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是我国第一个国家级新区，在开发开放30年的历程中，成长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在保持经济快速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浦东新区在城市治理方面也先行先试，敢为人先，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超大城市新城新区的建设、发展与管理之路。“精细化管理”正是浦东新区城市治理的迫切需求和持之以恒的追求。在城市精细化管理过程中，浦东新区积累了许多成功案例和在全市乃至全国有影响力的改革举措，以及对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深入思考，这些都值得实务与研究人员加以系统总结与有效推广。本书就是理论与实务工作者协同合作的阶段性成果。
一、责任要求：讲好先行先试的浦东故事
1990年初，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开发开放浦东的重大国家战略决策。“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历史由此开始改写。黄浦江东岸，在万国建筑群的注视下，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参天的楼宇和充满活力的园区、社区，支撑起上海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创中心建设，助力上海向卓越的全球城市迈进。
回首浦东开发开放30年的历程，可以看到浦东走出的是一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道路。浦东新区先后入选国家级新区、自主创新示范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重大国家战略功能区，不仅以快速增长的GDP交出了令人民满意的经济答卷，而且通过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快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全面构建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体系，极大地改善了人居环境和城市面貌。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这对城市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新时代城市治理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上海要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为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作出更大贡献。”浦东新区作为上海改革开放创新试验的政策高地，更要争做“排头兵中的排头兵”和“先行者中的先行者”，坚持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的理念，不断提高城市治理的法治化、社会化、专业化、科学化与智能化水平，努力探索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超大城市新区管理新路。
“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城市治理的明确要求，抓住了当前我国城市治理与发展的内在规律，为浦东新区更高水平的城市治理指明了方向。应该说，精细化管理是浦东新区城市治理的不懈追求，这种治理风格的形成，既源自海派文化的精巧细致，又因对标世界现代城市管理的先进经验，进而凝结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城市区域管理模式，塑造了城市秩序，激发了城市活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而精细化管理本质上贯穿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执法等城市工作各个环节，抓精细化正是内在地渗入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制度体系，有效地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之举。浦东新区在精细化管理方面的先行先试，既是一种责任担当，也为新时代城市治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二、现实需求：破解现代城市治理的共性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新时代的社会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矛盾的转化既反映出社会的深刻变革，也为城市治理提出了新的战略目标与实践要求。总的来看，新时代的社会矛盾构成了城市治理新的历史方位，提出了新的问题指向，点明了新的治理方法。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浦东新区理应紧紧围绕新时代社会矛盾对新时代城市治理提出的新的现实命题，先行一步地探索研究城市治理内在结构性的共性问题。
从世界城市发展建设的历程来看，“城市病”俨然成为一个国际性问题，这既是城市自然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建设中的异化表现。城市病的出现不仅挤压着人类的生存空间，而且在威胁人类的生活质量。分星擘两，从我国城市化进程来看，目前“城市病”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交通问题。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汽车拥有量显著增长。根据统计，目前我国汽车的数量已经超过2亿辆。虽然我国人均汽车保有量不及发达国家，但我国的汽车大多聚集在一、二、三线城市当中。由于人口密集与道路规划不够科学，使得出行成为困扰人们日常生活的“大问题”。不少一、二线城市在早晚高峰期便化身为“堵城”，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生活的愉悦感。
第二，环境问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环境问题不仅关乎群众的生活质量，也同人民群众的健康紧密相关。空气污染、噪声污染等成为市民极为关切的问题，垃圾围城、“彩色河流”等问题也破坏了本应美好的城市生活体验。客观地看，由环境问题引发的社会冲突也成为当下社会矛盾的主要来源，能否解决好城市的环境问题，紧紧地牵动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关联着政府责任的效度。
第三，秩序问题。城市的运转需要稳定和谐的秩序。秩序是维系城市安全的稳定器与解压阀，也是和谐生活的基础与保障。然而，随着人口的快速流动与各类产业在城市中的兴起，城市公共安全问题、社会综合治理问题也构成了城市良性运行的挑战。尤其在人民群众规则意识较为淡薄的客观事实下，城市秩序处于不规则的“震荡”状态：总体良好但问题不断，小矛盾依然突出。塑造和谐稳定的城市秩序成为现阶段城市治理的重要目标。
上述问题一方面带有世界城市发展的共性，浦东的城市化自然会触及并需要创造性地破解它；另一方面也有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独特原因。换言之，从另一个角度观察，也可以说我国城市化进程还有着另类共性问题，需要浦东回应。本书的许多案例正是从不同侧面，给出了浦东的探索方案。概括地说，这些另类共性问题包括如下方面。
第一，城市化时间短。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城市建设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但真正的城市化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大规模启动的。同发达国家几百年城市化的历程相比，我国的城市化才经历了几十年。也就是说，在几十年的进程中，我国的城市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以浦东为例，用30年的时间便建起了一座现代化、外向型、多功能的新城，由于城市化进程过快，相关配套制度与基础设施难以跟上快速的城市化步伐，导致了城市化形态与内涵发展的不同步。
第二，试错积累少。城市治理改革的一个基本特征是“问题带动”与“试点推进”相结合。换言之，“摸着石头过河”的基本方法依然不变，我们的改革依然要在不确定的当下与未来中有序前行。这就是说，城市治理的变革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试错中必然会有不符合城市发展规律和人民群众需要的管理机制与方式。在城市发展的短短几十年中，我们虽然通过试错积累了不少经验，但也同时出现了一批亟待纠正的偏差。
第三，理解不全面。城市是有机发展的整体。然而，才从农业文明跨入城市文明的人们对城市的理解总会有片面的地方，特别是规划者与治理者的脱节，硬件与软件的脱节，往往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掣肘。当下需要对城市治理的系统性、协同性、整体性持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本书的内容涵盖了从党建引领到体制机制与攻坚克难等诸多方面，正是力图进一步把握城市发展与治理的科学规律，不断积累对城市治理这一系统工程的全面理解。
三、内在追求：新时代城市治理的基本取向
新时代的城市治理要在党和政府的统筹领导下，系统性地推进。具体而言，新时代的城市治理应统筹把握如下六方面基本取向。
第一，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治理的核心是使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城市作为人民生活的载体，它在任何一方面的建设都与民生息息相关，必须千方百计地通过改善城市环境、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为人民群众的生存发展提供良好的空间。这意味着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要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需求，细致地考虑市民的生产、生活和生态体验，结合城市产业发展特征，有的放矢地规划、设计城市功能，科学合理地布局城市相关设施，均等有效地建设城市民生工程。浦东新区“学区化集团化”办义务教育、“家门口医院”、“长者照护之家”、物业管理服务创新等，都是以人为本、深得市民好评的实践探索。浦东新区临港“海绵城市”建设，在充分调研试点区域居民实际需求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制订建设方案，从而实现城市功能、景观与市民需求的统一，也是一个“以人为本”的案例。
第二，探索多元协同的治理方式。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城市治理要在党的领导下和政府的整体规划下，沿着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与基层治理的层次有序推进，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市场组织与人民群众在城市社会治理与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在本书“党建引领”篇中，以丰富的实践创新展示了党的政治优势向治理效能的有序、有机转化。与此同时，浦东新区着力组织、培育、孵化社区群众的自组织，激发自治与共治活力。例如，“浦东e家园”中的市民参与，“1+1+X”的村民自主推进，社区社联会建设，提高社区社会组织自治自律水平，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等，充满着协同治理的时代气息；洋泾街道居民区建立起以居民区党组织为领导，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城管、安全监察、房办和公安七方力量合力进行社区治理等，也都展示了多元协同的价值取向。
第三，强化专业系统的管理标准。城市管理首先是一门科学，具有特定的规律与标准。标准化、模块化、流程化操作，不仅明确规定了城市治理各专门领域所涉及的范围、职责、流程，为城市治理体系提供了运作依据和专业技术支撑，而且显著地提高了治理效能。例如，川沙新镇的特色民宿服务，就坚持了规范化管理，严格遵循特色民宿标准，坚持企业法人与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开展民宿工作，有效推动了乡村振兴的实现。
第四，弘扬依法治理的法治精神。现代城市是法治城市，只有法治才能包容多元社会的复杂性，提供转型社会的确定性，从而奠定长治久安的基础。法治为城市治理提供了一套权威规则，是城市文明的标尺。以法治为依据，意味着城市治理要在法律的框架下行动，在法治精神的指导下探索。从本书“攻坚克难”篇中可以看到，浦东新区在法治思维、规范治理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如“律师进社区”的创新举措，既满足了居民对法律援助的多元化诉求，又能极大地增强广大居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形成了自治、法治相结合的“两治融合”的社会治理模式。而洋泾街道通过从诚信数据库、诚信示范街、诚信监管到“信易+”服务平台，逐步构筑起洋泾诚信体系的案例，也反映了浦东新区在依靠法治引领、规范和保障基层治理秩序方面的进展。
第五，塑造常态长效的运作机制。城市治理非一朝一夕就能实现治理目标，而是长时段的动态演变过程。针对城市治理中的复杂难题，只有形成常态化管理机制，才能消除城市发展中失范行为继续存在的土壤和空间。因此，城市治理要在法治基础上形成常态化机制，走出“治理—反弹—再治理”的循环，规避运动式治理的不良后果。多层次的区域化党建、下沉区域管理权改革等案例，均是加大对基层治理响应度的有效举措，特别是浦东新区近年来在综合执法体制改革方面形成了“2+6+X”执法模式，真正实现了“职能整合—重心下沉—监管创新”，塑造了可推广、可复制的运作机制。
第六，采用科学系统的解决方案。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工智能与大数据逐渐走进政府管理者的视野中，这就为城区系统治理、综合治理、协同治理提供了契机。通过对相应的数据和分散的信息进行整合，能够制定更为科学合理的城市治理策略和预案，实现对城市公共事务的整体构思和有效治理。最具代表性案例就是浦东新区的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中心建设。按照“全覆盖、无盲区”的标准，浦东新区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中心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已经实现了体系化运行、智能化应用、模块化操作、标准化管理、动态化监管、科学化评估。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到该中心视察时给予肯定。
四、把握浦东城市化进程的个性特点
本书的诸多案例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浦东新区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城市化进程的个性特点，折射出其独特的魅力。
第一，“新而特”的发展特质。浦东之“新”表现在开发历史较短，是一个典型的“新城新区”。自20世纪90年代开发开放以来，浦东新区完整地经历了从建设到管建并举，再到精细化治理的城市发展过程，完整地展示了国际化大都市新城区从出生到成长的全过程。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现代的城市功能体系与服务体系，崭新的、时尚的城市风貌，让浦东成为上海颜值与实力的新名片。
浦东之“特”表现在新区的快速崛起压缩了各类经济社会问题的呈现周期，使得浦东新区的城市管理始终面临着急剧变化的社会，由此造就了浦东新区特殊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例如，由于人口导入流量大、速度快，所带来的突出的城市管理与社会治理问题。30年间，浦东新区常住人口由1990年的138.82万人到2018年的555.02万人，增长了近3倍，其增长来源既有上海其他城区的人口，也有大量的外地人口，以及相当数量的外籍人口。强异质性的人口结构形成了陌生人社会，增加了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和难度。正是基于这种“新而特”的发展特质，浦东的城市治理带有“新而特”的区域特色。
在本书“分类治理”篇中，既有国际社区治理的探索与实践，又有“缤纷社区”和“构建现代熟人社区”的探索，充分展示了浦东新区“新而特”的特点。“先行先试”篇中的镇管社区、“管镇联动”更是浦东新区在城市治理中的一个“新而特”的妙举。
第二，“大而全”的区域特征。浦东新区全区面积达1210.41平方公里，是国际化大都市上海的巨型城区。占地面积之广，造就了浦东新区丰富的资源区域，江海之滨，河流纵横，古镇老村，人文景观和现代化的城市公共设施一应俱全。随着浦东新区民生投入的持续增加与基本公共服务的持续改进，近年来浦东新区宜居宜业宜游的特征更加明显。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便利的营商环境和法治环境，高水准的旅游设施与服务，使浦东新区“大而全”的城市生态更趋丰满。
依江达海，使得浦东新区既有上海城市化程度最高的CBD区域，也有一般城区、城市化程度低的郊区与广大的农村地区，几乎涵盖了一座独立城市的所有风貌类型。高水准的国际社区、新建的大型居住区和老旧小区同时矗立在这片广袤的城市空间，高档的金融区、科创城、集中连片的居住区与农田果园一应俱全，构筑了一个“大而全”的特殊区域。而基础设施分布与公共服务水平的差异，人口构成的多元多类，各区域功能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等，这些与“大而全”相伴而生的问题，则给浦东新区的城市管理带来了挑战。
在本书“先行先试”篇中，“打破义务教育择校困局”“家门口医院”“嵌入式养老”等实践探索，正是应对这种“大而全”城区治理挑战所做的努力。
第三，“快而散”的演变特性。浦东新区在城市化进程上，呈现出“快速”和“散杂”的特点。仅仅用了30年时间，浦东就从一片农田成长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城区，城市化率从开发开放之初的58.9%增长到如今接近100%。建设之初，浦东集中城市化地区的面积仅为42平方公里，如今浦东建成区面积已经达到792平方公里，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也从1990年的20.1%跃升到2018年的75.8%，这种大规模、超高速的城市化进程在推动浦东沧海桑田般变迁，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使得其城区呈现“散杂”的特征。
一是空间上的“散杂”。浦东的开发开放是从设立若干并不相连的开发区和功能区开始起步的，在拉开城市化框架的同时，客观上造成了空间上的城市与乡村交错，开发区与集镇区交叉，产业区与居住区交接，大型动迁居住社区与新建小区交界，以及同一开发区或同一社区的飞地式布局，加之一些在快速开发中遗留的边角地、夹心地和插花地等，这种“散、杂、乱”的空间形态给城市精细化管理带来了诸多的挑战。
二是人员上的“散杂”。浦东的人口构成中，既有浦东本地居民和动迁农民、浦西动迁人口、外省市务工者、新上海人、农村居民，又有来自港澳台地区的同胞和海外侨胞，以及其他外籍人口等，加之大量的旅游人群、商务会展人群、通勤过境人群等，构成了浦东纷繁复杂的人口结构，城市精细化管理难度可想而知。
三是功能上的“散杂”。浦东新区始终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是各类国家重大改革发展战略的承载区，因此，功能上包括了自由贸易试验区、自贸区新片区、金融贸易开发区、自主创新示范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区、物流园区、保税港区、会展旅游区、历史文化保护区、镇级开发区、古镇区等多种功能区，这些功能区在空间上嵌套叠加、交融错落，构成了浦东独特的功能布局体系。
在“快而散”的城市化演进特点下，各种社会问题与治理挑战不断累积，驱使浦东新区必须先行先试，找到适合自身城市治理的模式与风格。在不断地探索与破解难题的过程中，也淬炼出一种城市治理意义上的浦东经验。可以说，在本书“先行先试”篇和“分类治理”篇中，都有针对“快而散”的城市治理问题而结出的硕果。
五、凸显浦东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实践要点
评价城市治理的核心指标是人民的满意度，而城市与人的接触点总是在治理的细枝末节，这也最能显现一个城市的管理水平。市民对复杂公共事务的直观感受来自生产、生活、生态的细节处，来自与城市一线管理人员的接触中。只有实现精细化管理才能提高城市末端的管理水平，才能为城市治理的全链条整体赋能。
在浦东新区探索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实践中，鲜明地体现出以下“七化”。
第一，量化管理对象。浦东新区对城市治理的对象分类分批地进行量化，形成以数字表达的标准化信息，不仅有街道实有房屋、实有人口、实有单位数的准确信息，有各类居民需求清单、政府服务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权力清单，而且在推动管理任务的精准分解上也有成功的探索。在浦东新区综合执法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市场监管和城管执法领域已经逐步实现部门间的数据信息共享与联通，形成了精准定位、精确识别、精细规划、精准对接的城市综合执法体制。例如，浦东新区在所有建筑工地均安装了24小时监控摄像头，能够精准监控、识别和抓拍工地违规行为，及时推送到信息中心、工地建设单位和监管单位，实现了工地管理场景和行为的时空量化、精细化。此外，城市渣土管理和共享单车管理等，也都实现量化跟踪调控。
第二，细化管理单元。浦东新区通过“15分钟生活圈”、“党建引领下的‘家门口’服务体系建设”等，划分城市治理的尺度，将治理战略和目标进行分解、细化和落实，实施分类分层治理。在浦东新区推进诉调对接纠纷解决机制建设中，街镇诉调对接工作站、法庭诉调对接分中心和法院诉调对接中心“三级”的分设，以及矛盾纠纷化解的四层平台建设，将诉调对接中心前移，实现矛盾纠纷的就地化解，也体现出对管理单元的科学细化。
第三，优化管理流程。理顺城市治理中的体制机制，删繁就简，重塑便捷高效的管理流程。例如，在浦东新区的智慧公安建设中就着重对警务工作的流程进行再造，针对人口管理、物流管理、证照分离等具体工作，确立了便捷化、智慧化的管理流程，通过信息互联互通、共享共治，将公安与其他政府职能部门、社区管理部门打通，既实现了部门间和主体间的协作，也提升了服务管理的规范化水平。
第四，精化管理作业。浦东新区为在城市维护施工作业中减噪、减尘、减扰民，对垃圾、渣土运输车辆及其运行线路进行精心设计，特别是依托区城市运行中心智能化平台，转化开发“街镇城运分中心智能化平台”，围绕“公共安全”“公共管理”“公共服务”三大核心职能，建立群租发现、停车管理（渣土治理）、应急值守、灾害天气、居家安防、“家门口”服务六个基础模块，使得城市管理能够针对管理对象的具体特点，精准施策，大大压缩了粗放施工作业的空间。
第五，实化管理考核。以绩效管理为先导，以信息化为手段，落实对管理成效的专业考核。浦东新区在统筹核心发展权和下沉区域管理权工作改革中，在对职能部门派驻街镇的机构和人员进行考核时，加大基层在人事任免、考核方面的权重，让基层的评价“点头、摇头都算数”。同时，在涉及区域规划、重大决策和重大项目时，区级部门要主动约请相关镇代表，听取镇里的意见，如果双方意见不一致，需提交区委、区政府决策，充分尊重基层的参与权和建议权，使得管理考核工作更加贴近实际。
第六，智化管理手段。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尤其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辅助城市管理决策与风险防控，提供公众参与和协商的渠道。如前所述，浦东不仅在全区层面建立了城市运行的“大脑”——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中心处理各种可能的风险和公共事务，实现平台架构全区统一、功能体系上下协同、数据信息互联互通，使得城市“大脑”的科学性和精准性不断增强。而且还在贴近人民群众的层面探索开发“浦东e家园”APP，让居民通过随身必备的手机拍照、拍视频，以此来反映城市管理中的问题，在APP运行过程中，多次改进技术，增加内容板块，使得城市社会治理获得有效的技术支撑。
第七，柔化管理体验。浦东新区强化城市管理中的人性化色彩，注重管理与服务的有机结合，在城市治理进程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与满意度。这不仅体现在缤纷社区建设中对活力街道、口袋公园、慢行网络、公共设施、艺术空间、林荫街道、运动场所、透绿行动、街角空间的挖掘，还体现在将党建融入日常物业服务中，以党建带动物业治理的探索，党组织链条从社区延伸至小区、楼栋和居民等诸多方面。
六、平衡浦东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价值基点
城市治理需要融合科学性与艺术性。精细化管理不意味着机械与刻板，而是能够与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相适应，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城市生活的需求。浦东新区的城市精细化管理以卓越为导向，实现了精细化管理基础上的善治，其核心在于妥善把握住了如下五对关系。
第一，标准化和个性化的关系。浦东新区的精细化探索具有以法治为依据、以制度建设为保障的标准化取向。但标准化取向并不排斥个性化的探索，一大批因地制宜的个性化创新在标准化的制度框架内顺势而生。从浦东新区党建实践来看，无论是在街镇、社区、楼宇还是社会组织，都能够在落实上级党委的有关要求、高标准完成党建规定动作的同时，又能够根据工作实际，建立组织力更强、参与度更广、认同感更高的党建工作模式，从而促进了标准化与个性化的统一、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统一。
第二，分类细化和统筹谋划的关系。浦东新区以《关于浦东新区统筹核心发展权和下沉区域管理权的意见》为指引，针对浦东城市管理对象复杂，存在管理幅度大、管理力量少、尚有一定的管理盲区问题，在推进精细化管理细分单元的同时，实现了城市管理力量的统筹安排。例如，在推进浦东垃圾分类中，一方面通过系统推进、谋定后动，统一思想、建章立制；另一方面强调精确、注重细节，因地制宜地运用新方法、新手段、新技术，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临港地区海绵城市建设中，坚持了“一编到底”、系统搭建与分类施策相结合的策略路径，为因地制宜地探索高标准的海绵城市建设提供了可行方案。
第三，管理力度和人文温度的关系。在强调大力推进管理执行力度的同时，浦东新区着力在城市治理中提升人文温度。例如，为了补齐社区人情这块短板，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浦东新区通过“缤纷社区”这一空间载体，以规划为引领，用管理智慧和工匠精神让城市的街角、道旁变得更精致。“浦东e家园”APP作为专为浦东新区城市管理推出的一个问题上报平台，给市民参与城市管理提供了便利，同时也监督了处置单位的处置实效，增强了市民的获得感。再如，通过“爱心三点半”项目缓解双职工家庭的幼托难点问题，将为民服务融入管理之中，实现管理力度与人文温度的双跃升，体现出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时代需要。
第四，城区秩序和活力的关系。在处理好城区秩序与活力的关系上，浦东新区下足了功夫。例如，唐镇为解决群租难题，由政府引入社会专业租赁公司实现“代理经租”，既从源头上遏制了群租现象，也激发了人才流动积聚的活力。陆家嘴地区的金融城人才公寓项目，有效缓解金融城青年白领的居住困难，成为全国首创、面向青年白领的定制型人才公寓。塘桥街道“潮汐式停车”模式的探索，也为解决停车难的老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有效提升了城市空间的利用效率。城市精细化管理是加法与减法的结合，既要对挑战城市秩序的风险做减法，又要为城市活力的塑造做加法。
第五，确定性与复杂性的关系。城市治理内在地追求确定性，然而又必须面对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随机性，这就需要通过建构“安全网”，增强适应性，通过制度建设增强城市的韧性和抗逆恢复能力。浦东新区高标准、高起点建设的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中心，实现信息汇聚、运行监控、监督指挥、联勤联动与数据共享五方面的功能合一，与城市的网格化、信息化建设联动，为防范城市发展中的风险构筑了坚实的基础。面对复杂的城市社会，实现高质量的精细化管理，更要善于抓住复杂问题的“牛鼻子”。洋泾街道的诚信社区建设，就是以诚信体系为核心，从制度规范入手着力解决社会治理复杂性问题的有效探索。
从全书的内容来看，浦东新区在城市精细化治理探索方面，既有宏观的体制机制设计，又有微观的治理方式与技术创新。浦东开发建设30年来，不仅建设了一个现代化的新城，更是探索了一条城市治理的新路。通过理顺职能、提高效能、再造机能，浦东新区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体系与能力不断优化，为经济社会发展构筑了坚实的基础。通过总结浦东在城市精细化管理方面的有益探索，不仅能够为深入理解城市精细化管理提供鲜活的实践案例，而且能够为更多快速发展中的城市探索适合自身的治理模式提供借鉴与参考。我们坚信，以精细化管理为特征的现代城市治理模式，将成为提升城市能级与辐射带动能力的强大支撑，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城市生活需要的重要管理智慧。
（陈高宏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决策参考》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