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寒冰：罗明先生，在正式切入中罗关系这个主题了之前，我想请您先谈一谈您赴中国留学之前的经历和您的家庭背景。这些可能有助于我们对您的全面了解。
罗明：我是1931年11月8日出生的，今年就满八十岁了。我爸爸是铁路工人，最早是开火车的司机。我妈妈是家庭妇女。我爸爸上过七年小学，毕业后又上了四年的职业技术学校。我妈妈读了七年小学之后又上了职业初中。在我小的时候，孩子们上了四年小学之后就可以上中学。如果没有条件上中学的话，特别是在农村，那你还可以继续再学三年。这样学了七年之后，人们的文化程度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孔寒冰：您出生在哪儿？
罗明：我出生在特兰西瓦尼亚毕霍尔县的一个农村家庭，爷爷奶奶都是农民。不过，我爷爷在1904年就同他的弟弟一起去了美国，在那里工作了六年。他们主要从事建筑工作，参与建造了不少大楼。1920年，我爷爷回到罗马尼亚，用积蓄下来的18个美金买了一块地，盖起了一座小小的房子。现在，这个房子还在那里，只是很旧了。除了我爸爸之外，我爷爷还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们始终生活在一个叫布坦的小村子，直到60年代去世。我爷爷的弟弟留在了美国，在那里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不久以前，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堂兄，他曾经在美国军队里当过上校，率领代表团到布加勒斯特访问，还来到我家做客，就在隔壁那个餐桌上一起吃的饭。现在，我们还时常通信。他保留了原来的罗马尼亚姓氏传统，并没有改成带有英语味道的名字。他是在美国军队负责人造卫星、间谍卫星等方面的侦察工作。我的外祖父是木匠，外祖母是当地小学校长的女儿。他们的五个孩子当中，有三人后来成了教师，而且都有一种很浓厚的民族感。我的出生地就是舅舅当小学校长的那个村子。
孔寒冰：在您童年时期，有哪些事情对您的成长影响最大？
罗明：有三个因素影响到了我的一生。第一，我是在一个铁路工人家庭中长大的，所以，对铁路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我们家不管住在哪个城市，都始终是靠近铁路。我对铁路工人有特殊的感情，很喜欢火车，更喜欢铁路工人的集体。你知道，铁路工人一直是罗马尼亚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支持者。因此，我从小就跟我爸爸那样倾向于站在社会主义这一边。
第二是我外公一家的影响，妈妈上了七年的学样，外公家有三个人当过老师，我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我的名叫Romulus，这是罗马帝国第一个皇帝的名字，他也是罗马的奠基人。居住在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多半都给他们的子女起一个罗马人的名字，因为罗马人的名字不容易改成匈牙利语调的。我在这里再讲一个小故事，儿时，父母带我到教堂接受洗礼时，神父说对他们说：“Romulus，这不是一个信徒的名字，你们再给他另外起一个基督教信徒的名字吧”。于是，我就又有了一个名字，叫Ioan。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父母给我起Romulus这个名字的理由，那因为了要强调我们是罗马尼亚人。在刚上小学的时候，我所朗诵的第一首诗是这样的：“我是罗马尼亚人，我活到什么时候都是罗马尼亚人，罗马尼亚是我的祖国，我很喜欢生活在这个国家。”那时我才4岁。
第三，上小学的时候，一到暑假时我就住在农村，有时是在我爸爸出生的那个村子里，有时是我妈妈出生的那个村子里，同我的堂兄弟或表兄弟一起过着很简单、很朴素但也很快乐的生活。他们都是穷人，没有多少财产。我舅舅原本有15个孩子，但7个夭折了，我时常同这8个表兄弟姐妹一起生活。所以，我对农业，对农村生活，对农民也同样有深厚的感情。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萨安娜曾陪我回老家去看我爷爷当年用18个美元买的那块地和建在这块地上的房子。我特别兴奋，向她讲述我童年的故事。萨安娜对我说：“你从这里走过的路似乎是特别长。”
萨安娜：你知道吗，罗明很喜欢那个地方。对他来说，这座房子就像是一个皇宫。他兴奋地对我说：“你看，这是我睡觉的地方。我们要进去看看。”罗明现在经常谈他在农村待的那两个月，好像每一年的其他10个月都不存在似的。
罗明：正是因为有这样三个因素的影响，我同铁路工人，同农村中的知识分子和那些手很粗糙、衣着非常朴素的那些农民都有着非同一般的特殊关系。我4岁时，爸爸就成为火车司机了。我家就在车站旁边，他开的火车就常常停在我家的后院。我7、8岁时，就提着一个饭篮子，给爸爸送饭菜。我爷爷、我爸爸都是非常严格的人，各种规矩和规则都必须严格遵守。记得有一次，我爸爸开的火车就要启动了，我拿着饭盒刚跑到站台上，车站的站长已经举起绿色的牌子，发出了开车的信号。当时，我离他的火车只有10公尺，可他没有等到我把饭盒递过去，便把车开走了。通过这件事，我记住了即使晚几秒钟也是误点。
孔寒冰：童年经历的事情留下的记忆最深，影响也最大。后来，你又经历了些什么？
罗明：1940年8月，按照德国和意大利两国外长在维也纳仲裁的结果，特兰西瓦尼亚划归了匈牙利。我们不得不离开自己的故乡。早在1940年5月10日，罗马尼亚举行国庆的时候，匈牙利就派飞机监视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活动。到了8月30日，匈牙利的宪兵已经进入了罗马尼亚，在街道上已经可以看到匈牙利的宪兵站岗。他们有时甚至开枪示警，当时的气氛相当恐怖。8月30日那天下午，我姨妈，她也是一个村子小学的校长，坐马拉车来接我和弟弟到她们住的村子，这个村子正好属于罗马尼亚的领土。我爸爸妈妈则收拾好家当，把它们装上铁路部门提供他们的车厢，运送到他们所需要去的地方。我和弟弟坐着马拉车走了一天，晚上才到达目的。可是，第二天有人说这个村子也被划分给匈牙利了，我们只好又坐一辆牛拉的车前往邻村的小学校长家，那天还在下雨。在那里待了两三天之后，我们获悉姨妈住的那个村子还留在罗马尼亚。于是，我们又坐车回来了。村子的边上有一个水沟，它就是罗马尼亚同匈牙利的边界。大概是1943年，我再一次到这里的时候，同村里的小伙伴一起在那条小河沟捉鱼。玩得高兴了，我们就忘记了这是一条界河，有些人不小心越过了国界。我们回来的时候，罗尼尼亚的边防士兵就问我们：“你们干了什么去了？是不是越过了国界？”他们知道我同小学校长的关系比较好，没把我怎么样，但其他三个小朋友则受了惩罚。
孔寒冰：在家乡被占领的岁月，你们的日子一定很艰难吧？
罗明：特兰西瓦尼亚西北部被匈牙利占领后，我们全家不得不逃到另外一个小城镇，在那里住了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究竟会逃亡到哪里。后来，我爸爸选择了罗马尼亚西南部的一个叫卡兰塞贝斯（Caransebes）卡兰塞贝斯的小城市。当时，我9岁，快要上三年级了。在去卡兰塞贝斯的途中，我既紧张，又很伤心，一路上在每一个比较大的车站都看到有许多从罗马尼亚西北部逃亡过来的难民。到了卡兰塞贝斯之后，当地的人对我们很好，在生活上给予了我们很多帮助，我们家在这儿住了一年。卡兰塞贝斯这儿有一个很有名的师范中学，很多周边的农村青年来这个学校上学。但是，在这所师范中学读书的青年学生中的大部分都是铁卫军的支持者。几个月之后，1940年11月，罗马尼亚发生了地震。正是因为这次地震，监狱坍塌了，乔治乌-德治以及其他的一些共产党政治犯都被转移到了卡兰塞贝斯。这样一来，在卡兰塞贝斯最有名的，一个是边防军，另一个是师范中学，第三个就是监狱，他们原来被关在离布加勒斯特六十多公里的一所监狱中。这三个地方都在市中心。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有机会遇见乔治乌-德治和其他的一些共产党领导人。过了一年多，我们家到搬到靠近铁路的住所，离车站和机车库房很近的地方，在这里住了差不多5年。我在卡兰塞贝斯上了两年小学，五年中学。在上中学时，除了一年级之外，我都是得过奖的。上中学的第一年，大概是因为不熟悉新的学习环境，我还挨过爸爸的打。但到了第二年，我就变好了，还获得了学校的二等奖。
孔寒冰：在克拉约克这个地方，您开始接触了乔治乌·德治等罗马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人，这也意味着您从很小的时候便开始接受革命思想了。
罗明：是这样的。正如我上面所说的，1940年11月，罗马尼亚发生了一次非常厉害的地震。乔治乌-德治等共产党人从多夫塔纳（Doftana）监狱被转移到了卡兰塞贝斯监狱。这所监狱还关着一些技术熟练的裁缝和皮鞋匠。我妈妈不止一次地到那里请他们给孩子们做衣服或修理皮鞋，因为他们的收费很低。1941年冬天，乔治乌-德治和他的同志们出现在我们学校的院子里，为为学校砍取暖的木柴。课间休息的时候，我很愿意同他们说话。我还保留过乔治乌-德治当时的照片。他一知道我是铁路工人的儿子后，对我态度非常好，因为他也是铁路工人。乔治乌-德治让我跟他坐在一起，我们谈了许多，主要是他询问我家庭的情况。但是，有一天他问我：“你有没有我可以看的书？请你给我带来。”读书的时候，我每一年都是得奖的学生。所以，我就把二年级的奖品之一，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送给了他。乔治乌-德治非常高兴并且感谢我。我很遗憾，后来再见面的时候没有问他是否看过这本书。我讲这么一段故事，主要想告诉你乔治乌-德治这个人对待人是非常友好的。当时，他已经坐了八年牢了，非常想念他的两个女儿。所以，对我非常好。我那时完全没有感觉他像一个坐牢的，一个政治犯，周边负责看管的警察也没有打搅我们。另外，我爸爸跟乔治乌-德治的关系非常好。
孔寒冰：能简单地介绍一下你爸爸的情况吗？
罗明：1944年，苏联军队路过克拉约克，从这儿再往西边进攻。我同来到这里的苏联人并没什么特殊的交往，只是有几个苏联军官住过我们家的房子。我爸爸的俄语虽然说得不是太好，但还可以表明白他的意思。我爸爸告诉苏联人他是铁路工人，同情社会主义思想。所以，我们家并没有遇到苏联人的刁难。但是，苏联军队进入罗马尼亚各个城市的时候，都给当地人造成了不少麻烦。差不多也就在这个时期，我爸爸正式加入了罗马尼亚共产党。早在1943年的时候，他到布加勒斯特接受了3个月的职业培训，回来后当上了机车车库的副主任，1944年成为主任。再往后，他当过罗共区委第一书记，被任命为西南区机械动力部门负责机车的主任，1947年又被任命为布加勒斯特铁路总局机械动力部的副主任。也是在1947年，我们家搬到了布加勒斯特。我爸爸同布加勒斯特铁路部门的领导人比较熟悉，所以，到了布加勒斯特，我就进入铁路总局所属的中学继续读书，又学了三年，直到1950年毕业。中学毕业后，我就应该上大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