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国
20世纪的中国，市场化写作与知识者写作，在较长的时期内一直呈现为水火不容的状态。从民国初期至30年代，上海等地的文学阅读市场初现之时，市场化写作行为就立即遭到了新文学作家的严正指责[32]。
90年代初，中国社会急速转型。市场化，不仅成为国家的经济趋势，而且也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阅读的精神消费形式。此时，一些刚刚“经历了从政治文化中心摔向边缘”的作家，面对市场化阅读的挑战，不仅失却了以往作家的坚执与自信，而且不同程度地受到这种变化的制约和影响。方方，这位一直执着坚守着知识者写作身份的女作家[33]，同时也一直在努力尝试着如何使自己的小说具有“很强的可读性”[34]。虽然，目前还很难断言她的探索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成功，但其创作实践本身，却值得文学理论界与评论界关注。本文试图从知识者写作的精神价值论和市场化阅读的审美快感这两个维度，分析方方小说模式，探讨知识者写作在市场化时代的书写姿态及其当下意义。
1.偶然—逆转模式与生命荒诞感觉
中篇小说《埋伏》《行为艺术》《过程》，都属于警匪恩怨题材，而且，这些作品均与侦破大案重犯有关。方方自认，这并非她所熟悉的题材领地[35]。显然，作家选择警匪恩怨题材，在一定程度上基于市场化阅读效应的考虑。因为，对阅读者而言，探案题材本身具有某种陌生化效果与神秘性色彩，它可以直接诱发阅读者的好奇心理和窥探欲望。另外，警匪对立的模式，恩怨冲突的情节，大智大勇的人性交锋，更容易形成云起波涌，跌宕曲折的阅读快感[36]。
为了引发和调度读者的阅读快感，方方在警匪恩怨系列作品中大量地运用着偶然—逆转模式。要犯“智者”能够成功逃脱公安局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埋伏监控，唯独在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小埋伏点遭到“伏击”。而且，这个“埋伏”点的设立，原本是公安局布控战略中的一个疏忽，一招“臭棋”（《埋伏》）。同样，在小说《过程》中，李亦东的智勇，要犯“强盗”的凶残狡猾，一直构成故事的情节主干。相反，江白帆这位书生气十足的小警察，一向处于叙事边缘。但是，小说情节的多处偶然逆转，将江白帆推至故事文本的中心。在一系列关键性环节中，经验丰富、最具实力的警察——李亦东竟然智勇全部落空，而江白帆却在偶然中成了抓捕要犯的“英雄”。
偶然逆转模式在方方小说中寓含有多种义项。从审美快感层面而言，它形成了小说的奇俏多姿；从意义能指而言，它机巧地传递着人世生命的荒诞性感觉：成功，竟往往出自偶然；所谓成败，所谓英雄与懦夫，所谓智勇与愚笨，却常常可以互串角色；命运的随机性、世事的非逻辑性，或许就是世事生存的本相。由此可见，方方并非专意制作探案传奇，她是借探案传奇故事浇自己的块垒，传达作家当下生存的生命感悟。当然，方方小说的偶然逆转模式，与现代通俗探案传奇显出一定的区别。通俗探案传奇的情节逆转，多指向更为紧张复杂的情节高潮，而方方恰恰相反，她是有意把即将出现的高潮“逆转”为一种“偶然”，一种随意，一种阴错阳差不可预知的状态。
2.淑女—荡妇、妓女情节与情爱价值论分析
方方的情爱小说，隐含着“淑女—荡妇、妓女”的情节模式。
《桃花灿烂》：星子与粞长达多年的爱恋，终因为各自的性情弱点，如畏怯、自卑、矜持、猜忌、误解，而各自另择对象成婚。但是，已做了别人新娘的星子，在新婚旅行一周后匆匆返回，与粞完成了不指向婚姻的性爱高潮。这位贤淑、敏慧的姑娘，终于僭越了婚姻的界限，与“丈夫”以外的男人（自己深爱的男性）“相拥着倒在床上”，并且，还为这位男人受孕，又生下了儿子。
《随意表白》：电视台女主持人靳雨吟痴情专意与晨报记者肖白石恋爱，当肖白石已有家室的真相暴露，靳雨吟又因恶语中伤被停止工作。情爱幻灭后的靳雨吟，由一位淑女变作了荡妇，从此开始无节制地与不同的陌生男人滥交。
《暗示》：叶桑偶然发现丈夫的外遇，于是，决定“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离开丈夫回到娘家的叶桑，恰遇往日的追求者、如今的妹夫宁克，出于对丈夫的报复，也出自对男性的“自燃”的欲望，叶桑在宁克的引诱与暗示中，同他做了一次无爱的性交。一位娴慧静雅的女子，终于叛逆了婚姻，搅乱了人伦，充任了一次“荡妇”角色。
《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书香门第的黄苏子，自幼敏慧却遭家人冷淡，此后，因其矜持冷傲，又被男性遗弃。当她巧遇同学许红兵“报复”性的诱奸之后，黄苏子绝望地更名为“虞兮姑娘”，每晚开着自家的富康车去“琵琶坊”主动卖淫。
“淑女—荡妇、妓女”模式，显出奇俏突兀的形式意味。这里有婚外性行为，有频繁滥交，有诗心纯情女子的妓女生涯，有成功白领女性主动卖淫；这里有对婚姻形式的冒犯，有对人性伦理的“犯冲”；有女性性心理的畸形变态，有女性对男性发自生理本能的“自然的欲望”。其中值得分析的是：
第一，方方这类小说的人物，几乎在一开始都是渴望真挚的情爱而绝不苟且的知识女性，是贤淑、静雅的“淑女”。她们由“淑女”变为“荡妇”或“妓女”的前置背景，是身心重创后的情爱绝望与对男性的绝望[37]。第二，她们是负载着灵魂与肉体的自残自戕式的绝世之感，去充任“荡妇”“妓女”角色。感官快意与肉体餍足的“生命之轻”，更衬托出这批绝世女人的灵魂之重与毁灭之深[38]。第三，由“淑女”而变为“荡妇”“妓女”，她们的行为本身就是以自戕的方式，从事着对男性世界的叛离与复仇，以自我毁灭的方式，表达对男性世界的绝望与愤怒[39]。
综上所论，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淑女—荡妇、妓女”小说模式的形式意味，既包容着欲望化文本的新奇感，又远远超越着通俗言情小说的奇幻感与诱惑性，它是作家对现世情爱价值的锐利洞穿与清醒认识，是对当下社会浮躁喧哗的男性霸权话语的尖锐反讽，是对虚伪自私的男性世界的绝望体验与情绪化表达。
3.生—死、亲—仇结构与世俗人性解剖
即使在市井生活的写实性小说中，方方在看似平实、平常、平庸的生活流程描写中，在市民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的琐碎生活方式里，精心而巧妙地预置着惊心动魄的情节对应：生与死、亲与仇的对应与对峙。
她的中篇小说《风景》较早地显现出亲—仇对立结构。七哥自幼便被家人所贱视、所虐待。父亲从一开始就怀疑七哥不是自己的儿子而格外地厌恶他；姐姐的娱乐，就是唆使父亲狠揍七哥；家庭的亲情温暖，全被冷酷、残忍所取代。恶俗冷酷的家庭环境，自然形成七哥对“亲者”的仇恨：“七哥曾发过一个毒誓：若有报复机会，他得当着父亲的面，将他的母亲和他的两个姐姐全部强奸一次！”“亲—仇”对立结构，给人以巨大的灵魂震撼。它以反常态的结构形式，残酷而真实地显示出世俗人性的恶性畸变过程及其搏斗厮咬状态。
《落日》将“生—死、亲—仇”对立结构，经营得淋漓尽致。小说以祖母丁太的“死”，折射出子孙们“生”的欲望之强烈、之残酷：子孙们的“生”，必须以丁太的“死”作为前提。于是，胶着于“生与死”，丁家三代展开了惊心动魄的“家庭亲情间的人性厮咬”[40]，上演着亲—仇转换、恩将仇报的人生活剧。在家庭人性之间，任何一个生命个体的存活，必须以施恩者（丁太）的死亡为前提条件；施恩者丁太的收获回报，竟然是儿孙们对自己的残酷“复仇”。作家正是基于对“生—死”，“亲—仇”悖反关系有着不同于常人的深刻洞察或另类体验，才能营造出如此残酷的地狱般的景象。正因为如此，才使得《风景》《落日》以市民写真作品中的惊世骇俗的人性深度，成为“新写实”文本的经典性作品。
“生—死”“亲—仇”的悖反结构，是方方经常采用的文学手段。作者在其大量作品中都自觉地运用着这类描写方式。《桃花灿烂》中的粞与父亲的关系，《白驹》里的死者王小男与母亲黄细姣的母子关系，《何处是我家园》里的秋月与姑母的亲情关系，《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中的黄苏子与父亲及家人的关系，全部体现为自私、冷酷型的家庭亲—仇关系。
生—死，亲—仇对立结构，在当代文学的市民书写中极有意义。它使得原本平实琐碎的“新写实”小说，获得了某种人性对峙的张力，从而免除了一般“新写实”小说因其过于平面、琐碎而产生的阅读阻力。重要的是，作者从家庭亲情关系维度，发掘和描绘出不见血色不见硝烟的人性战争，并以亲—仇，生—死的悖反与转换，透视出市民生存的恶俗环境与市民人性畸变所能达到的恶劣程度。
在20世纪中国的文学百年中，鲁迅先生从历史中的先觉者、启蒙者的悲剧命运里，发现并提炼出人世间的“亲—仇”对立模式。他的短篇小说《药》直接描写了夏瑜这位先觉者的悲剧，一方面来自清朝专制政体的屠刀，另一方面，则来自由“人血馒头”情节链条所指涉的华老栓们对夏瑜的精神绞杀。小说以先觉者、启蒙者、改革者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41]的“亲—仇”转换关系，深刻地揭示出20世纪中国先觉者的悲剧原因，以及现代思想文化史的复杂规律。方方从家庭亲情关系的维度，揭示出亲情血缘人性间的“亲—仇”转换、对立关系，显示出对世俗人性解剖的精神深度。从方方小说对于人性的描写和把握来看，她无疑受到过鲁迅思想的深刻影响。
4.代际轮回形式与家族命运透视
对于人生命运的凝眸聚焦，是方方小说创作的又一内容。从她近期的创作路数看，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劫后三家人》表明方方对于人类命运的关注已进入了某种痴迷的状态。
她的这类创作，大都具有两个特征：宿命中的劫难和神秘中的恐惧。然而，直接显示或间接暗示这种命运特征的，是方方小说文本的“代际轮回”式的结构设置。《闲聊宦子塌》在看似“闲聊”的散漫文本中，精心安排了生命情欲的隔代遗传。五十年前，胡幺爹爹与秦家这对年轻的痴男怨女，在浩漫的芦苇丛中野合。爱，使他们欲仙欲死，僭越了婚姻的界限；爱，使他们为秦家生下五个儿女。五十年后，他们的孙辈似乎一夜间燃爆了隔代遗传的人生情欲。秦家的孙女喜鹊，非天壮（胡幺爹爹的孙子）不嫁。眼看这“乱伦”式的罪孽在孙辈之间将要重演，秦家急忙把喜鹊外嫁他乡。但是，在即将外嫁的前夜，喜鹊黏住天壮不放，且主动“献身”。喜鹊与奶奶秦家、天壮与爷爷胡幺爹爹，秦家与胡家之间的三代男女，在某种情欲遗传基因的引导下，上演了一出情欲宿命的人生戏剧。
中篇小说《暗示》用父女两代人的情欲错位与乱伦，书写出处于情爱绝望状态中的女性叶桑的命运悲剧。小说以现在时空中穿插过去时空的叙述方式，描写叶桑父女两代人的情欲乱伦与错位，“暗示”女主人公的家庭情欲史与“无处遁逃”式的罪孽宿命。现在时空所展示的，是叶桑知晓了丈夫的外遇，在悲愤绝望中躲回娘家。但又巧遇上当年的追求者而今成为自己妹夫的宁克。出于对自己婚姻的绝望，也源于身体中某种“自燃的欲望”，叶桑与妹夫宁克完成了乱伦式的一夜醉欢。
小说以过去时空的穿插，让叶桑知晓了父辈的情欲错位的家庭秘密：父亲钟情痴爱的，不是母亲，而是小姨妈。父亲与母亲的结合，完全出于一次无意偶然。回家探亲的姐姐（叶桑母亲）睡在妹妹（叶桑姨妈）房间。急急赶来幽会的叶桑父亲“阴错阳差”地与情人的姐姐做完“激情万丈”的性爱。结果，“姐姐被查怀孕”。“于是爸爸只有了一种选择：和姨妈的姐姐结婚。”
姐姐与妹夫的情欲乱伦，竟然在父女两代人身上重演了一遍。虽然，父亲一代是出于无心的偶然，到了女儿这一辈却成了有意为之的行动，但是，性质功效却是一样：姐—弟间的情欲乱伦。
代际轮回的形式功能也是多方面的。一者，它将某种生活常态的情爱悲剧处理为某种神秘的宿命怪圈，由此引发阅读的奇幻感。二者，它在对小说主人公的个体命运描述基础上，开拓与丰富了作品的意义空间。作家将单个的人物命运置于家族历史背景中，运用近于自然主义的生命遗传理念，书写出某一家族的悲剧宿命。于是，人物感觉到的是神秘与“暗示”性恐惧[42]，正是出于这莫名“暗示”与无形恐惧，叶桑才以投江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我灵魂的悸动。富于家庭历史厚度与人物命运神秘感的代际轮回形式，在此显出它的多种可能性。
通过对方方小说模式的分析，我们发现作者所采取的应对市场化时代的书写姿态，在于对文学审美感性的开放性接纳，但在她的创作过程中，始终执着地坚守着知识者写作的价值理性。在欲望化、反常态、新奇感的小说文本中，贯注或渗透着知识者所秉持的生命感觉、理性透视与精神价值。也许，这正是方方在市场化时代里作出的明智之举，其效果也是不言而喻的。
或许，市场化阅读与知识者写作之间，因为长期的误识而存在着相互排斥的张力。我们也发现，方方为此正在作出艰难的调节。毋庸讳言，像她这样的作家，面对市场化时潮，也不时显露出稚嫩与惶惑。比如，偶然—逆转模式的运用，往往因其偶然性环节过多，过于巧合，而显出“人为”的痕迹。再如淑女—荡妇、妓女情节的设置因为在多篇作品中的重复运用而显出雷同或单调。质言之，在小说审美感性层面的营造方面，方方的创作还显得不够繁丽与从容。
原载《文艺研究》2000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