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艺理论研究的“学术轮回”现象
学术思想的发展往往不是笔直的，而是通过迂回曲折和螺旋式上升的复杂过程，不断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我们发现，学术研究经常出现一种周期性的回归现象、轮回现象、钟摆现象。一种道理说过头了，又回过头来重新表述，虽然所论问题不能视为低水平的简单重复，但毕竟出现了与曾经发生过的此类现象的历史形态的相似性。如从自然本位到人本位，再从人本位到自然本位；从“天人合一”到“天人对立”，再从“天人对立”到“天人合一”；哲学的根本目的从说明世界到改造世界，再从改造世界到解释世界；从空想到科学，再从科学到空想；从传统到反传统，再从反传统到一定程度上回归传统，等等。
一、文论思想的学术版图
根据我个人的研究，文学的本质虽然可以界定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审美意识形态的形式，但文学作为系统本质所体现出来的学理系统，存在于如下几大关系之中：表现为文学与自然的关系，通过对文学与自然的关系的研究，阐释文学的自然属性或文学的自然本质；表现为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关系，通过对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关系的研究，探讨文学的社会历史属性或文学的社会历史本质；表现为文学与人的关系，通过对文学与人的关系的研究，追寻文学的人学属性和文学的人学本质；表现为文学与审美的关系，通过对文学与审美的关系的研究，把握文学的审美属性或文学的审美本质；表现为文学与文化的关系，通过对文学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开掘和拓展文学的文化属性或文学的文化本质；表现为文学自身的关系，通过对文学自身的关系的研究，叩问文学或文本的语言符号形式属性或语言符号形式本质。以上这些关系和属性，实际上构成文学的系统本质，可以说，都是文学的系统本质中的有机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文艺理论研究的学术轮回和学术回归现象大体上往往呈现为上述几种文论学理系统或同时共存，或历时竞相出场、交替彰显和轮番表演，构成一个既相对稳定又不断变换着的开放的学术的路线图和循环圈。
从文学的自然本质和文学的人学本质的关系看，“人类中心论者”多半忽视和排斥文学的自然属性或自然本质，而“自然中心论者”往往贬抑和削弱文学的人学属性或人学本质。其实，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是紧密联系着的。人作为自然的高级生命体，既要与自然同生死、共命运，又要从自然界获取一定的或足够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人类要生存，一定要善待自然，并在合理的限度内向自然索取，以求得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和谐发展，否定人类正当需要的“自然中心论者”的文学观念和拒绝保护自然生态的“人类中心论者”的文学观念都是偏颇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中的“人类中心论”和“自然中心论”的对峙和轮回仍然在不断变换地延续着。20世纪以来出现的以非理性主义为灵魂的新人本主义多半表现出或隐或显地反对文学的社会历史本质的倾向，而强调所谓“互文性”原则的新历史主义则多半表现出通过夸大阐释主体的能动作用来干预、篡改和重塑历史的主观随意性的倾向。
文学观念中的社会历史因素、人学因素、文化因素都是通过文学中的语言形式符号表现出来的。语言形式符号是文学中的社会历史、人学和文化内容的载体，语言形式符号的结构、叙述和阐释对文学意义的创造和再创造、生成和再生成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然而，一旦文学的语言形式符号的属性和功能脱离了文学所表现的社会历史内容、人学内容和文化内容，就有可能完全蜕变为空洞和乏味的语言形式符号游戏。“形式决定论”和“语言至上论”是违背常理的。纯粹的文本主义、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是行不通的，最后还是要打破“形式的禁锢”，捣碎“语言的牢笼”，向社会历史开放，向人生开放，向人的生态和情感开放，向文化开放，实现从语言的形式因素向语言的认知功能的转换。
对文学观念的内部规律研究和对文学的外部规律研究都是同样需要的，文学的本质实际上表现为外部规律和内部规律的辩证统一。脱离外部规律的内部规律研究，或脱离内部规律的外部规律研究，都不会取得积极的有效的学术成果。我们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当西方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成为主潮的时候，中国学界正在陷入研究文学的外部规律的泥沼之中；反之，当中国学界处于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的热潮的时候，西方学者却完成了从研究内部规律向研究外部规律的转向，诸如新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都不约而同地把学术研究的主视野投向对社会、历史、人权、政治、种族和性别的探索。即便是晚年的德里达也十分关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存在—政治”因素，并企图通过解构同一性的政治观念，实现异质性的“再政治化”。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因素却至今为一些厌烦和敬畏政治的当代中国学者不屑一顾，甚至深恶痛绝。从中西方学者尽管时空错位却轮番上演的对台戏中，可以十分清醒地感悟到研究文学的外部规律和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具有同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是一个颇具典型意义的发人深省的文化现象。
二、“学术转向”与“学术回归”
20世纪以来，西方思想界经历了几次重大的学术转向。这个转向，那个转向，把一些中国学者转得晕头转向。其实，从转来转去的现象中，总是可以寻觅出隐藏在和贯穿于各种转向中的有迹可循的规律性线索，并呈现出不同的新的样式和新的质态。
（一）关于人学转向
19世纪后期以来相继出现的意志主义、直觉主义、生命哲学、精神分析心理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到马斯洛的人本主义等等，都向以个体为核心的人本主义的人学思想转向。这次人学转向使西方现当代的人学思想发生嬗变，实质上演化为一种新人本主义的社会文化思潮。20世纪前半叶的人学理论多半以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为依托、为载体，同时又辐射到其他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这种人学理论尽管对人的内部的精神疆域和心理世界进行了广泛的开拓和纵深的发掘，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弥补和充实了人学理论的空间，从而有助于丰富和深化对文学的人学本质的体认，但这种人学理论所描述的人，由于受到强大的外部力量的压制，面对社会现实，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畏惧、厌恶、躲避和逃逸历史的倾向，甚至坠入历史悲观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因此，这次人学转向，包括带有新人本主义思想特征的学术思想、文学观念和文学作品存在着明显的缺憾，主要表现为对18世纪以来盛行的以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为支撑的人本主义、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的改写和颠覆以及对人的社会历史本质的或遗忘、或消解、或隐遁、或反叛。当然，这些缺憾能够启发人们去完整理解和把握文学的人学本质和文学的社会历史本质之间的复杂关系。
（二）关于语言转向
语言哲学的基本理念是把作为人的社会关系的共在方式转换为人的语言关系的共在方式，这种强调语言至上的人生哲学认为，人的任何“共在”方式都是通过语言的交流才得以实现的，根本没有与语言活动相分离的赤裸裸的生存活动，生命总是置身于语言之中，并通过语言得以展开。语言哲学通过神化语言的作用，轻松地用人的语言关系取代了人的社会关系，把人的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变成了人的语言存在，从对世界的实践批判蜕变和退化为对现象的语言批判。在维特根斯坦等语言学家看来，人们不必通过实践的物质力量改造世界，而只是把哲学理解为一种单纯的“语言批判”。这种对现实的语言批判，绝不意味着会对压抑人的外部世界发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连维特根斯坦晚年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不再寻觅所谓的“理想语言”，放弃了通过语言批判来改变世界的奢望，而感悟到语言哲学只能对日常生活进行描述。随后，哈贝马斯提出的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人们之间相互理解的普遍条件和人们之间彼此交往的“一般假设前提”。
维特根斯坦、罗蒂、哈贝马斯等人倡导的语言转向，无限夸大了语言的功能，强化了语言形式符号的结构、转换、叙述和阐释的作用，形成一种纯粹的封闭的形式主义和文本主义倾向。这次语言转向，几乎完全转向对文学的内部规律研究，而排斥对文学的外部规律研究，通过语言的魔毯，取代、消解或隐匿了文学的社会历史本质、文学的人学本质，甚至文学的审美本质和文化本质，视语言为造物主。这次语言转向完全颠覆了语言作为人的劳动和交际的产物和工具的性质，不是从第二性的意义上恰当肯定语言的作用，而是从第一性的意义上无限夸大语言的功能，甚至认为不是人创造了语言，而是语言创造了人，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说人，这种语言决定论的思想观念完全把语言和人的生活、社会存在和历史结构的关系搞颠倒了。
（三）关于历史转向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后现代主义在欧美国家开始式微，但却在东方的思想界、文化界和文学界呈现出涨潮的势头。但正如佛克马在他主编的《走向后现代主义》一书的序中所说的，后现代主义与发达地区的现实状况是密不可分的，而在那些尚处于为温饱而奋斗的国度中，却是不得其所的。在如何看待启蒙理性和科技理性的问题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表现出明显的时代错位和历史反差。其实，对发达国家来说，启蒙理性也并没有完全过时，至少还存在着正面和负面的双重性；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它却正是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所最为需要的。“后现代转向”引发的“历史转向”，推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投向历史，对摆脱文学领域中的形式主义、崇拜语言符号的文本主义、纯审美主义和非历史主义，具有积极作用。“历史转向”对新历史主义的勃兴起到了接生婆的作用。所谓名目繁多的“批判历史主义”、“文化唯物主义”、“文化诗学”、“历史诗学”、“历史唯物主义批评”等等，实质上都是流行的“新历史主义”的不同表述。
文化转向分化为两股潮流。一是注入历史和投射历史，引发和催生出新历史主义的问世。通过文化转向带来的历史转向引导文学面向历史、政治、种族、性别，表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性质。较之于形式主义而言，新历史主义表现出很强的学理优势。文学学科的森严壁垒开始被突破，走向开阔的跨学科研究。原先那种只局限于封闭的文本研究的文学观念开始向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人类学、民族学、精神分析学开放，拓展出多维的研究空间。文学理论的各种跨学科联系互渗、互融、互释、互动，形成阐释的通约性和连贯性。二是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和特殊规律的研究受到冷落，甚至表现出用文化研究排斥文学研究的倾向。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走向广义的文化研究和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文学理论转向文化研究，则更加关注意识形态、权力斗争、民族问题、文化特性，从政治视角对被视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及其政治思想体系和原则进行舆论批判。新历史主义面对历史语境，重新解读文学作品的意义，作为对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的反拨和矫正，成为一种既不同于传统的历史主义，也不同于形式主义的新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正因为如此，新历史主义往往遭到来自各式各样的历史主义文论学理系统和各式各样的形式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的双向夹击。这种历史转向对传统的历史主义，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表现出既有淡化、消解和颠覆又有补充、丰富和重塑的双重性。
（四）关于审美转向
审美转向同样是通过文化转向来实现的。大众文化和审美文化相融合，形成大众审美文化。大众审美文化向大众生活的渗透和扩展，加速生活审美化和审美生活化的进程，促使大众审美文化的消费化、时尚化和游戏化愈演愈烈，从而对文学，特别是经典文学、严肃文学、高雅文学、精英文学的生存和发展，制造出空前的困境和危机。这次大众审美文化转向，凭借科技的支撑，市场的运作，大众消费欲望的刺激，文化资本的占用和分配的角逐，以影视、图像的文本形式，覆盖和席卷大众生活公共领域和业余空间，其规模之大，来势之猛，锐不可当。美学和美学研究开始真正走出书斋，贴近大众，扩展了应用范围。这次大众审美文化转向好像是对古典的传统的唯美主义的戏弄、嘲讽、惩罚和反拨。我们曾记得以王尔德为代表的唯美主义为了守护文学艺术的纯洁、神圣和至尊，竭力反对审美的超功利化、超商品化、超实用化，而这次大众审美文化转向则与之相悖，实际上恰好推动审美向极度的功利化、商品化和实用化的方向进展。这次空前规模的审美文化的转向，绐传统文学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危机，引发出一场复杂而又激烈的关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冲突和论战。
三、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交叉与融通
伴随着传播媒介的变革，视觉文化和图像文化作为一种新形式的文本开始由边缘移向中心，占据越来越突出的位置，同时使对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和具有跨学科性质的文化研究成为一种趋势，使传统文学面临着空前挑战，陷入生存危机。在这种背景下，关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冲突和论战不可避免。
其实，如果对复杂的问题作简约化的理解，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既有矛盾和交叉的一面，又有统一和融通的一面。两者的关系不是，或至少不完全是相互取代的关系。换言之，文化研究的生存和发展，不应当以文学和文学研究的终结和死亡为代价，同理，文学和文学研究的生存和发展，也无须以限制甚至扼杀文化研究的问世和历史性出场为前提。对文学的文化研究和对文化的文学研究都是必要的。正常的、合理的、积极的、有意义的和有价值的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问题的关键是，应当区分和鉴别不同的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性质、功能和价值内涵。
表面上看来，论战主要是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中的一些老辈学者和青年学者之间进行的，十分有趣和更为深刻的是在学门同谱的师生之间展开的。从老辈学者所持观点看，他们中间有的对文化研究，特别是对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一概认为是低级和粗俗的东西而加以拒斥；有的则心态平和，比较宽容，但同样觉得，文化研究，特别是大众文化研究一窝蜂似的趋时赶潮，过于泛滥。这里，我们可以从关涉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特别是注重“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大众文化研究的几个重要的方面，对老辈学者和青年学者的基本观点和总体精神意向的相同与差异、互补与对峙作一个简明的对比分析。
（一）关于文学版图的改制和学术研究中心的转移
世纪之交掀起的大众文化研究，在老辈学者看来，有那么多的青年学者从文学研究的阵营走向大众文化研究领域，实际上引发了文学版图的重绘和学术研究中心的改轨，带来了学术队伍的分流与批评格局的重组。由他们亲自带动和培育起来的一些文论精英和学术新锐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大众文化研究。这种集体性的“学术大迁徙”，好比灿烂的星空中的明星纷纷坠落，化为流星。这只能使老辈学者感到隐痛和惋惜。而对青年学者来说，则有他们不同而正当的理由。他们中间，有的循着西方当代学界从文化研究转向历史研究的路径，表现出通过文化研究介入历史和干预现实的姿态，从意识形态视阈开展文学批评，带有比较强烈的政论性，进而发出重建文艺社会学的呼吁。这是应当鼓励的。有人不再满足于狭隘的书斋经院主义的治学方式，决意面向现实，拓宽学术视野，对文学和文化进行多方位和多层面的跨学科研究。这是应当肯定的。有人选择文化研究的动机是想通过文化研究，涉足文化产业，参与、推动和致力于作为综合国力一部分的文化“软权力”的建设。这是应当支持的。当然，也有一些人对文艺基础理论研究感到厌倦，耐不住长期“坐冷板凳”的清苦和“蚂蚁啃骨头”般的辛劳，知难而退，受利益驱动，转身投向“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愿作文化商海中的弄潮儿。
（二）关于学术理性的守护与颠覆
文艺理论界的老辈学者多半都接受过系统的深入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陶冶和教育。他们有的是新时期以来新理性主义、审美理想和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首创者和倡导者。他们对受到以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各种非理性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影响的青年学者的学术思想不同程度地偏离和消解学术理性感到困惑和惊异。尽管有的青年学者并不一概地反对理性和理性主义，但其中相当多的人都把理性和理性主义视为压抑人的专横的思想枷锁。诚然，中国当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确实出现过僵化的教条的理性和理性主义所酿成的灾害，但不能因此排斥一切正确的有益于人的全面进步和社会的全面发展的理性和理性主义。由于解构主义思潮的弥漫，平面化、碎片化、无深度和情感零度几乎成为一种时尚。有的青年学者公然主张用“后现代真经”解决当代中国的社会问题和文学问题。还有的青年学者把审美完全引向人的生理层面和身体层面的感官享受和欲望宣泄，企图通过“感性的解放”消解和摆脱人的精神的信仰维度。所有这些言说，都逸出了学术理性的正常轨道。
（三）关于学术精英身份的坚持与消解
一些学养深厚的老辈学者，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中的比较优秀的人文知识分子，肩负着发扬和重建具有时代感的人文精神、民族精神和先进文化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他们对承载着人类思想精华的文学经典怀有呵护之心和充满爱慕之情。而相当多的青年学者受到“祛精英化”和“祛经典化”的侵蚀，已经变得世俗化了。
（四）关于文学的性质、功能和价值取向的分层和多元化
大多数的老辈学者是赞同文学的性质、功能和价值取向的分层和多元化的，但还是主张要坚守文学的基本的、重要的和主导的价值目标。他们认为文学对培育和发扬民族精神，对推动先进文化的建设，对促进人的思想文化道德素质的提高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并不认同把负有改造和重塑人的灵魂的文学，全面地彻底地粗俗化、卑劣化和丑陋化，从而痛失人类的美好的“精神家园”。我们要看到包括“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在内的大众文化的两面性。凡是清新的、健康的、有益无害的甚至是表现正当的欲望的文学，都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同时，应当防止和克服大众文化的负面作用。不能把法兰克福学派，包括阿多尔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本雅明对大众文化的警策性批判完全忘却。
文学研究开放边界，向大众文化、影视文化、图像文化和数字文化延伸，存在着一个“合理”和“适度”的问题。至少要防止用视觉艺术取代语言艺术，或把语言艺术变成视觉艺术。任何一个学科，都有自身的相对独立的主权和相对稳定的领域。它的权力和疆土，理应受到尊重。“越界”是对的，但不适度地“越界”，可能会形成“侵犯”；“扩容”也是对的，但无限制地“扩容”又可能会变成“吞并”。
四、“学术轮回”现象说明了什么？
文学研究应当具有更加开放的宏阔的学术视野。文学的本质是系统本质。系统地存在和发展的各种文学形态好比一个博大精深的世界。只有运用宏观、辩证、综合的思维方式，才能把握文学和文学理论这样一种特殊的极其复杂的精神现象，只局限于一个点、一个层面、一个领域、一个狭隘的视角，是不会俯视和通观文学世界的全貌的。倘若把文学的局部真理提升为涵盖和统摄一切文艺观念的总范畴，肯定会陷入“盲人摸象”、“坐井观天”、“一叶障目”的迷误。绝对化的所谓“片面深刻的真理”，是以掩盖和遮蔽相关性的、异质性的，甚至是全面性的真理为代价的。世界万物都存在于关系中，并通过关系而存在，在关系中开拓，在关系中深化，在关系中发展。文学也是如此。各种文论学理系统之间同样存在着一种相互制约的间性关系。
文学系统本质的各种学理之间的关系，不是你死我活，不是一种学理一定要吃掉另一种学理。应当区分事物之间的可替代性与不可替代性的不同性质。上述所论的几大文论学理系统之中的各种形态之间的关系都是不可替代的。各种文论学理系统都拥有自身独特的话语权力和生存发展空间。主张、信仰和崇奉各种不同的文论学理系统的学者们，要相互尊重，尊重各自的研究领域和学术专长，尊重各自的学术话语的权力和学理资源的价值。应当大力提倡包涵兼容的对话精神，把敬重和服从持不同观点的学者经过长期艰苦思想劳动所获得的真理性发现，作为一种学术伦理情操加以培育和弘扬。凡是具有不可取代的合理性的思想都是不可能被歼灭的。
学术研究、学术论争和学术发展过程中间往往出现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即如果强行压抑一种合理性的文艺观念和批评模式，达到不能承受之重的时候，这种被冷落和忘却的文艺创作和批评模式便会产生不可遏制的张力，形成反弹，又以新的姿态重复出现。一种道理说过头了，肯定要倒过来重新表述。把问题的某一面推向极端，加以绝对化，往往会激发出问题的另一面。真理再向前跨越一步，往往会变成谬误。这无异于用过头肯定自己的方式来否定自己，即所谓“自我捧杀”。想吃掉对方，实际上又恰恰不自觉地帮助了对方，以自身的片面和偏执授人以柄，使之作为反击的突破口，获得否极泰来和东山再起的良机。
诚然，几大文论学理系统所构成的路线图和循环圈绝不是封闭的、凝固的，而是开放的、发展的。可以说，承接中有创新，旧质中有新变，积淀中有突破，循环中有开放。文学的外部条件和内部原因的推动和触发，不仅会使每一种文论学理系统逐步得到完善，不断获得新质，而且会使其中的一种或多种文论学理系统取得富有时代感的历史性发展。
各种文论学理系统是对文艺的外部规律和内部规律、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的理论概括的产物。作为规律形态的各种文论学理系统都是辩证地存在着、联系着和发展着的。我们应当运用发展和联系的观点来观察和研究上述各种文论学理系统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彻底的唯物主义都是辩证的，违反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一点论”、“片面性”、“走极端”、“一个吃掉一个”、“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都是形而上学的顽症。只有运用辩证的观点，才能把握上述各种文论学理系统之间存在的辩证联系和发展的辩证过程。学术研究是追求真理的。真理往往表现为系统形态。对真理系统必须进行多视角、多方面和多层次的研究。真理又是相对的，是有边界的。各种文论学理系统只有在整个学理框架的自身所属的坐标点上，才是重要的和合理的，才是有价值的和有意义的，一旦超越了自己的界限和适用范围，随意取代和置换其他任何一种形态的文论学理系统，便会步入歧途，甚至会走向荒谬。为了正确解析“学术轮回”现象，完整地把握各种文论学理系统之间存在和发展的辩证关系，实现文艺学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总体性的理论突破，关键在于树立宏观、辩证、综合、创新的思维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