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勤锋
在广袤的鄞南平原上，有一个风光秀美、民风淳朴的村庄，叫铜盆闸村。此村南靠九曲河，西靠奉化江，虽说面积只有0.7平方公里，但在清末至民国初期，却连续走出两位著名的爱国爱乡人士——严康懋先生和李惠利先生。钱庄业巨商严康懋先生乐善好施、扶贫赈灾的事迹，在甬城家喻户晓；而“钟表大王”李惠利先生也是报效桑梓、造福故土的典型，他多次向家乡捐献巨款，为宁波教育和卫生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的壮举，诠释了“宁波帮”乐善好施、造福社会的品质；他们的力量，帮助了故乡的发展，甚至影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他们以及一大批宁波帮人所演绎的“宁波帮，帮宁波”，已经成为了感动中国、感召世界，最具温情的世纪故事。
慧眼识表院起家于上海
李惠利先生1912年出生于上海一个商人家庭，童年在家乡鄞县维勤乡里四堰（今鄞州区钟公庙街道铜盆闸村）度过，后回到上海求学。18岁中学毕业后便投身钟表行业，凭着自身的聪慧与勤奋，4年后年仅22岁的他便自立门户，创办了上海华明利记钟表行，并独家经销瑞士“英纳格”手表。就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说，二十世纪初期的旅沪甬人中，虽有不少白手起家并最终获得成功的商人，但大量的还是以剃头、车夫、帮佣、裁缝等为业的穷苦百姓，而李惠利先生年纪轻轻就自立门户经销起了世界名表。“商场如战场”，当时上海钟表行中经销瑞士名表的，光宁波商人就有亨达利老板孙梅堂，他主要经销“浪琴”、“麦唐纳”、“大罗马”表。另一位宁波商人亨得利老板应启霖则主要经销“摩凡陀”表，每年的销量都在数十万只以上。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李惠利先生心里非常清楚，自己的钟表行无论从经营规模还是知名度来说，都无法与两“大亨”相比。但他坚信只要走独家经销之路，一定会在夹缝中求得生存。
李惠利先生眼光非常独特，他选择“英纳格”表作为经销对象。“英纳格”表起源于1854年一家瑞士钟表手工制造作坊，ENICAR的名字，便是由RACINE家族，将其姓名倒转过来写而得名。1910年，英纳格出产的怀表因为走时精确，受到市场的欢迎，特别是欧洲一些国家的铁路人员，通常使用英纳格表作为他们的计时工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纳格表成为欧洲国家士兵们腕上的必备品之一。1930年，英纳格开始制造自动及有防水性能的腕表，进而才渐渐跻身瑞士名表的行列。英纳格这朵才露出点尖角的“小荷”，对当时的中国消费者来说还显得比较陌生，但李惠利先生乘别人还未对此表关注之际，捷足先登，获得了独家经销英纳格表的权利。他的决策是智慧的。从地理上看，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由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生产的恢复、商业贸易的活跃，以及洋务运动的开展，上海迅速成为中外贸易的枢纽和全国工商业的中心，手表业在上海有大量发展的机会。再者，随着租界的辟设，西方侨民的人数相当可观，这些对英纳格表早有所闻的洋人，无疑是最好的消费群和宣传者。事实也证明了李惠利先生的英明，英纳格表自从进入中国后，很快就打开了市场，取得了非凡的销售业绩。
正当华明钟表行的生意日渐兴旺时，抗战爆发了。但不管上海变成“孤岛”还是全部沦陷，瑞士表依然源源不断地输入。或许有人会说，这是由于瑞士在二战时是中立国的缘故，其实不然。真正的原因是德国历来是瑞士的最大贸易伙伴。二战中，瑞士一直都维持了同德国的经贸、金融关系。大战爆发不久，瑞方向德方提供1.5亿瑞士法郎贷款，德方则允许瑞士商品经由德国转口。意大利亦从同瑞士的经贸关系中获益。二战中三大法西斯有两个对瑞士有利益关系，而作为盟友的日本当然不会去阻拦瑞士表在中国沦陷区的销售了。等二战结束后，英纳格不仅在国内深受消费者欢迎，而且还打开了南洋诸国的市场，而李惠利先生也顺理成章地当上了英纳格在东南亚的总代理。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华明钟表行很快就成为了沪上同行业中实力最强的大户。
睿智经营院辉煌于香港
而正当人们为华明行的快速发展啧啧称奇之时，李惠利先生却把目光投向了享有“东方之珠”美誉的香港。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损失重大，对外贸易几乎全部停顿，工业生产也告萎缩。但战后数年间香港就恢复到原来的转口港地位，对外贸易额超过战前最高水平。在外贸带动下，经济更是得到全面恢复。基于此，1947年李惠利先生毅然决定将华明行迁往香港，开始了新一轮的创业历程。此时的英纳格虽已名声在外，但李惠利先生认识到，想在香港这块商业竞争尤为激烈的地方站稳脚跟，光靠产品的名气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勤俭诚实”才能得到别人的信任和帮助，才能把生意做得更好更大。其实，纵观每一个成功的宁波帮人士，几乎都是一部勤俭艰苦的创业史。勤，使他们极尽人事之运用，富有进取冒险精神；俭，使他们善于积财，注意节约各种资源。同时，他们主张“见利思义，信誉至上”，坚持诚实守信，恪守商业道德。李惠利先生深谙其中的道理，因此香港华明行有限公司一开业就向客户信守两个承诺——“待客如待己”：您的一切要求，如同我们自己的急切需求一样被重视；“信我者即有所得”：用我们的努力让您获得最大最好的收益。除此之外，李惠利先生还特别强调“高要求”。他认为：对产品、对员工、对管理，都应该有极致的追求，“要求成就品质，执行成就规范”。后来，华明行第三代传人高鼎国就指出：“这是华明行的传统，也是英纳格成功的秘诀。”他举例说，“比如产品，我们新推出的纳米系列厚度要求在5mm以下，那么就要严格执行这个要求的标准。这样可能会在生产中淘汰很多只差一点点的产品，我们宁愿承担这个成本，这是对客户的责任”，这个传统就是他外公李惠利先生建议并执行起来的。
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英纳格以其经典的造型、细腻的做工、精准的走时和优质的服务，进入了最辉煌的时期。1951年美国空军指定使用英纳格手表。不少欧美飞行员及潜水员爱戴英纳格的Sherpa（雪葩）系列腕表。据说此表十分精确，可靠性高，能够耐受极端恶劣的气候环境，防水深度可以达到200米。1956年瑞士探险队戴着英纳格表成功攀登珠穆朗玛峰，1956年及1960年两度成为日本越冬队探险南极时的指定计时器。而最令世人惊叹的是1957年，为纪念著名的“五月花”号帆船，“五月花”二号船在英国德文郡的布里克瑟姆船场下水，展开了横渡大西洋之旅。这次航行中，“五月花”二号的船长把一只英纳格表系在船舵上。这只表浸泡在海水中长达50多天，到达美国时，仍然保持着精准的走时。根据船长所言，英纳格“抵受了海水和游船的任何撞击……尽管如此，它仍时刻分秒不差地运作，甚至到了现在仍然如是”。世界各国对英纳格的认同和喜爱，再加上李惠利先生令人信赖的销售服务，使之成为当时中国中档表的中流砥柱。老百姓亲昵地称英纳格男表为大英格，中型表则被称为小英格，年轻人都以佩戴英纳格手表而自豪，不少人娶媳妇时，都喜欢买一块英纳格手表当作聘礼。
1962年，英纳格开始制造自己的机芯，被称为“Rubirotor”，制造出来的机芯不仅用在英纳格手表内，还供应给其他瑞士品牌的手表制造厂。进入1970年，英纳格比其他手表品牌更率先推出超薄型手表款式。同样是在1970年，英纳格成为首批售卖瑞士制造石英表的瑞士表厂，此石英机芯Beta21是由瑞士一家名为Centre Electronique Horloger（CEH）的实验室研制，并于1967年荣获Neuchatel Observatory的最精确石英表芯奖。面对如此好的机遇，历来固守传统、崇尚雍容华贵的瑞士手表业决策者们却压根儿瞧不起这种简陋的“玩乐商品”，一甩手就把它抛弃了。但日本人获取这一情报后，却把它当宝贝一样抓住不放，而且花了大力气、大价钱，大规模地投入了生产。正当瑞士人斜着眼睛嘲笑日本人时，手表业的电子时代不可阻挡地降临了。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日本推出了一种新型的以石英震荡为时源、以微型电池为动源的电子手表——精工表、西铁城、卡西欧，开始大规模地投放国际市场，并以其价廉物美的优势，很快使素有“钟表王国”之称的瑞士钟表业销售额急转而下。据资料统计，1968年，日本手表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几乎为零，瑞士表则占据了65%的份额，利润更是高达80%以上。但是在1947—1979年间，瑞士的手表产量在日本手表的冲击下，从8400万只下降到6000万只，从业人员从8万减少到5万人。其中，仅1978年就有172家手表厂关闭。到了1980年，出口额甚至还不到1974年的水平。八十年代初期，瑞士表走到了低谷，而首当其冲损失最大的，正是英纳格这样的中档表。李惠利先生经常静下心来思考“钟表王国”瑞士日薄西山的原因。这里面，除了瑞士钟表厂商志得意满，故步自封外，主要还是不与时俱进，对新生事物不屑一顾所致，必须引以为鉴。
面对罕见的局势，以经销英纳格为主业的李惠利先生并没有惊慌失措。早在1960年，他看到香港日益增多的人口和房地产可观的前景之时，就已经陆续投资涉足香港地产业。到了钟表行业的低谷期，他更是投入巨资参与多项地产开发，并获得了很大成功。当然，多元化的经营没有使李惠利先生放弃本行，他时刻关注着钟表业的动态，研究推销产品的绝招。当时推销商品，普遍的做法都是找影视、体育等明星代言，或在报纸杂志上登个广告。但细心的李惠利先生发现，电视已越来越多地进入了普通人家，于是不惜重金，率先在电视上打出一条广告语：“瑞士名表英纳格，又精又准又够格，戴表请戴英纳格”。结果，这则电视广告很快就家喻户晓，引发了英纳格的热销。此后，每当英纳格推出新表，表迷们要事先取得许可证，然后提前一两天排队才能购得。这种业绩，是其他品牌的手表根本做不到的。1988年，李惠利创立的明华行收购英纳格。
在年逾古稀之时，李惠利先生开始物色合适的接班人。李惠利先生和夫人唐文兰女士育有四个女儿。大女婿黎乃昭学医出身，在美国一家医疗制品公司任总裁。二女婿周志文是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三女婿高叔平，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化学工程博士，专业知识正合适从事制表工艺，更为重要的是，其为人处世风格都与岳父非常接近。于是，李惠利先生就有意选他为事业的接班人。高叔平从美国学成归来后，李惠利先生就让他在自己的办公室一起办公，以便时时刻刻言传身教。而事实证明，高叔平确实是个理想的人选，他不仅把李惠利先生“勤俭诚实”的理念奉为创业的金科玉律，而且基于和瑞士方面的关系密切，又熟悉中国消费者的口味，高叔平多次设计出在内地市场相当畅销的手表款式。为了打击假冒产品，高叔平设计出透视表底，机芯操作一目了然，而且价格合理、做工优等，投放市场后既杜绝了冒牌货，又以时尚优雅的外表吸引很多顾客购买；为了防止电镀脱落及由此造成的污染，高叔平运用日本离子电镀技术进行镀金，这种技术镀上的金属色会与附着物合而为一，只会随时间日复日地磨薄，不会出现剥落的情况。这一技术的应用，既解决了英纳格手表上传统工艺存在的缺陷，又使英纳格手表质量更上了一层楼。高叔平又一杰作是采用蓝宝石玻璃表面于中档手表。蓝宝石玻璃表面坚硬无比，只有钻石能刮花它，但当时由于技术原因，这种玻璃卖得很贵，批发价只售几百元一枚的手表无法负担。但后来，这种玻璃的成本下调到只有早期的两三成，于是高叔平马上采用，在同级手表中，又一次创了先河。
除了经常参与研究制作，高叔平还在质量管理上花费很多时间，甚至会亲自测试手表的准确性。每只英纳格手表在出售前，都会再通过3次不同转速的测试，以及其他各种安全和质量测试，才能正式推出市面。正是对产品质量的苛刻，英纳格略有小毛病的手表才会少于万分之一，就算别的销售价高出英纳格数倍的品牌，也未必能达到这个指标。由于高叔平出色的表现，和李惠利先生雄厚的实力，1988年，英纳格被香港华明行收购，产品依然在瑞士进行生产。至此，李惠利先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名表英纳格掌门人和香港的“钟表大王”。
热心公益袁授业后辈
但凡白手起家、事业有成的海外宁波帮企业家们，历来注重实干，崇尚多做少说。而且，他们都有勤劳节省的好习惯，善于理财，精打细算，个人生活也十分俭省。有的烟酒不沾边，自己不参赌，连太太们也不搓麻将；有的家里洗衣机是旧的，电视机也是黑白的；有的外出不坐豪华轿车，而坐公交车或干脆跑路去上班，为的都是节省开支。李惠利先生夫妻俩也是这样，尽管他们的经济实力很强，但夫妇俩的日常生活，依然保持了节俭的老传统，起居饮食的事，自己能做的尽量自己动手；有时到餐馆请客吃饭，吃剩的饭菜也一定要打包回家。
虽然李惠利先生对自己的生活非常节俭，但他对爱国爱乡、造福桑梓之事却是慷慨大方。李惠利先生认为要使国家富强起来，眼光一定要放得长远。捐衣服只能御一时寒冷，捐食物只能抵挡一时饥饿；唯有教育，才是使国家走向进步与富强的治本之道。李惠利先生是虔诚的基督教徒。1975年，他资助香港的遵道公会与卫理公会正式联合，成为“香港基督教循道卫理联合教会”，这是在华人教会历史上划时代的一项大事。同时，他向教会捐款办学，在新界葵涌兴建循道卫理联合教会李惠利中学。该校成立于1977年9月，占地600平方米，拥有中央花园、冷气礼堂及教师、多媒体学习室、学生活动中心等，教学设施完备。现为政府资助的文法中学，以中英文为教学语言。学校中文校训是李惠利先生建议的“各尽所长”。“各尽所长”就是让学生在学校这个展示才华的舞台上，尽情地释放自己的潜能、发挥自己的特长；这样的办学理念，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先进的。
1979年，李惠利先生又捐资在香港九龙塘创办李惠利工业学院。该校设有6个学系，即商业系、设计系、文理工学系、工业技术系、机械工程系和汽车工程系。1985年增设一个视听教材中心，为各工业学院录制视听教材及提供咨询服务。工业学院现已改称香港专业教育学院李惠利分校，与香港知专设计学院一并迁往调景岭新校舍。
李惠利先生不遗余力地捐资办学，为此还卖掉过许多房产物业，多年下来，要想统计出一个确切的数目，那是件很不容易的事。高叔平后来说道：“我外父并不是把钱看得很重的人，七十年代他创办李惠利工业学院时，捐了1000万；当时一间豪宅也只不过约卖30万，现在价值3000万！”
李惠利先生病逝后，由女婿高叔平先生担任瑞士英纳格表厂董事长兼总裁、香港华明行有限公司董事长，把英纳格腕表的技术又推上了另一个台阶。它以“准确度高、十分耐用”成为国人结婚时最抢手的“三大件”之一，英纳格的名气在当时的中国可谓无人能敌。然而，市场的挑战就像预先准备好的一样接二连三而来。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扩张周期。中国消费者开始将手表当作首饰来佩戴，他们不再只纠结于计时器的精准与耐用，也不再追求几十年只戴一只手表的实惠，而是一人拥有多只昂贵手表，轮换佩戴以彰显自己的修养。其他各大品牌为了能够分享中国这块大蛋糕，纷纷使出了浑身解数，如不计成本地制造奢华，进行广告轰炸，采用前卫设计等。在抢占中国钟表市场的同时，挤压低价位钟表的生存空间。而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便家喻户晓的英纳格手表，却低调得几乎看不见任何声响，加上其当时的定位是走大众路线，似乎和这个时代脱节。1997年开始，英纳格业绩开始突然下滑，连年不容乐观的销售业绩，使企业面临即将关闭的险境。
2004年，李惠利先生的外孙高鼎国结束海外求学创业生涯，临危受命，正式介入企业经营管理，担任瑞士英纳格表大中华区执行董事。高鼎国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钟表，受家庭熏陶对钟表情有独钟。上学的时候经常利用假期到瑞士的工厂里去从最基本的技术学起，有机会就帮忙手表装配、调校以及维修。大学的时候，高鼎国在美国著名的大学普林斯顿主修经济，辅修工程管理和金融。毕业之后，开了一家公司，专门为微软等公司做网络在线游戏的后台技术支持。两三年之后又在美国东海岸办了另一个公司积累经验，接管英纳格可谓“水到渠成”。接手公司后，高鼎国天天去看店，天天找经销商聊天，他希望以最快的时间了解市场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不久他便发现，英纳格在老一辈人心中象征着身份和梦想，但由于英纳格后期走大众路线、款式也没有太多的变化，渐渐地，它不再是普通人荣耀的象征。面对新的市场环境，高鼎国当机立断：英纳格必须转型。
2007年，在瑞士巴塞尔钟表展上，英纳格推出了天文台表；同年11月，这款手表在杭州亮相后，创造了100天内销售1000块的惊人销售纪录。高鼎国笑着说：“家人认为我能把英纳格的业绩一直保持在2004年的同期水平就可以了，他们从没有想过英纳格会有如此成功的一天。”就在家人、员工拍手叫好、大呼成功，可以继续复制新品的时候，高鼎国没有做出任何大刀阔斧前进的指令，而是在原有天文台表的基础上，做出了一个天文台表系列，用最高的品质加上合理的价格，赢得了市场。在短短的时间内，天文台表系列销售超过1万只，这款系列表现已成为英纳格品牌的王牌产品。
从2004年至今，英纳格在高鼎国的掌管下业绩不声不响地翻了10倍，即使是在哀声一片的金融危机中，英纳格依然保持了40%增长额的惊人业绩。“做手表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每一个环节都要小心再小心，不能出现一丝偏差，一个环节做不好，品牌便不会成功。”高鼎国透露，作为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品牌，英纳格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最重要的特质就是高要求，要求成就品质，这也是英纳格成功的秘诀。对于第三代继承人的表现，李惠利先生若泉下有知，一定非常欣慰。
心怀大爱院留惠故乡
英纳格自1934年被李惠利先生独家经销，到1988年被他创立的明华行收购并畅销至今，这其中的艰辛是常人无法体会的。更令人敬佩的是，当李惠利先生在自己的领域创造了辉煌的同时，无论离家乡有多远、成就有多大，心却一直牵挂着家乡的公益事业。他与江东有着割舍不断的血缘亲情，在江东留下了他众多的大爱之作。
李惠利先生是宁波旅港同乡会和甬港联谊会的名誉会长。1987年9月，李惠利先生偕夫人唐文兰女士终于回到了阔别整整40年的故乡，受到家乡人民的热情欢迎。现存的故居位于铜盆闸村中央靠小河的位置，是李惠利先生当年在上海掘得第一桶金后，花费不少资金在旧址上重新翻建的。故居主体建筑坐北朝南，占地近600平方米，合院式结构，由正厅、厢房和前后两天井组成。故居正面为两扇朱色木门，上面是徽式石雕门楣。黑灰的瓦当，简洁的雕塑，显现了主人含蓄而不张扬的个性。走进大门，左边正厅为重檐硬山顶楼房，五开间八柱九檩、穿斗结构，上面牛腿、雀替雕刻精美。前天井内设有东西厢房，均为单檐单间硬山顶平房，进深两柱四檩、穿斗结构。正厅石板铺地、厢房民国水泥地并刻几何纹路、天井石板和现代水泥相结合。整座房子布局合理，非常实用。
据村民回忆，李惠利先生来看房子那天，大家在村口敲锣打鼓迎接他，还在房屋的天井里摆上桌椅放上宁式茶点，让李惠利先生真正体验到了“回家”的感觉。听着一声声熟悉的乡音，一句句亲切的问候，李惠利先生非常激动，他迫不及待地拉着夫人走进各个房间，边指边说着，不时露出喜悦的笑容。当得知小时候常去游泳钓鱼的九曲河与奉化江之间建起了大闸，从此村里再也不会受咸水倒灌之苦时，李惠利先生非常高兴，为此在九曲河与村小河交汇处出资建造了一座宽大而漂亮的埠头，既可作为小型码头停靠船只，又方便村民洗刷。
故乡对于游子而言，无疑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依恋情愫。李惠利先生对家乡始终深藏着浓厚的情感。重返故乡后，李惠利先生便将自己的捐赠重点转移到了宁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宁波的教育和卫生事业与现在相比存在着天壤之别。有的学校还没有给学生上课的地方，只能临时借用旧时的祠堂或教堂，而许多医疗机构更是普遍存在设备缺乏和落后等情况。据当时负责宁波市和李惠利先生之间联系的卢先生回忆，当时李惠利先生到家乡访问，对家乡教育和医疗设备落后的情况深有感触，决定帮助家乡提高教育和医疗水平。他先后出资800多万元，相续兴建了李惠利中学、中专、小学和幼儿园等，形成了完整的李惠利教育项目体系。最早的便是1987年9月李惠利第一次回到家乡时，十分关心家乡教育事业发展的他捐资112万元，在江东区黄鹂新村建了一所中学。为了褒扬李惠利的义举，宁波市人民政府把这所学校命名为李惠利中学。李惠利中学占地面积35.11亩，建筑面积12000多平方米，有行政楼、教学楼、球类馆、艺术楼各1座；250米环形塑胶跑道1个，25米×12.5米露天游泳池1个，多媒体教室4个，多媒体制作室1个，并配有较完善的教学设施设备。1988年，在李惠利中学的开学典礼上，李惠利满面笑容地接受了该校赠送给他的一把象征开启智慧的金钥匙和一幅学校全景刺绣图。他殷切寄予全校师生，要养成“团结、创新、崇实、求精”的校风。一直以来，李惠利中学坚持李惠利先生倡导的“勤俭诚实”的校训，以求实、求精、求高效为办学特色，自1990年建校至今获得过无数荣誉，并创造了许多个第一：1996年被评为浙江省二级重点中学，是当时最年轻的省二级重点中学；2001年通过省二级重点中学复评，是宁波市第一所通过省二级重点中学复评的中学。2003年1月通过ISO9001：2000国际质量认证，是宁波市第一所通过此认证的公立中学。2003年9月，经浙江省教育厅批准与澳大利亚黑利伯瑞学校合作举办“中澳课程合作班”，此班是浙江省第一个“双文凭、双通道、双学籍、双语教学”特色的中外课程合作班。学校不断创新和富有活力的良好形象，赢得了社会广泛的赞誉以及省、市教育主管部门的充分肯定。当时李惠利中学升格为省重点中学后，高叔平就曾自豪地说：“宁波有3所省重点中学，都有超过几十年的历史背景，而我们这所中学只有16年历史。能成为宁波第4所省重点中学，这很不容易，我这个名誉校长总算是没有白当啊！”
而创建于1991年的李惠利小学，同样令人赞叹。学校总占地面积7000平方米，建筑面积5200平方米，具有古罗马建筑风格。学校布局合理，造型别致，现代化教学设施齐全，设有音、体、美、实验、计算机等近二十个专用教室，闭路电视、计算机、视频实物投影仪、“四机一幕”进课堂，各类教学设施达省一类标准。自建校以来，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学校教育质量和社会声誉不断提高，相继被授予国际机器人奥林匹克竞赛培训基地、全国首批科技教育示范学校、浙江省文明学校、浙江省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区师德群体创优先进学校、区基层单位“十佳”服务理念和服务品牌等荣誉称号。
在所有为家乡各项事业发展作出的资金投入中，李惠利先生捐资的最大一个项目，是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当时，一直在做捐资助学的李惠利先生心里总想着能不能为家乡的卫生医疗事业做点贡献。正琢磨着怎么样才能找到合适的契机之时，恰逢宁波市政府正准备建造一个医疗中心。于是，双方的心思就这样聚到了一块儿。最终，李惠利先生无偿捐资3000万港币建造李惠利医院。时至今日，此项捐款仍然为宁波帮人士对家乡医疗卫生事业单项捐助数目之最。李惠利医院位于江东核心地带，总占地面积61272平方米，建筑面积80739平方米，医疗用房面积69789平方米。自1993年5月建院以来，在李惠利先生家人的关心下，李惠利医院坚持走科教兴院的发展道路，逐年加大对科研的投入。1998年医院被市政府定为首家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同时被定为浙江大学医学院和杭州医学高等专业学校教学医院。此外，李惠利医院还是宁波市心脏外科中心、宁波市器官移植研究中心、宁波市耳鼻咽喉疾病诊疗中心、宁波市病历质控中心、宁波市药剂质控中心、宁波市仪器质控中心等，已成为宁波市名副其实的医疗中心。
李惠利先生的义举得到了家乡人民的高度评价，而正当他积极筹划继续为家乡公益事业出力的时候，不幸于1991年11月在香港病逝，浙江省人民政府追授他为“爱乡模范”。李惠利先生的夫人唐文兰女士，1918年出生，祖籍宁波北仑半路洋村，与李惠利先生相濡以沫，也是他一生事业成功的得力助手。她和李惠利先生一样古道热肠，情系家乡。李惠利先生病逝后，她根据先生的遗愿继续捐资助建医院、设立“李惠利基金会”并亲自担任董事长，热情地承担起李惠利先生未竟的事业。鉴于她对家乡公益事业的贡献，宁波市人大常委会特授予唐文兰女士为宁波市“荣誉市民”称号。
说起李惠利先生以及家人对医院倾注的关心，历任医院领导都深有感触。从捐赠项目的确立到1990年10月8日一期工程的奠基，李惠利先生亲历亲为；一期工程开工后，1992年1月16日、2月24日，李惠利先生的三女婿高叔平、二女婿周志文先后专程视察工地；一期工程竣工后，1993年3月27日，唐文兰女士及家属专程来甬参加竣工典礼；1996年5月4日，唐文兰女士及家属一行7人专程来甬参加二期工程竣工典礼；1996年9月1日，唐文兰女士在给胡嘉存院长的信中教导医务人员，要用“医者父母心”情怀去对待病人。1998年12月25日，李惠利先生的大女儿李海伦、大女婿黎乃昭来院视察工作；1999年12月25日，宁波市卫生局领导率团赴港拜会唐文兰女士，商讨在李惠利医院设立“李惠利基金”事宜；2000年8月相关领导再赴香港拜会唐文兰女士，唐文兰女士再次出资220万港币设立“李惠利基金”，用于奖励有突出贡献的医务人员；2000年9月12日唐文兰女士及家属来访视察工作；2000年9月19日李惠利先生四女婿许祖恩先生来院参加李惠利先生铜像落成安放典礼。2006年2月20日周建庆院长赴香港拜会唐文兰女士，在听取了周院长的医院情况介绍后，唐文兰女士提出为“李惠利基金”再捐赠500万元；2007年11月9日李惠利先生二女儿夫妇来访，商谈合作事宜。2008年初，唐文兰女士表示愿为扩大李惠利医院规模再捐赠1000万元作为新建设工程项目的启动资金……
如今高叔平、高鼎国父子俩不仅把李惠利先生创下的事业干得风生水起，而且还继承了李惠利先生爱国爱乡的美德，一如既往地关心着宁波的教育和卫生等事业，他们至今来宁波捐赠的项目进行考察已有10多次。
“一生勤俭，半世惠人”，李惠利先生纵然资产万贯，却一生克勤克俭；虽身在他乡，却心怀故里；造福桑梓，热心公益。他那种积极踏实、仁爱博大的精神，不仅影响着他的后人，也成为宁波精神的一个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