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后哀荣，似乎是人类社会的一项“专利”，而“发明权”应该属于中国，这从国人对此尤为热衷的种种表现可以得到确证。
公元1972年1月9日之前，病魔缠身甚至弥留之际的梁思成还被责令每日向组织检讨和交代“罪行”，而两天后人们似乎突然间变得聪明起来，不仅立即对梁思成的“罪行”给予“平反”，而且一下子对梁思成深邃的学术思想也有了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于是，各种纪念活动和荣誉纷至沓来，至今不止。例如：
公元1972年1月12日，中共北京市市委书记丁国钰在悼词中对梁思成的“罪行”予以“平反”；
公元1982年9月，《营造法式注释》（上卷）出版；
公元1982年12月，《梁思成文集》第一卷出版；
公元1984年，《图像中国建筑史》在美国出版；
公元1986年10月，梁思成诞辰85周年纪念活动由中国建筑学会、北京土木建筑学会和清华大学建筑系联合举行，并出版《梁思成文集》（一至四卷）；
公元1987年，由梁思成等人所从事的“中国古代建筑理论及文物建筑保护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科学研究最高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公元1992年，中国邮政局发行中国科学家邮票一套四枚，梁思成是四位科学家中之一；
公元1995年4月30日，梁思成纪念铜像在清华大学落成；
公元1996年2月，《梁思成建筑画》出版；
公元1996年9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系）举行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并出版《梁思成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
公元2000年9月21日，国家建设部发布《关于开展首届“梁思成奖”评选的通知》，正式设立并开展了首届“梁思成奖”评选活动；
公元2000年12月18日，首届“梁思成建筑奖”盛大颁发；
公元2001年4月8日，纪念梁思成诞辰100周年大会在清华大学隆重举行；
……
然而，对于梁思成来说悲剧还在延续，一边是荣誉加身，一边则是对荣誉不折不扣的亵渎——用毁坏北京等地古建筑这些实际行动“否定”梁思成的学术思想和理论。对此，如果将人类这种现象冠名为“虚伪”的话，似乎是对我们人类自己的不恭，但这实在让人感到滑稽至极。
当然，在这些认可、赞美和不断加身的荣誉中，除了一些为了某种需要的政府行为之外，来自学术团体如清华大学以及执教或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梁思成的同事和学生们，他们所回忆和赞美的往事应该是对梁思成最真实的祭奠和怀念。因此，在这里不能不提及在梁思成诞辰85周年和100周年的两次大型纪念活动，这两次活动中共有数千人参加，百余人次发表文章或演说，对这位伟大的建筑巨人的建筑思想、建筑行为和生活往事，进行了全面而深层的回顾与怀想。下面不妨引录其中几位代表的回顾和怀想，让我们再一次来感受和沐浴梁思成高贵品操的永恒魅力吧。
中国营造学社成员中如今唯一健在者、中国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罗哲文先生，在文章中对于梁思成当年筹建清华大学营建系从四川李庄到清华园的过程予以回忆说：
他奔走于重庆、李庄之间，与清华大学、教育部以及朱桂辛社长等联系磋商的情况，更重要的是如何开办这个系，如何进行教学，如何物色师资，如何继续进行古建筑的调查研究等等，这样繁重的工作，对他这一有病之身来说，其艰巨的程度可想而知。这种为事业而不倦奋斗的精神，不能不令人敬佩。
一天思成师从重庆回来之后不久，把我叫到他的小办公室里，让我先坐下，我这时已感到学社的去从已经决定下来了，而且也是决定我自己能否随学社复员北上的时候了。老师带着高兴而又郑重的口气说，你在学社已经有五年多了，为学社做了许多事，也学到了不少东西，已经能够胜任对古建筑的测绘制图了，我已经决定让你随学社一起复员到北平去，仍然进行古建筑的调查研究工作。因为学社没有经费来源，中央博物院的编制（建筑史料编纂委员会，我们中国营造学社的全体人员都在这里拿工资）已经撤销，学社暂时不能恢复工作，已征得朱社长的同意与清华大学合办了一个中国建筑研究所，并创办了一个营建系，在一起上班。我们都是系里的人，同时也进行古建筑的调查研究工作，你仍然帮助我和刘先生（刘致平先生）他们做古建筑的调查研究工作，也协助系里的建筑史教学工作。随着问道，你愿不愿意？我当时心中有说不尽的高兴，连声回答：愿意愿意。然后他继续说，我还要告诉你，我看你有培养前途，才带你复员的，你在学社虽然学了五年多的古建筑，但是基础课程还差，你到清华后，可以去补听一些基础课程，才能提高。我当然更加高兴了。接着他又说：为了系里的教学需要，我准备到美国去讲学，并且了解现代建筑最新的情况，收集国外的资料及其他的一些事情要先走，林先生（徽因老师）身体不好为了治病也要先走。学社的书籍、图纸、照片、器材（相机、测绘工具）等都很珍贵，你们必须很好地把它们运回北平去，将来调查研究和教学都是有用的。刘致平先生有家小还要照顾自己，主要就靠你和莫先生（宗江）两人，你年轻（当时22岁）尤其要尽力。
1946年上半年，我们便开始收拾行装，主要的是把书籍、图纸、照片等资料加以整理和打包装箱。由于人手少（这时学社成员主要是刘致平先生、莫宗江先生和我三人）相当费力。但经过努力，终于全部装箱完毕无缺了。运输问题更为困难，我们三人押运这许多东西，“兵荒马乱”，真有点担心。好在从李庄到南京这一段，还能附在中央博物院的古物一起从水运安全到南京。我们人则从重庆乘军用飞机到南京的。在南京由于水运箱物等了数月。好在仍然住在中央博物院内，旧情仍在，未取分文。等到书籍、图纸箱物已到，我们立刻把它押运到上海，正式归入清华大学复员的行列。由于等待船只的安排在上海又住了一段时间，几乎到了年底，才到达了清华园。所幸的是虽然经过许多艰苦磨难，终于将营造学社南迁的图书资料、图纸、照片、器材以及在李庄和昆明等抗战八年调查研究的成果全部复员到了北平清华园内。行程八千里，为时整一年，安全到达，可谓幸哉！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两院院士、原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吴良镛先生，对于清华大学营建系草创时的情景这样回忆说：
1946年夏，梁先生启程赴美之际曾来南京找我未遇。留条嘱我即赴上海找他议事。我立即在上海陈植先生的家中见到梁先生，共赴清华同学会当时迁校办事处，他对我交代了有关课程安排事宜，而后就赴美。不久，我作为西南联大复员最后一批学生的领队人之一，搭上开滦煤矿的运煤空船，通过海路到达秦皇岛转北京。
10年里（从1945年晤面到1955年）有她对我的学习与工作进行指点，这是我毕生幸事之一，对我的教育和影响很大。清华园里其他一些大师、学者云集，耳濡目染，言传身教，使我仿佛步入了一个学术殿堂的门厅里，这里四通八达，各方向均可登堂入室，由此萌生了“建筑教育将是我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清华园就是我的归宿”的信念。
……清华建筑系最初教师队伍的构成一是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人员，如刘致平、莫宗江、罗哲文等。二是刚毕业于中大、重大的青年教师，如胡允敬、汪国瑜、朱畅中、程应铨等。其他尚有李宗津先生等。梁先生第一年虽然不在国内，但是从林先生处不时传来了他在美国令人兴奋的消息，活跃在美国建筑和城市规划学术领域的第一线，并担任了联合国大厦设计委员会的中国代表，与当时世界建筑大师交游。1947年梁先生暑假回国后，很快就成为清华园里最活跃的学者之一。
1947～1948年间，梁先生除了在建筑系开设中国建筑史一系列课程外，还应邀在清华园里作了不少的讲座，传播新的建筑学术思想和观念，例如，在北大建筑系的联欢会上，梁发表演讲，反对学院派建筑的陈腐教条。他在清华发表“理工与人文”的演说，批判了纯技术主义的“半个人”的世界，批判由于不懂人文的危害，如对文物的破坏，强调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互相结合；他提出了“住者有其房”的思想，并进一步发表“体形环境论”（Physical environment）。梁先生指出：建筑学的工作对象，不应仅仅是孤立的单幢房子，而是包括一盏灯、一组家具、一个房间、一幢房屋、一群建筑以及整个市镇的大小环境，这些都是有体有形的，故称之为“体形环境”；关于文物保护问题，他曾与朱自清“论战”，大力宣传和推进保护北京的古代文物建筑的重要性等等。梁先生是以一种新的思想面貌来筹建和发展清华建筑系的，为系的学术发展奠定了基础，学术思想也异常活跃，成就辉煌。我认为从梁先生一生的经历来看，青年时代赴美留学、游学欧洲是他的学术准备时期，后以极大的毅力开拓古建筑研究，是他学术创造的第一高峰。抗日胜利前夕，他的新建筑思想的酝酿，以此后这一时期的学术活动，是他的第二个高峰。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创办，堪称他的事业的第二个里程碑，这对于中国建筑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汪国瑜先生，对于梁思成在日常教学和生活中的影响及教诲回忆说：
每当我回忆起清华建筑系时，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梁思成、林徽因二位尊敬的先师，勾起我对他们无限的思念。
我的教学生涯，认真说是在清华开始的。从1947年我一到营建系就经常在梁、林二位先生的业务指导和生活影响下工作；头几年更是时刻追随他们左右，不仅在课堂上、系图书室、系主任办公室或系的一些活动中，就连他们到市里参加一些会或办点事，有时也带着我们几个年轻助教。但是接触最多、感染最深、影响最大的还是在他们的家里。他们的家不但温馨、舒适，使我们赞赏称羡，他们还把它当作是一个文化艺术沙龙、一座知识哲理的殿堂，洋溢着友爱和意趣，充满着真诚和激情。那无拘无束的方式，那谈笑风生的气氛，那品格逸雅的风范，使我们这些年轻人大开眼界。
那时，他们的家在校园南区新林院8号。新林院在当时是清华大学知名教授居住条件最好的住宅区。单层独立、红砖四坡顶的洋式小住宅，一座座散落在绿草如茵、花木似锦的庭园中，环境十分幽静。
梁、林二位先师身体都不好。林先生身患肺病，经常卧床；梁先生青年时参加北平学生举行的声讨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卖国国耻日纪念活动，驾驶摩托车被军阀汽车撞伤，左（右）腿骨折，后又患脊椎软组织硬化，经常铁甲在身，走路负担很重，过累就病倒。二位先师虽然身体如此，但他们对工作、对教学的负责，对艺术、对真理的执著忘我，对青年、对晚辈的教诲关心，都会使所有与他们接触过的人深受感动而萌生景仰之情。梁、林二位先生都非常好客、健谈、乐观、坦率。梁先生在言谈中还多些诙谐和幽默，他们家经常是人来人往。营建系的师生自然都愿意往他们家跑，一批一群地像走马灯似的进进出出；二位先生从不腻味，而且是有求必应，有问必答，欢迎青年们去聊谈。常到他们家的还有清华其他系的教授和外校的学者，我常见到的除金岳霖教授是每日早晚必到外，还有张奚若、邓以蛰、钱伟长、王逊、侯仁之等很多先生。他们在梁、林先生家非常随便，天南海北，政治、经济、哲学、宗教、诗词杂文、书法绘画、音乐曲调、工艺美术、戏剧舞美、球类运动，无所不谈；谈中有议、议中有争，争后有评、评中带笑，有时从一项建筑或装饰处理引起，有时从一件文物或技巧评论开头，旁听这些学者教授们的真知灼见、高雅谈吐，使得我们这些敬陪末座的青年们目瞪口呆，忘乎所以。
……
他们家挂着一副对联，是梁先生先尊梁任公国学大师自撰自书，联文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行书书成，带着魏晋碑风，经常悬挂在书房里，既是先生藉以治学、为人的品格准则，也是给晚辈青年的激励洁身的教范，不仅对人，也是对事，对搞建筑创作的艺术评价无疑也是一种鉴赏和素养的标准。寓意至为深刻。我每次去他们家，尽管几次迁居换位，对着这副对联我都要凝视琢磨良久。我追随梁师20年，梁先生在为人、治学上确是也按这个准则要求自己的，任何工作到他手底笔下都是踏踏实实、严格认真，从不草率应付。我们曾有幸看过他早年翻译威尔斯的《世界史纲》笔记、插图，以及整理中国古建筑测绘和《清式营造则例》的速写或插图手稿，件件都是那样细致、准确；他讲中、西建筑史和中国绘塑史，边讲边在黑板上默画插图，例例都画得形象逼真、比例准确、一丝不苟，听课的师生无不为之惊叹叫绝。有一次在他家，谈到书画品格、艺术风格等修养问题，他似乎很有感慨地说：“文艺作品的气质与作者的爱好和素养看来也并非总是一致的。我本人很喜欢那种奔放豪爽的风格，特别欣赏那些‘帅’味的作品，有‘灵气’、有气韵；不喜欢、不欣赏那些‘匠气’的东西。可是我自己的字和画，都工整有余，‘帅气’不足。自己想‘帅’也‘帅’不起来，眼高手低呗！”“这是我一生的遗憾。”慨叹之后他又提高音调说：“所以我就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地写字、画画，下笨功夫，画不‘帅’，至少也要让人看得清、认得出，我就是靠笨功夫搞工作的。”梁先生如是说自己“笨”，似无才华，实是自谦，正是这样才充分显示他对人对事的严格要求和对艺术对建筑的创作与欣赏的执著追求。他说：“我们建筑师就是匠人，‘匠’才能准确精细给人民盖房子，为他们造福，不应该把自己看成是主宰一切、再造乾坤的大师，宁‘匠’勿华。所以我取‘拙匠’写《拙匠录》正是此意。”他在另一次的家庭座谈中还针对建筑师的素养提出：“建筑师笨点没关系，但不能懒，手慢求精，思想却应敏锐，建筑师应当在日常生活中比别人善于观察、善于体验、善于分析、善于学习，建筑师应比别人捕捉到、感觉到的东西要多，特别要提高文化艺术修养，审美趣味才上得去。”他还对学生们讲：“你感觉到你在课外和在老师那学到的东西不比课内少时，你才算是在大学里学习，大学和中学的区别就在此。”他在我们这些年轻助教和学生们面前不止一次地强调过这样的观点。……
踏踏实实工作，严格要求，实际上反映的是公正不阿、坚持真理。梁思成老师在这方面给我的印象和影响也极为深刻。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两院院士、原国家建设部副部长周干峙先生，从家学渊源、博大胸怀和爱国情怀等方面对梁思成进行了深情的缅怀：
作为学者，梁先生具有开阔的思路，他家学渊源，是具有深厚文化和艺术修养的建筑师，但他从没有狭隘的专业观点。先生治学既深又博，在学术思想上一贯既重内涵又重外延，很早就注意把建筑学向微观和宏观方向发展。解放以前，梁先生就注意到绘画、雕塑、工艺美术和城市规划问题，后来在清华讲授雕塑史，组织日用工艺设计；而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伊始，就积极促进城市规划工作。梁先生对城市社会、城市地理和环境问题都感兴趣。对这些学术上的发展，他不仅自己钻研，而且经常请教有专长的其他学者，所以当时清华建筑系时常有多方面的专家来讲学。回想1950及1951年，梁先生一方面与美术界的同志研讨景泰蓝的设计，另一方面和陈占祥先生等合作研究北京市的发展规划；梁先生和系内师生参加的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实践，从“住者有其房”的设想和首都的布局，具体到天安门的修整，两侧旗杆的尺度，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细部等，无不精心推敲；在学术思想和教学实践中不仅表现了他学术思想开阔，还反映了他严谨的学风，不断地研究探索实际存在的新问题。梁先生对建筑学发展的观点，对建筑、人、空间和环境的理解，在当时的建筑师中是很可贵的。
作为事业的开拓者、组织者，梁先生重视人才，而且广纳人才，不拘一格用才。为组建清华建筑系，梁先生选贤任能，除了聘任有素养的建筑教师、美术教师以外，还尽可能邀请一些有特长的专业教师，而且不讲学历，就看水平。有过一位有志建筑事业、写信毛遂自荐的青年，他也大胆任用。连系里的办事员、描图员也量才使用。所以，当时清华建筑系教师，人数虽然不多，而且性格、观点各异，但总的是一支各具专长、各称其职的队伍，形成一个五湖四海、长短相济的教学环境，比之现在有的地方组建“班子”，“组阁者”往往喜欢找和自己同道的搭伙，不重视知识的结构组合、思想交叉渗透和事业的兼容并包，其结果就形成一种只有家庭味道、缺少事业气氛的环境。
作为爱国者、科学工作者，梁先生是一直充满激情，他往往为探索发现欣喜若狂，为民族受欺愤慨嗟吁，为保护文物奔走呼号，为国家成就心情激动。就像列宁讲的：“工程师承认共产主义所经历的途径将不同于过去地下宣传员和著作家，他们将通过自己那门科学所达到的成果来承认共产主义。”梁先生正是通过建筑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科学发展，逐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梁先生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相信党的领导，依靠党的组织是非常突出的。梁先生有机会直接受到中央一些领导同志的教导，每次见到中央领导同志，他总要回系里作生动的传达，对师生员工有巨大的感染力。甚至后来片面宣扬的民族形式也是在社会主义感情下偏离出去的。我觉得正因为梁先生充满激情，所以他经常充满活力，即便是认识有错误，一经纠正，仍然满腔热情向前看。这种激情是革命者的激情，科学家的激情。就是我们现在，为“四化”建设，振兴中华，还多么需要它啊。
梁先生经历的是以全国解放为转折点的一个冬去春来的历史时代，他以其坚韧的事业心，追求真理的胸怀和巨大的激情为新中国的建筑事业作出了贡献。现在，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史又到一个新的冬去春来的阶段。继承和发扬梁先生的优秀学风，像梁先生那样对新鲜事物不断进取，充满激情地工作；像梁先生那样广开思路、广纳人才，开放式地办学、育人，对于提高我国建筑科学水平、推动建筑事业进一步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局长林志群先生，对梁思成当年聘请多学科专家学者任教清华的情况这样回忆说：
我曾经这样地概括过自己的大学学业：“如果要问，从大学里学到什么？我想可以用两句话来归纳：学到了一点唯物史观，学到了一点科学思维。”而这两个“一点”也正是从梁先生的言传身教中领悟出来的。
中国历史在20世纪的中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我有幸在这个巨变中生活和学习在当时已被誉为“国宝”、成为我们青年学生的崇拜对象的梁师跟前；同他一起迎接解放，同他一起共享“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民族自豪感和历史责任感。在历历在目的往事中，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先生的爱国热忱。
记得那时为了夺取被围的北平，解放军在清华校园里绑扎云梯和演习巷战，梁先生就向前来请教的解放军提出仗如打起来哪些文物必须严加保护的建议。为了制定新中国的国徽，梁师动员全系奋力夺魁，在高庄教授的精心制作加工下，为祖国奉献了勘称为艺术性与思想性完美结合、光彩夺目的人民政权的标志。为了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建筑传统，先生提出了“民族的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的建筑方向。为了保护历史宝藏，避免不必要的“破坏性”的建设，他为保存北京城墙古物而大声疾呼，置泰山压顶的政治压力和个人得失于不顾。正是先生这种把学术理想同人民及国家荣辱命运紧密关联的赤子之心的感染，使我这个耳目闭塞的书呆子能够在党、团的教育下，认识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毕业前夕参加了党的队伍，找到了一生努力的方向。
清华建筑系是梁师一手创办的新系。它是一个年轻而充满活力的集体。除了延聘各具专长、造诣很深的老师外，梁先生还经常邀请来自不同岗位的专家学者举办讲座，使莘莘学子们能够受到中外古今，包括工程技术、造型艺术、人文科学等多学科的春风化雨。想当年，风华正茂的侯仁之先生为我们讲北京的历史地理，娓娓动人，绘声绘色；建筑创作水平已经很高的戴念慈同志来校兼课，为我们改图，示范表现技巧，指导论文，使设计的习作与建设实际结合起来；还有，把敦煌学专家常书鸿、常沙娜父女请到系里，讲石窟艺术，开展工艺美术设计，让我们学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道理。梁师自己，不仅讲外国建筑史，讲城市规划，讲体形环境，还亲自开授中国雕塑史，通过历史发展脉络分析，为我们认识建筑的姐妹艺术提供了启迪的钥匙。正是先生这种广延名师，融通百学的风度，教育我们逐渐理解建筑与规划是综合多专业的科学，必须视野广阔，思想开放，力戒封闭狭隘。如果说我们能够在离开学校多年的不同工作中，锻炼思维能力，提高业务水平，这应当归功于先生严谨治学和荡荡渊渊之大师风度的熏陶。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徐伯安先生，对于梁思成当年严师印象极为深刻：
记得1961年初春的一天，风和日暖，领导通知我说：“梁先生要你去做他的科研助手，帮他做《营造法式》的研究工作。”面对着这突如其来的简短通知，一时间竟使我木呆呆地、思想凝固似的空白了。是喜？是愁？品不出个味儿来。
这奇异的一刹那，可能就是这喜、这愁交混激荡的回响吧。
我从没奢望过能被选来做先生的助手——近膝弟子。这使我异常欣喜，同时，也使我异常犯愁。《营造法式》过去我虽曾在图书馆里翻阅过多遍，却每一次都因它天书般地叫人难懂而释卷作罢。这回真个儿要去啃它了，岂不拿着钝刀子割肉吗？要辜负先生的期望的。想到这里，着实地叫人犯愁啊！
我不愿失去聆听先生直接教诲的机会。这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机会。于是，我壮着胆子接受了这一任务。当时，我因手头上还有一项设计要出图，不能马上报到。不过，我还是迫不及待地花了15元钱，在旧书摊上买了一套石印本《营造法式》，想先武装武装自己。
几个月后，一向不修边幅的我，也整齐了一下自己，带着那套书，像小学生第一次见老师一样心神忐忑地去到先生的家中。
先生见我有些局促，便讲了好多诙谐的题外话。空气顿时活泛了起来，说话间我感到轻松了许多。生平第一遭敢在权威学者面前谈自己想法的我，同先生的思想融洽地交流着。
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形象，就这样不期地步入了我心田深处。直到今天这形象依旧活着，而且将永远活着于我心田深处。
第一次的见面是亲切的。先生向我布置了一项长期的和一项临时的工作。长期的自然是有关《营造法式》的。先生要我精读这部书，不要学“五柳先生”不求甚解，要把不懂的和有体会的全写下来，交先生答疑和批改。临时的是为先生写的有关容县真武阁考察的文章，画插图。测稿是先生和黄报青同志画的，十分精美。我的任务只是把它们画成正式的墨线图。
第一次的托付不能马虎，我是把它当作考卷来对待的。自信凭着我的绘画和制图水平，再使出十二分的细心劲儿，是不会有问题的。结果，先生用放大镜一点一点地检查我的图，挑出了好多毛病。这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随后一连画了三遍才通过。
尽管当时我犯着腰疼病，蹲在高凳子上画的这几张插图，但是我的心情是愉快的。先生挑出的毛病，条条都有道理，有些还包含着如何培养严谨的学风的问题，使我得益匪浅。
有的同志开玩笑说：“好严厉哟！梁先生真是给了你个下马威了。”我却以为先生是在扶我“上马”，教我起步。
打这以后，类似返工的事儿几乎次次都有。我也便在这种磨炼中，进一步提高了画图水平，严格了学风。
我虽不是高徒，但先生却是严师。先生平时诙谐、平易近人，从不摆架子，总以挚友的身份与我们晚辈相处；然而，对待工作竟是十分严肃，一丝不苟，从来不讲情面，不留余地的。
一位严师挚友的尊者形象，就在这样相处的日日夜夜里，不知不觉地在我脑海中浮现出来。直到今天这形象依旧活着，而且将永远活着于我的回忆中。
公元1952年级的清华大学建筑系学生、哈尔滨建筑大学教授侯幼彬先生，对于恩师梁思成当年深入浅出的教学风范和严格要求的作风至今不忘：
……一入学就听到很多关于梁先生的传闻，对他特别景仰，特别崇拜。我尤其盼望能听听梁先生讲建筑史。大约是1953年秋到1954年春，遇上了梁先生为清华建筑系教师和研究生讲中国建筑史的机会，我这个循规蹈矩的学生也大着胆子悄悄地溜进教室，坐在后排角落旁听。梁先生讲课非常深刻、非常渊博、非常风趣，时时爆发出满堂笑声。放幻灯时，梁先生没用正规的教鞭，随手拎起墙角的一人多高的粗木棍来指划，示意换片就用木棍在地板上咚咚两声，我觉得如同拍醒木似的，特幽默。有一堂课讲到北京城的前身金中都时，梁先生引述了一段趣闻，说金章宗完颜璟有一天和他的妃子一道散步，两人坐在一个土丘上，金章宗即景出了一句“二人土上坐”的上联。这句上联既抒写当前情景，又表述两个“人”字放在“土”上就是“坐”字。这是一种拆字格的对子，是很难对的。而那位妃子却应声答出“一月日边明”的下联。“月”在“日”旁就是“明”字，既构成工整的拆字格对仗，又极为贴切地点出自己在皇帝身边如月伴日的亲密和祥瑞，可以说是十分得体的妙对。我正奇怪梁先生讲金中都为什么要说这个典故？只听梁先生接着说：金是少数民族的政权，一位少数民族的皇帝，特别是一位少数民族的宫妃，能够进行如此水平的应对，说明这个民族的上层人物在文化上、情趣上已经汉化到何等程度。由此不难推想金中都的规划、建设必然是承继汉文化的传统。我这才明白梁先生讲故事的深意，领悟梁先生讲课的精辟、深刻、睿智、生动。这堂课对我学习建筑史是一次难忘的启蒙，我从中开了一点窍。此后无论是分析历史现象，领会治学之道，琢磨教学方法，都常常回忆起梁先生讲金章宗和妃子做拆字格对子的事，时时从中悟出一些门道，得到许多启迪。
我手边珍藏着一本梁思成先生亲笔批改的《中国近代建筑史》（初稿）。这本书稿是梁先生、刘敦桢先生主持的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理论及历史研究室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安排王世仁和我等六名年轻的学科新人，用四个月时间赶写出来的。1959年10月书稿铅印本出来后，梁先生十分关切地审阅，并对第一章的一、二节做了十分细致的批改。这两节正好是我执笔的，我觉得特别幸运。这个铅印本校对得很差，梁先生不厌其烦地把三四十处中文错字、英文错字、标点错排都一一地校正；对标点错用、用词不当、行文不顺、评价欠妥和建筑风格判断不准确的地方，也都一一改正。如将“开始了中国近代建筑的新的纪元”，改为“……新的转变”；“侵略者剥削来的腰包雄厚了”，改为“侵略者掠夺剥削来的……”；“体现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日趋巩固”，改为“反映了……”；“1857年的早期江海关，还是中国的传统庙宇形式”，改为“……衙门形式”；原文中两处列为“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改为“欧洲古典风格”，等等。原文分析青岛提督公署建筑时，说它“……很富强毅庄严性格，……体量虽不大而浑雄壮观”。梁先生把它改为“充分显示了……强悍性格，……体量虽不大而摆出浑雄壮观的姿态”。梁先生在这页上还特地写了一条眉批：“要特别注意运用形容词，不要过分地用美丽的词句来歌颂这些东西。”梁先生的批改中还有两段重要的批语。一处是针对原文“宫廷猎奇西方，陶醉繁琐装饰的遗毒大为流传泛滥，产生了中国近代建筑中虚假装潢、繁琐装饰的恶劣现象”这段话，梁先生对“虚假装潢”一语批注说：“不赞成这提法。什么才是‘真实装潢’呢？这些装潢都毫不掩饰地以装潢的面貌出现，我觉得它们才真是真实得很。我认为只有虚假结构，如没有梁做一条假梁，没有窗做一个‘瞎’窗等。”另一处是论及长春园西洋楼时，梁先生写道：“我的印象是：这组‘建筑’没有一个真窗，内部根本不预备进去，只是纯粹供看的‘立体布景’。是否如此，请查核。思成。”
从这些批改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梁先生对写史工作一丝不苟的严格要求和文字表述字斟句酌的高度重视，看到梁先生如何治学，如何审稿，如何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手把手地培育后辈。我们大家都深受教育，深受感动。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史学写作，梁先生的批改教我如何写史，如何尊重历史事实，如何注意概念的准确、用词的准确以至标点的准确，引导和鞭策我注意写史治学的严谨踏实，注意提高理论分析的严密逻辑和论文写作的文字功力。我为第一次写史能得到梁先生如此细致的教导而分外感激。我觉得这是梁先生给我的又一次启蒙，一次永志不忘的学步写史的启蒙。
怀念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展望未来。今天，我们在怀念梁思成当年为北京城精心规划蓝图的同时，更关注北京乃至全国诸多城市规划的今天和明天，并坦诚地祝愿我们的市镇和居住在市镇里的人们能够生活安康、自然、幸福、和谐。
毫无疑问，梁思成的学术造诣和成就是深邃、宏大且多方位的，他对近代建筑教育、建筑史学、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建筑理论及文物建筑的保护等诸多领域，都做出了开创性的巨大贡献。特别是梁思成那诸多观点、主张和理论的正确性、先进性、预见性及宝贵价值，随着时间的不断流逝，已经日益为历史的发展和今天的现实所证实。不过，对于梁思成个人的生平事迹进行回顾，除了祭奠这位建筑巨人之外，更希望世人汲取那一代学人命运中坚韧、拼搏、抗争与不屈等精神品质，摈弃无奈、消沉、落寞与悲凉，创造出飞扬、辉煌、荣耀、靓丽的美好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