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一种压抑的心态下完成《三九沦陷》这部书稿的。2005年年底，我把年休假当作了写作假期，这个过程，总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压在心头，不吐不快。
我终于想明白了，我是通过梳理三九的过程，对中国企业20年作了一次反思。三九是中国企业20年的一个缩影。
当年李默然在电视上的三九胃泰广告，还记忆犹新。对我来说，这则广告的的冲击力，不亚于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张扬的《第二次握手》以及电视剧《渴望》。在思想解放的洗涤下，这则广告不仅仅是商品和市场经济的启蒙，而且也带来观念的冲击。再后来，印象比较深的，是刘晓庆为CL作的王牌彩电广告。当时，由于工作的需要，在研究国企改革时，读过三九的不少报道。
再后来，三九就离我非常近，成了我的采访对象。
我们是关心国家大事的一代人，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企业改革，是我们生活中的重要元素，经济的起伏，企业的起落，都牵引着我们的悲与喜。
我们曾经有过激情澎湃的年代，近年却经常有些惆怅。当年名动一时的企业，不断传出危机和问题，榜样的失色，甚至引发人生的检讨和心灵的质问。
蓦然回首，20年过去了，20年是一个轮回。
三九起自1985年。那是中国企业的雨后春天，联想、万科、海尔、CL、长虹、华为、万利达、健力宝……这些中国著名的品牌企业都是在那几年创办或被强势企业家主宰。
起起落落20年，大浪淘沙，数不清的企业已经无影无踪，更多的企业前赴后继，汇集成经济发展的大江大河，在一片荒芜之上，把中国建成了世界的制造工厂。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每一个企业都是一朵浪花，每一个企业家都是一粒砂子，不论它是伟大还是渺小，不论它是成功还是失败，它们都是历史的创造者。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任何叹息都无济于事。当然，人到中年，感叹沧桑，自然关心生命中最宝贵的这20年。对这20年，我们是过来人，最有发言权。我们也说，这20年，对中国非常重要，需要总结和反思。
对于一个捉笔人，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可以冷眼旁观，但无权指责和批判。因为，任何事情都是在一种历史逻辑下发生的，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付出的，也是历史的代价，也是宝贵的遗产。
20年的中国企业应该如何进行反思，这是另一本书的事情。我总的认为，这20年是中国工业化训练的过程。当然，这种过程还在进行当中，但已经是在一个新的高度之上，前20年是一种启蒙。因此，才有幼稚、冲动、冒险等等不理智的举动。
每天走路上下班，看到路上的餐饮店、美容店前，穿着工装的员工列队站在店门前，由主管训话上课，这就是工业化的训练。这些年轻的员工，可能来自偏僻的农村，经过这种训练，学到的不仅是技术和管理。深圳成千上万的企业，最大的工厂有25万人，每一个流水线上工人，都在进行着工业化的训练。经过这种训练，他们淘掉了农业社会的习性，学到了新技术和知识，增长了见识，心态、视野和行为规范都有改变，从而改变命运。
相对于这些流水线上的工人，我们的高等教育在工业化的训练方面却差距明显。现在的事实是，工厂招不到工人，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这种落差，表现在心态、诉求、能力各方面不能衔接。由于缺乏工业化的训练，对职业的认知，工作和岗位的设计、事业和人生的规划以及就业的心态上，都显得不够实际。即使是一般的技术教育上，一些工厂认为，学校与工厂相差距离将近10年。
20年前，赵新先这些企业家创业的时候，可以说都没有经过这种工业化训练，他们的盲动和挫折是不可避免的。
工业化训练带来的是什么？
2005年，在制造业企业中，深圳有11家企业销售收入超过百亿元，其中有4家是台资企业，富士康仅在深圳就超过了千亿元产值，全球营收接近2500亿元。考察富士康，没有惊人战略规划，关注的似乎是产品、技术、质量等最基础的东西，但发展不但快速，而且非常稳健。原因就是台湾这一代企业家是经过工业化训练的，对企业最本质、最根本的东西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淘去了浮躁和投机。
富士康科技集团副总裁何友成先生给我们讲了这样的故事：70年代初，他刚刚读书的时候，台湾正处于工业化之中，每天放学回家，大人就催着做作业，做完作业吃饭，吃完饭，一家人就围在一起做手工产品，直到把手工产品做完才能睡觉。第二天早晨，大人把手工产品带到工厂交货，领回加工费。下午下班的时候，再把手工产品的原料领回来加工。台湾的这一代人，就是这样从孩子开始完成工业化训练的。
太阳每天都是新鲜的。20年过去了，辉煌和沉沦，都在时光中消逝了，飘散了。新的20年，又有人创造着新的辉煌和沉沦。但愿过去的辉煌与沉沦能够成为历史的铺路石，减少后来人的挫折和坎坷。
这是写作这本书时的心愿。
徐明天
2006年4月于深圳梅林一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