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梁思成早在“梁陈方案”被否定之后就学会了“屈服”。不过，那时毕竟是“大乱”的“文革”时期，在尊严贬值、斯文扫地和人性变态的“文革”风雨中，梁思成能否扛得住人格尊严而不屈服非人的凌辱呢？
梁思成在“文革”期间饱受了种种屈辱，使他“没想到”的事情，不断真实地在清华园发生着。被释放回家的梁思成由于是“头号反动学术权威”，还是隔三差五地有人光临梁家那24平方米的“寓所”，不仅在大门上贴上“狗男狗女”之类攻击侮辱人格的标语和大字报，还要求病弱的梁思成站在自家门口向人们交代自己的“罪行”。有一次，“革命小将”闯进梁家时，见梁思成因为屋里过于寒冷而身披毛毯取暖的样子，感到十分滑稽可笑，就强迫梁思成披着毛毯站在自家门口交代“罪行”，后来“革命小将”也许感到这样还不够过瘾，又让梁思成绕着房子走了一大圈，然后才大声哄笑着一散而去。
与这种恶作剧羞辱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一次梁思成卧病不起被用平板车拉到会场接受批斗的场景。他们像耍猴似的让梁思成坐在破车上面接受批判、哄笑和围观。梁思成的感受正如林洙所说：“他哪里能体会精神上的绝对孤独，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那是比死亡还难以忍受的痛苦。”不过，这种“比死亡还难以忍受的痛苦”梁思成还要一直忍受下去，直到他生命结束的前一刻也不曾解脱。
随着“革命”运动的不断深入，“革命派”逐渐形成了两个阵营，于是批斗和为非作歹也逐渐在升级。一天，一伙自称是来自造反派总部的几人闯进了梁家，他们人人都腰扎皮带，挎着手枪和匕首，为首的一个彪形大汉一把将林洙推搡到了一旁，直接冲到梁思成面前指着鼻子问道：“现在全清华的革命群众都在挨饿，你知不知道？”梁思成怔怔地回答说：“我……我听说停发工资了。”“你打算怎么办？现在是看你的实际行动的时候了。”彪形大汉追问道。“我……我愿尽我的力量……我们的家务是林洙管，我……我不知道家里有没有钱。”梁思成依然怔怔而结巴地回答说。没想到，还没等梁思成把话说完，那彪形大汉抬手就扇了梁思成一记响亮的耳光，差点把梁思成打翻在地，幸好林洙及时冲过去扶住他。“放屁！你没有钱，谁有钱？你每月三四百元的收入，全是人民的血汗钱，你知道吗？现在你哭他妈的什么穷？你对革命群众是什么感情！”那彪形大汉面目狰狞，破口大骂，梁思成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了。好在林洙还算镇静，她发现这伙人中有一人始终站在梁家门口东张西望，似乎是在望风。对此，林洙似乎有点明白了这伙来人的真实身份，再加上前一天建筑系的造反派头头已经找她捐了刚刚搬家卖家具的二百多块钱，所以林洙断定这伙人不是什么造反派总部的人，可能是敲诈勒索的坏分子。于是，林洙鼓起勇气说她昨天已经把钱交给了系造反派的负责人，并说隔壁的老刘可以作证。对于林洙这样的回答，很显然没有达到这伙人的目的，他们似乎缓和了一点语气说：“你们要是没有现金，其他东西也可以。现在有些人家都揭不开锅了，你们知道吗？现在是给你们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这是考验你们的阶级感情。”听了这话，林洙更坚信了自己的判断，于是她反问说：“我不信，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怎么会饿死人，你这是对社会主义的污蔑。梁思成早就没有工资了，存款也没收了，你们既然是总部的，难道不了解这些情况？我没有任何金银首饰，所有值钱的东西早在抄家时抄走了，不信你们搜好了。你们是总部的人，为什么白天不来，晚上来？”听了林洙的这番话，来人不由恼羞成怒，其中一人举起手中的皮鞭狠狠地抽打着林洙。见状，自身都不保的梁思成猛然扑上前挡住了从空中甩下来的皮鞭，气喘吁吁但却严正地说：“你们不能打人……你们凭什么打人？”林洙也急忙大声呼救。对于平日谦和温润的学者梁思成和弱女子林洙的激烈反抗，这伙自称总部的来人也许根本没有想到，顿时显示出了慌乱。不过，在他们匆匆忙忙离开梁家时，依然恶狠狠地指着林洙说：“好！你不是说我们白天不敢来么？明天中午十二点你等着我们。”第二天，一夜担惊受怕的梁思成和林洙虽然没有等来那伙自称总部的来人，却听说在那同一天晚上清华大学竟有多位教授家遭到了同样的勒索。
如果说面对这些来自身体上的折磨和人格尊严上的侮辱，梁思成难以忍受的话，那么对于他学术思想和政治立场上的歪曲与批判，梁思成的内心更是极为不甘。例如，关于那张带有总结性大字报中所罗列的“四大罪状”，梁思成就曾私下里在与林洙的对话中一一予以驳斥：
……问他这都是怎么回事。他说：“那天建筑学会宴请法国建筑师代表团，法国的团长站起来致完谢辞，走过来在我的面颊上吻了一下。作为主人，我致了答辞，走过去在她的面颊上吻了一下，这是一般的礼节。”
“那你为什么不按中国习惯握握手呢？”我问。
“什么是中国习惯？”他说。“难道握手不是从西方学来的吗？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习惯，在国内要尊重各民族的礼仪，国际上当然也要尊重外国朋友的民族习惯。如果我按满族习惯就得拂下马蹄袖一手拄地一腿屈膝地请安；如果按汉族习惯就要拱手作揖或下跪叩首，难道要我向她献哈达？这样就有民族尊严？”即使在那样严峻的气氛中，他的这段答辩也使我不由得笑了。
关于联合国，他说：“1945年成立联合国时，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后来联合国日益受到美国的操纵，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而保留台湾当局的代表。但是在1947年时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当初董必武还出席了联合国的大会嘛！”
关于“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他说：“1944年冬，为了反击日本侵略军，并在盟军对日本占领区空袭时避免轰炸文物建筑，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设置了‘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杭立武是主任，我是副主任，唯一的工作就是编制一份沦陷区的文物建筑表，并在军用地图上标出位置。当时为了和盟军配合作战，全部资料用英汉对照两种文字。这份资料我还委托费慰梅转交给周总理一份，除此以外没有做任何工作。”
停了一儿会，思成沉痛地说：
“建国之初，北京市市长曾在天安门上告诉我说，中央一位领导人曾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当时我没有说什么，但心里很不以为然。我想在城市建设方面，我们应当借鉴工业发达国家的经验。有人说他们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我认为正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更有效地汲取各国有益的经验，因为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可能更有效地集中领导，集中土地，才能更好地实现统一的计划。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城市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业发达必然会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复杂的交通问题，城市人口高度集中带来的居住问题，贫民窟问题，等等。英国的伦敦，美国的纽约不都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吗？我们绝不能步它们的后尘。我们为什么不能事先防止呢？‘处处都是烟囱’的城市将是什么样子？于是我就老老实实地把我的想法和盘托出。我认为华盛顿作为一个首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可资借鉴的好典型，所以我希望北京也能建成像华盛顿那样风景优美、高度绿化、不发展大规模工业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是古代文物集中的城市，因此它能像罗马和雅典那样的世界旅游城市。我发表这些看法并没有想到反对谁。”
对于建筑思想的批判，梁思成也有话要说。那么，梁思成的建筑思想到底是怎样的呢？对此，在这里我们虽然不能对梁思成的建筑思想予以全面权威的总结，不过还是有必要进行一番大致梳理的。应该说，梁思成的建筑思想是有一个探索、发展和成熟过程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20世纪20年代至公元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这段时期梁思成赞成现代主义的“国际式”建筑，但并不摒弃民族形式；二、公元1949年至公元1955年批判“大屋顶”时，在这段时期内梁思成由于国内政治等原因由赞成现代主义转而批判现代主义，并开始强调民族建筑形式，也就是说提倡“大屋顶”；三、公元1955年批判“大屋顶”之后，梁思成也否定以“大屋顶”为特征的民族形式，并提出了“新而中”的建筑观。由此可见，梁思成的建筑思想虽然曾经历过“大屋顶”时期的一段波折，但总的来说是在不断前进和日趋成熟完善的。
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梁思成，应当说他接受的建筑思想教育是讲求艺术美的古典主义学院派，也就是如他自己所说受“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思想影响很深，但当现代主义“国际式”建筑观念风靡欧美时，梁思成立即投身其中，成为现代主义建筑思想的拥护者和实践者。对此，梁思成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的建筑教育，完全是沿袭巴黎美院的折衷主义的那一套。因此‘形式主义’在我的脑中也是扎下根的。到了三十年代欧美的新建筑已蓬勃发展起来。我非常赞赏当时的建筑大师密斯·温德罗的几句箴言：‘建筑是表现为空间的时代意志，它是活的，变化的，不断更新的。’‘建筑艺术写出了各个时代的历史。’我接受了当时‘新建筑’运动提出的理论，因此也具体地应用到北大女生宿舍（现为位于北京沙滩的《求是》杂志社宿舍）和地质馆（现为位于北京沙滩的法学研究所）的设计中去。在这两个建筑的外形设计上，不采用折衷主义的形式，而是从建筑的功能出发，采取了几何形体。”这种以建筑的实际功能也就是实用性为出发点而设计其外在形式的做法，真是现代主义建筑思想的主旨。
不过，在到美国留学之前梁思成毕竟接受了深厚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滋养，他在接受西方现代主义建筑思想的同时，并不主张不加过滤而全盘予以接受的观点，特别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诸多沿海城市的新建筑呈现出“全盘西化”趋势后，他更主张在接受现代主义建筑思想时一定要注意保留民族建筑元素。对此，梁思成认为：“尽管在科学技术上采用西方的先进成果，但在中国的新建筑上应体现中国精神。我为仁立地毯公司（现为北京王府井大街雷蒙服装店，原设计被局部修改）设计的铺面房就是基于这个思想，做了一点探索。”对于在现代建筑中采用民族元素的问题，梁思成还进一步分析说：“那个时期我反对采用‘宫殿式’的形式（即现在的大屋顶），因为从近代建筑理论立场来看‘宫殿式’结构，已不合乎近代科学与艺术的理想，由于造价高，也不适用于中国一般建筑，所以也不能普及。”对于这一时期梁思成的建筑思想，应该说他在接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同时并没有放弃中国的民族形式，属于兼容并蓄、中西结合的建筑思想。
明白了。既然如此，梁思成在参照苏联建筑风格之后，提出了自己的中国建筑的“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他说：“还有一个使我从心底信服苏联的‘民族形式’理论的重要原因，就是莫斯科的美。那统一考虑的整体，带有民族风格美丽的建筑群，保护完整的古建筑，再和英美城市的杂乱无章相比，使我深刻体会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所以我也就努力学习苏联，提倡‘民族形式’——‘大屋顶’了。”
除此之外，梁思成对于他提倡“大屋顶”的原因曾这样解释说：
……在三十至四十年代我是反对普遍建造“大屋顶”的，为什么到了五十年代，我反而积极地提倡搞“大屋顶”呢？我想有两个原因：在客观上受当时“学苏”、“一边倒”国策的影响。解放初期，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始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无一不批判“资产阶级建筑观”。我这个资产阶级学者，自然是“众矢之的”。在带有政治压力的学术批判下，使我多少盲目地把过去形成的“建筑观”否定了。认为那些全是资本主义的“建筑观”，而把苏联搞的“复古主义”、“折衷主义”这一套作为“新事物”、“先进经验”照搬、照学了过来。
主观原因则是由于我从事多年的古建筑研究，对古老的建筑形式有很深的偏爱，认为人们反对“大屋顶”，是因为他们缺少文化历史修养，有“崇洋”思想。
即便如此，梁思成不久还是对“大屋顶”建筑形式产生了疑问。他说：“但是五十年代初所盖的‘大屋顶’建筑，却很少能达到我所想象的‘美’的标准，使我对‘大屋顶’越来越灰心——就是说，对‘大屋顶’这一古代的建筑造型，是否适用于现代新建筑发生了疑问。怎样在新建筑中表现我们民族的精神这一问题，经过1955年到1959年的实践，又提到日程上来。在建筑创作上出现了一系列有待解决的理论问题。”不料，就在梁思成大力提倡“民族形式”的“大屋顶”，但对此又产生怀疑的时候，还是由于政治原因或者直接说是因为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缝，使“大屋顶”遭受了“围剿式”的批判。关于“大屋顶”的批判前面已详细述及，在此不赘。
既然西方现代主义建筑观和中国“民族形式”的“大屋顶”都遭到了否定和批判，梁思成就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建筑思想将何去何从。于是，梁思成经过痛定思痛，总结出了“新而中、西而新、中而古、西而古”的建筑思想。对于“新而中”的建筑观，梁思成解释说：“我所谓‘新’就是社会主义的，所谓‘中’就是具有民族风格的。‘新而中’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民族风格。”对于提出这一建筑观的背景，梁思成有这样一段回忆：
1959年3月建筑学会决定把总结各地重点工程经验（即十年大庆的重点工程）作为主要的内容，讨论在建筑创作上出现的各种问题，并于当年6月在上海召开“住宅建筑标准及建筑艺术问题座谈会”。我因参加全国人大与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到达上海时，“建筑艺术座谈会”已经开始四天了。这次会上各地代表都作了踊跃发言，就建筑理论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如构成建筑的基本要素——功能、材料、结构、艺术形象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建筑的形式与内容的问题；传统与革新的问题等交换了意见。我因为迟到了几天，所以先听听别人的发言，我是最后一个发言的。由于1955年对我的批判，所以全国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是保持沉默停止前进？还是敷衍潦草不说真话？这些我都办不到。我阐明了我对传统与革新的看法，提出“新而中”的创作论点。
对于“新而中”这一观点，梁思成强调指出：“继承传统和吸收遗产不应只重视建筑形体，而应重视建立在人民生活习惯上的平面、空间处理，匠师实践中总结的艺术规律和中国建筑的气质。”由于梁思成提出“新而中”的建筑观受众较为广泛，所以至今在中国建筑界依然有着很深的影响。
不过，在“文革”时期梁思成的这一建筑思想依然遭受了批判，许多同行纷纷撰写文章予以反诘，但都没有“批”中要点，因为经过几次学术政治化运动之后，这一代建筑师们的建筑思想受到了严重扭曲，他们当时还不可能跳出政治化学术批判的怪圈，开展客观真正的学术讨论和争鸣。对此，在一篇题为《梁思成在民族形式问题的错误》的批判文章中，作者这样写道：“梁思成口口声声是‘对人的关怀’，但他的‘理论’和他的所作所为，都彻底地证明了他根本缺乏‘对人的关怀’。如果有，那只是出于反动阶级的立场，他才把建筑艺术看作是没有阶级性的，才产生了他这一套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复古主义论调，才要我国现代新建的一切建筑物都纹丝不动地向古代反动的宫殿、庙宇、衙署和住宅看齐。”
而似乎不屑于对此进行辩驳的梁思成，还是有话要说的：“我们国家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遗留下来的建筑，当然是为封建社会服务的。保护文物建筑怎么能和‘复古主义’相提并论呢？国务院不是还颁布了《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单位的名单》吗？既然要保护古建筑，就不可避免地要对古建筑的历史、艺术价值进行分析，这就是毒害青年？什么叫‘文化买办’？我认为学术是没有国界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应拒绝外来文化，一个民族只有接受了外来文化，本民族的文化才能更加发扬光大。如中国的佛塔，本非中国固有的建筑形式，但它从印度传入后，仍以中国的风格，造成成熟的中国特有的艺术而驰名世界。‘文化买办’？在我心中翻来覆去地想了不止一天，仍然得不到答案，真难哪！我不愿口是心非地写假检讨，我希望把我的观点摆出来和大家讨论。”然而，那个时候还有谁来和梁思成这个“头号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讨论这些纯粹的学术问题呢？
陷入困境中的梁思成，只能独自发出这样无奈的自我反问：“我很苦恼，我常想如果再让我从头学一遍建筑，也许还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难道真的要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我后悔学了建筑这一专业。”其实，以梁思成的品操和个性，无论他学什么专业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他都逃脱不了属于他自己的人生宿命，比如如他父亲所愿成为中国美术界的“李杜”，而当年中国的美术界又何曾风平浪静过呢？虽然没有以“大屋顶”为标志的建筑界遭受冲击的“名气”灼人，流“芳”至今，但“文革”流毒不仅在美术和建筑等文化艺术界依然暗存，而且其覆盖面可谓是无所不及，无孔不入。如此说来，梁思成岂能幸免？
既然屈辱不能幸免，既然当面辩解遭受堵截，既然重新选择专业既不现实又无济于事，既然一切都已经发生了，梁思成，人们无比崇敬的一代伟大学人，我们真诚地感谢您虽然最终是带着困惑而去，但那“花岗岩”的脑袋并不曾有丝毫裂缝，这就足够名扬天下、名垂史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