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的文艺思潮受到西方现当代哲学和文艺学的非理性文艺的渗透和影响。中国当代文坛出现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包容和涵盖了哲学、文学和一切人文科学的重要领域。这种思潮作为人本主义或新人本主义思潮的核心的内容和内在灵魂，作为20世纪后世界文化的主潮雄踞着意识形态的盟主和霸主的地位。几乎所有的学科领域、人文舆论和理论的阵地，都这样那样地受到人本主义和新人本主义思潮的深刻影响，不了解非理性主义的内涵、地位和作用，不可能把握人本主义或新人本主义思潮的主脉和生命。文学作为社会科学中的富有灵气的最敏锐的神经，首先感应到并衍射着以非理性主义为特征的人本主义或新人本主义思潮的或明亮或灰暗或惨淡的光芒。这种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潮的生成和发展以带有后期工业社会特性的现实生活为土壤，同时受到非理性主义的哲学思潮的影响和融通，凭借文艺特有的手段、途径和方式辐射和蔓延到文艺理论、文艺观念、文艺方法和创作实践中去，形成一种特别强劲的思潮。
因此，以科学的态度，清理和评析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潮的是非、功过、得失，对促进我国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识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潮的涌起和演变
（一）中国当代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潮的涌起
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潮的涌起不是偶然的。欧美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资本的扩张，财富的集中、积累和膨胀，现实生活中人的环境和人自身的文明化程度的提高，都是理性、科学和技术的成果。在科学理性基础之上，以技术的力量和手段建立起一座座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丰碑。然而，与科学理性相对立的非理性主义所探寻和肯定的关于人的本性、生态和心态的理论内容是以夸张的病态的畸形的方式片面地发展起来的，必然带有不可忽视的负面作用。
中国当代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潮的流泛主要表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思想解放运动的春风和改革开放的政策，不仅给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生活带来了富有时代特征的历史巨变，而且沟通和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思想界和文艺界力图从西方的学术宝库中寻找有效的思想武器，作为发展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催化剂和酵母，这种企图的初衷是健康的，也确乎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中西之间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的对话，对加深对现代资本社会的体察和反照自身的思想文化传统的良莠精芜，是大有裨益的。这是一个双向撞击和彼此渗透的极其复杂的深刻过程。任何事物都不会也不可能是纯粹的。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中国既吸取了具有科学精神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说、观念和方法，引进了先进的技术，促进了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一些背时的乃至腐朽的资本主义的文化渣滓。这些精神领域中以学术形态出现的东西貌似新奇、独特、丰厚，实则陈腐、鄙俗、贫乏。现当代西方的思想体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用装饰得十分精致的富于魅力的外衣，像时装模特那样大模大样地步入中国的文化艺术舞台。欧风美雨在中国大地上吹拂飘洒，纷纷扰扰，沸沸扬扬，红杏枝头，乱花迷眼，令人目眩。
作为西方现当代的文化思想的主旋律和强音的是以新人本主义为基本内涵的非理性主义。一种疯魔般的强劲的力量搅扰着人欲横流的社会。人们再也无法用清醒的理性阐释和把握这个开始变得混乱的荒谬的不可捉摸的世界。非理性主义的迷雾开始弥漫开来。同时，思想界的一些人由于没有真正理解科学技术领域的一些惊人的新发现，一时难于辨识和审定这些科技学说所发现和初步阐释的对象世界的模糊性、无序性、人的主体性的相对不稳定性所呈现出来的零散、混乱和分散、消融等现象，歪曲地利用现代物理学关于“熵”的神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量子力学、生物遗传工程和模糊数学等新成果，作为确证世界的不可理喻的非理性主义的科学依据，为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潮的泛滥打开了门户。西方现当代的非理性主义社会文艺思潮具有不可忽视的双重性。一方面，暴露了资产阶级理性的虚伪和荒谬，揭示了超验的权威和疯魔般的物质力量对中下层人们的压抑和扭曲，抨击了僵硬的强制的理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冷酷、残忍和罪恶，针砭了资产阶级所谓的“理性社会”和“理性国家”的混乱、荒谬和弊端，对压抑和窒息人的社会力量进行抗争和反叛，具有一定的认识作用和批判功能；另一方面，非理性主义思潮力图将人从抽象的形而上学的理性王国中解脱出来，拒斥认知理性、道德理性和科技理性对人的禁锢和束缚，重视对个体的人的生存状态和深层的心理结构和心理机制的探寻，从非理性的角度呼吁对个体的人的地位和价值的关注，在被僵硬理性所压抑所疏漏的生活领域和精神领域进行开掘和拓展，作出了不少新的发现，对完整地理解人性富有深刻的启发性。
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潮一股脑地被引进了被称为礼仪之邦的华夏古国。一些“新潮”的作家、理论家和评论家们将西方现当代的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潮视为圭臬，怀着虔诚的崇拜的心态，竞相学仿，从现实生活寻找某些材料当做阐释、图解和演绎这些新奇、怪异的文艺观念的客观对应物和语言符号载体，用几年时间，匆匆忙忙地把西方现当代文艺领域中的新潮理论演示了一遍。诸如叔本华的“生活意志”说，尼采的“权力意志”说，柏格森的“生命冲动”和“生命绵延”说，存在主义的“自我选择”说、“生存状态”说，弗洛伊德鼓吹的“潜意识”、“性本能”、“原始欲”的深层心理学，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乃至“荒诞派戏剧”、“法国新小说”、“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直到新感觉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都可以找到图解这些东西的模仿作和蹩脚的中国版。这些宣扬西方现当代非理性主义的所谓“伪现代派”同土生土长的那些带有中国特色的作家艺术家的现代意识聚拢在一起，形成一种既涣散又凝聚的社团意识，以贵族化的“沙龙”形态，圈定小宗派，扩大和辐射着自身的阵容和声威。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文坛上充斥和弥漫着以非理性主义为特质的新人本主义的浓烈的氛围和气息。这种文学新潮来势迅猛，难于制驭。对此，要进行审慎的分析，增强选择的目的性和自觉性，吸其精华，除其糟粕，洋为中用，他为我用。应当坚持以中华民族文化为母体、为本源，适当吸收有益的有价值的西方的优秀文化，将欧美具有新时代意义的学术思想“拿来”丰富、发展我国的带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和新文艺。
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潮的涌入和蔓延有其深刻的中国社会内部的政治的文化的导因。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潮一度浸染和弥漫于中国文坛不能说没有现实生活的土壤。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整个社会、政党、国家、领袖都体现着、洋溢出清醒而又热烈的科学的理性精神。新的社会制度下的人们作为国家的主人翁，能够理智地自觉地把握自身和历史的命运。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中国的胜利，用雄辩的事实，以极大的权威性和感召性显示着科学的理性精神的光辉。人们有理想，有抱负，有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的信心。以人民为主人的新的国家和新的社会现实洋溢着兴新除旧的锐气，蓬勃着无限的活力和生命力，新中国的历史在健全的理性轨道上英姿勃发地向前挺进。自“反右斗争”以降到十年动乱时期，科学的理性精神受到挫伤和践踏。人们健全的清醒的理性精神被政治风暴扰乱了，摧毁了，陷入了深深的困惑、惆怅和迷惘之中。崇尚科学态度和理性精神的人们不明白，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的朗朗晴空下，会酿成捉弄和摧残人的尊严和自由的苦难。一些特殊情况下的非理性主义狂热居然达到了令人怵然和近于疯狂的程度。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浮夸风甚嚣尘上；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愈演愈烈；迷信、狂热、盲动诱使青年们坠入虚妄的热情、天真的信任和盲目的忠诚；受到极左思潮影响的文艺作品用对生活的矫饰和编造虚假的胜利景象来美化和掩盖路线和政策上的失误，用空洞苍白的幻想充作现实的可能性，或助长浮夸做假、好大喜功的歪风，或扩散阿谀献媚的邪气。所有这些非理性主义的社会氛围毒化了精神文化，既败坏和摇撼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性权威，同时又挫伤了青年们的理想和信念，酿成了他们对现实的信任感和责任感的抵触、冷漠和厌倦。客观世界的反复无常和不可捉摸往往为非理性主义、宿命论、不可知论的萌生和滋长提供温床。对人和人权的伤害和戕夺，对人的地位、价值、自由和自身利益的忽视和轻蔑必然同外来的非理性主义、人本主义或新人本主义思潮相策应、相配合，从内部帮助这种思潮扩散开来。以非理性为灵魂为核心的新人本主义思潮征服了一些思想稚嫩的年轻人。他们对资产阶级人本主义的虚伪和欺骗不甚理解，同时又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抱有先天性的盲目的偏见。由于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诸多方面的原因，他们心目中的这种理性精神保留着令人厌恶的“马克思主义老太太”的形象。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谷，中国社会的发展经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党的路线和政策的失误和失衡，党内的腐败现象和丑恶现象的膨胀得不到有效的抑制，分配不公、脑体倒挂，所有这些令人烦恼的社会现象也使广大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性精神的权威性产生怀疑、误解和逆反。这启示我们，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变成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才能通过马克思主义所取得的赫赫实绩和辉煌战果来提高并巩固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主导地位，才能有力有效地抵制和战胜一切反马克思主义和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包括非理性主义的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潮。
（二）中国当代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潮的演变
现当代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潮的发生、发展经过了一个演变过程。任何事物，包括文艺思潮在内都是作为过程而存在的，动态的演变嬗蜕充满着吸取和扬弃，不断变换着新的质态，这是一个充满冲突和协调的复杂程序。由于思想材料和研究水准的限制，学术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歧异。这里，只能从综合已有的学术成果出发，作一番大体上符合实际情况的描述。
中国当代特别是新时期开始后，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潮的发生不能说没有现实生活的土壤和条件。中国虽是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封建主义宗法制小生产经济带来的落后、贫穷和专制、保守的思想文化因素，但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商品经济的大幅度发展，商品关系、科技信息的日益强化和泛化，给社会带来重大冲击，同时也使敏感的知识分子感受到物质文明的发展带来的压抑和苦闷，甚至是悲哀。西方现当代文艺思潮伴随洞开的国门一拥而入，对中国过去出现的非理性主义的新人本主义狂热起到刺激和催化的作用。“十年浩劫”给人们造成的苦难和党与国家政府的失误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程度上伤害了人的尊严、价值和权利，成为西方现代以人本主义和新人本主义为核心的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潮向中国浸灌的诱因。中西内外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形成一种强大的诱发力，致使中国文艺界用几年的时间匆匆走完了西方大约一个世纪的历程，仿佛像开个展览会那样将欧美那些奇特怪异的文艺样式、风格、流派、思潮展现了一遍。
西方现代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潮的涌进或中国当代，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潮的演变大体上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初探阶段、新潮阶段、后新潮阶段。这是相对而言的，事实上，各阶段并非界限分明，其中不少思想内容、精神意向和艺术形式经常叠合交错为一体，纠结得难以分辨。初探阶段的总体精神是有一些“敢吃螃蟹”，比较大胆有勇气的作家从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的文艺思潮的库存中拾取或“拿来”一些顺手和合用的东西，偏重于对某些艺术形式和手法上的探寻和应用。这种“拿来”主要是从借鉴意识流开始的。这些探索者的本意是感到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已经不能充分表现瞬息万变、跳跃性强、节奏迅疾的现实生活，因而打乱正常的时空秩序，采取时空纵横倒错交织以及心理活动与情节发展既脱节疏离又从整体上相互配合的表现方式，以便展示激烈的社会巨变和心理律动。这一时期的主要倾向是健康的，是作为对现实主义艺术方法的丰富和补充来选择并创造性地对非理性主义加以运用的。创作上出现了像《蝴蝶》那样成功地引起社会轰动的作品。然而，问题还存在着另一面。这种探索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毕竟作为对现实主义发难的开端，表现出对传统的文化思想的轻蔑情绪，开始笼统地把传统的现实主义说成是“庸俗社会学”、“机械唯物论”或“直观反映论”。同时，“尼采热”、“叔本华热”、“柏格森热”、“弗洛伊德热”、“存在主义热”愈演愈烈。描写“生命意识”、“生存状态”、“生存本能”，特别是“性大潮”的文学走红爆热同自我意志和自我意向的精神放逐结合在一起，搅乱了整个中国文坛。被夸大了的“主体论”或泛“主体论”、表现主义和泛表现主义文艺观念日趋膨胀，强调文艺的自律、“内部规律”、特殊规律的同时，贬抑和否认文艺的他律、“外部规律”、普遍规律或共同规律。有人宣扬文艺“背对现实、面向自我”，注重表现自我的“潜意识”、“原始欲”、“性本能”。这种非理性的、以个体为本位的新人本主义思潮疏离甚至割断了文艺与生活、文艺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后新潮阶段带有比较明显的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特征。
如果说新潮阶段的文艺观念和创作是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在中国的实验和演示，那么后新潮阶段流行的则是力图用“后现代性”取代中国式的现代派或“伪现代派”的文艺观念和创作。中国新时期80年代中期后的某些实验小说带有浓重的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意味。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对现代主义所推崇的主体性、狂乱的自我放纵，对世界前途和人类命运的思考采取冷漠和轻蔑的态度。西方的一个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卡夫卡笔下的《城堡》根本不存在，疯狂的自我意志被耗尽后陷于沉沦，目的是不存在的，意志和愿望被消解和耗尽后陷于沉沦。世界没有整体性、稳定性、统一性、确定性和规律性，“以我为中心”的假想的权威必将破灭。自我和世界都被融入幻想和想象中的“文本”之中，可以随意被肢解、被破坏、被颠覆，从而化为虚无。因此，外部对象的零散性、流变性、多元性、模糊性、未定性和表面性给自我在“文本”中的游戏和遨游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随着商品关系同文艺的联姻，高雅的精神产品变得更加世俗化乃至粗俗化，被称为“生活的教科书”的那种济世救人的作品受到冷落。一大批实验性的后新潮作品竭力反叛现代主义以自我放逐为旨趣的文艺观念和创作，尽可能地避免文艺的主观化，往往以“局外人”的冷淡的目光，搜寻生活中琐碎的、零散的、本然的、流变的、表层的生活现象拼凑成作品，对人生景观的粗鄙、丑陋、邪恶、穷酸加以展览，对人的生命本能、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的困顿和窘迫给予荒诞、调侃和“黑色幽默”式的冷峻处理。带有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性质的新潮小说从反理性、反文化、反道德、反自我走向反艺术、反审美、反崇高，甚至否定必要的创作规律。“后现代性”心态开始或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艺界某些青年作家、评论家和理论家的病态心理。在这些人中间，情况各有不同。有的认为这是贴近生活，表现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喜怒哀乐，是对文艺大众化的有益探索；有的自称“世纪末人”，丧失了理想和信念，表现出悲观、绝望和颓废的情绪。
二、文艺中的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
正确理解文艺中的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的关系，对繁荣文艺创作、健全和优化文艺批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理性是指人为了追求和达到自己的预期目的，通过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对客观对象所获得的规律性的体认和感悟。从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中概括出来的理性既具有现实的确定性，又随着人的历史活动的发展而深化，不断改变着它的存在形态，赋予它以新的内涵。以灵性和形象思维为特色的文艺创作尽管与科学的逻辑思维方式有别，但它作为反映社会和人生的一种形式，不能完全脱离科学的逻辑思维的影响和制约，而往往借助于思维的提炼和概括手段，将典型的有价值的深刻闪光的东西加以蒸馏或升华，创造出形象的真谛和良知。因此，有思想深度的作品总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出人生的真理、社会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的趋势。一些大手笔的作家艺术家，如巴尔扎克、列夫·托尔斯泰，都扮演着历史书记官的光荣角色，通过他们出色的艺术描写，几乎全方位地勾勒出社会变革和历史转型时期的律动。这种史诗般的鸿篇巨制都是以深邃的思想深度和强劲的理性力量为标志的。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文艺是以直觉或直感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思想和情感的集合体，即便是文艺中的理性的思想内容也是通过非理性的心理中介和艺术形式来实现的。因此，重视文艺创作中的非理性因素的地位、作用和功能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必须自觉地将文艺中的非理性因素和随意夸大、无限膨胀的非理性主义区别开来。人和表现于文艺创作中的人的那种正常的、健康的、合理的非理性因素应当受到尊重，必须肯定它的存在和不断生成的意义和价值。它本来是文学思维结构中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同理性意识发生着协调的互补互动和相互转换的关系。非理性因素本身存在着健康纯洁和粗俗鄙劣的差异。非理性因素大量地经常地渗透或附着于人的一切行为中。况且，有的非理性因素中沉淀着理性，经过深刻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作为遗传因子，世代相传，承接和沿袭着这种潜在的思想成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因此，“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变成了理论家”。可见，某些非理性的思维形式也含有理性的思想成分。从现实认知活动的意义上讲，文艺家的灵感、顿悟和直觉乃至所谓高峰体验和中国古代士人所推崇的神奇绝妙的智慧，尽管带有强烈的主观随意性，但这些突发式和首创式的发现和彻悟实际上是基于长期认知和体验的积累，蓄潜久远，触而生发，从而闪耀出炫目的光彩。
文艺思想史上，曾发生过“唯理论”、“唯情论”和“直觉论”的争议。这些不同的文学主张都将文学思维结构中的某种成分加以夸大，推向极端，提升为全局意义上的文艺观的以偏概全。文艺学创作的实践证明，否认理性因素或非理性因素的存在都是不妥当的。从全局而论，非理性因素较之于理性因素而言，毕竟处于低等的位置。因为科学形态的理性对非理性因素具有指导和制约作用。这主要表现为：（1）规范作用。理性作为人类认知智慧的精华，凝聚着社会和人生的真谛，主宰着非理性因素，使之得到合理适度的展示。理性规范作用的削弱，会造成人们意识结构的失衡和失范，甚而导致人们精神活动的低下。（2）制导作用。非理性因素尽管有时作为内驱力冲击理性，促使理性发生转换，不断地生成新形态，但非理性因素的运作要受到理性的疏导和指引，从而使非理性的功能得到正常的合理的发挥。（3）提高、深化和升华作用。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深刻地感觉它。科学的、健全的理性能够将非理性的因素加以提高，不断充实非理性因素自身的理性蕴含，促进非理性向理性意识的良性转化。
总之，我们既不赞同用非理性因素，特别是用低级的、鄙劣的、粗俗的乃至迷乱的非理性因素拒斥和反叛健全的理性因素，也不主张用理性因素，特别是用僵化的过时的理性因素消解和抵制正常的合理的非理性因素，以期实现应占据主导地位的理性因素和处于辅助地位的非理性因素在审美意识、艺术思维、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中的有机融合。从当前文艺的现状出发，必须弘扬有益于提高人的思想文化素养和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的科学的理性精神，必须批评只注重满足狭隘低级的生理需要、感官刺激，或只追求粗俗的、病态的本能意欲和原始冲动的非理性主义的狂涛和浊流。
非理性主义的恶性膨胀和极端发展，产生了十分明显的后果，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反认知理性。人们所面对的对象世界和人们改造对象世界的实践过程，包括文艺的创作、欣赏和批评活动，从总体上说，都是有规律、有目的的。自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到詹姆斯、海德格尔等哲学家以及乔伊斯、普鲁斯特等一批现代派作家，都是非理性主义的张扬者。尽管他们的著作都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批判功能，但他们都竭力开掘和表现主观化和内向化了的自我，对客体的内在规律性的躲避和否定达到了荒谬的程度。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等人都把对象世界的存在视为主体的生命意志和生存意识的外化和辐射。乔伊斯、普鲁斯特包括荒诞派剧作家尤奈斯库在内的一些作品，或展览生存状态的混乱和病变；或表现自我意欲的横流和迷狂；或通过神秘的直觉的奇异功能，扩张自我的原始冲动；或弃绝人的良知，狂热张扬人的“价值”、“自由”、“幸福”和“解放”，带有虚假和空幻的性质；或贬抑必然性，夸大偶然性，鼓吹宿命论，认同对命运之神的屈服。德里达、福柯的后结构主义理论，通过宣扬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对客体和文本的意义、价值和内在规律进行破坏性的颠覆和瓦解，使其平面化、零乱化、碎片化，以肢解生活和文本的整体结构。受到解构主义影响的当代中国的一些新潮评论家通过对“新写实”、“新状态”、“新体验”等小说的带有误读性质的解析，借题发挥，主观随意性地作出了诸如“无中心”、“无典型”、“无英雄”、“无理想”的理论概括，甚至还有人提出了“躲避崇高”、“拒绝传统”、“调侃生活”、“游戏人生”、“情感零度”、“削平价值”、“消解深度”和“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等极端的文学主张。这种舆论导向助长了创作的庸俗化，也使主旋律的文艺创作受到干扰。还有一些作家、评论家信奉和推崇新历史主义的文艺观念，将历史当做文本来解读和评析，用主观意向参与和改变历史，把历史存在变成历史故事，把史实变成主体的叙述和评说，随意夸大文艺创作的假定性，假手“虚拟”和“戏说”，重塑和编演历史，几乎从根本上消解、否定了历史真实，全然不顾甚至完全违反历史的事实与规律。有的竟然抹去了历史斗争的是非、善恶的原则界限，把正义和非正义的战争都描写成摧残人性和践踏生灵的灾难，丧失了艺术家的历史责任和道德良心。这种极不严肃的艺术表现，恰好应了胡适先生的一句话：历史变成了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更有甚者，居然堂而皇之地将历史篡改为个别人物的性欲的演绎史：如有的电影用宏大的场面描写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双雄争霸竟然是为了夺取一个娇美的妃子；有的小说写一个本性卑劣的农民参加革命只不过是为了占有地主老爷的那个绝艳的小妾，如此等等。这些作者实际上是用弗洛伊德的泛性主义的眼光去包装历史。他们心目中的历史变成了人的性欲的历史化或历史化了的人的性欲史。
反科技理性。现当代西方的科技工业和科技理性的迅猛发展带有复杂的双重性。一方面，科技理性武装起来的科技工业所生产出来的尖端科技成果，以直感的形式显示和弘扬着人的智慧和创造才能；另一方面，又往往使人感受到，这些高超的奇妙的科技成果并没有给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众带来真正的自由、幸福和解放。生产资料的占有者操纵现当代大工业，把人当做机器的部件，承受着“物”的挤压和吞噬，忍耐着被人格化了的“物”的摆布和捉弄。因此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科技成果仿佛成为一种反面的力量与创造主体相对立，使人在一定程度上异化为“非人”。西方现代派剧作，如《椅子》、《万能机器人》等都以极端的形式表现了物质文明和科技成果对人的这种排挤和剥夺。一些宣扬人文精神的学者强烈抨击和贬低科学精神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抵御和反叛膨胀了的科技理性对人的否定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但生活在所谓“后工业社会”的西方国家的人本主义和新人本主义的学者们是从非理性主义的方面来反对科学主义的。他们表现出一种当代的愚昧和盲目，似乎没有自觉地清醒地体认到“物”的关系的背后掩盖着人的关系。情绪化地笼统地谈论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对峙和冲突是没有实际意义的。须知，物质文明和科技成果本身是无罪的。关键在于物质财富的占有制度和分配方式或科技成果转化和使用得是否正常、有益、合理和适度。这些人本主义和新人本主义者反对物质财富、工业生产和科技成果对人的压抑和捉弄的同时，连同科技理性也一起反掉了，这只能说明他们的肤浅和迷惘。
对科技比较落后、物质财富比较匮乏、尚未完全摆脱贫穷状态、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后现代性”还是一件十分遥远的事情。尽管我们有时也开始感受到物质力量和科技手段对人的压抑和排挤，但从总体和全局上看，非科技理性的思潮不存在现实的根基和广泛的市场。把西方的“后现代性”理论移植、运用于中国，解释社会和文化现象，表现出明显的历史错位和现实反差。中华民族需要科技理性，这关乎我国人民能否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能否列入强大的世界民族之林。应当记取义和团的大刀长矛被西方殖民主义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所击败的历史悲剧。只有先进的科技理性支撑起来的民族才能挺起自身的脊梁。靠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历史的变革，促进社会的进步，同时相应地提高人民的科技意识和改善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水平，这正是强国富民的正确道路。然而，有些作家和评论家由于受到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影响，对弘扬科技理性似乎还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情，甚至自觉不自觉地充当拒斥和诅咒科技理性的角色。他们好像还没有明显地感受和体验到科教兴国的战略意义和科学种田、科学治厂、科学管理给社会和广大群众所带来的实际利益。他们对经济大潮中的物质文明和科技进步所造成的某些弊端和负面作用看得过重，往往像他们心仪的西方后现代主义者那样躲进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象牙之塔，流露出一种逃逸、疏离和抵制物质文明和科技理性的精神意向。有的作者出于对大生产和商品交换关系的某些消极面的义愤，表现出对封建宗法式小生产方式的迷恋和痴情。他们以歌颂田园牧歌式的生态环境和古朴淳美的人际关系，抨击和指控现代物质文明对田园风情和自然景观的污染，发出非科技理性的诅咒和叹息。有的作品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复古主义的思想倾向，为了缓解和消融现代人的生活困境和心理失衡，辟出逃路，返归自然，不适度地歌颂老庄哲学和道家风范，追求退隐、闲适、淡泊和清静无为的生活方式。这种带有浓郁的原始自然主义色调的作品，尽管有时也会产生净化心灵的审美效果，但由于选取向后看的审美视角，从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来看，很难说是一种积极的进步的文艺创作的价值取向。
反道德理性。道德水准是衡量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尺度。文艺和道德的联姻是必然的。高品位的艺术精品应当是真善美的结晶。中国文艺自古以来始终保持着道德教化的传统，带有浓郁的人伦文化的特色。尽管当代中国的道德结构呈现出复杂的格局，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的道德观念、思想、意识和行为理应占据主导的地位。文艺创作应当表现健康的积极向上的道德内容，文艺批评应当通过对作品的道德评价，惩恶扬善，以提高人们的道德境界和思想文化素质，培养社会主义的一代新人，自觉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服务。新时期以来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对抨击封建道德戒律对人的禁锢、压抑和摧残，对批判资产阶级腐朽的道德文化，对针砭拜金主义、纵欲主义、享乐主义所滋生出来的丑恶、鄙下的道德现象，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然而，非道德理性的创作和批评仍然势头不减。特别是一些思想偏激的青年学者和青年作家竟然呼喊要破除善恶的二元对立，甚至认定“理性、道德、良心”“只不过是亚当和夏娃用来掩盖裸体的遮羞布”，主张丑才是“审美的聚光点”，把一切传统的伦理观念都当做“幻觉”，一概加以否定和攻击，鼓吹某种以“自然”和“欲望”为中心的新的伦理意识，放肆地描写和张扬人的潜意识、性本能、原始欲。人兽颠倒、阴阳裂变、美丑错位、善恶倒悬，这势必导致道德原则的失范、道德水平的下降、道德心理的失衡、道德行为的失态和道德理想的失落。
正是在非理性主义的伦理道德意识的浸染和驱动下，有的作家和作品不仅消解社会主义的道德理想，玷污职业道德，轻视社会公德，而且用十分轻率的游戏态度，描写家庭伦理道德的病态和畸变。社会生活中精神文明的滑坡和伦理道德的迷乱在“性文学”中的表现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异和忧虑。性爱和婚恋固然是人生之大伦，但性爱和婚恋却有文野、高低、雅俗之别。性爱和婚恋并不是单纯的人类的自然本性，而是关联着整个社会和人生。我们从曹雪芹、巴尔扎克和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这些文坛圣手总是通过性爱和婚恋的窗口，让读者俯视到生活的广阔画面，领悟到社会生活的本质方面，触到历史的律动……蕴含着容量极大、意义丰厚的思想内涵。然而“性文学”的某些作者们背离了优良的文学传统，弱化甚至丧失了起码的道德理性和伦理情操。他们不仅不对那些违法乱纪的非道德化的性行为进行舆论上的指控和道义上的谴责，反而肆无忌惮地去开掘和展览性的丑风陋俗、病态心理和奇异功能。那种人兽颠倒、丑陋不堪的性描写无疑是对人的尊严的玷污和亵渎，只能导致人的素质的降低。故意展览和渲染人的丑陋的本能欲和性冲动的非道德化的文艺思潮，明显地带有弗洛伊德主义、原始文化主义、自然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相混杂的色彩。他们用弗洛伊德泛性主义的眼光，捕捉和选取具有原始文化主义意味的原始生态和丑风陋习，加以庸劣的自然主义的涂抹。这种思潮实际上是迎合西方某些人的文化霸权主义的需要。欧美国家的个别学者对东方国家采取审美猎奇的心态，寻觅被他们视为处于“边缘”、“他者”地位的民族和人群的生活陋习，以垫高他们的霸主地位，印证他们的文化优越感。确实有那么一群不同程度上迷恋和崇拜西洋文化的艺术家和评论家，已经淡忘甚至背弃了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竟然有意无意地趋从这种文化霸权主义，客观上迎合着后殖民主义文化渗透的需要，这不能不说是令人感到痛惜的事情。是否坚持理性的主导地位，关系到文艺的文化品位，关系到用什么样的思想培养广大青少年和亿万人民群众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的带有原则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至今仍然是人类思想史上最科学的理性知识和理性价值体系。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观察社会和文艺现象，应当是每个文艺家特别是党员文艺家必备的基本功。他们应当努力使自己成为学者型的具有深厚文化道德修养的思想家；他们应当是开启民智的教师，以自身的理性、睿智和良知，履行崇高的社会职责和历史使命。多一点理性的沉实和反思，少一点非理性的浮躁和喧嚣。如果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蜕变为本能层面上的意欲的张扬者和宣泄者，那无异于对自我的精神世界和道德义务的玷污和亵渎。
社会主义时代的阳刚、壮美、崇高和悲剧精神没有得到应有的艺术表现，社会上弥漫着令人可恼的小家子气，儿女气，脂粉气，龌龊的鄙俗气，颓废气，乃至追逐金钱和权力的贪婪的欲望所带来的奢侈、豪华、腐化、享乐气。所有这一切，都在腐蚀和消融着中国人民的骨气和志气。崇洋媚外的“西洋情绪”和卑微心态诱发着已经被我们扫荡和压抑下去了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性格悄然复活和暗中滋长。文化“精英”们宣扬抽象的人性和人权，推崇大写的人的价值和尊严，而自身却丧失了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有时竟然置自己的独立的人格和灵魂于不顾。这实在是伪善而悲哀的事。从创作主体方面看，虽然有的作家艺术家对社会进步和历史前途抱有坚定的信念，他们的作品像战鼓，像号角，以交响乐和进行曲的旋律，激荡着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思想和热情，但也有一些作家艺术家，特别是极少数的先锋派的艺术家几乎全然丧失了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执拗地流露出乖傲和狷介的习性，表现出同现实生活不相协调的姿态。他们对人民的事业感到冷漠和厌倦，专事一己之欲，在个人的狭小的天地里打旋，通过“玩文学”，谱写鄙俗的迷乱的非理性主义的狂想曲。还有极少数人在鼓吹“纯审美”、“无功利主义”的同时，利用文学手段参与政治、追逐权力，或被发财求色的欲望所驱遣，把“钱与肉”当做捕猎物，暴露出极其狭隘的卑下的功利主义。尽管他们声称反对用社会功利玷污文艺女神，亵渎这块精神的圣界和净土，但他们是不受自己所倡导的宣言所约束的。一切与社会的发展的人的不断自我完善相悖谬的非理性主义的文艺观念和文艺创作理应受到遏制。告别贫穷、落后和愚昧，实现四化、振兴中华，步入世界民族之林，需要道德理性。必须用科学精神和基于科学精神的人文精神培养和造就具有健全高尚品格的社会主义的一代新人。这正是我们走向新世纪的希望之所在。
三、非理性主义的文艺观念和文艺创作
表现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文艺创作基于一种特定的文艺观念。这种非理性主义的文艺观念以新人本主义为核心、为灵魂。这些文艺观点之间，既反映着和标示着对文艺本质理解的大体上的共同性和一致性，同时又表现出明显的差别性和歧义性。非理性主义的文艺观念的结构和实践，编成一个纷乱驳杂，光怪陆离的精神花环。文艺观念和文艺创作是密不可分、双向互动的。文艺观念是文艺创作的引导和概括，文艺创作是文艺观念的运作和实践。从文艺观念和文艺创作的结合上，对文艺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各种表现形态进行总括性的梳理和剖析，有可能从迷乱的庞杂的总体性的存在和倾向中寻找出贯穿于其中的深层联系。
（一）意志主义的文艺观念和文艺创作
唯意志主义的鼻祖是康德。康德作为现当代意志主义者的先驱曾提出两个著名的命题，一是“人给自然立法”，二是“人是终极目的”。这两个命题作为重要的理论支柱，大体上架构起人本主义意志论的宏观框架。康德认为，自然和外部世界是零散的、混乱的、无序的，是没有什么客观规律可循的，作为主体的人凭借自己的思维能力臆想出一套先验的逻辑范畴和观念去梳理和框范对象世界，赋予客体以规律，使世界出现有序状态。“人给自然立法”不是为了施惠于外界，而是为了人自身，实现人的“终极目的”，换言之，“人是终极目的”才刺激和诱使“人给自然立法”。应当说，康德的这个思想以唯心主义的极端的形态表现出德国新兴市民阶级企图发扬主体精神改变客观现实的意志和愿望。康德的传人叔本华和尼采对人的意志的解释各不相同。叔本华把艺术视为否定人的清静剂；尼采却把艺术看作是肯定人的兴奋剂。叔本华的人生态度是“出世”的；尼采的人生哲学却是“入世”的。叔本华把艺术当做解脱人生痛苦的工具；尼采却把艺术作为培养审美的“超人”的手段。叔本华发出弱者的低泣和悲咽；尼采吼出强者的呼吁和呐喊。叔本华屈从于不堪忍受的痛苦和磨难；尼采却动情于战胜灾祸的欢乐和快慰，所谓“笑一切悲剧”，他的“权力意志”和“超人哲学”虽然烙有唯心主义和天才史观的印记，但毕竟表现出一种为肯定人生而积极向上，奋发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积极的乐观主义的意志论的文艺观念和文艺创作。
积极的乐观主义的意志论充满一种扩张和征服对象世界的精神态势。尼采的“权力意志”和“超人哲学”的基本内涵和总体意向正是如此。中国文坛上的“尼采热”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社会的政治的原因。“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政治集团的政治群体的意识和意志的膨胀所造成的对个人的身心的摧残和个体意欲的压抑，积蓄着和贮存着巨大的潜在的反弹力量，凭借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政策的触发得以爆破性的凸显。当指导思想被歪曲为“马列主义老太太”形象的境况下，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为了宣泄对祖国和个人的前途和命运的激情，力图寻找使自身的生命力和意志得以伸张和扩展的思想武器。弘扬和振奋几经萎缩了的民族意志和民族精神，是新历史条件下社会发展的需要，并表现为广大群众普遍存在着的社会心理和精神意向。因此，文艺界从理论和创作实践的结合上强化和深化了对意志主义的探讨和实验是十分正常的。20世纪80年代初，文艺理论家和创作家们从总体上讲，都从社会、群体和民族的文化传统出发，用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段，着力表现英雄人物的意志和征服自然、改变社会的人生状态。与当时的社会需要和社会心理相适应，反映中华民族的当代子孙战天斗地，赶超世界强国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精神，或表现日常工作环境和人际关系中的那种执著、坚韧、美好的人物品格，出现了清新的健全的蓬勃向上的势头。理论上对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研讨，对新时期的文艺观念的主旋律和多样化原则的确立同创作上塑造的乔光朴、李铜钟、陆文婷这些深刻闪光的先进人物形象群，构成了中国文坛的主流和整体姿态。随后，《北方的河》、《迷人的海》的问世，带来了轰动效应，这些作品所表现出来的主人公的顽强的拼搏精神和奋斗不息的意志和崇高精神与社会和群体保持着血肉联系，丰富和强化了当代现实主义蕴涵。当时中国文坛的理论界和创作界对人物的意志的解释和表现看不到尼采和叔本华的逼真的影子。80年代中期以后，情况开始逆转，一股“尼采热”和“叔本华热”袭击、震撼了文艺界，诱使即便是创作意向比较端正的才思横溢的作家也跌入意志主义的浊流，从疏离社会和违背群体意志的斜坡迅速地下坠，同时也相应地出现了创作和作品的变异。为数不少的有影响的人物形象的身上开始程度不同地附着上尼采的“权力意志”和“超人哲学”的精灵。“上帝死了”，人还活着，人开始对世间的“上帝”大不敬，有人将自我“当做上帝”，“当做超人”，不再恪守传统的信仰，按照西方的以个人为本位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不屑于顾及社会和群体的需要，进行自我意志的扩张和放逐。《在同一地平线上》的主人公一反传统的道德规范，为了实现自我的意志和价值选择，不顾爱情、婚姻和家庭，以过人的超意识和超意志，隐忍地痴迷地乃至疯狂地进行着超负荷的体力和智力的运转，以“孟加拉虎”似的凶狠和贪婪攫取所要达到的目标，实现自己的名利意欲。这是一个“积极”的“乐观”的唯意志主义者的带头羊的形象。
随后《迷人的海》的作者写出的《蛤蜊滩》，《北方的河》的作者写出的《黄泥小屋》、《金牧场》和《西省暗杀考》，越来越带有“胡涂乱抹”的主观随意性。所有这些作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疏离了社会现实和社会群体的需要，用形而上学的思辨哲学的方式，描写自我意识的精神放逐和精神遨游。《黄泥小屋》中进行着大宇宙的冥冥大法和绝对理念的领悟和追寻。《金牧场》对自我心灵的骚动和自我意欲的宣泄和扩张达到了天马行空的境地，成为作者的原始欲和内驱力的客观对应物和物质载体。这块驰骋超人的强力意志的“牧场”被涂抹上一种诱人的“金”色，以寓意自我意志放逐所获取的目标的辉煌。无视客观的规律和群体的伟力，脱离达到目的的工具和手段，去追寻理想的“金牧场”，只能流于“白日梦”，最终必然使无畏的拼搏变成无效的放逐，坠入虚假、空幻和梦想。《西省暗杀考》里的超人们经过挣扎和搏斗所得到的与寻找天国的勇士的悲剧结局相类，不禁唱出哀伤和悲悼的挽歌：“刚烈死了，情感死了，正义死了。时代已变，机缘已去。像这广阔无垠的西省大地，贵比千金的血性死了。”这种流着眼泪作出的撕心裂肺的悲观论断只不过是一种迷乱的呓语。“刚烈”和“血性”、“情感”和正义“是永存的”，“时代已变，机缘已去”也绝非必然如此。造成这种人为的悲剧的主导的原因不能归结为时代、历史和社会，而在于自我的形而上的带有思辨哲学意味的玄想和理念的主观意志的放逐和漫游，在于对尼采的“超人哲学”和“权力意志”的精神图解和理念演示，这些使创作从积极乐观的意志主义蜕变为消极的悲观的意志主义。
2.消极的悲观主义的意志论的文艺观念和文艺创作。
叔本华是消极的悲观主义的意志论的代表人物，他反对民主思想，憎恶革命，相信神谕和魔法。他是康德的虔诚信徒，书斋中摆放着康德的半身雕像，按照康德的生活方式起居行事。叔本华的意志论体系只不过是康德意志论体系的改制品，叔本华承袭了康德的“物自体”，然而把它和意志视为一回事。他认为世界即是人的表象，表象的世界即意志的世界。人们生活在表象和意志铸定的魔圈里。意志是泛神主义笼罩下的痛苦的人生意识状态。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都是自我意识的转换和循环，附带着无穷无尽的痛苦。罗素称叔本华是“一个后康德派”。他认为，所谓幸福这种东西是根本没有的，因为愿望不满足惹人痛苦，达到之后只带来餍足。本能驱逼人繁育后代，繁育后代又生出苦难和死亡的新机缘……这一切都非常悲惨，但只有印度人发现一条出路，即“涅槃”。叔本华把“涅槃”解释成可以解脱一切人生痛苦的寂灭。可见，他摈弃了康德的先验理性，把经验内向化，崇尚神秘的“直觉”，用“生活意志”和“生命意志”取代康德的“物自体”，把“生活意志”和“生命意志”当做万物的本原，同时糅进柏拉图的“理念论”和印度的佛教思想，拼凑成他的消极的悲观的意志主义的思想体系。
作为一个典型的唯我主义的意志论的思想家，叔本华主张，禁抑欲求，灭绝意志，才能使人挣脱苦海。意志即虚无。他认为只有艺术才是解脱人生痛苦的方舟。艺术可以用直观和幻想的形式挣脱意志的羁绊，拯救人出苦海，步入无私无欲的“圣界”和“净土”。艺术作为意志客观化的最高等级，把“被人化了的理念”当做“艺术的最高目的”。叔本华以尊神的口吻，规劝人们通过艺术从幻想中得到纯化和净化，达到一种虚假的慰藉和补偿，甚至鼓吹禁欲和死亡，诱导人们皈依宗教，归于梵天。“走向寂灭中的极乐”，达到虚无而美妙的神圣的涅槃境界。
中国当代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潮受到叔本华悲观主义意志论的很大影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曲折和失误给人们带来的不幸甚至灾难，对萌生和泛化悲观主义意志论起到不可忽视的酵母作用。70年代中期，特别是80年代初期以后，文艺创作中涌现出大量的悲观主义、虚无主义和颓废主义乃至信仰主义和蒙昧主义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叔本华关于意志和痛苦与表象之间的某些深层的联系。苦难、不幸、悲观的精神氛围像浓郁的阴云一样弥漫于文坛。从总体和整个创作的意向来看，可以大体上划分为两大类别。
第一，宣扬信仰主义的意志论的创作和作品。
信仰主义的意志论的出现和泛化不是偶然的。从现实原因看，历次不健全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给不少人带来了痛苦和厄运，使人感到世上的事情有时难以驾驭，不可捉摸，助长了悲观的宿命论心态。十年动乱所造成的空前的动荡以及对人的嘲弄和伤害，令人感到痛楚和悲戚，公理、正义、同志间的友爱统统遭到作践，善良的人们的心理无法得到平衡，一种悲观主义的甚至是绝望的痛苦心情普泛化，大大助长了叔本华思想的诱惑力和辐射作用。从文化原因看，由于政治斗争和社会动荡的诱发，悲观主义或逃脱悲观主义的信仰主义的文化思潮得以滋生和蔓延，有时左右相当一部分人的社会心理。人们开始从中国文化传统中汲取解脱痛苦的精神方剂，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开始活化，绵善和充满幻想的人们从道眼、佛心来观察冷酷无情的现实，追求禅释。对科学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也会导致对虚假的空幻的信仰主义的倾心和追逐。非理性化、非道德化、非理想化、非英雄化、非崇高化的文艺观念的诱发使文艺创作掀起表现苦难、悲观情绪和信仰主义的热浪。有的论著重复叔本华的论调，认为“人生即是痛苦”，艺术即是解脱人生痛苦的“麻醉剂”或“清凉剂”。人的意志可以带来幸福，也可以造成灾祸。因此，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一种非常怪异的并行不悖的双重的精神意向，一方面是“尼采热”，把他的“超人哲学”和“强力意志”张狂到天才史观的极限，另一方面却是“叔本华热”，把他的消极的悲观的绝望的意志主义，从抽象的人道主义的视角，透过表现现实生活和革命战争中的“苦难”，诱导人们禁绝生活欲望和生命意志，看破红尘，消解彼此的仇怨，携手走向爱的王国，投入上帝的怀抱，并通过这种艺术描写告诫人们世间的纷扰和争斗都是充满邪念的意志或意欲的凡夫俗子们的毫无意义的愚蠢行为。在这种“宗教情绪”的驱使下，曾出现过两部代表性的作品，一部是《离离原上草》，一部是《晚霞消失的时候》。小说《离离原上草》的女主人公杜玉凤简直被描绘成可以消融人间一切纷争、普度人生的一切苦难的女菩萨，被打扮成具有化敌为我、化仇为亲、化恨为爱的法力无边的性格化和人格化了的神。杜玉凤首先充当国民党反动军官的保护人，随后又充当国民党反动男军官和共产党革命女战士的调解者。她的人性魅力，既慑服了国民党反动男军官的凶顽和狂暴，也泯灭了共产党革命女战士的褊狭和恶意，使敌我双方尽释前仇，化恨为爱。杜玉凤的这种思想和行为失去了真实性、合理性和正义性。残酷的战争环境不可能使她窝藏溃逃之敌，待之如故友，敬之如宾客。杜玉凤出身贫苦，却毫无阶级意识，全然不理解淮海战役的炮声作为解放和幸福的福音会改变自己的命运，给自己带来新生。杜玉凤绵善懦怯，连见到毛毛虫都感到害怕，但却丝毫不畏惧强悍、凶恶、桀骜不驯的反动军官；面对暴戾的反动男军官，没有一点作为青年寡妇的女性的惊悸和羞恐。这种描写缺乏生活的基础和人物性格的逻辑以及心理动机的根据。围绕杜玉凤的战争环境和杜玉凤的社会地位、阶级素质和心理性格都不可能使她去充当敌人的护法神和平息敌我矛盾的调解人。作品为了宣扬一种思辨哲学的理念，通过艺术描写，仿佛说明阶级斗争包括解放战争并不能解决人世间的纷争，只有施以抽象的人性爱，才能消弭社会上的纷扰，使人性平和、心悦诚服。这种错误的理念尽管是对专横的极左路线的一种惩罚，但把抽象的人性爱作为改造社会和人生的灵丹妙药和完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有效法宝，势必坠入虚妄和迷茫。作品为了显示抽象的人性爱具有改造世界、医治社会创伤的法力和绝对权威，有意识地使人物形象成为宣扬、演绎、图解、注释用抽象的人性爱精神设计出来的种种蓝图和方案的工具和手段。
受到信仰主义影响的个别作品所描写的人性已抽象到离开具体的人，贴近抽象的“种”和“类”的程度。《晚霞消失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实际上以淮海战役的残酷来反衬天国的静谧与和谐，蓄意用现役军人李淮平所受到的革命家庭和解放军大熔炉的传统教育的苍白和失灵来对照南珊信仰、皈依宗教的独醒和睿智，用南珊的颖慧和聪敏来烘托基督精神的天高地阔，博大精深。女主人公南珊的出色的天资和禀赋似乎正表现为她对虚妄的迷信和对昏昧的执著。南珊经过自我克制和自我完善的痛苦的精神历程，终于投入了耶和华的怀抱。像南珊这样的人不堪忍受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创伤，往往想于荆天棘地之中营造一个爱的巢穴，将心造的幻影系于空门，情愿坠入自己所幻想的像泰山落日唤起的晚霞和云锦那样美丽的天国中，使自己的灵魂得到慰藉和憩息。这种渗透着神秘气息的天真而又苍白的幻想和玄想恰好表明小资产阶级的脆弱和颓唐。南珊执迷于出世思想、崇尚基督精神的情绪别有一番新时期的托尔斯泰主义的味道。从小说塑造的人物到揭示的主题显然都受到了宗教道德哲学的影响。作品既把历史道德化，也把道德历史化；既把人物性格神化，也把神人物性格化。这一切都诱导人们对南珊心目中的进而被南珊化了的神的追求、仰慕和崇拜，什么社会、人生、事业，什么敌我、是非、功过都是没有意义的。然而社会主义文艺应当树立人民的权威，树立共产主义思想的权威。一切通过追求、肯定神的方式和途径，脱离人民、否定人民的艺术作品，都理应受到舆论上的批评和道义上的谴责。
粉碎“四人帮”后，我们批判了“造神运动”，但作品中神化人物形象的倾向时有所见，“造神运动”的磷火时隐时现，继续以隐蔽的曲折的方式，以诗化和美化的形式按照某些作者的观念和意图捏造着人格化和性格化的神。这只能说明以唯心主义思辨哲学为基础的“造神运动”的顽固性。渗透着基督精神、罩着灵光圈的南珊、杜玉凤等艺术形象的出现，说明精巧的宗教信仰主义仍然具有一定的再生力。我们有些作者不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不了解宗教是历史的范畴。诚然，我们主张信仰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提倡可以利用文艺手段宣扬上帝的权威。尽管某些作品所塑造的被神化了的形象倾注着对现实生活中的非人现象的激愤，附丽着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色彩，体现着作者对社会理想和人生境界的向往和憧憬，但不能提供解决社会和人生问题的正确出路。有些作品的思想已经倒退到费尔巴哈的水平。费尔巴哈认为宗教只不过是“人类精神之梦”，他主张向上帝那里讨回人的尊严和价值，通过否定神来肯定人，倡导“上帝之下降为人，必须以人之上升为上帝为前提”。费尔巴哈尽管也鼓吹爱的宗教，但他通过贬抑人造的神的偶像来抬高他的自然人的地位。我们的一些作者比费尔巴哈更加费尔巴哈，居然通过肯定耶和华而否定人，否定人生的意义和群众的力量，热衷于宗教信仰主义的宣传，任其发展下去，有可能使艺术沦为神的附庸和奴婢。
第二，宣扬颓废主义的意志论的创作和作品。
不管是乐观主义的意志论的理论、创作和作品，还是悲观主义的意志论的理论、创作和作品，本质上都是以新人本主义为灵魂的非理性主义的。意志主义不是抽象的空洞的，是孕育着特定的人生内容和人生态度的。非理性主义的意志论尽管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态，但都是以否认和消解人的对象世界的客观规律性和人自身以理性、理想建构的人生的崇高目的和伟大目标为特征的。非理性主义的意志主义的涌起和泛滥是以真正的、健全的、美好的、坚强的、充满蓬勃的生命力的意志的扭曲、变质、沉落为代价的。仅以悲观的意志而论，或遁入信仰主义的虚无，或坠入堕落和沉沦。一种颓废的情绪、心态和生活方式主宰着一些人的身心。从“愤世”，到“疑世”，到“逃世”，到“玩世”，到“厌世”；从“问世”、“入世”到“漠世”、“出世”。“愤世”、“入世”者，已有所论。“疑世”、“逃世”、“玩世”、“漠世”、“厌世”等不健全的人生态度，以病变和畸形的方式消解和埋藏了自己的理性的意志，从而自觉不自觉地降低了、弱化了自身生命的价值和生存的意义，无异于用软刀子进行自戕。颓废主义的意志论者用萎缩的沉沦的意志扼杀了自身的生命活力，导致人生的贬值。玩世者在玩权力、玩金钱、玩女色、玩物质、玩人生的同时，也在玩意志。换言之，这些人的意志是用来玩的，其结果，玩掉了意志，也自然玩掉了人生。玩意志、玩人生又往往通过玩文学来实现，借游戏文学作为游戏人生之手段。这些人以短暂的偏私的低级的声色之需填补精神上的匮乏和空虚。一些混迹于商场和情场，放浪于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中的小说人物看上去好像是一些新时代的“多余的人”和“垮掉的一代”。最近出现的被称为“新新人类”或“另类小说”，如《上海宝贝》等一系列坏人心性的作品，通过表现爱与性的分裂，赤裸裸地展示一种极端的以个人本位为核心的无畏和无羞的欲望，达到了令人痛苦和震惊的程度。这些小说尽管表现了病态的特殊的青年女性的丑恶而又可怜的生活，迷茫而又反叛的心态，但所暴露出来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堕落和畸变不能不使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们感到忧虑和不安。如果后来人均为此类，中华民族还有希望吗？！
我国经历了近百年受凌辱、遭践踏的历史，应从发展中国家的落后状态奋起直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成为亚洲的巨人。为此，必须振奋民族精神，弘扬群体意识，强化人民改天换地的战斗意志，这关乎整个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我们强调发扬健全的革命的蓬勃着无限生命力的意志，反对超越历史的超人的意志，也反对悲观的、颓废的自我意志的萎缩、畸变和沉沦。必须鲜明地树立起弘扬理性意志的大旗，抵制非理性主义的意志论的文艺观念和文艺创作。放肆地宣扬反对认识理性和伦理道德理性，有害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以漫不经心的调侃和嘲弄的方式，专门演示社会生活的混乱、无序、荒谬以及发散性和随机性，宣扬偶然性的权威，展现人生渺茫，福祸无常，不能自己，宣扬人被超验的反常的神秘力量所支配，无法理智地主宰自己的命运，只能导致对生命之神的臣服。这种舆论导向的实际后果是制造不可知论、宿命论和神秘的蒙昧主义。非理性主义反叛伦理理性，主张以欲为本，把性欲、私欲以及表现出来的权欲、贪欲、占有欲、掠夺欲、破坏欲、攻击本能和死亡本能视为生命的原动力和存在方式。欲成为人性之魂，成为衡量人性解放和人性完美的尺度和标志。欲即真，欲即善，欲即美。张扬性欲解放，追逐生理刺激，倾心于感官享乐，与传统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相抗衡。性大潮文学的蔓延，浸染了健康的严肃文学的肌体。这些专事描写性冲突、性变态、性爆炸、性解放的作品，形象地宣扬了各式各样的性情结，推崇原始欲望的粗野和强悍，甚至通过对婚外恋、婚前恋、婚变、强奸和乱伦行为的诗化和美化，编造一定的合理性和合情性，甚至赋予其富有魅力的纯洁性、神圣感和英雄气，或者大肆渲染正常的伦理道德原则压抑性爱给人所带来的难以忍受的揪心撕肺般的心灵的痛苦和折磨，以此论证和指控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的荒谬和违反人性，以消解和颠覆维系正常社会关系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
应当严肃地指出，消极的、悲观的、颓废的意志主义的膨胀和蔓延的直接后果是导致社会主义文艺主旋律的总体性失落。
（二）生命哲学的文艺观念和文艺创作
柏格森是生命哲学的代表人物。他深受法国哲学家伏尔泰的影响。他打出“超出于唯心主义和实在主义之外”的旗号，宣扬“生命冲动”是人与世界的本体。自此，西方美学和文艺学思潮加速从客体转向主体、从外部转向内心、从冷静的理性转向神秘的直觉。当时，作为现代派的“革命中心”的巴黎，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柏格森热”。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对后来的文艺思潮和文艺理论及文艺创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柏格森所鼓吹的“生命冲动”的“绵延”和“创化”主要指凭借心灵的内在的潜能和动力实现“自我意志”和“自我意志”的衍化和辐射。自我是世界和宇宙的本体和中心，“生命是心理的东西”，“意识，或毋宁说超意识，是生命之源”。“事物是不存在的”，“没有事物，只有行动”，而行动即“直觉”，即生命之流，也即“生命的冲动”、“绵延”和“创化”。艺术创作体现着生命的流动和进化，因而是创造性的。罗素曾把柏格森的“生命冲动”说形象地比喻为“炮弹”、“灌满喷发蒸气的水”，像“一支庞大的军队”进行“骑兵突击”。柏格森所说的由“生命之流”、“意识之流”、“生命的冲动”、“绵延”和“创化”形成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意志的内部循环，作为内化的潜在的主体同化着客观，成为人自身和外部世界的本体、本原和生活之根，只有通过“神秘的直觉”才能洞察人和客体的隐秘，达到“绝对的领域”。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作为各种意志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关于生命和生存的方式、意识的结构和潜能之集大成者，具有极大的涵盖面。认识和把握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的内涵和功能有助于从更深的层面上洞察现当代的中国和西方的文艺所鼓吹的“生命哲学”的非理性主义本性的思想渊源。
1.人类学意义上的“生命哲学”的文艺观念和文艺创作。
当代中国和西方的一些学者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理论进行改制，即接纳了柏格森的关于生命意识、生命冲动、生命需要的基本要求，加以“我化”，特别是将柏格森张狂的“自我”转换为“大我”即“全人类”，从人类学的意义上承袭和深化了柏格森关于“生命冲动”、“绵延”和“创化”的学说。宣扬和推崇人类学意义上的“生命哲学”成为当代中西学术界的一种时髦。中国有一位曾在美学研究上有过建树的学者竟然将马尔库塞的“新感性”与人类学的生命意识结合为一体，宣扬人类群体的生命本能的冲动和需要通过新感性得到满足，以实现人类的历史发展。这位论者几乎完全避开人的社会属性不谈，把人类本性归结为通过新感性所达到的生物学、生理学意义上的生存和繁衍的基本需要，即本能和意欲的低等追求。他将马克思强调的“食”、弗洛伊德鼓吹的“性”、维特根斯坦宣扬的“语言”、海德格尔关注的“生存和死亡”都视为人的生理要素，从而把社会的历史的现实的人变成抽象的自然人，变成能食能色能用语言说话能够生存并必然经历死亡的一种人类学和生物学意义上的动物群体。这种粗俗的理解显然是把人低等化和低级化，从人的唯物史观降低、倒退到人的生理学和生物学，把人的吃、喝、性行为说成是人的自然属性。人的“食”、“色”的“本能欲求”，亦即人的“新感性”的基本需要。正是在这种哲学和美学理论的诱发和驱动下，文艺界涌现出从不同视角宣扬人类的“食”、“色”和“本能欲望”等展示“生命哲学”和“生命意识”的文艺观念和文艺创作。有人认为“文艺的根本特征是生命的表现”，“感性”和“感性需要”是“生命现象的主要表现形式”；有人主张“应从精神的必然性探求文艺的本质”，界定艺术是“在感性的自由形式中对人的自由自觉本质进行追寻、求索、确证和肯定的精神上的自由活动”；有人提出“艺术本能”说与“人的本能”说相对应，通过表现“艺术本能”，满足和宣泄“人的本能”，特别是人的“求食本能”和“求色本能”或“求爱本能”，而对这些不同的原始欲望和本能冲动多半作了柏格森、马尔库塞和弗洛伊德式的阐释。“食”、“色”、“语言”和“生存与死亡”这些被视为描写人类命运诗篇的本能的欲望和冲动都是建立在唯心史观和庸俗唯物论的基础之上的。
人的“色”本能，本书将在分析弗洛伊德的文艺观念和文艺创作时加以论述。这里，我们从人的“语言”、“死亡”和“食欲”本能进行简括的概说。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学、结构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的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的语言学、卡西尔的文化语言学、贝尔和苏珊·朗格的形式符号学和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涌入中国文坛后，引发起一些理论家、评论家和作家艺术家对文艺的语言、形式、符号、结构、叙述方式和技巧的陌生化原则的痴迷和崇拜。尽管其中也有不少有新意有深度的探讨、实验和建树，对丰富和填补我们对文艺的语言形式符号和叙述手段的忽略和疏漏起到了填补和充实的积极作用，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但也必须看到，由于一些论者将语言形式的符号因素，夸大为人的本能和艺术的本体，搞语言崇拜，玩文字游戏，靠“陌生化”原则进行文艺形式上的花样翻新，设置所谓“叙述圈套”和“魔方结构”，把语言、形式、符号和叙述方式当做“文本”的核心，上升为人和文的本体或本原，又给文艺界造成了一些思想混乱。脱离人的社会存在推崇人的语言机能，抛开文艺的内容封闭地孤立地强调和凸显文艺的语言形式符号因素，造成了关于语言形式符号的虚假观念的恶性膨胀。
从对人的死亡本能的论证和文艺创作所表现出来的死亡本能来看，几乎一切唯意志主义和人类学本体论的信奉者都毫无例外地注重对死亡的理论探讨和艺术描写。总括而论，大体上表现为如下几种情况：（1）通过体验和表现死亡，启示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规劝人们珍惜生命，利用有限的时间，蓬勃向上，奋发不息，造福人类，赐惠后人，以一己之躯和健全高尚的灵魂为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谱写颂歌和挽词，以延续人类这个光辉的永不褪色的永恒主题。（2）通过表现人生的痛苦，深化死亡的恐怖和惨痛，反衬社会生活的荒谬和黑暗，带有消极的抗争和反叛的性质。（3）由于厌世和颓废的心态，或作为逃世的手段，或作为超脱的方式，或因受到“宗教情结”和信仰主义的驱使，以当代蒙昧主义的途径，走向天国；或不堪忍受现实生活中的苦痛和嘲弄，看破红尘和人世间的丑恶，以洁身自好的纯净和圣洁，赋予唯我独醒的睿智，寻找圣界或净土，从容地赴死，与争斗不息、纷乱如麻、充满着血泪和秽行的尘世告别；有的还作为对自我造孽的赎罪方式，由于对不可原宥或无法弥补的过失感到自疚和惭愧，决定用生命去偿还而诀别。从探索和描写作为人和文的本能的死亡的精神意向看，主要是表现人生无价值无意义无出路的虚无主义和信仰主义的人生观和文艺观。这是一种极不健康的理论和实践，任其自流，会导致人类的萎缩和沉寂。（4）从对人的食欲本能的论证和文艺创作所表现出来的人的食欲本能来看，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出现过为解救群众的饥饿和濒临死亡的严酷状态挺起共产党人的脊梁，宁肯触犯刑律，甘心作为“罪犯”的李铜钟这样有震撼力的摇人心旌的英雄形象。粮食是维系和强健生命的必要的物质生活资料。表现人的正常的食欲，即便是从本能需要的意义上说，也是无可非议的。《棋王》中描写王一生对食物的渴望和吞吃方式的部分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体现出作者深切细微的情感体验。小说《狗日的粮食》则有些不同，粮食决定着女主人公的婚嫁，生儿育女，存在和死亡。粮食可以增强食欲和性欲，而众口吞吃，又造成粮源的匮乏，结果母亲因维系生命的购粮本丢失而自杀。所有这类作品都是在满足自然的物质需要的意义上来表现人的本能的。
“吃”、“喝”、“色”确乎是人的最基本的肉体需求。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看待这些属于人的本能需求范围中的事实。这里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见解。一种见解是从人类学的普遍意义上，从生物学、生理学的意义上，把“吃”、“喝”、“色”说成是人无异于动物的共同的本能的需要和意欲的满足，从而把人降低和贬抑为自然人，从而将大写的人低级化、低能化、狭义化、粗俗化。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见解。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尽管不能完全摆脱动物性，但社会性是人的质的规定性，人的自然属性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地向人的社会属性生成和转化，并越来越被社会化了。人是有意识的能够进行自由自觉活动的社会的群体存在物，不能脱离人的“自觉”夸大、推崇人的“自由”并加以绝对化。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正常的正当的合理的健全的本能欲望，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满足和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的需要，历史地现实地解决每个社会成员的“吃、喝、穿、住”问题，是促进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基础。然而，马克思主义反对把“食”、“色”狭隘地限定为人的本能欲望和生理需要，并把这些因素说成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而主张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考察社会的人的本能欲望和生理需要，探讨它的社会性和它的发展的社会制约性和规律性。从根本上和实质上说，人的本能冲动和感性欲望是由社会历史因素决定的，只有纳入社会历史的大系统和运行机制中才能得到科学的解释和真正现实的解决。人的本能冲动和感性欲望非但不是改变社会环境和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相反，只有实现社会变革和改变社会环境，才能为解决和提高人的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提供前提和创造条件。因此，妄图从抽象的人类学和生物学意义上，脱离社会生活和物质生产关系，随心所欲地只限于从精神领域，实现所谓“压抑的解放、本能的宣泄”，谱写人类命运的诗篇，这只能是一种苍白的幻想。
2.原始自然主义意义上的“生命哲学”的文艺观念和文艺创作。
原始自然主义“生命哲学”的崛起是由极其复杂的当代社会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原因诱发的。有的作家艺术家不满意甚至厌恶当代工业社会对个体的生命意识和生存方式的压抑和禁锢，想辟出一条逃路，向原始自然主义“还原”和“回归”，妄图倒退到远古时代的生活方式，以抚慰受伤的疲惫的心灵。主要契机是：第一，当今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中，由于各种经济并存和竞争，商品关系和价值观念发生巨变。市场经济所启动的金钱交易的杠杆大大超出了自身的领域，辐射到整个社会，渗透到生活中的各个角落，管理机制和两种价格体系的空隙，给非法或违法的商贸活动以可乘之机。更为严重的是，商品交换关系的原则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和腐蚀性，不断地扩张和征服越来越广阔的空间，甚至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纯洁的党性原则商品化，金钱和权力的交换毒化着社会，败坏着党的崇高的威信，也侵蚀着社会的机体，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生命力的软化、退化、蜕化和腐化，助长着一种鄙俗的市侩气和被污染的社会氛围，同时日甚一日地冲击、瓦解古国遗风和传统道德，使一些作者鄙夷当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龌龊和丑恶，主张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第二，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的总体和全局是健全的、稳定的、充满活力的。但经济方面的深层的机制缺乏有力和有效的调节、驭制和科学形态的管理，使政治关系受到影响，民主建设进程发展迟缓，廉政勤政建设不尽如人意。分配不公，脑体倒挂，使一些有为之士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没有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特别是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所造成的社会风气的病态，消解着人们的理想、信仰和意志，使一些作家艺术家感到厌恶、不满和失望，向往和回味原始自然主义的田园牧歌的生活方式。第三，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结构事实上并没有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主旋律。由于各种时髦和虽然过时仍保留着某种特殊吸引力的文化思潮和文艺思潮随着锁国之门的敞开蜂拥而入，搅乱了中国文坛，各种观念像野马那样无法驾驭，狂奔突驰，有的亢奋，有的迷茫，有的被视为“潘多拉盒子”里的怪物。人们日益积累着对舶来文化的义愤乃至仇恨，特别是土生土长的那些以描写中国农村地域的乡土文学见长的作者，他们的思想文化素质和结构所产生的精神意向无法认同奇特、怪异的外域文化。粗俗文学的泛化对高雅文学的冲击和排挤，商品关系对文艺创作的浸染所带来的铜臭味和市侩气息，使一些对中华民族文化怀着诚挚的热恋情绪的艺术家背向当代，面向古代。这些原因使中国当代作家特别是长期生活在农村山庄的作家竞相掀起一股表现远古生活图景和生命意识以及生存方式的热潮。
第一，对宗法式田园牧歌生活的向往。
表现原始自然主义的“生活哲学”的创作和作品往往是以画卷式系列化的方式加以描绘的。这些创作和作品为读者勾勒了令人陶醉的乡土情和山水画。作者笔下的大自然充满着温馨和芳香的气息，花草繁茂，流水叮咚，洋溢着生态环境的和谐和秀美，田畴脉脉，山川雄奇，天空净美清澄，既没有都会的乌烟瘴气，又没有市井的嘈杂和纷扰。人们藏愚守拙，与世无争，衣食简朴，安贫乐道，没有勾心斗角之徒，不见尔虞我诈之辈，人际关系和善守礼，相敬如宾，热情好客，不避习俗。这里的人生活得自自在在、本本然然、天真未凿，处于古朴而稚拙的状态。此外，作家艺术家们还对周围生态环境和什物以及家畜都作了拟人化的描绘。对这种原始自然主义的生命意识和宗法式田园牧歌般的“桃花源”一样的生活倾注了全部的热情，给予美化和诗化。
第二，对原始生命力的崇拜。
以表现原始自然主义的生命哲学为意向为旨趣的创作和作品，以赞赏的激情，描写原始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特别是讴歌人的存活和繁衍的自然古朴的形式，极其本原地描绘了生活在大自然中间的人的自然本性和原始欲望，乃至通过“食”、“色”的认真操作所进行着的传宗接代，延续氏族生命链的遗传工程。像洪峰的小说《生命之流》、《生命之觅》所反映的那样，山民男女，白天打猎，夜里做爱，日日月月，充满情趣地重复着这种维系和延续生命和生存的劳作和表演。这中间夹杂着野性和温存的某种奇妙的和谐。自然人的生命力的历史延伸仿佛使人得到一种有限的生理满足和情感上的快意与平衡。我们从葛川江系列作品中可见到原始生命力与大自然既和谐又对抗的迷人景观。那些与江涛河浪搏击而掌舵驾船的人们，那些与雄奇、诡谲、凶险的自然力进行拼搏和格斗的大力士们，那些不畏蛮荒的神秘和冷峻的自然英雄们，他们的健美、强悍、充满野性的执著精神，他们的人格的伟力和魅力，他们作为自然之子向外部世界进行索取，想压倒一切、征服一切的宏伟崇高的气概和心魂，他们的倔强不息的蓬勃的生命之泉，与充满神秘、肃穆、壮美的大自然的精灵起了天人合一、心物交感的审美效应。古朴稚拙的人与被他们征服了的山川江河等自然对象所呈现出的优美、平静和驯服与创造主体之间形成一种亲昵融洽的对应和互补关系。莫言的作品虽然附带着不洁和丑陋乃至鄙俗的杂质，但毕竟表现了飘游于“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与冤魂”，勾勒了一个生机勃勃的野性的世界和这个野性的世界中的野性的人。他渴望那种不受任何约束、随意放纵和辐射生命力的生存方式。原始自然主义的追求者们通过艺术描写表现出对自然本体的动情的认同与沉思。许多实验小说都捕捉并展示自然生命的脉动，通过汲取自然界的生机，给中国社会的当代人注入生命的活力，让日渐古板、萎缩、衰败的生命潜能受到雄劲的大自然精灵的恩泽、滋养，激活新的生命意识。因此，一些作者往往以敬畏和虔诚的谢忱报答大自然对当代人的启迪、哺育和丰厚的馈赠。文艺创作是自觉的有意识的活动，非理性的创作也只有用冷静的理性审视才能得到比较科学的阐释。作家艺术家痴迷和醉心于描绘自然和自然人的动机和意图是极其复杂的。从积极的方面看，他们的“弦外之音”是通过对旺盛、强健的生命力的赞美抨击“种的退化”，通过非理性的视角，企图用塑造出来的原始自然人的强健和充实来补救当代人的生命力的疲软、衰竭和枯萎，用洋溢着野性、充满着活力和冲动的本能意欲，批判或否定以大工业为基础的都市文化和道德原则对人的生命的禁锢和毒化，借崇拜原始的生命的价值选择对商品经济诱发出来的以个人为本体的富有竞争性和掠夺性的价值观念表示厌弃和鄙夷。
第三，对原始生存状态中的丑风陋习的展览。
事情总是充满着矛盾的双重性。有的以倾心的赞美表现原始自然生命力的强健和壮美，为当代人提供“壮阳剂”；有的则以冷淡的眼光，搜寻原始生活方式的愚昧、昏顽和非人程度的麻木乃至令人感到酸楚和战栗的可悲悯的病态和畸变的灵魂。原始自然主义的人际关系和生态环境也并非全像某些倾心者所描绘的那样的美妙和和谐。《爸爸爸》对远古生活作了另外一面的深层反思。作品通过塑造丙崽这个奇特和怪异的病孩和他所面临的周围的人事环境，仿佛打开了一个观察古代原始生活的愚昧、丑风陋习、野蛮残忍的窗口。丙崽实际上作为寓意深刻的符号，将一切昏昧、丑陋和古拙的现象连缀在一起抖落和展览出来。野蛮、愚顽、固守、械斗、迷信，半人半兽式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遗老遗少的古怪意念，病态的畸形的野蛮的自我噬食，同当代文明人的生存方式和思维结构相去甚远，形成巨大而强烈的反差。作品将民族劣根性的展示同封闭自守的环境所造成的人种和精神的退化联系在一起，表现出应当与这种充满原始愚昧和腐朽气味的自然主义的人生相诀别的冷峻和激愤的心态。
原始自然主义“生活哲学”的文艺观念和文艺创作面临着这样一种二律背反：一方面以肯定、歌颂的心态来赞美自然和自然人的健美和蓬勃的生命力；一方面又以否定、讽刺的心态批判和抨击原始生活状态和思维方式的愚昧、丑陋和生命力的退化和萎缩。这种相悖的艺术描写，给我们这样的思想启示：怎样全面地准确地评估原始自然主义化了的“生命哲学”？又应当如何吸取和摈弃古代和当代的人生观念的优劣、美丑、善恶，构架起沟通传统文明和当代文明的桥梁？
3.文化学意义上的“生命哲学”的文艺观念和文艺创作。
人的生命存在和生命意识不同于动物，因为人是有文化的万物的灵长。有文化的生命或有生命的文化是人区别于非人的根本标志之一。因此，从文化学的视角和层面看待和考察人类的生命现象是完全必要的。“文化热”的掀起是必然的。它从文化的结构和功能的视角推进了对人的本性和人的生命的体认，同时也暴露出明显的缺欠，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以不同的方式疏离现实的社会生活和所属时代的特殊历史条件的内在联系，将其孤立起来，加以绝对化。这种情况使从文化学视角观察生命现象带有利弊参半的双重性。
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判锋芒主要指向落后的腐朽的文化意识，但同时也必须看到，抨击禁锢人的思想、限制社会的发展、窒息人的生命意识的封建文化的同时也承袭和汲取了传统文化中一些有益的合理的部分。中国在长达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史中，建立起一套完善的以宗法制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政治观念和伦理道德规范，带有极大的保守性和稳固性，对人的生命和人的个性的阻滞、压抑和摧残达到不可遏制的程度，并经过世代相袭，铸成僵硬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并转化为人生态度。这种人生态度以“天人合一”、“道人合一”、“天道合一”为基本特征。中国人追求生命与自然的内在和谐，幻想在人与外部对象的相契相生中得到自我完善。只有人与自然息息相通，脉脉相连，达到物我同一的境界，才能使主客体相安不犯。古代自然主义思想作为中国文化精神的主要标志，塑造着诱发着中国人的人生态度、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道家思想追求人与道的同一，儒家思想崇尚人与天的和谐。而“道”与“天”与其在尘世上的代表——皇帝世代延续下来的不断被强化着的祖传大法，所谓“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程式运用于人际和家事关系。
原始自然主义崛起的锋芒所向，既批判十年动乱期间的倒行逆施对人的摧残和蹂躏，同时也否定商品经济跃动和运转起来以后一定程度上所引发的异化现象对人的生命存在和生命意识的压抑和扭曲，并警示一种特殊的精神污染，即由于极端商品化和狭隘的功利化所造成的人和文艺的鄙俗化。
第一，对儒家思想的“生命意识”的开掘。
儒家思想作为维系和巩固封建社会制度的世代相袭的、富有权威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曾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和审视，毋庸否认，这种以“仁学”为核心，以强调封建道统为本位，以巩固君主威严为宗旨的思想具有很大的稳固性和保守性，对阻滞和抵制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对消解主体的创造热情和变革精神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消极作用。新时期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对儒家思想不适度地强调文艺的政治教化功能，对它所宣扬到极点的维护和巩固专制性的政治等级和体制以及禁锢和束缚人的正常的合理的民主意识和性爱意识的一系列程式化序列化了的僵硬的政治伦理道德观念和法规进行了理性的审视和非理性的反叛。为数不少的作家和作品对荒谬的不近人情的儒家文化思想范畴中的政治机制和道德规范进行了动人心魄的揭露，提到舆论的法庭上进行诉讼和裁判，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儒家思想因具有一定的历史的进步性和合理性，仍然表现出强大的再生力，对维系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延续中国的文化传统仍然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小说《老井》、《北方的河》、《迷人的海》都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伟丈夫精神”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境界。面对恶劣的环境和凶险狞厉的大自然，敢于搏击，奋发挺进，蓬勃着顽强执著的生命力，开掘了儒家思想图治天下，人定胜天的精神意向。性爱生活的描写中，一方面指控了封建道德所造成的种种悲剧，一方面也表现出“以理节情”的内蕴和意图。
第二，对道家思想的“生命意识”的崇拜。
道家思想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对人的“生命意识”和“生存方式”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当代中国特别是新时期后的文艺理论和创作宣扬老庄哲学、道教禅宗几乎成为一种时尚。道家思想追求人、道关系的统一，主体与作为客体的宇宙、自然、人生的和谐。这种理想的设计，培育了中国文化人的宁静、淡泊、闲适、超脱、达观的心态，经过世世代代的发展和强化，铸成一种特殊的“生命意识”和文化心理结构，寻觅“道人合一”、探索清虚无为的主体与对象的同律性和同构性，达到生命的本真或本性状态。《棋王》中的“棋王”爱棋成性，将棋奉为生命的依托，感到“呆在棋里舒服”；《最后一个渔佬儿》中的那个“渔佬”也说呆在江里鲜活自在。自然人在大自然中，与物同游，心物交感，物我两忘，与自然合为一体，表现出“天地有大类而不言”的灵气和意蕴。这种淡泊明志和与世无争的出世态度和与对象、环境相安无事的“生命意识”和“生存方式”，自然会导致消解和软化斗争意志，冲淡乃至蔑视当代人的奋发进取精神的倾向，有碍于树立神圣的历史使命和崇高的社会职责。
对原始自然主义意义上的“生活哲学”和文化学意义上的“生命哲学”所宣扬和推崇的“生命力”、“生命意识”和“生存方式”，应当用历史的现实的尺度，进行辩证的全面的评析。对各种形态的“生命哲学”的文艺观念和文艺创作也必须从形成的根源、所蕴含的内容、发挥的功能乃至蕴藏着的矛盾的双重性进行审视，既要指出它们的合理性中所包括着的荒谬性，又要阐明它们的荒谬性中所表现出来的合理性。从总的精神实质和总的思想倾向上来说，上述各种形态的“生命哲学”、“生命意识”是脱离历史，以人本主义或新人本主义为核心为灵魂的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潮。
（三）弗洛伊德主义的文艺观念和文艺创作
“弗洛伊德热”对中国新时期文艺观念和文艺创作的浸染达到令人惊异的程度。它的后果是导致“性大潮文学”的涌现。这种文学创作或作品将弗洛伊德的一些重要的基本理论、心理分析学说，诸如潜意识、原始欲、性本能、人性恶等奇特的观念表现得相当突出，并附着了一种中国世俗的市侩气息。作为蹩脚的中国版的弗洛伊德主义渗透到文艺的各个领域，乃至辐射到整个社会，败坏着现实生活的道德风范，以极大的诱惑力，腐蚀和毒害着青年一代的心灵，不利于社会的健全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昌盛。梳理和评判弗洛伊德主义这种非理性主义的文艺思潮给中国文艺理论界和创作界所造成的思想混乱是完全必要的。
第一，对“潜意识”的挖掘。
弗洛伊德所发现的潜意识或被称为下意识、无意识，指那些蛰伏在知觉阈之内或之下的直觉意识和纯粹感觉。潜意识的首创者是弗洛伊德。他发现了潜意识这块心理领域的“新大陆”，建构起人的复杂的心理结构的框架体系，并指明人的心理世界经常发生着“本我”和“超我”、“潜意识”和“意识”、“利己原则”和“利他原则”、“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的冲突和转换。他虽然崇尚潜意识的作用，但又主张有所节制，认为“本我”的“潜意识”追求“利己”的“快乐原则”的狂烈强悍的冲动应受到“超我”的“意识”按照“利他”的“现实原则”所体现的文化范式和道德理想的囿限。弗洛伊德的这些论点是富有辩证意味的。他的理论局限主要表现在颠倒意识结构的序列和档次，将高级的社会形态的意识视为浅层结构，而把低级的原始形态的潜意识看作是深层结构，同时总是带着神经病理学家的那种神经质般的职业敏感，随意用泛性主义的眼光去猜度潜意识的内容，并以此作为衡量和评判作品的尺度，显得过于褊狭和牵强附会。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本来写的是古希腊人被神谕支配的悲剧命运，他却说是主人公的“恋母情结”的演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本来写的是父亲和儿子同争一个艺妓使儿子萌生杀父的恶念，他却认为正是由于儿子的“俄狄浦斯情结”作祟，借对艺妓的痴情，转换为“占有他母亲和除掉他父亲的意念”。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表现主人公的复仇的犹豫旨在揭示市民阶级性格的软弱和怯懦，他却解释成由于哈姆莱特这时浮起的对曾经发生的“恋母情结”的负罪感的自我谴责而贻误了复仇的时机。在弗洛伊德的眼里，即使是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所表现的“神秘的微笑”也可以洞察出作者藏隐于这种“神秘的微笑”背后的“恋母情结”。
中国当代涌现出来的“性大潮文学”中对弗洛伊德式的潜意识的推崇和描绘比比皆是，像《小鲍庄》和一些少数民族的作家和作品对“恋母情结”也有许多或隐或显的表现。有的新潮理论家、评论家和创作家的理论与实践似乎比弗洛伊德走得更远些。他们无视精神分析的合理内核，随意肢解弗洛伊德关于人的意识结构的比较完整的理论，从自己的主观需要出发，实用主义地把潜意识孤立和凸显出来，加以夸大，推向极端，直言不讳地张扬“理性、道德、良心”“只不过是亚当和夏娃用来掩盖裸体，以满足羞耻感的遮羞布”，甚至不加分析地宣称“欲即美”。人本是自由自觉的有意识的社会存在物。人没有自觉的意识，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和健全的欲望。所谓“潜意识”不可能是无意识，也不可能同人的自觉的高级形态的意识相绝缘。“潜意识”总是渗透着意识的内容和功能。“潜意识”与意识相互调节，彼此转换，构成了一个既冲突又协同的人的心理世界。人的艺术感觉不能等同于弗洛伊德所分析的潜意识。马克思曾指出，人的感觉由于漫长的深刻的历史过程，经过社会实践，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理论家。正是这种扮演着理论家角色的特殊感觉的特殊功能作为网结和纽带，把潜意识和意识沟通联结起来。从这种意义上说，艺术中的感觉即艺术直觉有别于非理性的完全不自觉的低级形态的意识，即潜意识。
第二，对“原始欲”的放纵。
“原始欲”和“潜意识”是紧密联系着的。原始欲的核心是性本能，即不满现当代的理性文化去无约束地享受天然的快乐。一种表现原始的冲动和欲望、追求感官刺激和生理效果的非理性、非道德、非文明的原始文化主义或文化原始主义的浊流带着原始古朴、野健强悍的疯狂性汹涌而来，集中表现为“性大潮文学”的涌起。这些作品中两性错位、阴阳裂变，甚至人兽颠倒。有的作者着意表现性爱与文明和道德的冲突，把非文明、非道德的性爱加以美化和诗化，赋予高尚纯洁的神圣感和为殉情而从容赴死的英雄气质。欲即美、欲即善、欲即人之本性，亵渎文明、道德和理性的权威，使作品达到动人心魄的境界。这种反常的有害的伦理意识和道德观念颠覆和消解着传统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某些作品对反文明、反道德、反理性的性的诱惑和性的满足加以礼赞，再挑衅地提到法律和道德舆论的法庭面前。倡导“性解放”与性爆炸、性变态、性疯狂、性的丑风陋习，用桃色、灰色和黄色的格调写“性情结”（“恋父情结”、“恋母情结”），描摹赤裸裸的性行为，写婚外恋、多角恋、生死恋，写幽会、野合、轮奸、乱伦，写“猫叫春”、“猪发情”，简直达到了寡廉鲜耻的程度。优秀的作品把兽写成人，粗俗的小说把人写成自然的兽。社会的人尽管保留着兽性，但终究不是自然界的兽。把社会的人的性爱原始化，无异于对有文化有道德有理性的人的冒犯和对社会的人的优美情操的亵渎和玷污，这只能把社会的人降低到动物的水平。不应当把人的本能同人的文化、道德和理性对立起来，必须提高人的本能的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准，只有使人的本质不断地理性化，才能使人的正常本能和生理欲望得到健全的发展。别林斯基认为，肆意宣扬“动物的本能”，势必使人陷于“粗野情欲”，变成“黑色魔鬼”。极端推崇和夸大原始欲的理论之所以错误，是因为把人的自然属性从同人的社会属性的联系中抽取出来，进行孤立的描写，使人变成了“非人”，沦为卑劣的低等的禽兽。
第三，对“人性恶”的展览。
某些实验小说对人性恶的描摹达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这些作品以阴冷、灰暗的笔调，渲染和展览人的凶狠、险恶和诡诈，描写人的精神变态和性格分裂。有的作家通过刻画疯人形象，借以表现自虐狂和施虐狂，展示承受痛苦的“死亡本能”。有的作家通过塑造“黑道人物”，宣扬所谓“黑色的颓废”。有的作家迷信和崇拜原始的生活方式，批判传统的道德，亵渎神圣的信仰，把一切理性和文明视为扼杀和窒息生命的凶手。这些实验小说的作者专事挖掘善良人性中的另一面，受现当代西方文艺思潮特别是弗洛伊德人性恶理论的影响，往往假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功法，发掘所谓“卡拉玛佐夫气质”和“拉斯柯尔尼科夫情结”，专事描写精神分裂和人性的残酷和丑恶。他们认为残酷和丑恶同样是流动在人的血液中的一种天性，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来说：“刽子手的特性存在于每个现代人的胚胎之中”。多少带有后现代主义特点的实验小说通过编织一个个奇特而冷漠的故事，将人性中最黑暗、最鄙俗、最丑恶、最残忍的因素展现于世人面前，这虽然是对玩文学的一种拒斥，但所表现出来的尖刻的冷峭和露骨的凶残，只能使人感到社会和人生好比黑暗而又险恶的陷阱，没有任何正义和善良，也不存在出路和希望。有的小说写姐姐由于人性中的占有欲的潜意识作祟，为了独享遗产，想恶狠狠地撞死母腹中尚未出世的妹妹。“人与人的关系是豺狼”，表演攻击欲、破坏欲、自虐狂、施虐狂的骇人的举止行为达到了即便是坚强的神经也无法承受的程度。一个疯子竟用烧红的铁烙自己的面颊，拿生锈的锯拉自己的鼻子，搬起石块砸自己的阳物。一位父亲居然轻信一个以算命为掩护的歹徒的胡言而将女儿送给他作淫乐的工具，终因蒙昧贪婪而发狂。有的人把妻子卖到人肉市场上去任人宰割。有的作品以因果轮回式的结构，描述修车工为了多补胎多赚钱，不惜在靠近家门的陡坡上撒满钉子，自己骑车时又因车胎被钉子扎破而栽倒于地，一命归天。毋庸否认，人性中确有丑恶、残忍的一面，作家艺术家们正确合理的挖掘和描写，对启发人们认识和理解人生和人性中的复杂性，疗救病态，校正弱点，改铸灵魂，是有意义的。然而，写人性的丑恶不是目的本身。通过表现丑恶，应否定丑恶，肯定美善，弘扬正义和真理。因此，不该用看客的冷漠的眼光和浓重的自然主义的笔法去大肆铺排和展览人性的龌龊、丑恶、残忍和冷酷。这种失度的迷乱，无法体现创作个体的高尚的社会情操和道德义务，甚至使人们面对邪恶产生恐惧、畏缩和怯懦，丧失信心和勇气。
描写人性恶的作品总是以宣扬人性恶的学说作为思想支柱。一些思想偏颇的先锋派评论家居然宣称：“被理性认定的邪恶，正是审美中最具魅力的聚光点”，人性恶、性本能、占有欲、破坏欲是“人类得以向前发展，人类文明得以产生和存在的真正的人性动力”。创作实践中不乏形象图解这种人性观点的作品。有的小说写一个堕落的女性居然同杀死她丈夫的土匪鬼混，当保姆后又委身于她的雇主，性欲和求生欲尽管有悖于道德，但却被描绘得富有人性的魅力。还有的小说写一个农村的二流子看上了地主老爷的美艳的姨太太，为了实现占有欲，参加新四军，自封队长，杀死地主老财，隐身于背后的那个扮演智囊角色的“军师”略施小计，又将这个农村小痞子正之以军法，遂掠美妾而去。这里所涂抹的历史和“革命过程”都被阐释为各式各样的恶人的卑劣的情欲、贪欲和权欲的形象演示，与其说是借欲望来表现历史，毋宁说是欲望的外在的历史化，是靠历史来实现欲望的满足和宣泄。历史被描述为以人性的动力和内驱力为杠杆的欲望史。然而，只有历史唯心主义者才认为人的欲望和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动力是什么。恩格斯指出，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历史发展的基因导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反映到伦理道德领域则显现为善与恶的对立和冲突。马克思主义不否认恶的历史作用，但从来没有把恶视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指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曾用激起人们的卑劣的情欲和贪欲当做追求财富的手段和动力，以表现他们在道德上对资产阶级剥削的谴责和义愤。但这绝不意味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恶、卑劣的欲望是社会进步的终极基因。极少数的作家和评论家为了推崇恶的作用，完全把问题搞颠倒了。为了利用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来支撑他们的论点，他们往往援引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写下的一段话：“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这段话明明写着“在黑格尔那里”，因此只能解释为是恩格斯对黑格尔的伦理思想的概括性转述，而绝非恩格斯本人的论点。恩格斯的意思是说，黑格尔看到了恶的历史作用，比费尔巴哈从崇拜抽象的人出发，单纯地鼓吹空洞的“善”和泛爱主义要显得全面和深刻，并非申明自己主张“恶是历史发展的杠杆”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段话的引用者们为了利用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来支撑自己的理论，竟然将黑格尔的论点说成是恩格斯的主张，用制造一个恩格斯的手法再来向马克思主义挑战，这是一种极不严肃的学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