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赵鼎对吕颐浩经济措施的扬弃
1．赵鼎对吕颐浩财政经济措施的继承经过吕颐浩的财政整顿，南宋的财政经济有了明显好转，然而，并没有完全解决南宋政府面临的经济困境。尤其是伪齐政权建立后，“刘豫大彰声势，广示富饶，省刑薄敛，恤众安民”，与当时南宋军队物资的匮乏形成鲜明对比。“如刘光世军中士卒，一月之粮或阙其半，里巷私语，皆曰：‘健儿不如乞儿。’各怀去心，悉有窜志。”《三朝北盟会编》卷154《绍兴二年十二月一日丁亥朔布衣吴伸上万言书》。刘豫政权经济上优于南宋，给南宋政权带来极大的威胁。绍兴三年（1133），时任江西安抚大使的赵鼎向朝廷表达了因经济困难而带来的无奈，“昨蒙陛下除臣知建康外镇，责任之剧，无逾于此。然足食足兵，帅司之事也，而臣无生财之长策，但以漕司应副不继，屡匄于朝廷而已；劳来安集，守臣之职也，而臣无及民之实利，但以豫买，价小不均，曡闻于陛下而已；至于僚属，所取皆州县无闻之人，郡政所先，唯盐米听断之务，此皆臣已试之效也，何足取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4，绍兴三年四月丙戌。。随着吕颐浩的罢相，其经济改革画上了句号，但是南宋经济发展情况依然不容乐观。早在北宋末年，吕颐浩即提出了常平法不可废的观点，但是一直没有实行。建炎三年（1129）八月，在吕颐浩整顿南宋经济之时，赵鼎再次提出常平法的问题：“恭惟陛下即位之元年，即降指挥罢常平官吏，蠲免常平钱谷。诏下之日，无远无近，鼓舞欢呼，仰戴惟新之政。而去岁之冬，初复有指挥置提举官，根刷诸司侵支，催理民间旧欠，诸司侵支，固岂入已非军期，犒赏则月给钱粮，逼使拨还亦非已出，夺彼与此有何利害……复旧平籴之法，不惟陛下恤民之诏，不为空言而使斯民复见祖宗之政矣。”高宗采纳了赵鼎的建议，“诏诸路复置提举常平官，指挥勿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7，建炎三年闰八月乙酉。。入相后，赵鼎恢复了常平仓的功能。常平仓本是地方政府赈济灾荒、平抑物价、应付危机的一种制度，历代政府都比较注重。然而，渡江之后，南宋政府削弱了常平仓的功能，先是废除了常平仓的管理机构，然后又复置官吏，清理百姓积欠。常平机构反反复复，根本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成为扰民的工具。赵鼎最先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着力解决。如绍兴五年（1135），时已任相的赵鼎进呈“湖南、江西岁旱，田亩灾伤，今秋成之际，民间已阙食，恐至来春大饥。欲令常平司多方广籴，以备赈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4，绍兴五年十月戊申。。赵鼎仍然重用吕颐浩任用的理财之士管理经济，使得赵鼎为政期间经济措施并没有出现大的波动。孟庾以参知政事提领财用，孟庾在吕颐浩为相时，在经济方面贡献不小，而赵鼎仍然任用孟庾措置财用，经济政策方面承继了吕颐浩时的许多政策。孟庾创制经总制，实际上，总制司是吕颐浩经制钱的延续和发展，“因经制之额增析而为总制钱，而总制钱自此始矣”《宋史》卷179《食货下一》。。南宋杨万里记载了经制钱、总制钱的关系：“民之以军兴而暂佐师旅征行之费者，因其除军帅，谓之经制使也，于是有经制之钱。既而经制使军已罢，而经制钱之名遵为常赋矣。因其除军帅谓之总制使也，于是有总制之钱，既而总制之尹已罢，而总制之钱又为常赋矣。”《诚斋集》卷69《奏对札子》，《轮封札子》。经制钱、月樁钱、总制钱一直是赵鼎为相时的主要经济来源。赵鼎在吕颐浩盐法改革的基础上，把盐法最终固定下来。“鼎请立对带之法，商贾听命，而盐法遂为定制，除去积年之弊。是秋，加以出剩，立为分数，计入纳与对带二法并行。”吕颐浩二次为相期间对盐法的整顿中，要废除对带法，但是当时并没有完全实行，实际上，对带与入纳二法并行。赵鼎为相时，对带法成为定制，于是“出入有常，源源不絶，始不为巨猾所制矣”《中兴小纪》卷19.。不但如此，对带法为国家带来丰厚的盐利，“赵鼎得浚书云：‘建康入纳盐场钱甚盛’”。高宗把其中原因归结为“法既可信，自然悠久。盖自立对带法二年不变，故比之常岁有增也”《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19《高宗皇帝十九》。。从此，对带法成为南宋的定制，“（章）谊以对带之法已信于民，故不复改”《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41，起绍兴七年七月尽九月。。
2．赵鼎“固本”、“宽民”的经济措施赵鼎对经济的整顿中，明显与吕颐浩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赵鼎更强调“宽民”。在建炎三年（1129）赵鼎的上书中，提出了“宽民”、“固本”的观念。“今自温、台复临吴、会，所至郡邑，悉经寇攘。无聊憔悴之民，欲赴诉于陛下者，不啻赤子之投父母。饥渇之丐，饮食嗷嗷之情，又非前日陛下怀恻怛之心。视兹困弊，亦将哀其穷而副其所欲乎？愿诏有司，严饬州县，应经残破之家，特蠲今年赋役差率等事，及竹木、砖瓦、米麦之类，权与免税，使之营葺生理，以渐复业。起凋瘵之疾，变愁叹之声，因之弭奸宄以消无穷之患矣。敌骑长驱，肆行残杀，陛下无力以救之，固非得已，凡兹优恤之事，力所可至者，谓宜无惜，至诚而神孰不忻戴？是乃固邦本之术，谋恢复之渐也。”《忠正德文集》卷1《奏议上》，《论放商税等事状》。赵鼎所谓的“固邦本之术，谋恢复之渐”，是指对百姓实行宽松政策。在金兵残破劫掠的州郡中减免租税，以宽民力，减少内乱，是为固邦本之术。在上书中，赵鼎含蓄地指出：造成当时民穷状况的重要原因，与君主、政府行政无力有关，君主不能保护百姓，造成百姓贫困颠沛。因此，皇帝要尽力体恤百姓，实现宽民，只有这样，才能“固邦本”、“谋恢复”。在这样的理念下，赵鼎对经济的整顿更注重宽民。在吕颐浩改革茶盐之法时，张浚也效仿，准备在四川实行，赵鼎上书坚决反对在四川、福建实行，“张浚申明，欲措置四川盐酒为经久之利，是何中外不谋而同？远方之民亦不容其少安邪？浚蜀人也，蜀之利病，宜自知之。愿陛下手诏谕浚，俾令裁酌，及令三省详议福建盐法，所得所失，孰大孰小？毋致重失民心，斯为尽善，惟祖宗肇造艰难，欲垂法万世，而一时建立扫地殆尽，独此民心未至离散，若并此而失之，则大事去矣”《忠正德文集》卷1《奏议上》，《论福建两川盐法奏》。。赵鼎强调，不应该单纯追求经济利益而失去民心。在宽民的理念下，赵鼎首先强调节约，并且继李纲之后，再次减少官吏的俸禄，“节省之道，始于宫庭，此陛下盛德也。甲申，自渡江后宰辅已减俸三之一，至是，赵等复请于内权减二分，从之”《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18《高宗皇帝十八》。。在赵鼎的倡议下，朝廷上下，从高宗到臣僚都奉行节约的原则。在宽民的理念下，赵鼎为相期间，南宋下诏实行了一系列宽民的经济措施。例如，绍兴五年四月，“诏诸路营田司，官给种粮者毎一耕牛，岁课毋得过十硕；民间自有耕牛者，除输纳税赋外，毋得抑令耕种营田”《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17《高宗皇帝十七》。。绍兴五年（1135）十一月下诏，“预借民户和买绢紬，二分止令输见缗，毋得抑纳金银。除头子钱外，每千收縻费毋得过十文”《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18《高宗皇帝十八》。。绍兴六年（1136），赵鼎听从李纲的建议，废除了东南的交子，恢复为关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1，绍兴六年五月乙酉。避免了朝廷没有足够的现金储备而发行纸币。绍兴七年（1137）十月，赵鼎提议“榷货务出卖度牒，而远方不能就买，欲量付诸路”。但是高宗认为这样做无疑增加了地方的权力，地方政府或许会利用职权科扰百姓。赵鼎又提出具体的防范措施：“不责以限数，则无科敷之弊。”《宋史全文》卷20上，《宋高宗十》。这些宽民的措施，无疑会对恢复生产、争取民心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这些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南宋政府经济拮据、百姓困苦的局面。绍兴六年（1136）五月，“江东转运使向子諲言本路上供岁入不敷，纲运留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1，绍兴六年五月甲午。。绍兴七年（1137）十二月，赵鼎进呈了刘大中的札子，“浙东之民有不举子者。臣尝承乏外郡，每见百姓诉丁盐紬绢，最为疾苦，盖为其子成丁，则出绢，终其身不可免，愚民宁杀子不欲输绢。又资财嫁遣力所不及，故生女者例不举，诚由赋役烦重，人不聊生所致也”《宋史全文》卷20上《宋高宗十》。。面对国穷民困，赵鼎提出在江淮一线屯田以解决经济困难。淮南屯田是由翰林学士汪藻最先提出。建炎三年（1129），他指出：“淮南洊经兵祸，民去本业，十室而九，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流移之人，心已弃决，非朝夕可还也。国家欲保淮南，势须屯田，则此田皆可耕垦。”《浮溪集》卷2《奏议》，《论淮南屯田》。当时汪藻提出淮南屯田，更多地是考虑战略意义，借屯田而遏制刘豫和金人对这一地区的占有。然而当时高宗并没有采纳。当张浚于绍兴五年（1135）出江上欲大举时，赵鼎提出要张浚兼领屯田之事。当时赵鼎考虑，张浚的军事行动未必能够成功，“公之此行，未便能举事”，《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18《高宗皇帝十八》。如果能够解决经济问题，未尝不是弥补军事上不能有所作为的好方法。于是，置官署，派专人负责屯田之事。高宗非常赞同，“上谕以国家赡养大兵之久，国用既竭，民力已困，切须专意措置屯田，此亦自古已成之效。况军中亦须先立家计，若有机会方图进取”《宋史全文》卷19下《宋高宗九》。。从赵鼎的提议起，南宋开始经营江淮一线。张浚把江淮营田改为屯田，并且具体规定了屯田的措施：“官田、逃田并行拘藉，仍民间例，召庄客承佃，五家相保，官给牛种，每家贷本钱七十千分，二年偿，若收成日，愿以斛斗折，还者听。”《宋史全文》卷19下《宋高宗九》屯田最终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为朝廷带来不小的经济利益，“其后，岁收数十万，逮今获其利也”《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引《赵鼎事实》语。。鉴于张浚在江淮一线的屯田经验和效果，朝中有大臣又提出扩展屯田范围。李纲于绍兴六年（1136）提出：“今日之事，莫利营田。然淮南兵革，江湖旱灾之余，民力必不给，谓宜令淮南、襄汉宣抚诸使，各置招纳司，以招纳京东、西、河北流移之民，明出文榜，厚加抚谕，拨田土、给牛具、贷种粮，使之耕凿。许江湖诸路于地狭人稠地分，自行招诱，而军中人兵愿耕者听，则人力可用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9，绍兴六年三月己巳。大臣朱震更是指出具体屯田的地点以及方式：“荆襄之间，沿汉上下，膏腴之田七百余里，土宜麻麦，古谓之神皋，若选良将民所信服者，领部曲镇之，招集流亡，务农重谷，寇来则御，寇去则耕，不过三年，兵食自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0，绍兴四年九月庚午。高宗和赵鼎采纳了屯田的建议，下诏大规模实行屯田，以诸路宣抚制置大使并兼营田大使，宣抚副使、招讨安抚使并兼营田使。改江淮营田未屯田，制司建康管理屯田。此外，诸大将以及吴玠分别在各自的军中展开屯田，寓兵于农，以补军费不给之弊。绍兴八年（1138）五月，高宗的一番话验证了经营淮南的效果，“淮南利源甚博，平时一路上供内藏，紬绢九十余万，其他可知”。但是经过淮西兵变后，淮南也已经残破，二度入相的赵鼎又重新经营淮南，他提出：“欲富国，唯有屯田。”《忠正德文集》卷8《丁巳笔录》。刘大中指出：“淮南桑麻之富不减京东，而鱼盐之利他处莫比，今荒残可惜。”高宗也表示“淮甸不可不措置葺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9，绍兴八年五月丁未。。开始重新经营江淮的屯田，但是其后不久，赵鼎因反对和议而被罢相，屯田之事又暂时被搁置。二、三宰相经济措施对南宋经济的意义南宋继承了北宋积贫积弱的经济基础，再加上金军对新生政权的追杀，南宋政权为防止被剿灭而四处逃避，灾荒频频，盗贼四起，经济困难可想而知。一个新生政权，没有经济的支撑是很难维持下去的，尤其对于南宋政权而言，经济更具有决定性意义，正如美国学者刘子健先生所言：“当军事力量还不够的时候，在宣传上政治号召固然重要，在实际上财政来源尤其迫不可待。”刘子健：《背海立国与半壁山河的长期稳定》，《两宋史研究汇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李纲、吕颐浩、赵鼎作为中兴宰相，各自都提出了解决财政困难的具体措施。李纲、赵鼎强调“宽厚”、“宽民”，这成为他们经济措施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更多地强调中央机构、官僚自身的节约，因此他们注重精简机构、减少官吏的俸禄以缓和经济困难，甚至以道德为准则，以募捐的方式筹集资金以渡过经济危机。而吕颐浩则不同，他以务实的态度，在节约、精简机构的基础上，更注重增加商税、开辟新税源、打击私盐、扩大中央财权等方式，希望从根本上解决南宋的经济困难。吕颐浩的财政经济措施，有些被赵鼎继承发展，成为其后南宋的财政制度。例如，赵鼎承继了吕颐浩的经制钱，并在此基础上成为经总制钱。这使孝宗朝的叶适对赵鼎抨击不已，“臣尝计之，自王安石始正言财利，其青苗、免役之所入，公上无所用。坊场、河渡、免行、茶汤、水磨、堆垛之额，止以给吏禄而已。前有薛向，后有吴居厚，可谓刻薄矣。蔡京继之，行钞法、改钱币、诱赚商旅，以盗贼之道利其财，可谓甚矣！然未有收拾零细，解落贯陌，饮人不赀之酒，其患如经总制之甚者。盖王安石之法桑弘羊，刘晏之所不道；蔡京之法。又安石之所不道，而经总制之为钱也，虽吴居厚、蔡京亦羞言之矣。至其急迫皇骇，无所措其手足，则虽绍兴以来号为名相如赵鼎、张浚者皆安焉，又以遗后人”《历代名臣奏议》卷271《理财》。。虽然对赵鼎的抨击非常严厉，但是经制钱、经总制钱是南宋初年经济主要来源之一，是南宋的一项重要经济支柱。正如美国学者刘子健先生曾经评价：“经制钱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刘子健：《南宋成立时的几次危机及其解决》，《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4期。他让新生政权渡过了经济危机。就这个意义来说，吕颐浩对南宋的经济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吕颐浩和李纲、赵鼎采取经济措施的差异的一个深层原因在于他们对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分配的认识上。李纲、赵鼎强调给地方充分的财权，而吕颐浩则强调中央控制财权。就这个意义来讲，吕颐浩则是继承了王安石变法的经济理念，正如南宋孝宗朝陈亮所说“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说，首合圣意，而其实则欲籍天下之兵尽归于朝廷，别行教阅以为强也。括郡县之利尽入于朝廷，别行封樁以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输之法，惟恐商贾之不折也”《陈亮集》卷1《书疏》，《上孝宗皇帝第一书》。。通过吕颐浩对南宋财政经济的整顿，南宋中央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南宋孝宗朝陈亮认为：赵鼎的施政也继承了中央对地方加强控制的基调，“彼盖不知朝廷立国之势，正患文为之太密，事权之太分，郡县太轻于下而委琐不足恃，兵财太关于上而重迟不易举。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势，而安石竭之不遗余力，不知立国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谋国也。元祐、绍圣一反一复，而卒为夷敌侵侮之资，尚何望其振中国以威夷敌哉”？“南渡以来，大抵遵祖宗之旧，虽微有因革增损，不足为轻重有无。如赵鼎诸臣，固已不究变通之理，而况秦桧尽取而沮毁之，忍耻事仇，饰太平于一隅以为欺，其罪可胜诛哉！”《陈亮集》卷1《书疏》，《上孝宗皇帝第一书》。可见，赵鼎对王安石变法中的经济措施并没有完全否定，尽管他极力反对王安石的新学。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或许就是当时南宋的经济困难亟须务实的解决措施。如刘子健先生所言“理财在南宋的重要性，从中兴起，始终没变”刘子健：《背海立国与半壁山河的长期稳定》，《两宋史研究汇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第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