定去北京。”（《南方都市报》）
同时，广东本地资深传媒人士钟路明则认为，广东乐坛的衰落是因为一直未能有专业经理人的产生：“放眼香港乐坛，大家说起张学友就自然会想起陈淑芬，说起王菲就会想起陈家瑛，但是广东乐坛这么多年来，除了培训出陈梓秋之外，都找不到合格的经理人，许多所谓的经理人都不过是高级保姆而已。乐坛光靠音乐人创作是不够的，也要靠经理人专业运作的支持。”
音乐人李广平也同意这样的说法，“经纪人是另外一个行当，他是艺术市场这个行当，而我们是艺术创作和艺术生产的行当。现在回过头来，这一部分的缺陷蛮大，如果有很好的职业经纪人，完全可以把广东的这部分歌手笼络住，完全可以很兴盛地做下去，不至于现在半壁江山全部没有了。现在我们广东的职业音乐人在北京的大概有四五十人，或者说在广东混过的歌手也有五六十人。”
除了乐坛本身的机制不健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广东本地特殊的语境。
林依轮说：“广州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它有自己的语言，歌曲也用地方方言。后起之秀如张敬轩出来后，我更发现，南方乐坛可能更适合会粤语的本土人士。而且，现在演艺界的南北概念已经模糊了，之所以还有‘南北对立’一说，是因为人历来好斗，当北方涌现出那英、田震这些优秀歌手时，所谓的‘阵营’也就出来了，有了‘阵营’，‘抗衡’的说法也就出来了。”
广东乐坛从一开始受港台音乐的影响也很严重，不管是曲风、创作、商业机制上都有明显的“复制香港”的嫌疑。
最先，出现了一批“广州XXX”的模仿歌手。有“广州罗文”之称的李华勇就是第一批模仿歌手的代表，原本是粤剧团演员的他以罗文唱腔演唱的《青春永常在》在广东家喻户晓；广东省民间乐团的歌唱演员陈浩光则被称为“广州郑少秋”，他的代表作就是广州第一手粤语原创歌曲《星湖荡舟》。此后几年间，这种模仿歌手越来越多，知名的有“广州刘文正”吕念祖，以及“广州邓丽君”刘欣如。
音乐人李海鹰也认为，广东音乐的大起大落与商业因素密不可分。“广东学香港，什么赚钱做什么；而北京的很多音乐人都一直在埋头创作，首都浓郁的文化气息和更自由的创作空间吸引了更多的音乐人。”
陈小奇说，“广东的流行乐坛是在市场大潮之下催生出来的，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也没有来得及形成一个健康的成长机制。这就造成了音乐人行为的短期性，只顾应对眼前的变化，而忽略了长期效益，这为广东流行乐坛日后的跌落埋下了伏笔。广东流行音乐之所以在八九十年代出现鼎盛时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卡拉OK兴起，而广东的作品很适合卡拉OK演唱，所以那时的卡拉OK就成了广东流行乐坛赖以生存的基础，后来卡拉OK渐渐淡出市场，广东乐坛一时间找不到新的拓展机制，于是各逃生路：有一部分创作者心浮气躁，坚持不下去改行做别的了；歌手们也走得仓促，没有携起手来共同应对港台乐曲的冲击；唱片公司更是急功近利，不再积极推出原创歌曲，因为搞制作、做歌手、作宣传要花钱，可钱投进去了，由于盗版等原因也未必能收回来，所以他们干脆来实惠的：市场需要什么就做什么。这些只顾眼前利益、没有长远规划的做法，是导致广东流行乐坛迅速衰落的直接原因。”
南方都市报评论员严明说，“港台涌过来的东西确实不少流于表面，我们歌手留下来的话，实力跟他们完全有一拼，只因为歌手们走得仓促，南方也未能创造更好的条件留住他们，所以才导致了今天的局面。”
在1997年到2002年，整个广东乐坛没有任何方向，在全国的影响也日渐式微。虽然在2002年间，本地歌手张敬轩一度崛起，但仍不能扭转乐坛的这种局面，最终张敬轩也赴香港发展。2009年广东音像出版界“四大巨子”之一的“新时代”也宣告破产，《每日经济新闻》认为，“新时代”的落幕并非偶然，而是整个音像行业走向衰落的一个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