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ee koffers
一切都是从两个旅行箱开始的。1969年，我妈带着两个装满手链、项链和耳环的旅行箱来到了荷兰，在护士学校的一间宿舍里住下，当起了护士。她把箱子藏在了床底下。印度人总说那里是藏宝物最好的地方。我妈曾经跟我说过：“强盗是不会看床底下的。”而我爸在我的耳边轻声念道：“在印度几乎没什么人家有床。”
那两个箱子在我妈的床底下藏了好些年，直到我爸爱上了这个充满异域风情的女人——这就是我爸眼中的我妈。我爸是一个长着招风耳、不解风情的典型荷兰人。我不清楚他俩之间相识的细节，况且也不想知道，还是回到箱子的话题上去吧。有一天，那两个箱子搬到了鲜花大街上的一间小房子里，躺在了一张双人床下面。
我爸是医学生，他的那对招风耳整天就埋在书里。我妈是护士，上班赚钱保证家里的收入，好有钱买馕吃。我妈曾经对我说：“你爸穷得就跟新德里的老鼠一样。”那时我爸就会在我耳边轻声念道：“要是我真的是新德里的一只老鼠就好啦。”
鲜花大街上的房子隔音效果很差，墙壁歪歪斜斜，房子里面的味道比我爸的胳肢窝还臭——至少我妈是这么说的。而现在已经没有办法验证这话的真实性了：大街上的房子都拆了，我爸妈原先住的地方盖起了高楼大厦。时间真是一个可怕的贪食者，一个永远都吃不饱的杂食动物。我爸胳肢窝的臭味是一点也没有减退，仿佛永远也不会消失一样。据我妈说，这跟我爸的工作有关。我爸是一名病理学解剖专家。
“这是什么味儿啊？”我妈经常在饭桌上问这个问题。
“嗯，”这时我爸就会说，“印度咖喱鸡味。”
我妈说：“我闻到了尸体的味道！死人的味道把我弄得一点食欲都没有了。”
爸爸把鼻子凑近盘子，说：“这印度咖喱鸡可真香啊。”
“是你胳肢窝的味道，”我妈说，“尸体的臭味都飘到你的胳肢窝里了！你得夹紧手臂，把胳肢窝合上！”
只要我一想起从前，眼前就会浮现出我爸坐在餐桌的主位上，手臂紧紧地贴在身上，刀叉悬在半空中的样子。小时候我从来没有去过爸爸上班的地方，就怕看见他整条手臂连同胳肢窝插在尸体里的样子。
住在鲜花大街上那座隔音效果极差、歪斜、恶臭的房子里并非长久之计，于是爸妈打算去找一座新房子。我妈在月里河小巷就找到了一座，位于鹿特丹的高级小区克拉林根。小巷的81号是一座三层别墅，外带一个大花园和一位租客格里森先生。我从来没见过那位格里森先生。我出生的时候，他一边尖叫着：“她是魔鬼！她是魔鬼！”，一边从房子里逃走了。
月里河小巷的那座房子很贵，不过我妈还是还价成功。我妈买什么都还价：衣服、家具、冰箱、洗衣机、鸡胸肉。还价是她的一种爱好，更确切地说，是一种运动。我的半个童年都是在商店和商场里度过的，等待着销售人员给商品降价。我记得在一家卖床的店里，我妈对店里的那个员工说：“在印度这价钱都能买一百张双层床了。”我得极力控制自己，不把印度根本没有双层床的事实说出来，一切按照我妈的吩咐做。我躺在一张床垫上，不收到我妈的指示，绝不起来。已经是下午四点半了，我们在店里足足待了六个小时。那个销售人员累得就跟打了12个回合拳击赛似的，我妈的脸上浮现出胜利的笑容，最终的成交价在原价的基础上打了两折。
卖月里河小巷那座房子的中介也被我妈打败了。情况是这样的，我妈想要用那两个旅行箱来换那座房子。中介完全不明白我妈的意思，说：“您只能用现金结账。”听了这话，我妈气坏了，大叫道：“你这是在羞辱我，在印度用这两个箱子能买下一整座城市了！”
中介的工作人员看着那两个箱子，额头上出现了深深的皱纹，眼神也越来越悲伤，也许心里正盘算着另找一份工作。我觉得，但凡遇到我妈的人，应该都下了同样的结论，觉得在人生的道路上选错了岔口，拐错了弯。
我妈把中介工作人员的沉默当作了赞同，数起箱子里的首饰来：鼻环、脚踝链子、手链、耳环、项链，竟然还有一个黄金皇冠。
中介工作人员绝望地看着我爸，不过我爸很清楚自己不该开口，只能呼吸和点头，而点头也只许在支持我妈的观点的时候出现。
中介员工小心翼翼地说出了房子的要价，我妈听了直摇头，把要价除以二，又减去一万，换算成卢比，再除以二，才说出了最终的结果。
我爸扶住了中介工作人员，在他耳边轻声念道：“没事没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就想着跟她结婚的人不是你就好了。”
后来他们又去看了好多房子，每一次我妈都试图砍价。中介工作人员倒是没有再次晕倒，只是在每一次看房后都要在房子前面的石头台阶上休息一下，看上去就跟打了12个回合拳击赛似的。
最后，我妈还是把两个箱子里的首饰全都卖给了鹿特丹最好的首饰店，用卖首饰换来的钱买下了月里河小巷81号。
对这笔交易提出疑问的人，可得具备极佳的反应能力，否则一不小心就会被我妈的擀面杖击中。我还记得小时候家里会时不时吃不上卷饼，就是因为擀面杖坏了。
我记得我爸当时的模样：经常举着一包冰块敷在额头上，嘴里一直抱怨着：“我要是新德里的一只老鼠就好了，我要是新德里的一只老鼠就好了……”
在月里河小巷的房子里，爸妈的床下面已经没有旅行箱了，取而代之的是其他价值连城的东西，比如从长辈那里遗留下来的显微镜，还有好多袋大米。我爸终于毕业了，却拿着实习医生的工资。据我妈说那工资就跟孟买火车站行李搬运工赚的钱差不多。
我是在孟买出生的。我一直觉得我的两个哥哥在荷兰出生，而我在印度出生是个谜，还有就是为什么我妈在孟买生我的时候我爸却在鹿特丹。我猜这跟机票折扣有关。折扣对我妈来说有着无穷的魅力，就跟引逗公牛的红布一样。
这是我想象的情景：印度航空公司让小孩免费坐飞机。去程的时候买一张票三个人飞，回程的时候买一张票可以四个人一起飞。我爸得待在家里，这是他自愿的，并不是被我妈逼迫的。
我一从我妈肚子里出来，我叔叔夏尔马就给我爸打了电话。一开始我爸还以为我是个女孩。我妈说他就是个聋子，只听得见他自己想听到的东西，而我爸轻声在我耳边念道：“电话里有鸟叫声。”我妈说：“身体香露就是一个你爸从来都听不到的词，香皂也一样。‘你能去洗个澡吗？’是一句你爸从来听不到的话。”
扯远了，让我们再次回到那两个旅行箱上。我妈用它们换来了克拉林根里一座威严的别墅。我爸妈住一楼和二楼，格里森先生住阁楼，一切都进展顺利，直到我妈学会了荷兰语里“租户保护政策”这个词。这个词是从格里森先生的嘴里冒出来的，我妈听了气急败坏，大叫道：“租户保护政策！”这个词从她嘴里说出来，仿佛是一种危险的性病，“从我的房子里滚出去！快，从我的房子里滚出去！”然而格里森先生并没有离开，而是又待了三天。
第一天，我妈在花园里烧黑色的垃圾袋。滚滚的黑烟飘向空中，我妈大声嚷嚷道：“鬼魂快走！格里森先生凶恶的灵魂快走！”凌晨三点，我妈拿着扫帚敲打天花板，还念起一段在印度送别临终病人的经文。
第二天，我妈去了克拉林根森林里的小农场，偷了些奶牛的粪便回来。她想要新鲜的粪便，差点就被别人识破了。因为当时一个小孩子突然大叫起来：“妈妈！妈妈！那个阿姨把贝拉[1]的大便装进包里了。”一到家，我妈就戴上了打扫卫生的橡皮手套，开始给楼上的租客做饼干。
第三天，格里森先生拉肚子，我妈拉了水闸，仍然不停地拿着扫帚敲天花板，念着那段印度传统经文。
第四天，我妈做了一顿丰盛的美餐来感谢印度众神，因为格里森先生突然搬走了。
就这样，那两个箱子的价值提升到一整幢没有租客的别墅。
我爸妈在月里河小巷里住了十年，家里也没有再添人口。我妈妈辞了工作，在家全职照顾三个儿子。我爸成了医生，赚着和“班加罗尔[2]人力车夫”差不多的工资。
我的童年还算不错，不过这也许是因为我还太小，很多事都还不明白。我以为我们拥有一个正常的家庭，以为每家都有一个跟我妈一样的妈和一个整天抱怨“要是我是一只老鼠就好了”的父亲，这个“老鼠”不是在新德里，就是在鹿特丹，又或者是在代芬特尔、古斯[3]。
大哥智商有问题，是家里唯一认为以下事件完全正常的人：坐在桌前、手臂紧贴身体的我爸，在花园里燃烧的垃圾袋，以及被擀面杖追打的中介工作人员。最后一个场面发生在卖房子的时候，准确地说是我爸妈搬来月里河小巷81号的十年后。
我妈看上了一座更好的房子，是一座有私人车库、花园和湖景的别墅。“这样的房子我们一辈子都买不起。”我爸说。我妈立刻反驳道：“是你一辈子都买不起。”
我妈的计划是把月里河小巷的房子以高价卖出去，用赚到的钱去买那座别墅。这回他们雇了一个新的中介工作人员，已经不是先前那个把月里河小巷的房子卖给他们的人了。也许那个中介工作人员现在已经当起了图书管理员，每天徘徊在死亡般的沉寂中，徜徉在无边无际的书海里。
那个新的中介工作人员说我妈想要的卖价“不合理”，一开始我妈似乎不认识这个词，还去查字典来着，查完字典，就拿着擀面杖大叫着冲了进来：“不合理？给我滚出去！”那语气，就跟“不合理”是一种性病似的。
我爸看了，说：“快跑！”
中介工作人员立刻从椅子上跳起来，朝前门飞奔过去。
我大哥大叫起来：“加油妈妈，加油妈妈。”
我和二哥羞愧地沉默起来，从此也明白我们这一家并不是正常的一家。
那个中介工作人员再也没有回来，于是我妈决定靠自己的力量把房子卖了，每个星期都会有人从我们家飞奔出去。我妈小时候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床头柜上还摆着好些个大奖杯。奖杯都生锈了，然而我妈的腿还很健硕，都四十岁的人了，还能跟个小恶魔似的健步如飞。她有时候会抓住潜在买家的衣领，使出惯用的抱怨手段：“就这价钱，在印度还买不到一个铁盘子。”
家里的走廊都要被踏平了，这时，出现了一个老人，出的价钱在我妈看来完全可以接受。老人其实分别报了价格给我爸妈，而我妈总是有理的那个，于是就以别墅价钱的两倍卖掉了他们住的房子。我妈有可能是荷兰作家威廉·弗雷德里克·赫曼斯的家人。赫曼斯也总是有理的那个，经常为了钱而吵架，不过吵架的对象不是中介，而是出版商。我记得有一封关于出版预付款的信，格尔特·卢贝尔胡森——就是帮赫曼斯出书的“忙碌的蜜蜂出版社”的出版商——在一封信里写道：“我只是去掉一个零而已。”就冲这句话，我妈肯定能给出“极佳”的反应。她会拿着擀面杖冲进阿姆斯特丹的出版大楼里，把那个去掉的零打在卢贝尔胡森的脑袋上。
就这样，他们把别墅买了下来，我妈的一个朋友用一辆蓝色的小货车来帮他们搬家。专业的搬家公司太贵了，在印度，这些公司根本就不存在。那辆小破车在月里河小巷和第贝利亚斯小巷之间来来回回开了三十七趟。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妈养成了一种可怕的收藏癖。她仿佛一名忠诚的士兵，极力地保护着垃圾。别人丢在街上的，我妈就把它们带回家。比如坏了的收音机，生锈的自行车，破旧的家具，全都被她拖回了月里河小巷。有一天她要把这些东西全都带到印度去，和那里的同胞一起分享这份快乐。这是我妈的一个梦想，她相信那些穷人、弃儿，除了一副身体架子什么都没有的人不管看到什么都会满心欢喜，就连一台没有了屏幕的电视机也不例外。
我妈那遥远的过去一片漆黑，我知之甚少，羞愧是一把锁，紧紧锁住了她的嘴巴。有时候她半夜醒来，因为梦见自己乞讨的样子——这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她张开嘴巴，一声尖叫，夜晚的黑暗仿佛成了一种抚慰，比起那因为过去的回忆而形成的黑暗要淡了好几百倍。
第贝利亚斯小巷的居民们害怕地躲在窗户后面，看着我们搬家。在他们眼里，那辆蓝色的小车就是一辆垃圾车。一堆又一堆的货物被运到房子前面的台阶上，很快就出现了一座电器、自行车和家具堆积而成的小山。而那座小山到了第二天早晨日出的时候仍然在台阶上。搬家已经持续了二十八个小时，每运一趟，我爸就嚷嚷道：“我再也不搬家了！”
后来我爸妈又搬了三次家，准确地说是两次半。
在我的第一部小说问世的那一天，也就是2005年2月24日，我爸妈宣布他们要移民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家医院请我爸去那里就职，我妈觉得工资比之前强多了，对印度人来说还是挺可观的。
仿佛皇室家族一般，我爸妈坐了好多趟飞机去了多伦多。说他们像皇室，并不是因为他们折腾的路程，而是因为我妈光是打包箱子就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当我爸已经到达了大洋的彼岸，开始了在那里的工作和生活，我妈还在没日没夜地打包所有的收藏品。白天她骑车去鹿特丹超市，把超市里的空箱子全都拿回家，晚上就打包箱子。曾经装着巧克力、咖啡和水果的箱子，现在全都装满了我妈捡来的垃圾，从别人不要的电视机到骑破了的自行车坐垫。
当年，我妈是带着两个行李箱从印度出发的，而当她要出发去加拿大的时候，两个集装箱都不够。这次移民要带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就跟要供给整个军队似的。
我爸在临时新家里欢迎我妈的到来。新家是一间公寓，所在的小区里经常有穿着皮裤的男人[4]出没。我爸根本就买不了房子，据我妈说他不够资格，这才被赶到一间出租公寓里。
我妈经常说：“他就整天生活在男同性恋之间。”
“这里很便宜。”我爸说，他已经开始渐渐相信自己很穷的事实。简短地说，他的生活是这样的：他的妻子曾经带着珠宝从印度来到了荷兰，买了一座房子，接着又买了两座。而他拿着博帕尔[5]的裁缝的工资……这个故事维持着我们家的安静祥和，这样我爸就能跟其他爸爸一样，坐在沙发上看报，不用遭受擀面杖的侵袭。
很快我妈就找到了一个新的住处，在布洛尔大街上，位于得体的罗斯代尔小区，一个拥有游泳池、健身房和图书馆的小区。这次搬家造成了四个电梯严重的堵塞，一整天无数个箱子被运到二十三楼。一个年纪较大的女人问我妈：“您这是要开超市吗？”而看门的大叔可机警多了，一下子就看出我妈是个什么样的女人，一见到这样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赶紧逃走。
乔治是个个头矮小的老人，戴着一副象牙眼镜，整天坐在小区办公室的接待处。他的工作是欢迎居民（“早上好，韩德森女士！祝您有个好心情，格林诺先生！”），还有就是偶尔接听电话。对乔治来说，这份工作简直完美，他可以整天坐在椅子上。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过去了，他退休的日子也越来越近。直到我妈出现在他面前。跟其他的小区居民一样，我妈也得缴物业费，不过是唯一下了“看门大叔其实就是个奴仆”的结论的人，换句话说，看门大叔不过是印度有钱人家的高级奴隶罢了。
“乔治啊，”我妈命令道，“你能把这些香蕉包装箱送到我们家去吗？”要不就是：“我养的花儿就要死了，你可别忘了给它们浇水啊。”还有：“那什么，我老公又得买身体香露了。”
后果是，乔治只要听到我妈的声音回荡在铺着大理石的回廊里，就会躲起来。乔治不是唯一的看门大叔，而碰到其他人轮班，我妈就只会问：“你们知道乔治在哪儿吗？”这时其他看门的大叔就会说，乔治要到下午或者晚上才会来。
很多个寒冷的冬天和漫长的夏天过去了，这时乔治迎来了一生中最好的消息：我爸妈要搬走了。那时乔治正坐在前台，听见我妈跟一个女邻居说：“我们要搬家了。”说着还介绍起新房子来：两间浴室、高高的天花板，还有一间日光浴室。当我妈说“当然了，我们会非常想念乔治的……”时，乔治立刻从椅子上跳起来，眼里噙着泪水。
在罗斯代尔小区住了三年，我妈觉得是时候搬家了。她发现了一座全新的豪华公寓，就在西奈山医院的旁边。住到那儿，我爸就能走着去上班了。现在他每天得骑二十分钟自行车，穿梭于这个百万人口的大都市，下雪天和零下15摄氏度的天气也不例外。（自行车是我妈在罗斯代尔小区的车库里偷的。车库里有两辆破旧的自行车，坐垫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灰尘。正好，一辆给我妈，一辆给我爸。我一闭上眼睛，就看见一把被锯子锯开的锁。我爸站在一旁等着，嘴里念念有词，祈求印度众神：“让我老婆的智商快快还原吧。”而我妈正勇往直前地继续偷车。我一睁开眼睛，眼前就浮现出这些文字，同时希望自己没有做错什么，毕竟我还是要维护我爸妈的。）
当乔治一天天好起来的时候，我爸妈找到了一个项目开发商，挑选了浴室的大理石、木地板和墙面的颜色。就连厨房也能根据自己的意愿来设计：厨房的桌面可以是花岗岩的，也可以是大理石的；橱柜可以是红色的，也可以是柠檬黄的。四个月后一切准备就绪，那个位于四十层的崭新公寓终于交房了。
然而，我爸妈并没有搬家，对外他们一直声称是因为公寓的客厅太小，新游泳池没有窗户，还有就是几乎所有的邻居都不会说荷兰语或印度语。我妈对这类人并没有什么成见，只是不喜欢不懂她的人。只要身边有几个这样的人存在，就可以超过我妈对所有这类人加在一起的“成见”。
而他们不搬家的真正原因是我妈觉得搬家太贵了。从鹿特丹到多伦多的搬家费用是我爸的单位出的，而在多伦多市内搬家就得自己掏腰包了。当我妈看到专业搬家公司的报价时，以最快的速度丢掉了手中的房钥匙。中国有句俗语叫“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用这句话来总结我妈的经营理念简直完美，我爸的命运也由此越来越悲催。
幸运的是，他们在罗斯代尔的公寓还没有卖掉。乔治知道了，伤透了心。当他听我妈说“我有一个大好消息，我们不搬走了”的时候，一下子瘫倒下去，在医院里躺了一个星期。出院后又回到了原来的岗位，可是再也没有回到从前那个生龙活虎的样子。
我妈又开始找新的中介，她不想跟那个原本要把他们在罗斯代尔的公寓卖掉的中介合作了，逻辑这回事在印度是不存在的。
很快，我妈就找到了一个新中介，只是找到卖家就没那么容易了。美国的报纸上已经出现了人们付不起贷款的新闻，而我妈的要价比房子的原价高出了十万美金。“这是整栋楼里唯一出售的公寓。”这是我妈给出的理由。中介的工作人员吓了一跳，把目光投向了我爸。而他还跟从前一样，不许说话。
结果奇迹还是出现了，七个月以后公寓居然卖掉了，是一个上海的百万富翁给他的女儿买的。那个女儿在不远的将来会走在我爸妈挑选的核桃木地板上，打开放得下好多锅子的红色橱柜，而那些锅子有着很好的防烫功能；洗完澡后会踩在我爸梦寐以求的浴室的灰色大理石上。
就这样，那两个行李箱又增值了10万美金。
我妈又去看了一座公寓，当时我爸在欧洲出差，顺便来意大利看我。他第一次把孙子抱在怀里，孙子就吐了他一身。我妈在电话里说：“那是尸体的味道。”我爸在他的孙子耳边轻声念道：“只要别跟印度女人结婚，你就会幸福一辈子。”
我那一个半月的儿子，小手像海星似的，瞪大眼睛直愣愣地看着前方。他什么也不明白，现在听到的看到的一切，将来全都会忘记。以后我会告诉他，他的奶奶因为嫌机票贵，不来看自己的孙子，与此同时却在跟一个中介看一座大房子。吃饭的时候，我爸说：“她又看中了一座房子。”说这话的时候，他的手臂是放松的，然而刀叉仍然不利索地悬在半空中，还接着说：“那房子要价300万美金。”
我闭上眼睛，看到了我妈。她把偷来的自行车停靠在公寓楼的墙上，弯下腰解开裤腿上的橡皮筋。橡皮筋是用来防止裤子卷进链条里的。中介的工作人员正在耀眼的大厅里等我妈。她赶紧把橡皮筋塞进了口袋里，跟中介的工作人员握了握手。没过多久，两人就上了电梯，噌噌噌地上了楼。中介的工作人员打开大门，这时一片广阔的空间出现在我妈眼前。我妈走了进去，就在楼价飙升、信用危机的时候，我妈参观了浴室、卧室、精美的厨房，还有可以看到安大略湖景的客厅。
没有人真正看到过那两个旅行箱里的东西：珠宝、手链、项链，还有耳环。
“真漂亮。”我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