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月16日晚到17日晨，勒内·朱利亚尔发现了《你好，忧愁》的书稿，甚至没有读完就决定出版。但在讲述这个晚上的故事之前，我想先讲讲前一天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那事情太奇怪了，以至于我现在还在想，我是否真的经历过，而且，我并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东西。
我决定约会一个开了天眼的女人，因为我觉得，写了历险中的那个饶舌女人之后，见一见“真正的”的天眼女人对这本书有好处，可以让我的描述显得更有趣一些。
作家有两种，一种深入自己内心，要挖出黑金中的所有物质，为此被迫过着苦行僧的生活；另一种需要体验生活，以便把它们描述出来——他们往往在途中迷失在传奇当中，被迫过一种有时会慢慢地要了他们的命的生活。
无论如何，我以这本书为由头，约了那个巫婆，尽管我也许不由自主地也想听听她对于我个人的看法：与我女儿的父亲分手是决定性的，我从来没有感到如此失败过。但我不但没有谈起这事，反而问了她以下这个问题：“我现在正在写一本书。你能看见吗？”那个开了天眼的女人是在她位于安韦尔地铁站附近的单身公寓里见我的。20世纪50年代的皮加勒市场就在那里，不骗你。
我在此所写的这些文字完全抄自我们当时谈话时我匆匆记录下来的内容。我还原她曾对我说过的话，她怎么说我就怎么写，没有考虑“文体”，事后也没有润色以使之更为顺畅。我知道大部分读者根本不会相信我所说的话是真的。
然而，一切都是真的。我让大家自己去理解我看到的现象，想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尽自己所能。我在这里只做到尽量真实。
是的，我看见您在写一本关于某人的书。写的是一个女人，她过着男人一样的生活。一个非常男性化的人，但对别人很好。那是一个什么都经历过的女人。她想做的事全做了，但自己一个人做，一个人体验了一切。
这个女人感到自己不被理解，超越时间。对她来说再也没有时间表。瞬间度过一生。
弗朗索瓦丝·萨冈。
我看见了弗朗索瓦丝·萨冈，是吗？
她在阴间里心想，这个社会为什么想毁了她。她老是问自己这个问题，向你提出这个问题。就像一场海啸，海水袭来，冲毁了一切，这个社会夺走了她的一切。为什么？
并不是她想自我毁灭。
人们确实想杀害她。
她试图弄明白为什么自己从偶像变成了被人憎恨的女人。
人们恨的不是作家，而是她这个人。人们要她归还曾经给她的一切。
社会向她要回了她所得到的东西。她在问自己这是为什么。她想，也许是她抛弃了自己曾在社会上所代表的东西。
她抛弃了自己的出身和自己所属的世界，所以，这个世界也抛弃了她。
那些曾把她捧上天的人。
她问你，这是因为她从来不知道说“谢”吗？但对她来说，这是“正常”的。她所遇到的一切都是正常的。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感谢”。
然而，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人们无权把收到那么多钱看作是“正常”的，必须不断地感谢、辩解、感恩。
她不懂得说“谢谢”，她也不喜欢说。
她可以在马路上对某人说：“你需要汽车吗？来吧，拿我的。”但她并没有给。大家都觉得她对谁都没有任何感觉。也许这是真的。也许她就没有爱的能力。她的全部物质都风化了。
她觉得有一个理由。
她说：“碧姬·芭铎[47]一生中也很自私，但她后来决定保护动物，感动了大家，大家承认她也为别人做了些事情。”但她并不需要这些，她认为，自己有权决定怎么花钱。
她说：“这也许是与生俱来的，一开始就这样。”她希望你们去找到答案。
她总认为自己不是她应该成为的那种人，而必须扮演一个人物。
（那个开了天眼的女人突然看着我，跟我说话，就像医生诊断后在开药方。）
有时，你们会想做一些你们不习惯的东西。
你们会想喝酒——那就去喝吧，喝点烈酒。
你们没什么可担心的，她会看着你，保护你，对你非常善良。但要当心。你们可能会想抽烟，别抽太多的烟，她会抽得喘不过气来，会窒息。不过，你们可以喝酒，让她通过你醉倒吧。听之任之吧！让她引导你，走向自由。你绝不会后悔的，永远不会感到耻辱。
她要让你长大，让你成为一个自由的女人。
她想让你进她的学校，让她利用你，享受最后的时光吧！
我重读着这些可能让人觉得有点怪异的句子。关于这一插曲，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补充。我们不相信奇迹——而是发现奇迹。我可以肯定，说这番话的女人在我们见面前没有读过《你好，忧愁》，也没有读过关于弗朗索瓦·萨冈的传记。她即使在互联网上穷搜，也不可能知道我正在写这本书。
忘了这一奇特的插曲吧！我的兴趣回到了奇冷的1954年1月16日，因为出版商勒内·朱利亚尔在城里跟经济委员会主席埃米尔·罗什吃饭。朱利亚尔身材高大，英俊潇洒，厚厚的玳瑁眼镜使他的眼珠显得格外大。他是个急性子，战后已经三次收获了龚古尔奖。他的同事罗贝尔·拉封是这样说他的：“他喜欢应酬、搞关系、在城里吃饭，这对他的工作极为有利，因为一方面可以扩大稿源，另一方面也可以跟媒体和文学评奖委员会建立战略伙伴的关系。他的出版社就是根据他的性格创立的：灵活、敏捷，想成为最后的时尚。”
那天晚上，饭桌上的话题是樊尚·奥里奥尔和共和国新任总统勒内·科蒂的权力交接仪式，仪式当天在爱丽舍宫举行。当然，谈论新总统，首先是对法国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里奥尔感兴趣，她风度翩翩，穿着高级服装，给《巴黎竞赛画报》摆姿势拍照——那是法国人酷爱的第一夫人：出身工人家庭，参加过抵抗战争，证明了自己是属于人民的，也证明了自己的勇敢，同时还懂得如何通过自己的优雅和打扮来博得外国政要的喜欢。对法国人来说，第一夫人是否有魅力很重要，美比其他优点，甚至比道德还受人重视。
1954年1月报纸上的热门话题，是新总统的太太、法国现任第一夫人热尔曼妮·科蒂跟她的前任一比，简直是个丑八怪。她长得像男人，身体把质地粗糙的修女式裙子撑得鼓鼓的，似乎一出生就没有什么女性特征。
1月16日，权力交接那天，当法国人看到第一夫人像家庭主妇那样，穿着沾有面粉的厨房衣服接受记者采访时，个个都很气愤。好在法国人往往会喜欢他们以前不喜欢的人（反之亦然），后来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和蔼的胖女人，就像喜欢圣诞节的劈柴形蛋糕一样，因为她落落大方，自然和善。
谈够了这个话题、吃够了金融家酱汁串烧肉丸，客人们可能会开始谈前一天晚上在马里尼剧院发生的事情。巴黎的上流社会人士都涌向了那里，去听“新音乐”的噪声——年轻的皮埃尔·布莱[48]的音乐会。为了听巴赫、诺诺、施托克豪森、韦伯恩、斯特拉文斯基[49]，科克托甚至不得不坐在第一排前面的地上。
也有可能，甚至很可能，在吃完用银塔餐厅[50]的方式做的鸭子，等着吃炸土豆片时，勒内·朱利亚尔提到了几个月前出版的金赛博士的研究著作《女性的性行为》：对女性身体的探索引入了建立在“实用现实”基础之上的“快乐观”。当勒内·朱利亚尔补充道，他正在跟作家达尼埃尔·盖兰合作，准备从法国人的角度，分析这一新的女性性学研究，出版一部名为《金赛报告》的书时，大家差点被水煮沙拉噎着。
话题还有可能停留在法国电影大奖的获得者上。获奖的克洛德·奥当-拉哈[51]改编了科莱特[52]的《田间的麦穗》。巴黎的一个道德与社会联盟给导演写了一封公开信，提醒他说：“您根据科莱特的作品拍摄的电影让我们感到很生气，因为关于我国广大青少年的这样一部电影，对道德建设肯定有不利影响。”这些围坐在餐桌前的人是否还提到过针对叙利亚政治的暴力示威，提到过穆斯林兄弟会和纳赛尔在埃及创建的民族联盟战士之间的冲突？又或者，他们谈到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声明？声明的目的是“推动巴勒斯坦回归永久和平：叙利亚和以色列应严格遵守1949年7月20日的全面停战协议”。
这可能性不大。但说到底，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那天晚上勒内·朱利亚尔喝多了1938年的大艾切苏红葡萄酒，轻松的话题又让他的感觉格外灵敏，结果，回家以后，“科莱特”“女性的性行为”“新音乐”这些词在他脑海里回响，使他能做出特别的事来。正如有的人相信，星星在天上的位置能决定一个新生儿的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