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的几年，列昂诺夫把主要精力用在创作长篇小说《俄罗斯森林》上。这部作品发表于斯大林逝世的那一年的年底，自然斯大林已不可能发表意见了。开头它曾受到尖锐批评，最后得到多数人的肯定，并于1957年荣获首届列宁奖金。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对斯大林发动了批判。列昂诺夫和许多作家一样，思想上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他开始重新思考和认识斯大林及其时代，看法和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着名批评家、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库兹涅佐夫在谈到列昂诺夫时曾这样说过：这是一个极其小心谨慎的人，他精心掩盖自己对革命的怀疑和内心的痛苦，他的想法和感受只有时通过创作流露出来。苏共二十大后，他开始修改他过去发表过的作品，把过去不便说或不便明说的话都说了出来，例如剧本《暴风雪》在1963年发表时就是这样的做的。他的另一个剧本《侵略》的1964年修订本也恢复了原有的构思，把主要主人公写成三十年代肃反扩大化的受害者。列昂诺夫在作品中一般不直接写斯大林，只有在《俄罗斯森林》的初版里出现过斯大林的形象。作者在后来的版本中将其去掉了。列昂诺夫自然不会忘记他直接写斯大林的文章，尤其在想起那篇奉命写成的《谈谈第一位代表》，心里很不是滋味，总想说明一下当年写这篇文章的情况。晚年他给一家报纸写信，说明是当时担任作协责任书记的波利卡尔波夫强迫他写的。这件事使他很不舒服，一直记在心里，不仅是由于这位独立不羁、不喜欢由别人“命题作文”、甚至不愿意按照别人意见修改文章的作家觉得自己做了一件违心的事，而且由于这是在他自己被提名为最高苏维埃代表候选人时写的，这不免有贪图名利和进行政治交易之嫌。但是从通篇文章来看，除了有个别词句言不由衷（例如文章说，“是我的人民和良心命令我谈谈我们国家第一位代表斯大林同志的”）外，并没有神化和不着边际地颂扬斯大林之处，他对斯大林的看法和评价符合他当时的认识，与他自愿写的《他 将始终是巨人》一文是基本上一致的。
上面提到过，列昂诺夫在1940年受批评后开始构思的长篇小说《金字塔》，试图把他对革命和二十世纪俄罗斯历史的真实看法，把他关于俄罗斯人民以及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的思考全都写出来。这部小说断断续续写了三十余年，经过无数次的变动和修改，到九十年代初还是一大堆没有连接成一个整体的片段。这时列昂诺夫已是九十多岁高龄的老人，双目几乎失明而又患有喉癌，只好请人帮他修改加工，把这些“零件”焊接成完整的小说。经过几位编辑在他指导下两年多的努力，小说终于在1994年上半年出版，几个月后列昂诺夫就与世长辞了。
这部小说完成于苏联剧变之后，它的作者经过社会的大变动，思想情绪以及对小说所描写的时代和各种人物的看法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不能不反映到小说的主题思想的揭示和人物性格的刻画上来。考虑到这一点，在阅读小说时看到其中对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否定，看到它所描绘的一幅幅社会生活的阴暗画面，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小说的故事发生在1940年晚秋，一开始就讲到作者因一个剧本获咎，“有一个星期和衣而睡，等待夜里有人敲门”，最后总算躲过了被捕的厄运，为了排遣郁闷，到了莫斯科郊外的乡村墓地旧费多谢耶沃。小说叙述了乡村墓地周围的居民们的生活遭际，描写了他们与其他人物的接触和碰撞以及交谈和争论，发表了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涉及面很广。小说还写了一个来自外星的人物德姆科夫，这使叙事带有某种神奇色彩。在写这个人物时，作者叙述了他来到人间后的表现和感受以及他与斯大林的一次长谈。下面就专门讲一下小说中对斯大林的描写。
小说在叙事过程中有时也指名或不指名地提到斯大林，而在第3部里用了整整两章（第13、14章）的篇幅描写斯大林请德姆科夫去克里姆林宫晚会上表演魔术（因为德姆科夫来到人间后因有特异功能在一个杂技团里当魔术师）的经过以及晚会上的气氛和斯大林的表现，叙述斯大林在办公室里与德姆科夫谈话的内容。这次谈话长达几个小时，大部分时间由斯大林讲，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斯大林的自白。作者作这样的设计和安排，自有其高明之处。他让斯大林主动找外星人谈话，寻求他的支持和合作，说明斯大林有许多解决不了的问题。他把斯大林放在一个不参与人世间的纷争的外星人面前，让斯大林坦率地、毫无顾忌地说出自己的看法和想法，实际上是让斯大林进行自我揭露。在谈话一开始，斯大林对德姆科夫说：“您将听到一些与谈话人的政治面目不相容的怪论。”接着便发起议论来。他说，为了在深渊面前避免危险的纷争，在发动决定性的进攻前需要把群众的热情引导到神化领袖上去，这是使群众在遭到不可避免的痛苦时不感觉到痛苦的惟一方法。他在谈到革命斗争的经验时说，布尔什维克党之所以很快取得了夺取政权斗争的胜利，是因为有效地利用了俄罗斯人的不正常的心理。他认为在“入侵财产的世界”时有不少政治对抗性的极端做法，十月革命时作出的“一切归大家”的承诺虽有利于炸毁社会不平等的堤坝，但也激发了人们的盲目性，冲刷了上帝、祖国、家庭等权威性的东西，终有一天这打击会落到我们自己头上。他说，一个外族的统治者，如果目光短浅，就会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里睡不好觉；他不相信有古老根基的俄罗斯人可以通过宣传教育和行政手段改造过来，但是又认为俄罗斯民族是他完成既定任务的主要手段。他又说，把基督教抛进垃圾堆还为时过早，提出可以把它的某些道理注入到共产主义纲领里去。他还说，劳改营制度可以用来消除反抗和埋怨，充分发挥人的潜力，保证他们“百分之百地燃烧而不留灰烬和黑烟”。他为自己所推行的高压政策和广泛开展的镇压行动辩护。斯大林还叙述了他与俄国历史上的暴君伊万雷帝之间的一场争论。伊万雷帝告诫他不要“在血海中呛死”，斯大林反问伊万雷帝为什么要杀那么多大贵族，嘲笑他没有把大贵族杀尽而使国家陷入了混乱。斯大林预见到自己的历史命运，说他的所作所为必然会使自己劳碌一生，并受到下一代人的咒骂，但是他并无改弦易辙的意思。列昂诺夫在写完斯大林的这段独白后声明，斯大林对德姆科夫说的话没有第三者听到，也未作记录，不能认为是“时代的确实可靠的文件”。其实作这样的声明是完全多余的，因为谁也不会这样认为，也不会相信列昂诺夫笔下的斯大林说的话有可靠的依据和符合历史的真实。应该说，小说中描绘的斯大林只是它的作者心目中的斯大林。
不过话又要说回来，列昂诺夫虽然在《金字塔》里用讽刺的笔调写斯大林，像某些批评家所说的那样，把斯大林写成“聪明而又阴险狡诈的暴君”，但是他对斯大林并不全盘否定，在晚年的多次谈话中说斯大林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认为这样的人物只有像莎士比亚这样的大手笔才能很好地展示。他肯定斯大林的雄才大略，赞扬他在把俄罗斯各个分散的地区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方面所起的作用。因此仍然可以说，晚年的列昂诺夫对待斯大林的态度与过去相比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变化。
列昂诺夫在《金字塔》里对斯大林的描写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而反对最激烈的是洛巴诺夫。这位着名批评家是研究列昂诺夫的创作的专家，曾出版过专着《列昂诺夫的长篇小说〈俄罗斯森林〉》。他一直与列昂诺夫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与此同时，他也对斯大林有深入的研究和了解，编辑出版过一本名叫《斯大林：同时代人的回忆和文件汇编》的书，发表过赞扬斯大林的长篇文章《伟大的治国安邦者》等。他在读了《金字塔》后，对列昂诺夫在写斯大林时“背离了应有的历史准则和审美准则”非常生气。他说，问题的实质在于：列昂诺夫在写《金字塔》时，受到了想要丑化斯大林、把斯大林写成一个暴君和恶棍的意图的支配。他又说，这部小说写于卫国战争后，而作者居然不记得斯大林在这场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不免令人感到奇怪，因为一般说来是不能不记得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国务活动家的。洛巴诺夫不止一次地而且毫不客气地向列昂诺夫提出不同意见，反对他的这种夸张的、不符合实际的写法。列昂诺夫大概也觉得自己做得有些过分，失去了应有的分寸感，根据曾经帮助列昂诺夫整理和加工文稿的女学者奥莉加·奥夫恰连科在一篇文章里透露，这位老作家原则上同意对斯大林的形象作进一步的加工，答应在修改斯大林与德姆科夫谈话这个片断时考虑洛巴诺夫的所有意见，并且一直期待着与他面谈以便进一步交换看法。可惜列昂诺夫没有等到与洛巴诺夫见面就去世了。可以作这样的设想：如果列昂诺夫多活一些日子，这位习惯于反复修改自己作品的作家大概会在别人帮助下对斯大林形象作一定的改动，使它变得既比较符合历史真实，又符合他本人对斯大林一贯的看法。
综上所述，斯大林对待“同路人”作家既不歧视，也不苛求。他重视他们当中有文学才华的人，主动团结他们。他们的作品只要对人民有好处，能带来益处，就加以肯定。他还善于发挥“同路人”作家的某些长处和利用他们的某些特点，使之为团结更多的人和扩大苏联文学的影响服务。不过斯大林并不是任何时候和对任何人都能做到这样，有时表现得比较粗暴，甚至破口骂人，这不能不是一大缺憾。
第二节斯大林与新生代作家的关系
斯大林与法捷耶夫的关系。——与肖洛霍夫的关系。——与米哈尔科夫的关系。——与西蒙诺夫的关系。
新生代作家的创作遍及小说、诗歌、戏剧等各个领域。斯大林对这一代人比较重视和关心，对他们表示支持，帮助他们解决创作上和生活上遇到的问题。他信任其中的少数人，委以领导作家协会的重任。受他的器重或与他有过较多联系的有小说家法捷耶夫、肖洛霍夫、巴甫连柯、利别进斯基、潘诺娃、潘菲洛夫、西蒙诺夫等，诗人别泽缅斯基以及剧作家比尔－别洛采尔科夫斯基、阿菲诺盖诺夫、维什涅夫斯基、基尔顺、波戈廷、柯涅楚克等。下面具体讲一下他与法捷耶夫、肖洛霍夫、米哈尔科夫和西蒙诺夫的关系。
一
先讲斯大林与法捷耶夫的关系。法捷耶夫于1901年出生于一个革命家庭，从小受家庭的熏陶，尤其是母亲对他的影响很大。他很早走上了革命斗争的道路。十七岁时就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接着参加了游击队和红军，十九岁出任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某部旅政委，在与日本入侵者的战斗中负了伤。1921年3月出席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是最年轻的代表之一。大会期间参加了平息喀琅施塔得叛乱的战斗，再次负了伤。伤愈后曾在莫斯科矿业学院学习，接着做了一段时间的党的工作，同时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法捷耶夫说他懂事后的整个一生是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里度过的，自称为“党的士兵”，对党有深厚的感情。他是先成为革命者然后才成为作家的，对他来说不存在接受不接受革命的问题。
斯大林对法捷耶夫这样的人是信任和器重的，曾委以领导苏联作家协会的重任。而法捷耶夫对斯大林这位老一代革命家和党的领袖则怀有某种敬畏的心情。他曾说过，“我怕两个人——我母亲和斯大林，既怕又爱”。应该说，两人在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对文学的本质和作用也有共同的看法，有时甚至在审美趣味方面也显示出某些相似之处。但是他们毕竟属于两代人，经历和思想理论修养有所不同，所处的地位和从事的工作也不一样，因此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并不都是一致的。斯大林在重用法捷耶夫的同时有时对他的工作并不满意；而法捷耶夫对斯大林也并不盲目地服从和崇拜，有时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这就使得两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不那么简单的关系。
法捷耶夫登上文坛后，加入了拉普，不久成为它的领导人之一，并担任已由拉普控制的《红色处女地》杂志的责任编辑。1931年该杂志刊登了普拉东诺夫的小说《有好处（贫农编年史）》，据说斯大林读了极为震怒，在上面批了“混蛋”二字，并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对《红色处女地》编辑部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批评他们刊登了这部“富农的和反苏维埃的小说”。法捷耶夫得知后急忙作了检讨，并发表了《关于一部富农的编年史》一文，对小说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由于他反映及时，采取的措施得当，一场风暴终于躲过去了，没有丧失斯大林对他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