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的泡沫化过程将几乎所有西方设备公司和它们的客户都卷入其中，它们疯狂地沉溺于资本神话，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技术及商业化本身，而泡沫的破灭，又进一步消耗了整个产业链的力量，使得3G甚至4G的进程大为延后，这为尚处于从有线时代进入无线时代的中国公司留下了追赶同行的宝贵时间。而后来当中国公司开始开辟国际市场时，西方公司却忙着休养生息。
时至今日，人们也没有完全明白这一切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就像一个醉酒的人酣睡了一宿后醒来发现一切都变了样。但对中兴以及中国企业来说，正是这场泡沫膨胀与随之而来的破灭，为它们摆脱生存困境，进而走向世界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大致的情况是这样的。最初，一家叫网景的互联网公司上市，拉开了迅速创造财富神话的序幕。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人们便被这种创富神话所包围，完全陷入被预期设计好的游戏之中。这一游戏是基于互联网的出现将彻底改变传统的一切，包括财富创造模式的假设之上的。在各种繁荣幻想的鼓舞下，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和资金涌入互联网领域，人们坚信所有的投入最终都可以在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得到丰厚的回报。
于是，泡沫急剧膨胀。借助向新生的互联网服务商大量提供卖方信贷，思科等主要的互联网设备商的生意也一飞冲天。为了保证及时交货，它们纷纷加大库存量，当思科和北电等最为激进的公司后来宣布不得不承受高达几十亿美元的存货贬值损失时，人们才认清这一早已存在的事实。
与此同时，在美国，在时任总统克林顿大力提倡的“信息高速公路”战略和鼓励开放的美国《1996年电信法》的双重作用下，北电和朗讯等主要的光纤制造商也掀起了一场与环球电讯等宽带运营商“共谋”的铺设光纤的运动。它们为迎合资本市场对快速增长的痴迷，进行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收购，并不计成本地想方设法增加库存以应对需求的爆炸式增长。直到后来它们才发现，原来很多订单都是那些迟迟收不到货的新生公司反复点击“下单”所致。
仅仅1998～2000年间，思科和北电收购的公司均超过了30家，而朗讯的收购数也超过10家。这些收购让这些公司消耗了数百亿美元。
另外一股泡沫则源自欧美运营商自1999年开始的3G牌照竞拍。在互联网泡沫描绘出的美好前景的激励之下，几乎所有有野心的运营商都卷入其中，以泡沫最集中的美国为例，到2000年下半年，最大的44家通信公司的有息负债额已突破3 000亿美元，这相当于这些公司年全部销售额的97％。在欧洲，为了竞拍3G牌照，英国电信、沃达丰等公司也付出了1 500亿欧元的代价。
直到泡沫破灭后人们才意识到，所有的运营商都已债台高筑，其中北美运营商的总负债就高达6 000亿美元，仅AT&T一家的负债额就高达530亿美元。但另一种可能性在于正是这些运营商高筑的债台，最终压趴了泡沫经济。
运营商的热情又转而刺激设备商，诱使它们采取同样激进的行动，以在似乎很快就要到来的3G建设高潮中分得重要的一杯羹。无论是爱立信、诺基亚，还是北电、摩托罗拉，都希望通过3G来开启新一轮的增长动力，从而避免20世纪90年代数字无线时代高速演进期中的落伍者的命运。在那场转变中，诺基亚和爱立信等欧洲厂商成为最大的赢家，而摩托罗拉和北电等北美公司却因为压错宝，支持市场规模小得多的CDMA而失利。
最后，每个个体实际上都已被不断提高的预期所绑架，为了能够继续达到预期，不至于遭到资本市场的无情惩罚，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铤而走险，用夸大的数字欺骗投资者。每个人都害怕成为第一个被揭露真相者，因为那对资本市场已经高度绷紧的神经而言，意味着被无情地抛弃。
后来人们才发现，泡沫中表现最好的北电的最辉煌时期，也是使用欺骗伎俩最疯狂的时期—在1999年和2000年，它虚报的销售额分别高达6亿美元和25亿美元。
其实，在整个泡沫膨胀的过程中，也不乏质疑甚至警告之声。比如早在1998年夏天，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就警告，“是美国的资产价格膨胀，而不是东南亚金融危机，构成了对世界经济的更大威胁。美国股票市场今年又有了15％的收益，与前两年相比竟然增长了65％，而这并不是泡沫出现的唯一迹象”，但当人们都处于迷醉状态时，再掷地有声的斥责也如同隔靴搔痒，根本不能刺激到他们麻木的感官。
实际上，当后来泡沫开始破灭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还处于迷醉状态，根本没有意识到情况有什么不对劲。相反，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心理取代了理性，处于这种状态的人不管前面是什么，都会毫无顾忌地扑过去。即便偶尔有一些比较清醒的人，也失去了理性应有的坚定，甘愿成为侥幸心理的俘虏。
2000年3月10日，星期五，当扮演泡沫浓度测量表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破天荒地创下5 048点的历史高点1时，大多数人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巅峰，而是相信更大的奇迹将接踵而至。
尽管在随后的一周内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10％，而且思科、微软、戴尔等领头羊的股票在这一期间甚至同时遭到了破纪录的大单抛售，但市场分析人士仍然坚信 “这只是正常的回调”，很快股指又会重新回到激扬之路。
作为这场泡沫中最大受益者之一的思科的反应，正好诠释了这种情绪。在纳斯达克创下历史高点17天以后，思科的市值也跟着创下从未有过的高度—5 310亿美元。这个数字让思科成为世界上价值最高的公司。天生乐观的思科总裁钱伯斯（John Chambers）比过去更加乐观，他开始给员工编织新的梦想：用4~5年的时间达到500亿美元的年收入和1万亿美元的市值。“我们有五成的成功率。”他对员工说。
他说这话时，已是2000年9月，虽然当时纳斯达克指数相较最高时已经下调了将近20％，但他仍然认为没有看到任何需要改变预期和行动的征兆。相反，他采取了更加大胆的行动以迎接预期的更大的繁荣：仅在这一个月中，公司又招聘了1 000名新员工；他甚至计划在接下来的几年将公司的员工从4万人增加到10万人；仅在这一年，思科收购的公司多达21家。
的确，没有任何理由表明厄运已经降临。进入2000财年（开始于1999年7月底）后，思科每个季度的收入仍然在增加，一季度是39亿美元，二季度是44亿美元，三季度是49亿美元，这种增长一直持续到2001财年的第一季度（即2000年8～10月）。甚至当北电、朗讯等竞争者先后宣布进入衰退后，钱伯斯也仅仅将此视为思科进一步拉大与竞争者距离的机会，他显然深信思科对这场寒流完全具有免疫力。
但形势已经开始逆转。一个普遍的观点是，从纳斯达克指数达到巅峰后，泡沫就已经破灭了。最初，在包括思科在内的领袖企业的乐观财务状况的支持下，只有一些最弱小的企业首先感到了泡沫的裂痕，因为1999年那个圣诞节购物季的数据表明，虽然网民人数已经到了应该产生利润的时候，但预期的大规模利润却仍然没有到来，网络销售数据远远低于预期。
这就像一场瘟疫，开始往往在那些最脆弱者身上先反映出来。投资者再也没有信心继续追加投资，一些新生的公司只好倒闭。纳斯达克指数也正确反映了这一趋势，到2000年12月，该指数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较3月的最高点缩水了近40％。
于是，这个靠金融的趋利本性与实业界的金融化这一对双头怪兽吹大的巨大泡沫，在2000年的冬天到来时，因为自然的寒冷与经济的寒冷突然间发生的共振，使已经陷入疯狂的人们终于清醒：冬天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