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布为楚将，数窘汉王，及项羽灭，高祖赦季布，拜为郎中。其弟丁公亦为楚将，“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顾丁公曰：‘两贤岂相厄哉？’于是丁公引兵而还，汉王遂解去。及项羽灭，丁公谒见高祖，高祖以丁公徇军中，丁公为项王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遂斩丁公，曰：‘使后世为人臣者，无效丁公’”（《史记·卷一百·季布栾布列传》）。我想当高祖与项王逐鹿中原的时候，大约希望项王的臣下尽是丁公，自己的臣下尽是季布吧！如果项王的臣下尽是季布，则高祖将不能得到天下；反之，高祖的臣下尽是丁公，则高祖的天下又将得而复失。在这样矛盾的环境之下，遂生出矛盾的刑赏来。即对于项王的丁公，不惜锡以重赏，使楚奸可以增加，而对于自己的丁公，则必施以严刑，使汉奸可以减少。同时对于项王的季布，又须施以严刑，使项王的臣下不致过分来窘，而对于自己的季布，则须锡以重赏，使自己的臣下能够戮力奔命。到了高祖得到天下之后，形势就不同了，这个时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倘若重赏丁公，何足以警戒贰臣，倘若重罚季布，又何足以鼓励忠臣。你们看吧！季布虽然有仇于我，然而为臣尽忠，所以得赏；丁公虽然有恩于我，然而为臣不忠，所以受刑。你们能学季布，纵令我失去天下，你们也不怕没有官做。反之，你们若学丁公，则不但我要加以严刑，纵令我失去天下，而受过你恩的人，亦将不赦你罪。这是高祖封季布而杀丁公的原因。岂但汉高祖，历代太祖高皇帝，无不实行过这种政策。且看唐太宗吧！
上谓侍臣曰：“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裴虔通，炀帝旧左右也，而亲为乱首，朕方崇奖敬义，岂可犹使宰民训俗。诏曰：天地定位，君臣之义以彰，卑高既陈，人伦之道须著，是用笃厚风俗，化成天下，虽复时经治乱，主或昏明，疾风劲草，芬芳无绝，剖心焚体，赴蹈如归。夫岂不爱七尺之躯，重百年之命，谅由君臣义重，名教所先，故能明大节于当时，立清风于身后。至于赵高之殒二世，董卓之鸩弘农，人神共疾，异代同愤，况凡庸小竖，有怀凶悖，遐观典策，莫不诛夷。辰州刺史长蛇县男裴虔通昔在隋代，委质晋藩，炀帝以旧邸之情，特相爱幸，遂乃志蔑君亲，潜图弑逆，密伺间，招结群丑，长戟流矢，一朝窃发，天下之恶，孰云可忍。宜其夷宗焚首，以彰大戮，但年代异时，累逢赦令，可特免极刑，除名削爵，迁配州。”（《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上》）
我曾说过梁山泊的伦理观念，本来注重“义”字，不注重“忠”字。什么叫做“义”？他们的解释是很简单的，人家怎样待我，我也怎样报他，便是他们对于“义”字的解释，即如豫让所说：“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所以“义”字是双方的，有偿的，只因其为双方的，有偿的，所以“义”字往往放在物质的基础之上，韩信不背高祖，实因“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岂可以向利倍义乎”（《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但是待遇的厚薄乃是一种比较的观念，某人待我甚厚，我不能向利倍义，万一尚有一人待我更厚，则我将如何报答？其结果，恐怕待我甚厚的前人势将成为豫让口中的范中行氏，而待我更厚的后人才是豫让心中的智伯。梁山泊许多好汉所以愿为宋江效劳，实因宋江喜欢结识朋友，“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金似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第十七回）。且看宋江之结交武松吧！最初则留武松一处安歇，其次又取银两，来与武松做衣裳，又次则每日带挈武松，饮酒相陪，最后又亲送武松回乡，步行十馀里（第二十回）。这种的待遇固然可以收买武松的心，但是若有一个待遇武松更厚，则武松比较待遇的厚薄之后，当然对于宋江，不至以死相报。
反之，“忠”字则与“义”字不同，而为片面的，无偿的。何以“忠”是片面的，无偿的？因为“忠”是名分上的义务，名分不能变更，不管君待你怎样，你既然做过他的臣，你就须尽忠报答，这种义务观念在秦汉以前，是没有的。孟子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伊尹本来事，后又助汤灭，就是一个例子。所以当时君臣的伦理观念尚是有偿的“义”字，不是无偿的“忠”字。到了秦汉以后，才提高君权，“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之事”（顾炎武著《明夷待访录·原名》）。这样一来，纵令为人君的，行同纣，而为人臣的亦须杀其身以事其君。何以秦汉以后，这样提高君权？“天下者天子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但是由谁判断有德与无德呢？“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当然由人民判断。然而当时没有议会以代表民意，公说公有德，婆说婆有德，其结果只有诉于武力。即如丹第（Dante）所说“用战争以判定功罪，乃是上帝判定功罪的最后方法，所以由战争得到胜利的，可视为受了上帝的承认”。汤武战胜纣，就是“天命在兹”的证据，然而这样一来，百姓遭殃了。后儒就是恐怕篡夺相继，引起战争，延而害及社会的安宁，所以不惜提高君权，把古代的“君臣之义”，改作“臣事君以忠”。其实“忠”的观念实有一点莫名其妙，为人臣的果然必忠其君，则曹魏篡汉，当然不忠，对于不忠的人，照情理说，应该不必报之以忠。然而司马夺取魏的天下、刘裕夺取晋的天下、萧道成夺取宋的天下，都是以“篡”报“篡”，何以又受后人的讥讽？说到这里，我记起王敬则与宋顺帝的对话了。萧道成使王敬则勒兵入宫，迫宋顺帝禅位，“宋主收泪谓曰：‘欲见杀乎？’敬则曰：‘迁居别宫耳，官先取司马家，亦如此。宋主泣而弹指曰：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帝王家’”。即由敬则看来，刘裕可以废晋恭帝，以为零陵王，寻又弑之，则萧道成何以不能废宋顺帝，以为汝阴王，寻又弑之？若谓萧道成不忠，则萧道成不过以“篡”报“篡”，为司马家报仇耳。总之，后儒所解释的忠，令人实难理解，虽然不易理解，然而君臣之分因此以定，一面可以减少争夺的事，同时又可制止人们反戈的心。
梁山泊许多好汉都是宋的军官，他们身为宋臣，而竟落草为寇，这固然因为他们义气太重，然若质之于忠，实有不妥。在他们之中，堪称为忠的，只有燕青一人。燕青同李固都曾受过卢俊义的恩惠，然而卢俊义待遇李固，却较其待遇燕青为优。他救了李固的生命，五年之内，直抬举他做了都管，一应里外家私都在李固身上（第六十回）。这种待遇可称为国士之礼。至于燕青呢？他只是一个仆人，然而李固竟和主母通奸，而又设法陷害主人；反之，燕青最初则苦谏卢俊义不要出门，其次又力劝卢俊义不要回家（然而因此，卢俊义却一脚踢倒燕青），又次则入牢里，把叫化得来的半罐子饭，给与主人充饥，最后又放冷箭，救了卢俊义的生命（第六十回及第六十一回）。这种报答，称之为忠，谁说不宜。宋江学刘邦笼络韩信的方法，笼络了许多好汉，到了羽毛较丰的时候，当然也怕别人学自己的方法，再把好汉笼络了去。怎样能够制止好汉不为别人所笼络，唯一的方法只有提倡“忠”的道德。由于这个关系，燕青的地位遂列在三十六天罡星之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