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里的彼埃尔，是一个只有在觉得自己十分纯洁时才有力量的谦谦君子。彼埃尔的感觉大抵也能获得我们大多数人的共鸣，因为我们内心的“良心”的呼声对于我们委实重要。当我们内心踏实的时候，我们就会充满力量；而当我们内心虚弱的时候，我们就会踌躇不前。
然而如果进一步考察，则我们也许会发现，所谓自信纯洁所产生的力量，其实却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它既可以带来好的结果，也可以带来不好的结果。说得更明确一些，自信纯洁所产生的力量，不仅常常能使人们更有力地去做好事，而且有时也能使人们更有力地去做坏事。其方向不仅取决于当事人的道德观念，似乎还取决于他们的聪明机智。
我们知道人们常常把历史上的官吏分成“清官”与“贪官”，而且知道一般的看法认为“清官”要比“贪官”好一些。同时我们也知道还存在着另外一种看法，即认为“清官”有时比“贪官”更糟糕。持后一种看法的人的理由也是不尽相同的，比如《老残游记》里所写的那个“清官”玉贤，是因为要用酷刑峻法博得能干的美名，用百姓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所以小说家认为其行径比一般的贪官还要恶劣。而《美男子避祸反生疑》（《无声戏》第二回）里所写的那个“清官”，却是因为过于自信纯洁，结果反而造成了一起冤案，所以小说家认为其行为也反而不及“贪官”的。这后一篇小说，便可以说是我们以上所说观点的例证。
在这篇小说的开头，作者以一首开场诗和一段开场白，指出了过于自信纯洁的“清官”也许比一般的“贪官”更不受老百姓欢迎的事实，以及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从来廉吏最难为，不似贪官病可医。执法法中生弊窦，矢公公里受奸欺。怒棋响处民情抑，铁笔摇时生命危。莫道狱成无可改，好将山案自推移。”这首诗，是劝世上做清官的，也要虚衷舍己，体贴民情。切不可说“我无愧于天，无怍于人，就审错几桩词讼，百姓也怨不得我”这句话。那些有守无才的官府，个个拿来塞责，不知误了多少人的性命。所以怪不得近来的风俗，偏是贪官起身，有人脱靴；清官去后，没人尸祝。只因贪官的毛病，有药可医；清官的过失，无人敢谏的缘故。
“贪官”贪财，是极为明显的毛病，人人都可以批评，他自己也心怀鬼胎，所以有时反而不敢无所顾忌，从而伤害百姓的行为也会受到某种约束；“清官”好名，这不被人看作是毛病，反而受到人们的称赞，他自己也沾沾自喜，自恃清白地任性做去，有时反而对百姓造成了更大的伤害。在这里，自信纯洁所产生的力量，便反而起到了一种不好的作用。
《美男子避祸反生疑》里的成都知府，“做官极其清正，有一钱太守之名。又兼不任耳目，不受嘱托，百姓有状告在他手里，他再不批属县，一概亲提。审明白了，也不申上司，罪轻的打一顿板子，逐出免供；罪重的立刻毙诸杖下。”看起来是一个典型的“清官”了，但正是在他手里，却差一点出了一桩天大的冤案。究其原因，正是因为他对自己的“清正”过于自信，在道德观念方面又过于迂阔——“他生平极重的，是纲常伦理之事；他性子极恼的，是伤风败俗之人。凡有奸情告在他手里，原告没有一个不赢，被告没有一个不输到底。”——又加上思想方法过于主观固执。后来，还是因了一桩偶然的小事，才使他省悟到自己的错误，在为时未晚之时纠正了错案。他的为官作风从此也为之一变：“起先做官，百姓不怕他不清，只怕他太执；后来一味虚衷，凡事以前车为戒，百姓家尸户祝，以为召父再生。”小说家的意思，也正是要强调，光有对于清正的自信是不够的，还应加上“虚衷舍己，体贴民情”的态度才行，此外最好还有滕大尹式的聪明机智。
其实，不仅在“清官”身上有这种因过于自信纯洁而更有力地做出错事的现象，即使在我们一般人身上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比起一般的出于恶意而做坏事来，出于自信纯洁而做坏事，也许更深刻地反映了我们的人性的弱点。类似《美男子避祸反生疑》这样的小说，为我们揭出了人性的这一弱点，我们应该感激小说家的聪明机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