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寒冰：您告诉过我，您虽然1956年正式从北京大学毕业，但投身罗马尼亚的外交工作的时间却要早得多。
罗明：是这样的，我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开始参加罗马尼亚外交部工作了，那是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也许因为对华工作的需要，也许因为考虑我已经有了小家庭需要照顾，所以，外交部决定我提前参加部里的工作。1954年暑期，我回到罗马尼亚休假，外交部部长专门找我谈了话，相关部门对我的能力也进行了测试。比如，让我参加部长与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的会面，把一份中文文件翻译成罗文等等。然后，外交部决定让我一边在北京大学继续学习，一边开始在外交部工作。回到北京后，我继续上大学三年级的课，通常每星期一、二、三在学校学习，四、五、六到驻华大使馆工作。在大使馆里，我那时候负责的文化方面的工作，但经常当翻译。可以说，我从1954年8月就正式进入了外交部工作。
孔寒冰：您第一次参加的是什么样的重大外事活动？什么时间？
罗明：1954年9月，我陪同应缴来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当时，我虽然还不算外交官，但已经负责罗马尼亚与中国的关系方面的工作了。
孔寒冰：你能详细地介绍一下这次访问的情况吗？
罗明：好。这个代表团由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吉奥尔基·阿波斯托尔担任团长，成员有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彼特鲁·格罗查博士，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格·普利奥蒂亚萨，作家尤·卡米拉和依·维特奈。中国五周年国庆时，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派代表团前来参加庆祝活动，但只有罗马尼亚和波兰两国代表团是由执政党中央第一书记率领的。罗马尼亚代表团是25日到达的，当天下午就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中方在场的领导人还有副主席刘少奇、宋庆龄，总理周恩来，副总理董必武、陈云和邓小平。像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一样，阿波斯托尔在十月一日的庆祝大会上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会后到中国各地参观。10月16日，阿波斯托波尔和部分代表团成员乘机回国。所有这些与其他代表团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今天重点向你介绍我陪同罗马尼亚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彼特鲁·格罗查博士在中国访问的情况。
孔寒冰：为什么要专门讲格罗查博士呢？
罗明：关于他，真地有许多事故可讲。格罗查来华访问是应毛泽东主席的私人邀请。所以，在中国访问的时候，除了随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活动之外，他还单独到了中国许多地方进行访问，10月31日才回国。他在中国访问的过程中，实际上受到的是国家元首的待遇，比如，他从北京到南京、上海、杭州、广州、南宁、昆明、重庆和武汉等城市，都是乘坐火车前往，享有两节专门车厢的待遇。
其实，乔治乌-德治同意格罗查应邀出访之后，在罗马尼亚工人党内，一些受共产国际影响比较大的共产党人还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格罗查博士虽然形式上是国家领导人，但不过是一个众人皆知的资本家，只不过开明一些和民主一些而已，中国方面不应当给予他特殊的待遇。中国方面当然能同意这样的做法。为了消除格罗查的疑问，中国方面实际上把罗马尼亚代表团分成了两个实体，以国家元首的礼遇接待了格罗查博士。
孔寒冰：这次来罗马尼亚之前，我在图书馆里找到了一本格罗查博士写的有关这次访华情况的小册子，它是中国方面为了纪念1958年1月去世的格罗查博士而特别翻译出版的，书名叫《在六亿人民的国度》。不过，小册子的主旨是宣传中罗友好，记述的都是格罗查在各地的所见所闻，充满着溢美之辞，虽然言真意切，但背后的和深层次的内容似乎并不多。据您所知，毛泽东主席为什么要以私人的名义邀请格罗查博士访华？安排他到中国各地参观的主要意图是什么？您告诉过我，1954年您第一次陪同罗马尼亚领导人访华，第一次见到了许多中国高层领导人。您能从您自己独特视角谈谈格罗查博士的这次访问吗？
罗明：的确是这样。在陪同这次访问的过程中，除了阿波斯托尔、格罗查博士等罗马尼亚方面的领导人之外，我还首次见到了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方面高级领导人。不过，我没有能见到毛泽东主席。按当时的做法，中国最高领导人会见外国客人的时候，主要的翻译是中方的。我过去的像册中有这样一张老照片。你看，这是阿波斯托尔、格罗查，这是毛泽东、周恩来，这是中方翻译丁永宁。丁永宁当时是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会讲法语，也是学罗马尼亚语学的最快的一位中国青年。他也在新华社工作过，还当过驻罗马尼亚分社的社长，同许多罗马尼亚领导人都很熟悉，大家都很喜欢她。后来，乔治乌-德治在布加勒斯特接见中国的代表团时，我就成了唯一的翻译。
你刚才问到，毛泽东为什么邀请格罗查访华，在这背后还真有故事。罗马尼亚驻华使馆一位参加了毛泽东主席接见格罗查博士的朋友告诉我，毛泽东主席接见了格罗查博士，在表示欢迎之后就对要罗查说：“主席同志，我要您帮一个大忙，帮我说服我们的资本家，不管是资本家、商业家、银行家等等，都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你知道，从1953年起，中国共产党决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其中，在1954年主要是将私营企业变成公私合营企业。在这过程中，许多私营企业主并不理解，也不愿意，但中国共产党又不能采取强硬的办法。所以，毛泽东想了许多“软性”的办法，其中之一就是请远道而来的格罗查“现身说法”，帮助中国共产党做那些私营企业主的思想工作。格罗查博士同意了，我陪了同他在北京之外访问了一个多月。
孔寒冰：那么，毛泽东为什么选择了格罗查博士？“现身说法”是什么意思？
罗明：与东欧的一些国家不同，罗马尼亚是罗马尼亚人自己解放的，而这种解放方式使得共产党不得不同王室、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合作，从而在1944年到1947年期间不得不有一个过渡时期。比如，国家元首开始时是一个院士，后来就由曾经是大地主、大资本家的格罗查博士担任。在罗马尼亚，格罗查是开明的民主人士，与共产党合作得非常好。我先向你简要地介绍一下格罗查博士这个人。1884年，他出生在洪尼多阿拉县的一个牧师世家，1903~1907年间先后在匈牙利和德国获得法学和经济学博士学位，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多次出任政府部长。1933年，他创建了农民联盟，一直到1953年都是该组织的主席。农民阵线从成立的次年起就与罗马尼亚共产党合作，与后者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1944年罗马尼亚解放后，格罗查博士先后出任了联合政府的副首相，民主政府首相，部长会议主席，1952年6月起任大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更为重要的是，格罗查还是一个大银行家、大企业家和大农场主。但是，在罗马尼亚国有化的时候，他把自己的财产都交了出来。在东欧这些国家里，几乎没有像格罗查博士那样的人。罗马尼亚在战后的发展中也面临过与中国相同的问题，采取的解决办法也与中国相近的。这就是毛泽东邀请格罗查来中国“现身说法”的重要原因。
孔寒冰：您提到过，格罗查博士虽然随罗马尼亚代表团而来，但是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是毛泽东主席的客人，而您是作为罗马尼亚外交部的工作人员一直陪同着他。所以，上面说的那方面的情况，您一定知道不少。
罗明：是这样的。毛泽东邀请格罗查博士说服中国的资本家能和平的、很快的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格罗查博士接受了毛泽东主席的要求，在访问过程着重考虑了怎样使中国的企业家、银行家、商业家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在他看来，毛泽东主席当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怎么保证中国尽可能快的发展，因为毛泽东当时已经意识到不能只靠苏联的援助。毛泽东的“一边倒”是一个暂时的政策，中国应当尽可能早的“站立”起来。事实上，毛泽东主席在掌握政权之后，运用了苏联的经验，但发现速度和规模并不能令人感到满意。所以，他一直考虑采取什么模式来更快地发展中国，以便摆脱苏联的那种当“父亲”的姿态。所以，他1953年提出了农业合作化，1954年又把格罗查博士请来了。格罗查博士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他在北京、上海、杭州、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举行演说。这些地方都是大的资本主义基地，资本家都很有钱，很有影响。他在每一个城市跟当地的工商界杰出的代表有所接触，给他们做报告，实际上是在说服他们。他说：“我本来是一个大地主、大资本家，但我现在又是国家元首，又当过部长会议主席，跟共产党人合作得很好。我的女儿是大学教授，我的儿子当过电力部部长，当过驻维也纳大使。”所以，格罗查博士认为，资本家与社会主义政权二者之间没有不可解决的矛盾。与此同时，他也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共产党还是一个民族力量。他说：“你们知道，在1944年之前，罗马尼亚没有什么大型的工业企业，都是外国的，石油是美国和英国的，甚至生产火柴的工厂都是瑞典的，而现在共产党开始发展我们的工业。你们这大概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你们还是要同共产党一起搞中国的工业化，加快中国的发展。”格罗查博士讲得很风趣，也很会说话，通常很随便地跟那些私营企业家主讲话，有时讲的笑话都让这些人捧腹大笑。谈完了，中国的这些私人企业主心里就觉得中国共产党不是那么可怕，不会扼杀他们。
孔寒冰：在这方面当时的具体情形，您能描述一下吗？
罗明：可以说，我是陪同格罗查博士访问了一路，通过各种各样的会见，聚会和访问，我充分地感受了格罗查博士的魅力人格，智慧火花，严谨判断，渊博知识，令人耳目一新的表达，优雅的举止。尤其在与民主党派领导、宗教领袖以及工商、银行界代表的一系列会面中，格罗查博士这些特点表现得最明显。格罗查博士详尽细致的描述满足了听众对罗马尼亚现状的好奇与兴趣。罗马尼亚比中国早五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他的讲述既是意识形态的也是政治的，还像随笔一样充满了比喻和趣闻，两个小时的演讲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在活跃的气氛中，原本非常严肃的主题变得十分轻松。笑声与掌声都充分说明听众被他的演讲所吸引，当然，这也不排除其中的一些人不赞同他的观点。
在中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之际，格罗查博士向中国的听众讲述了罗马尼亚在这方面的做法。他指出，罗马尼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国有化的主要对像是外国资本。罗马尼亚外资的国有化不仅是为了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经济，更重要的是罗马尼亚人必须要完全主宰罗马尼亚土地上的资源和财产。只有这样，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格罗查博士向听众详细地介绍了罗马尼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前的经济状况，指出那时候的罗马尼亚不仅工业薄弱，更严峻的是工业企业都隶属于外国公司、托拉斯以及商行。他用大量的数据说明罗马尼亚人那时候没有能力拥有国家的财富，大量的利润都被转到了国外，更严重的后果还在于罗马尼亚对发展和工业化的漠然。所以，罗马尼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就要把主要的工业生产和银行资本收归国有以实行农业集体化，其初衷就是需要集中必要的资金和工具以支持工业化。为了使听众更为相信自己所讲的，格罗查博士还幽默地说起自己是如何放弃了他的家庭财产，如银行、工业和农业资产等等，因为他知道这样做有利于祖国和人民。他开玩笑地说道：“作为交换，我被选为国家领导人，我的孩子也做了公共管理部门中的官员。”格罗查博士的每次演讲都是在热烈掌声中结束的，大厅中热烈的气氛说明这位自愿退位的“大银行家，企业家和大农场主”得到了理解。
孔寒冰：格罗查博士访问的这些大城市，也都是中国私营企业最集中的地方，不难看出中国方面特别是毛泽东主席的良苦用心。根据格罗查博士的回忆，在离京开始到中国各地访问之前，毛泽东主席曾对格罗查博士说，你此行要像孔夫子那样，周游列国，但要比孔夫子走得更长。访问结束回到北京后，毛泽东主席又设宴款待了格罗查及其女儿。席间，格罗查博士说，他像孔夫子那样周游了，但行程比孔夫子的短，还有北方的三个城市没有去。接下来，毛泽东主席和格罗查博士俩人一段对话非常精彩，各自的寓意也都很深刻。毛泽东主席说：孔夫子要受到批评，因为他没有参观中国北部。所以，彼。格罗查博士也应受批评，因为没有参观预定计划中的两个城市，连沈阳也没有去。格罗查博士的回答也很巧妙：我仅仅遵循了在广东听到的一句中国古语：“吃饭要永远少吃三口”，因而少看了三个城市，同时也是为了减少主人由于对我们的盛情款待而过于费心。
罗明：我们回到北京后，与毛泽东主席的激动会面结束了格罗查博士的这访华。对罗马尼亚给予中国的支持，毛泽东主席向格罗查博士表达了谢意。后来，罗马尼亚领导人同中国领导人会见谈时也多次提到，格罗查博士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所做的贡献。
前面提到过，在前来参加中国五周年国庆的东欧国家中，罗马尼亚和波兰的级别是最高的。其中，罗马尼亚代表团不仅有党的第一书记阿波斯托尔，而且包括国家元首格罗查博士。这表明罗马尼亚多么重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不过，总的看来，当时的中罗关系关不算密切，一切都客客气气的，因为彼此认识和了解的还不多，也不深。比如，毛泽东接见罗马尼亚代表团的时候，问的都是诸如“你们这次旅途怎么样”，“看了一些什么”，“你们跟土耳其关系怎么样”之类的话题，谈话的内容还不够深入。过了一段时间，特别是1955年之后，罗中之间的关系开始有了更实质性的、更丰富的内容。
孔寒冰：对于格罗查这次访华，您还有印象深刻的地方吗？
罗明：有很多。我先讲一件与罗马尼亚内政和罗马尼亚与苏联关系有关的事情。
孔寒冰：好。
罗明：那是在南京。一天晚上，我和一些人陪同格罗查博士参观紫金山天文台。格罗查博士参观了天文台的设备，用天文望远镜观看了天空的几个方向。由于旅途劳累的缘故，他不想再爬曲折的楼梯，便回到了天台，让其他陪同人员继续参观。很自然，格罗查博士就由我陪着。在天台的一角，他告诉我，有一次，在罗马尼亚参观类似的天文台时，他邀请瓦西列·卢卡（属于共产国际派）透过望远镜遥望广阔的天空。看了很久之后，卢卡沉思了一会儿感叹道：“先生，我们是多么渺小！”。格罗查博士回答：“唉，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叫你来这里的原因。”接着，格罗查博士跟我谈起了卢卡和其他一些人的自负与自满，他们大多都曾在莫斯科生活过。卢卡是匈牙利族人，波克夫人是犹太人。他们轻视罗马尼亚历史，忽视罗马尼亚人的感情。格罗查博士向我举例说，安娜。波克曾愚蠢地提议将布拉索夫老城命名为斯大林市。格罗查博士认为，对斯大林的尊敬完全可以通过不影响罗马尼亚身份认同的其他形式来表达。布拉索夫是罗马尼亚最古老最著名的城市之一，不应当改变它的自然属性，“他们完全可以选一个刚刚建立的城市命名为斯大林市”。格罗查博士最后痛苦地说：抵制这些人的建议和行为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们都是些无耻之徒，与莫斯科的影响和权力有密切联系。正因如此，在把无祖国的国际主义者从罗马尼亚党和政府中清除出去的行动中，格罗查博士支持了乔治乌·德治。
格罗查博士还特别讲向我讲述了1952年清除了莫斯科派后访问苏联的经历。应苏联领导人的邀请，格罗查博士作为大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第一次正式访问苏联。他刚刚到达莫斯科下榻的公寓，斯大林的秘书打来电话，说斯大林正在克里姆林宫等着，希望他们马上过去。然而，这时代表团的行李还没有送达。格罗查博士便借口这种情况请求推迟会面。“你知道”，格罗查博士对我说：“我当时还没有穿戴整齐。另外，我是四人组成的代表团的团长，脱离他们就影响了代表团的形象。”斯大林的秘书对格罗查博士说：“斯大林同志知道您是一个优雅的人，可仍然希望马上同你们会面。”格罗查博士没办法，只好请求稍微迟到一会以便带上其他代表一起去。令格罗查博士惊讶的是，出发去克林姆林宫的时候，包括乔治乌-德治在内的其他三人穿着深色的衣服，看上去像运尸官，表情严肃，无法掩饰脸上的紧张。这也可以理解，因为不久前他们把亲莫斯科的卢卡和波克夫人等清洗了。代表团来到斯大林办公室的时候，斯大林前来迎接格罗查博士，热情地握住他的手，然后开始寒暄。当时，乔治-乌德治他们非常紧张，等待着斯大林的暴怒。但是，斯大林突然笑了起来，其他人也都跟着笑了，紧张情绪一下子缓解了。格罗查博士告诉我：“争取到斯大林的支持，我就可以替基查（乔治乌-德治的呢称）说情，确保他在劳动党领导地位的提升。削弱国际主义者犹太人在党内的影响力有利于罗马尼亚政策本地化的方向。”
我深深地被格罗查博士讲的这些所吸引，赞叹他的所作所为。过了一会儿，那些参观天文台的人回到了天台，我们的谈话被打断了。但是，我后来时常想起这次谈话，政治上受到了启发，精神上更加充实，而且还深深地被格罗查博士的人格所吸引。
孔寒冰：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东欧国家的大清洗运动中，其他国家基本上都是莫斯科派将本土派清洗了，只有罗马尼亚相反。您所讲述的这些不为人所知的背后故事对于进一步了解罗马尼亚的这次清洗，是很有帮助的。关于格罗查博士个人，您还有什么故事可讲吗？
罗明：我还近距离地观察到了格罗查博士日常生活的细节。不论晚上几点睡觉，他都会在早上5点半准时起床。一天的活动是由一套体操开始的，紧接着是按摩、淋浴和去厕所。接下来的程序是一天准备活动中最重要的部分，格罗查博士幽默地称它是“土耳其式的祈祷”。为了让我明白，他向我描述了土耳其人每天早晨如何向安拉祷告：“主啊，求你不要让我的妻子欺骗我。如果她还是欺骗了我，主啊求你不要让我知道。如果我还是知道了，主啊求你不要让我生气。如果我还是生气了，主啊求你让它赶快结束！”
每天早晨，格罗查博士都会用半小时的时间用来清点这一天要完成的工作，根据每天的事情他决定自己的看法和态度，尽力使自己平静，不让愤怒影响自己的健康，也不让愤怒影响自己积极地解决日程上的问题。我们从早到晚在一天中见证了一位沉着、愉快的绅士，他以智慧与优雅的手法处理每天的问题，轻松找到看似很简单但其实很完美的解决方法。格罗查博士穿戴精心，与之相适应的是谈话时迸发出的思想火花和一种让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谈话热情的强大能力。更让我惊奇的是，格罗查在参观了博物馆或历史遗迹，纪念馆，工厂或农庄以及学校之后，都能够轻松地组织语言表达印象及看法，用词精致，饱含深情。让你尤其感到愉悦的是，格罗查博士在与人谈话时表现出的洒脱大方与风度翩翩，在世界上展示了罗马尼亚和罗马尼亚人的能力与高贵。
孔寒冰：您陪同了一路，格罗查博士对您的印象也一定很深吧？
罗明：是这样的，对此，我可以用一个故事来证实。1955年12月的一天，我走在布加勒斯特飞行员大街上的时候，突然听到一个带有阿尔迪亚口音的人在叫我。我转身望去，很高兴地发现原来是格罗查博士的秘书罗慕路斯·法尔卡散步。第二天，我收到了格罗查博士的邀请，前往阿雷克桑德鲁大街1号主席团主席官邸与他共进午餐。一起吃午餐的还有格罗查博士的夫人——一位优雅、亲切和彬彬有礼的女士，他的女儿玛利亚·格罗查，曾陪同他博士访问中国，后成为外交部副部长；他的一个儿子，奥克达维亚·格罗查，后来成为能源电子部部长以及驻奥地利大使。午饭期间，主席先生回忆起在中国访问的那段时光，描述了许多令人吃惊的细微之处。当时，他叫人拿来了他写的书稿，为我朗读了很多片段，征询我的看法。他心情十分愉快，因为在中国受到了应得的尊重和礼遇，同时他也表现出了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品德。在回忆起这些的时候，丝毫感觉不到他正在接受监视和审查。他还特别给我朗读了提到我的片段：“来自毕霍尔的农民之子，罗慕路斯·布杜拉，陪同我们一路。他5年前离开了祖国的土地，作为学生来到了北京，现在说一口标准的中文，写一手漂亮的汉字。他的父母走在毕霍尔的田垄上，绝不会想到他们的孩子会成为连接两国友谊链条上的一扣。”对于这样的称赞，我向他表示感谢，同时也对能有机会向他学习而表示感谢。
顺便说一句，当时我没有告诉他，我的第一份外交报告就是写他访问中国的情况。尽管因为初学者的笨拙，报告的难度又很大，但时至今日，我仍然认为这份报告正确解读了这次访问的机缘及其政治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