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个陌生的护士进来了，是手术室的吧，嘱咐我换病号服，里面要光光的，一点儿不剩。这使我有些为难，有些不习惯。
我从小就习惯了穿内衣内裤，而且得是我自己的，也不能有污点儿、褶皱，哪怕是裤脚袖头窝在里面呢，否则心里就不舒服。我知道这不是什么好习性，不能将就的人，长大了就得吃苦。也许多少还有些洁癖？记得上幼儿园的时候，几个孩子围着一张桌子吃饭，我不知怎么就把碗端到窗台上去了，一个人趴在那里，离了群。阿姨说：“你怎么不在桌子上吃呢？”我指着刚才坐在我身旁的一个伙伴说：“她太脏，淌大鼻涕。”把阿姨一下子逗笑了。后来这女孩子成了我小学时的同班同学。人家一点儿也不脏，从头到脚都干净着呢。
何况是医院的病号服啊，谁知道都什么人穿过呢。连裤头都不许留，太难受。
“腋窝有汗毛吗？”
“没有。”我抬起胳膊。
“没有是吗？”她朝我的身体看了看，“那就休息吧，等着手术。”
于是我就躺在床上休息，死人一般，什么也不想，也不说，也不做。该想该说该做的都做过了，此刻剩下的，只是等待，等待即将来临的手术。
6点50分进了手术室。我不知怎么上的平板车，怎么出的病房，怎么过了走廊里那长长的一段路。那时，天已经有些晚了，印象中走廊里没有人，也许在屋里吃饭吧，空旷而安静，静得像坟地里一般沉默。
手术室的门徐徐打开了，里面没有人，同样空旷而安静，静得人心冷。屋顶很高，墙壁也远。青白色的灯光笼罩着静静的屋子，一个穿墨绿色手术服的护士在我身边忙碌着，不时地问我一声：“冷不冷？”
我说：“不冷。”
她说：“冷就关空调啊。”
我说：“有点儿凉。”
她过来给我掖掖被子。
我感觉自己很清醒，或者说叫麻木之后的清醒更恰切，抑或是清醒混合着麻木。其实我以前做过手术，一次是甲状腺囊肿，一次是卵巢囊肿。当然，结果证明后者是误诊了。
我知道手术是不会有危险的，我信任E；但让我心里难受的是左侧那只乳房将永远失去了！它陪伴了我五十七载，给过我少女时代的羞赧，青春年华的美丽，老年后的健全，我从没想过有一天它会先我而去。
我想用手再摸摸它，却没有动，已经要失去的东西就不必留恋了。更何况它已经彻底背叛了我，表面乖乖女一般安静地伏在那儿，内里却心怀鬼胎，蠢蠢欲动，想要吞噬我的身体。
我心想怎么就没拍张照片呢？拍一张健全时的裸体胸照，日后也好留个纪念。
又过了一会儿，里边一扇门打开了，G从里面走出来，站在我的头顶旁，两手摩挲着我的眉骨说：“皱什么眉呀！”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没有意识到皱眉，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我想当时的紧张也是我意识不到的。
他显得很从容，声音和缓，脸上好像还带着笑，是平时所没有的，大概是想舒缓我的情绪吧。
紧接着E也从那道门里走出来了，一直走到手术床边，站在我的身体左侧，拿起那张已经备好的钼靶片子问我：“如是，对吗？”
我说：“对。”
“左边是吗？左边。”
我说：“是的。”
他一边看着片子一边用另一只手的指背碰了碰肿块儿。外科医生的手真硬啊，疼得我一哆嗦，身体不由自主地躲了一下。
意识忽然从心底里冒出来，我很清楚，再过一会儿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麻药将注入我的体内，麻痹我的神经，我同死人没有区别！
我问E说：“您吃饭了吗？”
“吃了。”
“我能跟您说两句话吗？”
“说。”
“请您别管什么美不美的，做干净点儿就行。”我担心他考虑女人爱穿低领衫而留下隐患。
他说：“行。”
我还想说我还得写作呢，还有年过八十的母亲需要照顾，还有那么多的好书没来得及读……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算了，听天由命吧，说多少也没有用，不能给他增加负担。万一干扰了他的思维，影响到手术效果就不划算了。
“口罩”戴上了，有人在脚那头开始推药。
世界瞬间便从我的意识中消失了。
脑子里闪过的最后一个想法是：如果能在麻醉中死去，也是件幸福的事。
2
冷，格外冷，冷得彻骨，好像掉进冰窟窿里了，又好像是在北极的冰天雪地中。牙齿咯嗒嗒地打战，浑身都在发抖，抖得床板都跟着动了——这是意识恢复后的第一感觉。
我不知道怎样出的手术室，怎样穿过走廊，怎样进了我所在的病房。身子落到床上后有些清醒了，感觉就是冷，冷极了，平生从未这样冷过，冷得浑身都快抖碎了！
从远方赶来的弟弟以及侄女和她的男朋友此刻都守在我的床边。他们不停地和我说话，问这问那的，是医生的嘱咐。我恍惚听见G说：“和她说说话，别让她睡着了。”可是我不想说话呀！我嗓子眼儿发紧，嘴里发干，连舌头都没有水分了，每句话都得从嗓子里往外挤！
G干吗让他们和我说话呀，他不知道我心里烦恼，脑袋昏沉，身体从里到外都难受吗？我不想说话，一个字都不想，只想睡觉，睡觉！我唯一的念头就是只要能好好睡一宿一切就都过去了！那会儿我的态度一定很恶劣，恍惚记得我不耐烦地说：“谁也别和我说话了啊，别说了！”
我从心里往外想睡觉，从心里往外想啊，可是怎么睡得着呢。脑袋里倒是昏沉沉的，睡意充盈；可身体不听使唤啊！腹部以上肩膀以下的部分都被紧紧地缠起来了，纱布、棉布、胶带，一层又一层，缠得很紧，勒得我气儿都出不来了！床摇起来了，再放下一些；被子堆在枕头上面。平躺着憋闷，侧卧着憋闷，指头不安地在右边肋骨下的边缘处摸索着，想弄出点儿缝隙来，终没有成功，也是不敢。
我原以为手术后会很疼的，尤其是第一夜。记得十年前做完那个所谓的卵巢囊肿手术后，我就疼痛难忍，好像钝刀子割肉一般，而且还一直用着止疼泵。帮我联系医生的同事不停地叮嘱说可别忘了给我们用泵啊，一定得用泵，有泵就不受罪了。
我心想这次也和上次一样吧，用泵，况且还是个大手术呢。想不到除了出不来气儿以外竟然不是很疼，至少忍受得住，而且一支止疼针也没打。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痛觉神经已经不敏感了呢，还是手术做得好？抑或乳房这东西本来就属于皮里肉外？我说不准，也许是上帝在冥冥中帮我吧！
我对疼有一种特殊的敏感。自小身体就弱，肚子疼、胃疼、痛经、风湿、胆囊炎，都不时地光顾我，在我的身体里面作祟。每次疼痛来临，我都如临大敌一般，紧张得不得了。尤其疼痛伴随着呕吐时，那滋味简直比死还难受。
记得读小学时，有一次害急性胆囊炎，我跪在床上，头抵着床板，汗水把床单都湿透了。我对小姨说：“给我弄点儿药来吧，让我死……”对生的恐惧和死的意识也许就是从那时的疼痛中得来的吧。
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有几个没看过《红岩》啊？印象最深的情节就是江姐受刑了。竹签子钉进指头里是什么滋味？就连指甲盖里扎根刺还疼得了不得呢。我一次又一次地拷问自己：假如我在那种情形下，能守住秘密吗？会不会成了可耻的叛徒？仔细想想，答案总是肯定的，我因此崇拜英雄而鄙薄自己。
已经过了半夜吧，值班护士进来了，问陪护的侄女说：“怎么样？有尿吗？”
侄女说：“没有。”
护士掀开单子，拍拍我的肚子说：“都绷绷的了还说没有啊？一定得让她尿出来啊。”
尿不湿和病人用的便盆手术当天下午就买来了，侄女把尿不湿铺好，再把便盆塞到我的身子底下。我心想可别弄脏了床单啊！不一会儿，竟然痛痛快快地尿了一大泡，太顺利了，顺利得出乎我的意料！
后来有一个病友对我说，她当时就是尿不出来，肚子憋得鼓鼓的，用手揉，听水溅在盆底发出的声音，都不管用，只好插导尿管了，可遭罪呢。是心理障碍导致的生理障碍呢，还是纯粹的生理现象？我不得而知。哪怕再微小的事情，也可能成为女人难以逾越的门槛。
手术后就开始输液了，一袋、又一袋，其中有一种很好的营养液。后来我听侄女说G当时就告诉她这个钱是不能省的。果然，我的身体迅速地恢复起来了。静脉取血的护士刚把针从血管中拔出来，血就“呲”的一下子蹿出来了！
护士惊讶地看着我说：“血这么旺啊？！”
我笑了，心想我的血可不旺，平日里取个耳血还得三挤两挤的呢，是个典型的亚健康人士。我知道癌细胞有两条转移途径，一个是淋巴，一个是血液，心里一直担忧那些狡猾的家伙会不会趁手术之机顺着血液溜走了，会不会已经偷偷地潜藏在了体内某个适宜生长的地方，准备在那里安营扎寨。果真如此的话，就只能靠我自身的免疫力了。我的想法是旺盛的气血可以将癌细胞清除出去，使它们到处流浪，没有落脚之地，最后只能被吞噬掉。我从心底感激G，他是个好医生，心里有数，而且能替患者着想，肯替患者着想的医生才令人有信任感。
3
中间床的患者已经做过穿刺了，正等待结果。她也不说话，也不看电视，只是侧身躺着，蒙着脑袋睡觉。
我想此刻的她大概也和当时的我一样，一分一秒地等候着，内心无比沉重，紧张而焦灼。如此看来，有了结果真好，哪怕是恶性的呢，哪怕乳房再也保不住了，只要心安，只要尘埃落定！人这东西，或许天生就受不了折磨的。
一个比患者年轻的女人坐在我床边，看着被单里隆起的那个身子说：“我嫂子命真苦，从小就赶上挨饿，后来又赶上‘文化大革命’，再后来又上山下乡。好不容易从农村回来了，进了镇里的纸箱厂，又赶上改革，厂子黄了，两口子一起下了岗。唉，神人也架不住这么折腾啊！”
我往里挪挪身子说：“她现在做什么呢？”
“唉，能做什么呀，就是摆摆小摊，倒腾点儿鱼虾啥的呗。”
我想起来北京前曾在一本书上看到过，乳腺癌不一定都有钙化点，有钙化点的也不一定都是乳腺癌，就说：“你嫂子的病兴许不像她想的那样呢。”
她说：“谁说不是啊，咱长了透视眼咋着？可她不听啊，认准了是癌症，这人就是个犟眼子。”
“行了啊，都快死的人了，还编派我干啥！”那患者猛然从床上坐起来，呼啦一下掀开被单子，气嘟嘟地噘起嘴巴，抹搭着眼皮，谁也不看，踏着拖鞋踢里趿拉地出去了，弄得我多少有些尴尬。
一个拱着肩膀的男人赶紧跟了出去，低着头，无声无息的，可能是她丈夫吧。
那年轻女人倒不生气，冲着患者的背影对我说：“看着没？就这样，逮啥说啥，没深没浅的。”
一个念头忽然从心里生出来：此人不是癌症，百分之九十九不会，癌症患者的性格不是这样的。那么癌症患者的性格什么样呢？我也没仔细想过，只是凭本能感觉有其独特的性格和心理。
不一会儿中间床患者的穿刺结果就从总院那边回来了，果然是良性，没有恶变，定期观察就可以了。病房里好一阵欢腾，死而复生般，就连少了只乳房的我，也在心里为她庆幸！在前来就诊的患者中，良性的概率太小了，小得好像中彩一样。其实，对于生死来说，中彩又算得了什么呢？
中间床很快就腾了出来，和我进来时一样，空了，空得让人欣慰又有些失落；北床的患者把脸扣在枕头上。
那个妹妹边拽着患者身底下的被子边说：“先起来一下啊，给你盖盖腿。怎么了？又哭了？动不动就淌眼抹泪的，这病还能好吗？你看看人家阿姨。”一边说一边用手指指我。
我说：“不一样的，年纪不同，就不一样。”我说的是心里话。已经活到五十几岁了，经历了很多事，甜的、苦的、酸的、辣的，可谓苦辣酸甜都尝过了；而让一个不到而立之年的生命在生死面前坦然自若，是不是太苛刻了？
时间已经接近晚上，输液也结束了，病房里亮起了灯光。我将吊在床上的引流袋拿下来，用别针别在裤子上，走到北床那个病人的身边，一只手轻轻地揉着她的肩膀。她慢慢地止住眼泪，转过身，紧紧地攥住了我的手。我感觉那只手好瘦、好凉。
北床患者说她也得出院了，不能再住了。伤口老是不彻底愈合，再住下去就扛不住了。我明白她的意思，家里还有辛苦的丈夫，有年幼的孩子，虽说生命诚可贵，也得省着点，总不能为这该死的病倾家荡产吧。
第二天晚上，病房里只剩了我和侄女两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