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春
王蒙是独特的，他的独特的言行常常令人拍案叫绝；王蒙又是深刻的，他的深刻的阐述往往给人较深层次的启迪。最近，读了王蒙先生为《文体学丛书》写的序言，此感益加深焉。如同他以往的文章、谈话一样，这篇序言依然是笔下生辉、妙语连珠：“谢天谢地，现在终于可以研究文体了。”“文体是个性的外化，文体是艺术魅力的冲击，文体是审美愉悦的最初的源泉，文体使文学成为文学。”“但是长期以来我们不谈文学之所以是文学的道理。……我想，研究文体的人一定是爱文学的，老是拿着文学当汇报材料工作总结整顿方向的同志，最终是会因了文学作品之屡屡不合格而讨厌文学讨厌作家直到痛恨起作家来的。而如果他们也读读文体方面的书，能不能使事情变得好办一些呢？作家需要知音，首先是文体方面的知音。一个读者评论者承认世界上有文体一说，已经让人感到温暖了；如果他注意到一个作家的作品的文体的特点，那就简直叫人热泪盈眶了。”[30]之所以如此大段地引用，是因为这些话有很强的针对性。我想王蒙先生起码点明了两层意思：一、对文体的研究是文学研究领域的一大进步；二、文体研究为文学研究开拓了一个崭新的重要的天地。对此，我深以为然。本文试图结合着这个话题，谈一谈刘震云小说的文体形态。
刘震云的小说无疑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鲜、有味、活泼泼的东西，很长时间以来我总想为它说点什么。近读已故青年学人胡河清遗留的文集《胡河清文存》，感伤之余，颇受启发。胡河清把刘震云、王朔称为京城两利嘴。说：北京人最厉害的是嘴皮子功夫，而王朔、刘震云呢，在北京人中间又是冒尖的。又说：古人云，大隐隐于朝。刘震云可以说是当代的一代大隐了。表面上看，他做人是俗到了家，那种机关小说的格调活像是一个使劲吃公家分的烂梨的人的味道。仔细捉摸，他是话中套话，嘴厉害着哩。刘震云的眼睛雪亮，有一种穿透历史迷雾的锋利。刘震云的小说是史，有从司马光、太史公那里传下来的底子。[31]像胡河清的其他文章一样，他的这番话别有风味，颇带禅机。但对照他所评论的作品，仔细想想，却也入木三分，意味深长。刘震云确实是一个颇有深度的人，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一个很会用小说表达清晰、强烈、极具震撼力的思想内容的人。下面，就刘震云的小说创作，从文体学的角度，从叙述特色、结构特色、语言特色三个方面，笔者谈谈自己粗浅的看法。
一、叙事的力量
布斯在他的《小说修辞学》中根据作者与作品的关系把小说的叙述方式分为人格化的叙述与非人格化的叙述两种。人格化的叙述是指作者或叙述人经常介入故事，在故事叙述中直接现身说法的叙述方法，而非人格化的叙述者则一般不介入故事，而是隐藏在幕后。一般认为：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叙述是充分介入、充分人格化的，传统小说中叙述人或作者露面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暴露故事叙述的虚构性，而是为了增强所述故事的真实性。他们反复强调故事的真实，让你相信他们，更主要的是为了教育你。因此，传统小说的介入性话语常常就是道德教育性的，这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比比皆是，随处可见。现代小说家反对介入的原因也在于此。二十世纪以后，许多现代小说则是非人格化的，现代作家“作者退出小说”的口号可视为其非人格化文体追求的经典表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五十年代以后，西方的后现代派作家似乎又回到了作者或叙述人充分介入故事的叙事方式，中国当代的先锋小说家就直言不讳地宣称自己“无法还原现实”，甚至告诉读者“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并承认自己的故事是“天马行空杜撰出来的”。但必须特别指出的是：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介入与先锋小说的介入无论在技巧层面上还是在文化层面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切不可将后者简单地视为返祖现象。刘震云小说的叙述方式无疑是非人格化的，它与先锋作家的作品截然不同，在他的小说中听不到作者本人的声音，作者是竭力隐退的，想方设法掩藏叙述行为的。刘震云的小说就像一本流水账一样，一天一天，一件事一件事，记载着主人公日常的生活足迹，表面上看它们游离重大事件，疏远社会关注的中心，只是指涉私人生活领域：吃喝穿戴，家长里短，吵架斗嘴，鸡毛蒜皮。但奇怪的是，人们读这些作品时，不但不感到琐碎、厌烦，反而觉得亲切自然，并能在内心深处引起较为强烈的反响和共鸣。造成这种效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首先，刘震云的小说离现实生活近，离平民百姓近，离普通人的情感世界近。人们读着刘震云的小说，就像进入一个自己非常熟悉、非常亲切的生活天地。那些一言难尽的酸楚、苦涩、感伤，质朴自然地裸露，能够引起有着相同或相似经历的人们的生活实感，与作家的经验世界和弦共鸣。小林上班了，小林下班了，小林在单位上与同事领导闹矛盾，小林回家后又与妻子保姆不痛快。这种表面看来似乎是信手写来的日常生活即景，使读者在感情上有了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人们在读小说时，并不觉得自己是在听虚构的故事，反而倒像在看真实的新闻报道或生活纪实文学。这种融于生活、融于读者的叙述方式是刘震云小说受到广泛欢迎的重要原因。
其次，刘震云的小说情节无疑是有巧妙构思和精心安排的，其事件的选择，内容的取舍，细节的运用，材料的处理都是独到、高超、颇见功力的。众所周知，小说叙述不仅是一种创作方法，也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现象，而且更是人类体验、理解、解释世界的一种方式。法国新小说家布托尔认为：叙述是一种整理经验、把握世界的方式，现实被叙述形式加以整理和简化，按一定的原则固定下来，因而叙述的方式总是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现实相适应的。[32]这就是说，选择了什么样的叙述方式，现实就按什么样的方式向我们呈现。正如布斯所说，严格地说，绝对不介入的叙述是不存在的。一个训练有素，知道如何去寻找的读者在即使是最非人格化的叙述文本中也能找到叙述人的声音。[33]而刘震云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极其巧妙地淡化、掩饰叙述人的声音，隐藏作者的倾向性，将价值判断寓于叙述过程中，让再现的生活本身表现出价值和意义。这样，一般读者就很难觉察出他叙述中的煞费苦心。古人云：“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己，若不堪忧。”[34]这种不显山、不露水、不着痕迹、意味深长的叙述方式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极大的感染力。一旦在读者心中掀起波澜，往往十分浓郁、强烈，很长时间难以散去。
最后，刘震云的小说中蕴含着十分深刻的思想含义。正如胡河清所说：刘震云有中国历史学家的慧眼，（他）把中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得透彻得了不得，这是他的优长。[35]刘震云把他的思考、观点、结论融化在《单位》《一地鸡毛》《官人》《官场》等小说故事中，他从不长篇大论地论述什么，也没有着意强调什么，更没有浓彩重墨地渲染什么，他只是平静地叙述，流水账式地记录。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但无论外行内行，从刘震云生动有趣的故事中似乎都能悟出点什么；无论能否讲出来，能否讲清楚，都能或深或浅地感受到刘震云小说的冲击力和影响作用。读刘震云的小说，我们能从字里行间读出自己，从小林们的生存状况中读出自己的生存状况，从小林们的喜怒哀乐中读出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日常生活表象成了具有深刻批判意义的载体，这也许就是刘震云式非人格化叙述的真正力量所在。刘震云的小说以冷峻的笔调揭示出现实生活中两重严酷的现实：一方面，在世界经济飞速发展，各种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我们相当一部分人却深陷于鸡毛蒜皮的事情中，耗费着时间、青春，耗费着宝贵的人力、才力、物力。有价值的生命在无聊、无意义、无价值的事务中消磨着。更可怕的是有人还热衷于这种消磨，并把它搞得花里胡哨、煞有介事的样子，从而继续欺骗、麻醉着一些人，甚至包括他们自己。刘震云用他的小说无情地撕开了笼罩在一些貌似神圣的东西身上的虚假面纱，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了它的内部——不过是装腔作势，钩心斗角，乌烟瘴气，一地鸡毛而已！另一方面，现实生活又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大力量，它在安排着一切，也在改变着一切。在它面前，个体的人往往显得那样苍白无力。就像小林埋怨他的妻子一样：“没结婚以前，是一个文静的、眉清目秀的姑娘。与她在一起，让人感到轻松、安静，甚至还有一点淡淡的诗意。哪里想到几年之后，这位安静的富有诗意的姑娘会变成一个爱唠叨、不梳头，还会夜里滴水偷水的家庭妇女呢？”[36]其实，又何止是妻子，小林本人不也是如此吗？随着年龄增长，小林不是也从颇有气节变得俗气十足了吗？！从愤世嫉俗到收了别人的微波炉一家人快乐无比，这段路并不漫长，但小林跨过这一步却再一次印证了灰色生活的奇特力量。更让人感慨无比的是小林们还从现实生活的风风雨雨、成败得失中总结出一系列经验教训，诸如：“过去你有过宏伟理想，可以原谅，但那是幼稚不成熟，不懂得事物的发展规律。”[37]又如“在单位就要真真假假，真亦假来假亦真，说假话者升官发财，说真话者倒霉受罚”[38]等等，并用以指导自己今后的行动。灰色的生活又完成了对一个人的塑造过程，对此，人们又能说些什么？
现实的力量是巨大的，这一点没有谁会否定。在强大的现实面前，如何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十分肯定的，那就是正视现实，正视人生总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鲁迅先生曾一再呼吁：“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直视淋漓的鲜血。”[39]我以为，刘震云的小说以其出色的叙事，冷静地把握现实，深刻地反映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信心的表现，力量的表现。
二、结构的意义
一般说来，结构是指物质系统内各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组合的方式，文学作品的结构，是文学作品各部分之间的组织和安排，它是构成文学作品形式的因素之一。文学的结构工作是用文学语言把渗透着作家思想感情和审美理想的意念按一定的目的组合成文学形象体系的过程。也就是说，文学结构就是作家的创作主旨和审美观念的外化形式。作为话语体式与结构方式，文体的变化往往表现为结构与结构之间以及结构内部的转换、交替等关系，表现为解构——建构的双向动态过程，这是文体演变所采取的基本形式。新时期以来，小说结构的实践与创新有了长足的进步。为了适应抒发感情、表现内容的需要，作家对各种已有的结构进行了大胆的锤炼和发展，对各种新兴和外来的结构形式进行了充分的学习和实践，从而使新时期文坛呈现出一派“百花齐放，各领风骚”的可喜局面。其中戏剧化结构、散文化结构、心理结构、块式结构、生活流结构、家族史结构等形成了一定规模，出现了一批颇具代表性的作家。刘震云可以算得上是生活流结构的代表人物之一。
作家采用什么样的结构形式与他想要表达的思想内容有着重要联系。新写实作家之所以选定生活流结构，是因为这种结构能较好地表达他们的创作意图。在新写实作家看来，现实生活就像一条持续不断向前奔腾的河流。按照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不加粉饰地反映出来，这样才能显示出生活的鲜活状态，揭示出生活的原生美。我们知道，文学作品一般具有双重结构。表层结构是对文本各部分的组织安排，它给作品物化形象层次提供了组织规则和系统秩序。刘震云小说的生活流结构在表层结构上有两大特点：其一，努力再现真实的生活，努力写出生活的本来面目——所谓生活的“原生态”。刘震云以其系列小说给世人展现出这样一片艺术天地：粗糙素朴的不明显包含文化蕴含的生存状态，不含异质性的和特别富有想象力的生活之流；简明扼要的没有多余描写成分的叙事，纯粹的语言状态与纯粹的生活状态达到统一。特别注重写出那些艰辛困苦的，或者无所适从而尴尬的生活情境。这方面，《塔铺》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部小说以尤为冷静的笔触，写出了农家子弟的实在生活，写出了他们参加高考辅导，试图跳出农门时的一段光阴。在小说中，作者并没有着力刻画所谓“底层人”的生活艰辛，而是写出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艰辛”与“不易”被推到背景，偶尔才在那钩心斗角的间隙，在那些想入非非的瞬间流露。叙述人没有任何悲天悯人的流露，他始终保持了一种超然的眼光，笔力所及不过尽可能地给出一种生活状态或心态，一种“艰辛而尴尬”的状态。生活流结构把生活的定义全部交付给人物本身。生存的意义是有限的，因为它只局限于自身的那些微不足道的事实，那些恩恩怨怨，那些悲欢离合，那些沮丧和憧憬都不过是转瞬即逝的生活之流，这就是生存的本身，一种状态中的生活或生活的一种状态。其二，努力强化细节。注重细节描写是刘震云生活流结构的另一特点，刘震云小说人物刻画，形象塑造的成功很大程度得益于出色的细节描写。在刘震云笔下，无论是高考竞争，新兵生涯，或是家庭纠纷，夫妻吵架，以及官人争斗，相互倾轧都写得详尽细致，入木三分，活灵活现，情趣盎然。一个个令人难忘的细节组成一股颇有色彩的生活之流，散发着生活的原汁原味，闪烁着生活的本色光泽，反射出普通人的生存本相。
深层结构是为作品主观意象层次向物化意象层次的转化提供秩序和规则的，其结果是给飘忽无形的内在意蕴赋予完整的物化形象。塑造一个物态化的形象体系，并不是艺术创造的全部目的，通过物化形象表现内蕴于形象之中的深邃内涵和情感运动过程才是作家的最终目标。如果说，表层结构是将有形的东西秩序化，那么深层结构就是将无形的东西形体化。在刘震云的小说创作中，在其作品的物化形象层次上，把一系列形形色色的小人物和长长短短的日常琐事连缀起来，描绘出一幅平民百姓现实生活的全景图，而上述形象的连缀正是小说深层思想内涵的形象化，它传达出作者对人生的一种理解，对现实的一种阐释，以及对未来之路的一种思想探索和文化选择。它告诉人们，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已彻底丧失了乌托邦式的冲动，人们为日常生活所左右，为眼前利害所支配，生活本身进入了一个散文化时代，它告诉人们真实生活的另一面，许多严肃的话语在它这儿全都变了味。这种现象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并无多少恶意的玩笑，但从深层次上却可以看到许多主流话语的严重失重。刘震云以其颇具特色的小说结构表达出极为深刻的思想内涵，在其中不仅包含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理解、把握，而且反映出平民百姓内心深处的层层波澜，反映出社会生活平静而巨大的变化，这也是刘震云小说以平实的手笔写平实的生活却有令人震惊的力量的重要原因所在。可谓：一本流水账，满纸含笑泪。都云故事浅，此中有真味。
三、语言的魅力
语言风格作为作品语言构成上的总体特性，是作者“语感”外化的产物。这里所说的语感，实际上是指作家某种独特的语言能力，它不仅包括语言感受能力，还包括运用语言综合表达能力。这种语言能力表现在创作过程中，就是作家为塑造具体形象而对语言材料的独创性运用。F.S.司各特说：“一个作家的风格可以通过他的选词特点体现出来，也可以通过他所偏爱的语法子句和语法结构体现出来。”[40]以刘震云的创作为代表之一的新写实小说有许多出“新”之处，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是它的载体——语言文字的“新”，而语言文字的创新，正是新写实小说家近几年来所刻意探求的。他们正为此进行着一场“语言实验”，以促进文学语言的“变异”。几年来，经过新写实小说作者们的大胆实践，不懈努力，“语言实验”可以说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为表现新内容而进行的“语言变异”，给小说创作带来了新气象，给读者带来了新享受。我们在阅读刘震云小说时，在语言方面，的确感到了新鲜、有力，感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味道。究竟是什么打动着读者，吸引着我们，造成这种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呢？
其一，高密度、大容量的语言。
进了信息时代，人们的生活节奏大大地加快了。读者对小说的语言，形式上要求快节奏，内容上要求新颖感，内涵上要求大容量。刘震云的小说在这几个方面无疑都满足了读者的要求，无论是写乡村生活，还是写城市人生，无论是写小人物的奔波，还是写官员们的钻营，刘震云的小说语言都是简洁明快，内容紧凑，从不拖泥带水，令人读来十分爽快。而在这简明扼要的语言中，却包含了较大的信息量。《官人》中有一段对办公厅副主任老曲的描写：“这个老曲表面和善，但这和善后面，也似乎藏着很大的干练和机谋，因为他滴水不漏，从不向任何人透一句调查结果的话。这工作方法，就让人感到恐惧。和善与恐惧并存，老袁在政界这么多年，深知这号人的厉害。”这段话夹叙夹议，明晓易懂。但这简单的话语中，却包含了十分丰富的社会内容，渗透了浓郁的官场体味。为什么和善反而令人恐惧，何以这号人就特别地厉害？这里面的层层奥妙、人生况味浓缩在这几句话中，让人读来触目惊心，意味无穷。正因为如此，刘震云的小说常常在平民百姓心中引起强烈共鸣，激起绵绵的联想。
其二，强有力的反讽语言。
反讽语言的出色运用是刘震云小说语言的另一重要特色。反讽手法——对某一事件的陈述和描绘，却原来包含着与人感知的表面意思正好相反的含义——来刻画人们所处的“类喜剧式”的生活状态。它不仅拆解了那些虚假性的价值使它显得尴尬，而且也使得那些普通寻常的事物变得非同凡响而妙趣横生，甚至使那些平淡无奇的小人物也拥有一些特殊魅力。
“反讽”作为一种修辞方法，在文学史上由来已久，鲁迅先生就是一位熟练运用反讽语言的高手。不过，刘震云的“反讽”手法在继承鲁迅传统以及中国古典笔记小说传统的同时，更多地借鉴了西方“黑色幽默”等流派的风格。刘震云把“反讽”的触角伸向生活方方面面，深刻地揭示了日常琐事中令人震惊的事实。通过把“权力”与“反讽语言”捆绑在一起，刘震云多少解开了人类本性与制度化存在结合一体的秘密。那些习以为常的生活小事，那些凭借本能下意识作出的反应行为，因为他们与权力构成的暧昧关系而显得滑稽可笑。《新兵连》之所以能把军营生活写得如此真实而亲切，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刘震云的反讽语言剔除了生活的虚假面具。年轻的兵们为了求“上进”，争“骨干”陷入窘境而妙趣横生。《一地鸡毛》则在写出琐碎生活侵蚀个人的意志和热情的同时，刻画了主人公如何在世俗权力运作中被任意摆布的状况，然而一有机会就会自觉使用权力。因为把反讽语言和权力结合为一体，刘震云的小说往往轻松幽默却具有特殊力度。他的那些主角，不论是苦苦挣扎的小人物，还是掌握部分权力的“官人”，总是自觉地把权力庸俗化，最精彩的反讽效果正是在他们自觉确认被权力歪曲的社会角色时产生。刘震云常常巧妙地运用人物自己的语言给出人物的社会位置——这些位置被角色自己看成是天经地义的、合理的，甚至是理想化的，然而正是这些自以为是的“位置”，把人物置放在一个失重的和尴尬的戏剧性边缘。
其三，泼辣强悍，入木三分的语言。
刘震云小说追求细节描写的逼真感，描写不避讳，不净化，不掩饰，把生活的原生态端给读者。用词选语泼辣强悍，追求穿透力，使人读后感受强烈。以《官场》为例，小说开头：“县委书记到省城开会，就像生产小队长进了县城，没人管没人问。四个人住一间房子，吃饭到大食堂排队买菜。三天下来，个个嘴里淡出鸟来。”短短几句，把世态人情、等级关系、官员心理等等，描绘得生动形象、淋漓尽致。“三天下来，个个嘴里淡出鸟来”这尖锐泼辣的语言极具穿透力，一下子刺破了罩在官员们身上的种种装饰，让人们看到一群真实的人，感受到一种真实的生活。还是这篇小说，当了副专员的金全礼遇到一件棘手的事，有人状告几位县委书记。他想把难题推给地委书记陆洪武。然而，当天下午，信便被退了回来，陆在上面批道：“建议全礼同志亲自带人下去查一下。”下面，小说写道：“金全礼看了这批示，全身冰凉。这是他上任以来，受的第一次打击。接着就怪自己太蠢，不该与陆洪武玩心眼，不该将球踢给陆洪武，现在陆洪武又踢了回来，自己就陷入困境。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一段无论是形象描绘还是心理描写都有极强的表现力，“全身冰凉”“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寥寥数句，入木三分，使我们对这位身处夹缝，上下为难，但又想明哲保身的官员的尴尬处境感受极深。读者手捧此书，如临其境，如见其人。个中滋味，岂三言两语可以说得。
关于刘震云小说的语言特色，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比如出色的心理描写语言、造型具象语言等等，这种种特点融汇在一起形成刘震云小说独具特色的语言风格。这种风格贯穿于他的一系列重要作品中，吸引、影响、感染着读者的阅读情绪，让我们时时感到了一种语言的魅力。
从文体学角度研究文学作品，从叙述、结构、语言等方面分析文学创作，在我国毕竟还是一门较新的学科。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翻译过来也只有十余年的时间，而布斯的《小说修辞学》和华莱士·马丁的《当代叙事学》介绍过来则更晚。我们对这门学问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许多概念、问题、原理尚未搞清，许多理论有待深入研究。因此，本文的分析只能是皮毛的和肤浅的，有些地方甚至有生搬硬套的痕迹，这是笔者想特别指出的。但是，正如本文开头所强调的：从文体角度研究文学作品毕竟是一种进步，是一个新的角度。贝森特的下述观点是颇有道理的：“我的论点是：一首诗中的时代特征不应去诗人那里去寻找。我相信，真正的诗歌史是语言的变化史，诗歌正是从这种不断变化的语言中产生的。”[41]这倒并不是说到诗人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等地方去寻找时代特征本身有什么不对，而是说我们还应当或首先应当在诗的语言中寻找，扩而言之，还应当在文学作品的文体形态的种种方面寻找。正如沃思勒所说的：“一个时期的文学史通过对当时语言背景所做的分析至少可以像通过政治的、社会的和宗教的倾向或者国家环境、气候状况一样获得同样多的结论。”[42]这话是极为深刻和富有启发性的。
行文至此，读到《中国青年报》的一则消息。题目《严肃文学在南京升温》，讲的是五六十元一套的《刘震云文集》在南京极为畅销。由此可见，刘震云的创新和努力正越来越受到读者的注意、认可和欢迎。刘震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了这样一段话：“原以为文学是一条流动的河，现在才知道它是一个不动的海；原以为它是一种职业，现在才知道它是一种人生修炼的方式。”我愿用作者的这段话作为本文种种分析的一个注脚。
原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