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前村有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无儿无女，会吹唢呐，谁家婚丧嫁娶或大队扭个秧歌、唱个二人转什么的都少不了他。我那时候小，只知道他姓孙，具体名字不详，大家都叫他孙大喇叭。我上小学的时候，他负责看护农村大队的苗圃林地。虽然是个五保户，但他当过兵，参加过抗美援朝，并且把左半只耳朵永远留在了那三千里锦绣江山。也有人不礼貌地叫他“秃耳道”或“老兵皮”。他也不在意。当然那都是年龄和他“般对般”的人，年轻人对他都是满尊敬的。
我上五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回来，村里人说孙大喇叭死了。也没有什么病，坐在他看护的树林里抽烟，火柴划着了，还没等抽呢，人就过去了。
他是五保户。按照规定，大队对五保户在吃、穿、住、医、葬方面应给予生活照顾和物质帮助。大队的干部考虑他没有什么亲人，死了就死了吧，找几个人弄几捆秫秸把他卷出去，深埋在村外的乱死岗子。大队干部用省下来的钱和几个参加丧葬的人，到街里吃了一顿饭。酒足饭饱之后感叹：“唉！人就那么回事儿。”
我住的村里也有个五保户，村里人都叫他老邢头，年龄和孙大喇叭差不多。从我记事起，老两口就一直在村里放猪。从没下过岗，人长得瘦小。比他小几岁的老伴，据说是当年挨饿从山东逃荒要饭来到这里的。丈夫和孩子饿死了，大家看她可怜，正好老邢头独身，一串联就成一家的了。
我小的时候，母亲让我管他叫邢爷。逢到端午节，母亲叫我把猪赶出去交给他的同时，还要往他手里塞几个鸡蛋、鸭蛋或鹅蛋。给我的印象是这个老头很贪，因为他随身斜挎的包是用半截化肥袋子做的，很能装东西。很多人送给他鸡蛋，他也不客气，对人看也不看，把蛋接过来就放进包里，嘴里继续吆喝着猪。我年年给他送鸡蛋，从没听说他谢过谁。
我对邢爷不怎么感冒，还因为他夏天放猪图省事好看护，总是把猪往我家房后的黄泥泡子里赶。每晚猪一回来，一身泥不说，浑身还臭烘烘的。这下我每天放学有活干了，父亲天天叫我给猪浇水洗澡。要知道，平时我自己还懒得洗澡呢！
我当兵的第二年回家探亲，邢爷有病去世了。当时生产队长是本家叔叔，现在已经出家为僧，当然这是后话了。叔叔有点文化，为邢爷开了个简单的追悼会，还领大家学习了毛主席语录《为人民服务》。有一段我印象深刻：“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看来叔叔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的。
那天我也参加了邢爷的葬礼，邢爷的棺木就是前村孙大喇叭看护过的杨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