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11年10月10日，在神州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数千年来所未有之巨变——“辛亥革命”，这场巨变不仅结束了中国人已经习惯了几千年来向一个人叩首朝拜的历史，也将结束梁启超长达14年的异域亡命生涯。我们姑且不论当梁启超最初得知这个巨变成功消息时的心情是怎样的惊喜，也不论他对于这场革命的胜利是否直接或间接地付出过怎样的努力，但最起码他终于可以结束这长达14年的流亡生涯了，仅此一点他也该抚掌相庆。不过，在梁启超还没来得及享受抚掌相庆的欢宴时，他又不由得该以举手加额的方式来表示另一种欢庆了。因为随着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的翻手为云，他竟莫名其妙地成为了民族大英雄，国内当政者及诸多党派那热烈期盼他早日回国的欢迎信息，早已呈铺天盖地之势。于是，在公元1912年11月14日梁启超率先登船驶进了天津大沽港口，这是他苦苦等待和盼望了长达14年之久的归国旅程啊。
随着梁启超回国后的政治声誉和社会地位，在短暂时间内获得空前的隆盛与稳定，暂时留滞在日本的家人也于第二年启程回国，并在天津原意大利租界内的一栋西式洋房里定居下来。不久，梁启超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司法总长，为了工作和生活上的方便，他又在靠近紫禁城的南长街找了一所四合院，随后将梁思顺、梁思成和梁思永等几个大点的孩子接到北京一同居住，并分别送他们进入北京女子学校和汇文、崇德学校就读。公元1915年，梁思成顺利考入清华学堂，成为中国政府公派留美预科班的一名学子，从此也将开始他与清华长达数十年的爱恨情仇。
当然，梁思成对于清华是否真的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有着某种恨与仇，我们暂且搁置留待后叙，现在先就从他开始自己人生飞扬旅程的起点——求学清华说起吧。
位于国都北京西郊的清华学堂，是公元1908年利用美国退还给中国的庚子赔款而创办的一所西式学校。这所学校具有明显的近代教育色彩（当时应该是最具现代性的教育模式），学制八年，分为预科六年和本科两年，并为优秀学生提供到美国留学的丰厚的助学金。清华学堂的教育方式，完全采用美式教育，开设的课程也都与美国国内的高中相类似，不仅注重英文与西方科学的教学，对于艺术、音乐和体育等也同样极为重视，就连教师也多是美国人，上课时全部采用英语讲授。另外，所有学生都必须住校学习，食宿由学校统一安排，只有周末时才能回家，管理十分严格。按照梁思成的说法，尽管学制有些冗长，但他们在学校里的生活依然很快乐。
当然，当时能够进入清华学堂读书的学子，其家庭背景多是官宦富贵之家，且家中也多有在国外留学或任职之人，否则他们是不会将孩子送进清华接受西式教育的。因为按照中国旧式教育的惯例，少年的他们都必须进入私塾诵读儒家传统的经史子集，以便今后能够参加科举考试，从而走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仕宦之路。不过，在日本流亡期间的梁启超曾周游欧洲诸多国家，对西方先进的科技和教育方式有着切身的体会和感悟，他明白当时中国如果要想改变落后的局面强大起来，必须要有大批能够“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现代化人才。于是，素来就有重视子女教育这一家庭传统的梁启超，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子女今后要想赶上时代潮流或步伐，必须接受中西方双重教育。在日本的十多年里，梁思成等“双涛园”顽童一直接受的都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特别是父亲梁启超那有意识的“饭桌故事会”，对子女灌输的依然是传统而悠久的中华文明。而今，已经拥有扎实国学根基的梁思成和梁思永兄弟俩，在回国之后的两年里又在汇文等学校预先学习了英语等课程，现在进入清华学堂可以说是正当其时。另外，梁启超由于在政治上的不如意，已经于公元1914年接受清华学堂的邀请担任国学研究院的兼职导师，准备逐渐退出政坛专心从事学术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梁思成和梁思永兄弟俩于公元1915年先后考进清华学堂，从而开始了他们人生旅途中一个新的而又不凡的起点。
对于在清华八年求学的感受，梁思成后来评价说：“我很感谢母校对我的培养，那时学校在生活上对我们管得很严，清华有不少大官阔佬的子弟，但是不管家里寄多少钱来，都由斋务处掌管，学生花钱要记账，周末交斋务处检查，乱花钱不记账要记过的。但另一方面学校提倡各种社团活动，对培养学生的民主精神，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很有好处，只是学制太长了些，我看不用八年，最多五年就够了。”透过梁思成这短短的几句话，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三个方面的体会和感想。
首先，清华八年培养了梁思成节俭的生活作风，为他今后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千里辗转的逃亡中，而不为贫病交加的生活困境所消磨了人生斗志；也不论在“文革”暴风雨中屡遭摧残迫害导致居无定所食无积粟，而不至萎靡消沉奠定了勇于迎接苦难生存环境的信念基础。其实，清华学堂对于学生生活的这种管理模式或者说是培养方式，父亲梁启超在对子女的教养中也早已予以关注。特别是他自日本回国后，再次进入上层社会的政治仕途中，随着他社会地位的隆盛和经济收入的增加，以及他对民国初年京城富贵子弟那种种不良习气的敏锐洞察，他深刻地意识到培养子女的“寒士家风”，已经是一件迫在眉睫的大事了。当然，梁启超对子女所要培养的“寒士家风”，不单单是指生活上，重要的是要像“寒士”那样勤俭而好学上进。对于中国这种“内圣外王”的优良传统，梁启超经过自己的理解和吸收后，又赋予其新的含义，从而变成了极为丰富的思想养分，一直滋润着梁家子女能够茁壮成长。例如，在长女梁思顺已经出嫁后，他还依然经常写信予以教诲说：“你和希哲（梁思顺的丈夫）都是寒士家风出身，总不要坏自己家门本色，才能给孩子们以磨炼人格的机会。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其实何止乱世为然），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生命便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能在困苦中求出快活，才真是会打算盘哩。”
如今，梁思成能够在清华接受这样艰苦生活上的磨炼，梁启超自然在心中感到欣喜与宽慰，因为这是他一贯家风所要培养的目的和要求，即便是梁思成等人成年之后，他也没有放松对他们在这方面的教育和培养。例如，后来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从美国学成即将归来时，梁启超在谈到他们的就业去向时说：“奉天形势虽极危险，但东北大学决不至受影响，思成聘书已代收下，每月薪金二百六十五元（系初到校教员之最高额报酬）。那边建筑事业将来有大发展的机会。比温柔乡的清华园强多了。但现在总比不上在北京舒服，不知他们夫妇愿意不（尚未得他信，他来信总是很少）。我想有志气的孩子，总应该往吃苦路上走。”
另外，梁启超不仅只要求子女养成“寒士家风”，他本人也处处以身作则，并经常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昔日的困苦窘境，以免丧失进取精神而导致功亏一篑。确实，一般情况下人们在经过艰苦奋斗而获得显赫地位享受优裕生活之后，往往都会忘记今日美好生活之来之不易，或者以为往日过于艰苦现在应该好好享受一番。殊不知，当有了这种想法和作为时，已经距离得意忘形骄奢淫逸乃至身败名裂只有一步之遥了。如此想来，清华学堂的这种做法和梁启超如此的用心良苦，我们不仅能够理解更应该懂得如何去学习和效仿才是。
启超时代相去不远的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他们也都是生活在艰苦环境中通过科举入仕，然后依然能时时提醒自己保持勤俭、坚韧、好学和进取的精神品格，从而也成为时人和后世学习的榜样。从一定意义上说，梁启超对子女如此重视“寒士家风”的培养，也多多少少是受到他们的影响，并一直影响到了梁思成等后世子孙。
疑表明梁思成在许多方面，都有着与其父亲梁启超那“兴趣甚多”的性格极为相似。那么，梁思成在清华学堂的八年中，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生活情形呢？对此，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梁思成在清华的同学和学生，以及他自己是如何回忆与看待吧。
都能够准确无误地哼唱出来，直到晚年也不曾忘记。另外，梁思成不仅擅长钢琴、小提琴、小号和短笛等乐器的演吹奏，而且还能在合唱团中同时担任低音与中音两个声部的演唱。这也就是同学们所评价“他是一位有高度音乐修养的人”的缘故吧。
的人都对那绘制精美且构思新颖的作品表示啧啧赞叹。当然，梁思成对于美术的特别痴爱，不仅仅表现在为校刊绘制一些用笔简洁而构图别致的钢笔画上，他对于水墨画也同样有着深厚的功底和不俗的审美情趣。例如，人们今天常见的那张颐和园中谐趣园的水彩画，就曾在诸多书刊中频频被采用。不过，至于这张经典水彩画诞生中的趣事，人们也许并不知晓。
对此，梁思成的学生、北京市建筑设计院高级建筑师黄汇，曾撰文记述了当时那有趣的一段往事：
块什么东西。当时玩的是“叫名字”游戏。他自报的名字就是“小老头”，而且一下子就记住了我们四五个人的名字。许多年之后提起这个事时，他硬说“小老头”这名字是我们给他起的。“……而且，当时就你嗓门大，叫的最响！”后来才知道，那是在林先生刚去世而且他正遭“复古主义大批判”的时候，总理关照他在谐趣园修养。
从这段文字的回忆中，我们不难看出梁思成是一个多么有趣而又可爱的“小老头”啊。不过，求学清华时的梁思成则是一个英俊潇洒而又兴趣广泛的棒小伙，并因为对美术的浓厚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一生从事建筑事业的苦乐选择。
除了爱好音乐和美术之外，小时候脚有残疾的梁思成竟对体育运动也十分热衷，并在清华大学里还是一个有名的运动健将。对此，梁思成当年的体育教师、著名的体育教育家马约翰教授，在晚年时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的这位得意弟子，“中国学生在国外念书都是好样的……体育方面也不能落后。像施嘉炀、梁思成等，体育都是很好的。梁思成能爬高，爬绳爬得很好，后来到了美国，因为运动伤了腰，以后又得了病身体才坏下来的”。确实，正如马约翰教授所说，梁思成在体育方面很是出色，不仅能爬高还善于跳高，曾在全校运动会上得过跳高冠军的荣誉。对此，梁思成自己也很是乐意回忆：“别看我现在又驼又瘸，可是当年还是马约翰先生的好学生，有名的足球健将，在全校运动会上得过跳高第一名，单双杠和爬绳的技巧也是呱呱叫的。”不过，梁思成说这些并不是为了夸耀自己那“好汉的当年勇”，他是想说“想当年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怎么搞野外调查。在学校中单双杠和爬绳的训练，使我后来在测绘古建筑时，爬梁上柱攀登自如”。当然，爱好体育的梁思成因此而拥有了健壮的体魄，这不仅使他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能够坚持野外调查古建筑工作，从而取得令世界都为之瞩目的非凡成就，同时也使他在生活的重压和疾病的考验下扛了过来。
梁思成这种健康而广泛的兴趣和爱好，在无形中也培养了他积极乐观而又敢于进取的精神和性格。现在的人们都会说：性格决定命运。而对于梁思成来说，性格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为他赢得了伴随一生的美妙爱情和幸福婚姻，也使他在颠沛流离的艰难困苦和“文革”那无比凄惨的境遇中，勇敢地战胜了人生中的两大敌人——消沉与妥协。
关于“傻小子”梁思成为何能够赢得并保卫了他与20世纪有“第一美女和第一才女”之称的林徽因的爱情和婚姻，我们不妨试举两例，再从梁思成的性格方面解析一二。
例一，公元1919年，梁林俩人在双方父亲的有意安排下相识，从有关史料中我们可以得知，这在当时属于一种现代的相亲方式。可不久，林徽因便随父亲林长民前往英国，并在英国与才华横溢的诗人徐志摩结识。才华横溢但也多情冲动的诗人徐志摩，在与林徽因就双方共同感兴趣的文学、诗歌和戏剧的交流中，产生了强烈的爱慕之心，并不惜亲手捣毁自己的婚姻，而向林徽因展开激烈而漫长的爱情攻势。虽然林徽因对徐志摩也很有好感，但最终并没有接受徐志摩的爱情，而是回国后与梁思成继续前缘，并很快确定了双方的恋爱关系。再后来，梁林俩人结伴前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求学，学业一结束便在加拿大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并一直相伴终身不曾分离。
按说，徐志摩不仅出生在一个非常富有的银行家家庭，而且还属于那种典型的江南才子形象，可以说是才华横溢风流倜傥，是众多少女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可林徽因为什么不仅没有爱上他，而且还明确表示拒绝，并有意躲避徐志摩的不懈追求，而是偏偏爱上了虽然同样英俊但并不浪漫的梁思成呢？在这里，我们先抛开徐志摩当时的已婚身份和林徽因的家庭教养背景等诸多外在因素不提，单就梁林俩人在性格互补和兴趣相投方面而言，梁思成性情温厚、稳重朴实、豁达宽容而又不乏机智与幽默，这对于性格急躁、容易激动、稍显刻薄而又敏感多情的林徽因来说，实在是一个最佳的伴侣选择。同时，梁林俩人在文学、绘画和音乐等方面也有着共同的爱好和兴趣。特别是因为林徽因的缘故，梁思成对于集绘画艺术与工程技术于一体的建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然这同样也是林徽因所痴迷的一门新学科，并因为这门学科使俩人携手终生，从而共同创造了不朽的辉煌。
基于这些原因，当从国外追随而来的徐志摩再次向林徽因发起猛烈追求时，林徽因已经对举止文雅、学业优异而又多才多艺的梁思成产生了深深的爱恋。面对徐志摩的爱情攻势，这时的林徽因已不再是一个人去应对，因为身材虽不魁伟的梁思成早已勇敢地站了出来，迎接并最终战胜了强劲的情敌徐志摩。据说，当时已有婚约的梁林俩人特别喜欢到北海快雪堂松坡图书馆读书与约会，而依然深爱着林徽因的徐志摩也经常“到此一游”。对此，梁林俩人为了避免徐志摩的搅扰，在进入图书馆之后就用自备的钥匙锁上大门，并在门上贴了一张用英文写着“情人不愿受干扰”的纸条。徐志摩见到这张纸条后，“只得怏怏而去，从此退出竞逐”。
例二，公元1932年，已经身为母亲的林徽因遭遇了又一次情感困扰，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其实，准确地说应该是林徽因又爱上了另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梁家在北京北总布胡同的邻居、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金岳霖。对于这一段婚姻危机，梁思成说：“我们住在北总布胡同时，老金（金岳霖）就住在我们家的后院，但另有旁门出入。可能是在1931年（应为公元1932年），我从宝坻调查回来，徽因见到我时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她和我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和丈夫，却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听到这事，我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楚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但是我也感谢徽因对我的信任和坦白。她没有把我当成一个傻丈夫。怎么办？我想了一夜，我问自己，林徽因到底和我生活幸福，还是和老金在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觉得自己尽管在文学艺术各方面都有一定的修养，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过几天徽因告诉我说，她把我的话告诉了老金。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再也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因为我相信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如此看来，梁思成不仅是一个兴趣广泛、有多种艺术修养的高尚的人，还是一个对妻子无比信任、理解、宽容和对朋友十分豁达大度的真正的男人。
仅此一点而言，对于如今一些夫妻那种动辄猜疑、刻薄、查阅手机信息或通过嗅觉检查衣服，甚至采取跟踪盯梢等方式对待自己爱人的行为，实在值得他们好好反思反思。试想，如果婚姻“围城”里的双方已经失去了人与人之间最起码的相处规则，那又何必还要困守其中呢？倒不如勇敢地面对已经失去了存在意义的婚姻现实，果断地走出“围城”，重新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真爱和幸福。
梁思成这种广泛而高尚的兴趣和情操，同时也培养了伴随他一生的乐观精神。这种越挫越勇的乐观精神，与其父亲梁启超是何其相似。梁启超因维新变法在晚清政坛崭露头角后，不久又因此而流亡海外，但他没有就此消沉，而是广泛地考察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体制，积极探索创建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的改良主张。回国后，他渴望利用袁世凯北洋政府的政治舞台，实现其追求探索多年的政治改良主张。后来，因袁世凯所要建立的是独裁统治，梁启超从而又果断地起身反袁。当袁世凯死后，梁启超本以为可以实现其政治理想和抱负了，但中国大地出现了极其混乱的军阀混战局面，他的雄心壮志和伟大抱负依然没有施展的天地，于是他又明智地转身投入书斋，从而在学术领域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至今也无人能及的巅峰。在梁启超五十多年短暂的生涯中，可以说他遭遇了一个又一个挫折，但他并没有萎靡消沉过，而是始终保持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和斗志。特别是进入书斋之后，他竟在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文学、宗教、新闻等诸多领域，留下了1400万字的皇皇巨著，且著作中的许多观点堪称是振聋发聩、石破天惊，言前人所未言。
而梁思成呢？在抗日战争的流亡中，不仅始终保持了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就连幽默风趣的秉性也不曾湮灭。试举两例：一例，梁思成带领全家千里逃亡到贵州边远小城晃县时，不仅衣食无着吃尽了千辛万苦，而且林徽因这时却突然患上了严重的肺病。面对贫病交加的生活状况，梁思成在竭力照顾好家人的同时，竟然饶有情趣地教孩子如何看懂地图，还经常带领孩子到河边散步，玩起了用石头在河面上“打水漂”的儿时游戏。二例，蛰居极其偏僻闭塞的四川李庄期间，梁家不仅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就连最基本的生存状况也需要依靠典当物品来维持，而且这时的梁思成和林徽因俩人都身患重病。即便如此，梁思成依然为家人创造了幽默而风趣的生活氛围。对此，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后来曾回忆说：“家中实在无钱可用时，父亲只得到宜宾委托商行去当卖衣物；我们把派克钢笔、手表等‘贵重物品’都‘吃’掉了。父亲还常开玩笑说：把这只表‘红烧’了吧！这件衣服可以‘清炖’吗？”正是因为梁思成这种难得的乐观性情，不仅使家人度过了漫长的李庄难关，而且还带领营造学社成员积极创造条件坚持到野外调查古建筑，取得了令世界学界都为之瞩目的辉煌成就。
那么，梁思成这种兴趣广泛和乐观向上的性格，除了清华学堂那种教学理念和宽松民主的氛围培养了他之外，与其父亲梁启超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关于这一点，我们丝毫没有理由怀疑多情、多思、多欲、多才、兴趣广泛的梁启超，对儿子梁思成这种性格所形成的重大影响。
梁启超无疑是一个懂得营造和享受生活情趣的人，他不仅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充满了人情味，而且要求子女也需懂得乐观风趣对于一个人生命的重要性。他曾经说：“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这种字，在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没有。”梁启超还说：“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个东西，把里头所合一种元素中‘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零了。我认为，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了沙漠，要来何用？中国人见面最喜欢用的一句话‘近来作何消遣’，这句话我听着便讨厌。话里的意思，好像生活得不耐烦了，几十年的日子没有法子过，勉强找些日子来消遣他。一个人若生活于这种状态之下，我劝他不如早日投海。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我只嫌二十四点钟不能扩充到四十八点，不够我享用。我一年到头不肯歇息，问我忙什么，忙的是我的趣味，我以为这便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确实如梁启超所说，一个人生态度消极的人，不仅难以做好自己应做的事情，即便勉强去做也不会获得理想的效果。所以，梁启超把悲观消极看作是人生的一大敌人，它将会使人浪费时间和生命，使其在悲观失望中白白虚度一生。那么，这种生命状态又有何存在的意义呢？
关于梁启超这种人生观对其子女的影响，我们姑且不说流亡日本时使“双涛园”顽童拥有一个美好而难忘的童年是他所特别营造，也不说在天津“饮冰室”期间梁思成姊妹那充满欢笑的记忆是他刻意所为，单是从梁启超写给当时远在美国留学时儿子梁思成的一封书信中，就不难看出他对于培养梁思成活泼良好性情所付出的拳拳父爱之心了。那是梁思成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向父亲写信谈到学校要求学生每天刻板地去描摹一些古建筑外形的学习方法，担心这样会使自己变成一个画匠。对此，父亲梁启超回信时表示同感，但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你觉得自己天才不能符你的理想，又觉得这几年专做呆板功夫，生怕会变成画匠。你有这种感觉，便是你的学业在这时期内将发生进步的象征，我听到欢喜极了。孟子说：‘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凡学校所教与所学不外规矩方面的事，若巧则要离开了学校才能发现。规矩不过是求巧的一种工具，然而终不能以此为教，以此为学，正以能巧之人，习熟规矩后，乃愈其巧耳。……况且一位大文学家，大美术家之成就，常常还要许多环境及附带学问的帮助。中国先辈说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将来你学成之后，常常找机会转变自己的环境，扩大自己的眼界和胸襟，到那时候或者天才会爆发出来，今尚非其时也。”
随后，梁启超又就儿子梁思成所学专业，结合自己的切身体验说道：“关于学业，我有点意见。思成你所学太专门了，我愿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稍微多用点功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过于单调。若你的学问兴味太过单调，将来也会和我相对词竭，不能领着我的教训，你全生活中本来应享的乐趣，也削减了不少。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职有成皆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我这两年来对我的思成，不知何故常常会有异兆的感觉，怕他会走入孤峭冷僻一路去。我希望你回来见我时，还我一个三四年前活泼有春气的孩子，我就心满意足了。这种境界，固然关系人格修养之全部，但学业上之熏染陶熔，影响亦非小。因为我们做学问的人，学业便占却全生活之主要部分。学业内容之充实扩大，与生命内容之充实扩大成正比例。……这些话许久要和你讲，因为你没有毕业以前，要注意你的专门，不愿你分心，现在机会到了，不能不慎重和你说。你看了这信意见如何，无论校课如何忙迫，必要回我一封稍长的信，令我安心。”
通过梁启超的这封信，我们不难看出他对儿子梁思成今后性情的养成是多么的关切。当然，梁思成后来也确实没有辜负父亲的谆谆教诲，虽然从事的是一门艰深晦涩的专业科学，但他的生活依然充满了乐趣。
第三，清华八年证明梁思成在清华学堂的学习成绩是出类拔萃的，否则他不会认为八年学制太过冗长，这一点在诸多关于他的文字记载中都鲜少提及。不过，梁思成一向抱有严谨向上的学习态度，且从小又受到良好的家学教养，再加上他那过人的天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学业一定非常优秀，无可挑剔。确实，我们从清华大学有关的文档中发现，至今保存不多的梁思成当年的练习簿上几乎都是最高分。
但是，对于梁思成这种在清华学堂接受西式教育且成绩优异的状况，父亲梁启超却有着另外一种担心。这就是国学修养极其深厚的他，唯恐儿子迷失在西学中而渐渐遗失了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对此，公元1918年底梁启超在参加巴黎和会的过程中，曾历时几个月漫游欧洲考察西学，回国后他的这种担心更加强烈。于是，他竭力倡导“整理国故科学化，与西洋文化相沟通”，遂建议清华学堂成立国学研究院，以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人才，并亲自担任第一任院长上台讲授国学史。对于梁启超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国学的情景，梁实秋曾回忆他听讲时的感受说：“（梁启超）中等身材，微露秃顶，风神潇洒，声如洪钟，一口广东官话，铿锵有致。……听者悄然危坐，那景况感人极了。”除此之外，关于我们的主人公梁思成的记忆，梁实秋说道：“（梁启超）不时的呼唤他坐在前排的儿子：‘思成，擦擦黑板！’梁思成便跳上台去，把黑板擦干净。”由此可见，父亲梁启超在清华研究院讲授国学时，儿子梁思成也是经常要去听讲的。
不仅如此，梁启超于公元1920年至公元1922年的每年夏天，竟在自己的家中开设了国学课堂，亲自为梁思成等姊妹几人和年轻的门生们讲授国学，诸如《国学源流》、《孟子》、《墨子》及《前清一代学术》等都是他讲授的内容。在每天上午的讲授过程中，梁启超还启发梁思成等人积极提问，共同讨论，而下午则要求学生利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将讲稿刻印在蜡纸上，并复习一天所讲授的课程。为了检验和巩固梁思成等人的国学基础，梁启超竟敦促儿子梁思成和另外两名学生共同翻译《世界史纲》这一世界名著，这对于当时年仅21岁的梁思成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也是一次培养他国学修养的绝佳机会。不过，为了成功地翻译并出版这本世界名著，梁启超不仅在“本年暑假三个月中，每日分半日为之改润，现仍每日分两点钟为之，故此书虽号称儿曹所译（亦所谓私授厥子，借以教授），因其书为文学的，故吾于行文特别注意，往往竟半日仅改千字耳”，而且在修改后及时联系中华书局予以出版。对于父亲梁启超为了培养自己国学修养所付出的心血，梁思成后来说：“我非常感谢父亲对我在国学研习方面的督促和培养，这为我后来研究建筑史打下了基础。”
在清华学堂的八年里，精力充沛的梁思成显然不愿意成为一个“书呆子”，他在学习之余充分发展自己的广泛兴趣，并像当时所有热血青年一样对时局非常关注。关于这一点，我们应该说是他完全继承和延续了父亲梁启超积极参与政治的意识和热情。对此，黄廷复先生在梁思成诞辰85周年时曾撰文记述说：“学生时代的梁思成的另一与众不同处，就是他具有冷静而敏捷的政治头脑，同学们称他为‘一个有政治头脑的艺术家’。1919年‘五四’运动中，他是清华学生中的小领袖之一，是‘爱国十人团’和‘义勇军’中的中坚分子。进城宣传时，曾同一百三十余人一起被反动军警拘禁于北大法科大院内。拘禁期间，他们坚持斗争，并声明‘政府不派人谢罪，誓不出法科一步’。终于迫使军阀政府派参议曾彝进前来当众道了歉，然后在‘义勇军’和军队的护送下凯旋回校，沿途特意从总统府门前过，大呼‘中华万岁’，声动天地，观者如堵，军警再也不敢干涉。到校时，校中教职员及同学百余人，排列大门两旁迎接，掌声雷鸣……”此后，清华学堂的同学们决定成立“学生自治会”，以便今后有组织地领导学生运动。不料，就在“学生自治会”成立的那一天，清华校方在政府当局派出军警的支持下，竟然公开予以阻挠和破坏。而就在双方情绪异常激动时，梁思成挺身而出，高声倡议以罢课来对抗学校的阻挠，随后全校罢课。因此，偌大的清华学堂竟在一年之内连续更换了三任校长，直到公元1922年还不曾有一个胜任的校长前来接任。通过这两次事件，我们不难看出梁思成早在学生时代，就已经显露出过人的政治热情和卓越的领导才能。然而，正是因为梁思成对于国家政治前途命运的热情和关注，竟然意外地发生了一场灾难性的车祸，导致他一生的命运都为此而改变。
公元1923年5月7日，已经从清华毕业的梁思成正在家中准备前往美国留学。这时，他得到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学生将在这一天到天安门前举行集会的消息，以纪念八年前的“国耻日”。八年前的这一天，袁世凯为了取得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使自己顺利地登上皇帝的宝座，不仅签订了出卖国家主权的《二十一条》，而且还将高徐、顺济两条铁路的修筑权转让给了日本。为了抗议中日这项军事秘密协定，中国留日学生举行集会以示抗议，但遭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残酷镇压。随后，中国全体留日学生罢课回国，向中国政府当局发起请愿运动，这次运动是中国学生第一次请愿运动，也是著名“五四运动”的前奏。到了公元1918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各国在法国巴黎召开会议，这是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会议，也是中国人民备感耻辱的会议。因为在这次被称之为“分赃会议”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作为战胜国在参加会议时提出废除对德条约，但日本则提出接管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所有特权的强盗要求，而帝国主义列强不仅对日本予以支持，就连中国北洋政府也从国内发出训令要求与会的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当这一消息传到国内时，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特别是首都北京的青年学生们决定到天安门前举行集会予以抗议。然而，北洋政府竟然派出大批军警进行残酷镇压，仅在一天之内就逮捕数十名爱国学生，后来随着被逮捕学生的日渐增多，警察厅的监狱里已经是人满为患。对于北洋政府的这种暴行，全国各地广泛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罢课、罢工、罢市等运动，对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予以强有力的支持。面对全国人民群情激奋的爱国热情，北洋政府又不得不再次训令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签字，从而赢得了中国近代史上唯一一次在国际会议中的胜利。于是，这次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也就成了中国历史上一次有标志性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
作为“五四运动”中清华学堂“爱国十人团”的中坚分子，梁思成自然要参加八年后这一“国耻日”的集会活动。于是，梁思成骑上一年前他到菲律宾时姐姐梁思顺赠送的戴维逊牌摩托车，带着弟弟梁思永追赶游行队伍而去。不料，当他驾驶摩托车行驶到南长街口进入主道时，一辆疾驰而来的大轿车直撞过来，梁思成兄弟俩躲闪不及被当场撞翻。梁思成被重重地压在摩托车下面，右腿骨折，脊椎受伤，而梁思永虽然被撞飞出去一百多米，满脸鲜血直流，但只是受了皮外伤。面对这起严重的车祸，肇事者不仅没有下车进行救护，竟然只是从车窗里扔出一张名片留给前来处理事故的警察，然后便驾车绝尘而去。
也难怪肇事者如此嚣张，中国国情向来有此“传统”，因为他是政府高官——北洋政府陆军部次长金永炎。不过，小小的金永炎相对于鼎鼎大名的梁启超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犹如一芥。于是，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金永炎不得不出面表示道歉，并承担了梁思成兄弟俩住院的全部治疗费用。但是，梁启超的夫人李惠仙并未就此罢休，她强烈要求惩办肇事者，母亲心疼儿子的心情可以理解，当然她的这个要求也并不过分。不得已，北洋政府只好将肇事的责任推给了“替死鬼”车夫，总统也只能出面替下属向梁家道歉，从而了结了这场在首都已经闹得沸沸扬扬的车祸。当然，这种处理事故的方式，似乎也是带有中国特色的一种“传统”。
车祸虽然结束了，但留给梁思成的伤痛才刚刚开始，因为这种伤痛一直伴随了他一生。在梁氏兄弟被送往医院检查诊断之后，弟弟梁思永诊断为皮外伤，只需要住院一个星期便可出院，而当时对于梁思成的诊断也是轻伤，并声明不需手术治疗。不过，这个错误的诊断耽误了对梁思成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因为那时他不仅脊椎受到了严重损伤，而且右腿也是复合性的股骨骨折。随后，从5月7日出车祸到月底，梁思成不得不先后接受三次手术治疗，但腿骨依然没有接好，致使他的右腿始终比左腿短了一厘米。出院后的梁思成，虽然像父亲梁启超所说能够“和正常人一样走路”，但他脊椎受伤所留下的病痛则折磨了梁思成的一生，使他在外出调查古建筑的过程中吃尽了苦头。
不过，中国古老的哲学中有“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辩证。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似乎只信奉前者“祸兮福所倚”，并衍生出了一则使用频率极高的成语“因祸得福”，这是否是中国人的一种阿Q精神，我们姑且不论。而人们之所以漠视或者说忽视后者“福兮祸所伏”，这是否又是中国人向来缺少忧患意识的表现，我们也不便深入揣测，因为这似乎还是中国人的一种不能随便触摸的民族劣根性。当然，抛开这些暂且不论，反正梁思成因为这场车祸的缘故而加深了与林徽因的爱情根基，这应该算是一种“祸兮福所倚”吧。这是后话。
另外，梁思成因为车祸不得不推迟赴美留学的行程，但这段时间他在父亲梁启超的督导下，得以潜心研习国学并大有长进。这是否是梁思成的又一个“祸兮福所倚”呢？在梁思成住院期间，父亲梁启超担心儿子会因此而荒疏了学业，于是告诉梁思成说：“吾欲汝在院两月中取《论语》、《孟子》温习暗诵，务能略举其辞，尤于其中有益修身之文句……可益神志，且助文采也。更有余日读《荀子》，则益善。《荀子》颇有训诂难通者，宜读王先谦《荀子集解》。”父亲梁启超之所以如此重视在国学修养方面对儿子梁思成的特别教习，似乎是对梁思成即将出国留学接受多年西学熏染的一种担心，因为学贯中西的梁启超非常明了如何把握国学与西学之间关联的重要性。对此，我们不应该忘记梁启超在19世纪末就国学与西学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一种权威而又经典的解析，因为它至今也是我们从事国学研究者所尊奉的信条。梁启超说：“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不过，梁启超所言中西并重的学说也并非是其独创，而是作为晚清以来的一种文化潮流存在于中国，并一直影响到了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变革与创新。当然，就梁启超对于中西学关系的论证，即便今天对于中国学者而言还是大有裨益的，何况是悟性极高的梁思成呢？后来，梁思成之所以在中国古建筑研究方面，创造出了今人都难望项背的非凡成就，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得益于父亲梁启超对他在国学方面的督导和教习。
在清华的八年里，梁思成既然表现出了多方面的才华，为什么他没有按照人们习惯性推理的那样成为一名音乐家、画家、运动员，或者像其父亲梁启超那样成为“集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大师于一身的传奇人物”呢？特别是梁思成对于政治不仅过早地就显露出了其“领袖风采”和“领导才能”，而且还为此“光荣负伤”落下残疾，他是最应该顺理成章地步入政坛，在政治上成就一番事业的，而他为什么随后却偏偏远离政治而醉心于学术研究呢？如果说是因为残疾不便从政的话，古今中外身有残疾而成为政坛风云人物的，可以说比比皆是，数不胜数，何况梁思成的那点残疾实在算不得残疾。如今，鉴于世人对于梁思成没有从政问题的紧紧探究，以及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和兴趣。在此，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解析一二：
一、民国初年，局势混乱，政治腐败，不利从政。屈指数点一下，在整个中华民国短短37年的历程中，竟然更易最高领导者达15次之多，什么临时大总统、大总统、临时执政、主席、总统、代总统前后分别由12人担任，特别是民国初年，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更替简直就像走马灯一般。如此混乱的政治局势，必然会导致腐败丛生，而这种局面岂能利于青年人从政？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这种传统自汉朝时因朝廷以官爵利禄引诱，使所有学人都为官而学，不再是“古之学者，为学而学”，从而将儒家学说所讲求的“入世”曲解为“入仕”。如此，必然导致人的个性和才能不能得到最大效能的张扬与发挥，而是一味地朝向仕途一路去拥挤，这也就为政治生活中产生腐败行为提供了温床。对于这一点，梁启超曾分析得很是透彻，他说：“而求阅历于官吏社会，则与个性发育主义最相妨者也。今试问国中大多数之青年，其性质实宜于为官吏者果有几许？其所学与官吏事业绝无关系者亦且泰半。今乃悉投诸官吏之大制造厂中，而作其机器之一轮一齿，其自暴殄毋乃太甚乎！……又以官吏之量供过于求，故其得之也，必须至剧烈之竞争。而此种竞争，非若陈贷于肆，惟良斯售。而其间恒杂以卑屈之钻营，阴险之倾轧。其既得而患失也，则亦若是。故虽以志节之士，一入乎其中，则不得不丧其本来，而人格既日卑微，则此后自树立之途乃愈隘。”因此，梁启超认为在腐败丛生的纷乱政局中，“所谓政治是万恶渊丛”，也是“诱惑青年一大坑陷”。既然如此，作为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对于当时黑暗的社会现状及腐败的政治行为能够及时了解和洞悉，何况他也曾积极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并深受其害呢？
二、父亲教诲，以自己的前车之鉴引导儿子走上学术救国之路。在梁启超的短暂一生中，他曾将大半时间和精力驰骋在晚清与民国初年的政坛上，但最终他还是退回到原先的道路上——学术研究。回首梁启超从政的历程，可以说也曾有过壮怀激烈、豪气冲天、纵横捭阖、风光无限，但最终他只落得鞠躬尽瘁、徒费心力、毫无建树、两手空空。至于他在维新变革中的往事，那是世人皆知的，且不赘说，单就他与袁世凯合作、分裂、决斗的过程，简述如下：
在政治活动中，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公元1912年11月，梁启超应袁世凯多次盛情邀请回到祖国，准备一展自己殚精竭虑多年的政治抱负，积极参与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历史进程。按说，在维新变法最危急的关头，因为袁世凯的两面三刀，致使康梁变法功败垂成，不仅康梁二人被迫亡命天涯，还使“戊戌六君子”喋血北京菜市口。对此，梁启超恨不能对袁世凯“食其肉，饮其血，寝其皮”，亲手除之而后快。不过，梁启超毕竟是梁启超，他能够面对国内纷纭变幻的政治形势，审时度势，及时调整自己的政治策略，当袁世凯在与清廷和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党的权力角逐中大获全胜时，他果断地捐弃前嫌与袁世凯展开了合作。当然，梁启超并非与袁世凯真心合作，而是想利用这个政治舞台通过对他的监督，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当梁启超成为国务大臣当了司法总长，并准备积极实施他的司法改革时，大总统袁世凯则处处掣肘，予以钳制。同时，袁世凯还积极谋图独裁统治，对此梁启超只能是愤然辞职，与袁世凯分道扬镳。当袁世凯逆时代潮流而动，终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要登上“洪宪皇帝”的宝座时，梁启超便立即挺身而出，积极策划并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袁运动，也就是席卷全国的“护国战争”，并最终导致袁世凯在革命的炮火中惶惶死去。这时，梁启超本以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和抱负的时机确实来到，但在随后中国那种群龙无首、军阀混战的时代背景下，他依然是壮志难酬，最后不得不忍痛告别官场。
其实，早在公元1915年1月从袁世凯的阵营中脱离时，梁启超就曾宣布要脱离政治，并郑重地发布宣言说：“自今以往，除学问上或与二三期辈结合讨论外，一切政治团之关系，皆当中止。乃至生平最敬仰之师长，最新习之友生，亦惟以道义相切靡，学艺相商榷。至其政治上之言论行动，吾决不愿有的与闻，更不能负丝毫之连带责任。”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不过是梁启超的韬光养晦之策，并非要真正脱离政治。直到公元1918年11月18日，梁启超经过诸多政治起伏之后，已经是彻底看清了中国的政治形势，遂先后三次向临时执政段祺瑞提交辞呈，并终于如愿以偿，永离政治。回到了梦想多年的天津“饮冰室”书斋后，梁启超潜心学术研究，写出了一大批开历史先河的学术著作，并就此奠定了其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不可撼动的学术地位。确实，至今我们已经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出，梁启超将流芳万古的绝对不是他早年所热衷的政治，而是近百年来一直散发着无比芬芳的学术清香。
有此亲身体验的前车之鉴，当梁思成在美国向父亲写信表示自己专事学问会远离时代的忧虑时，梁启超则列举前贤大儒予以解析说：“思成来信问有用无用之别，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唐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和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对于父亲梁启超的这种解析，自幼崇敬、钦佩父亲的梁思成自然会听从梁启超的规劝，从此远离政治，专心治学，而终成中国建筑学的一代宗师。
三、个性使然，兴趣转变，找到了能够激发自己最大兴趣和潜能的学术方向。在梁启超以大儒前贤的例子规劝梁思成的同一封信中，梁启超还谈到了发挥个性特长一事，他说：“我也并不是要人人都做李、杜，不做姚、宋。要之，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思成所当自策厉者，惧不能为我国美术界作李、杜耳。如其能之，则开元、天宝间时局之小小安危，算什么呢？”从这里以及前文梁启超在谈到做学问与兴趣之间关系的阐释中，我们不难看出梁启超教育子女的方法，应该属于孔子所说的“因材施教”，并非要求他们同走一途，而是要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选择专业。不过，基于梁氏家人那种天真、忠诚、不藏城府等特性，他们确实不适宜走政治仕途之路。关于这一点，我们从梁启超的从政经历及后来梁思成的政治遭遇来说，确为使然。
另外，从梁启超的这封信中，他似乎希望儿子梁思成从事美术事业，今后能在“我国美术界作李、杜”，而梁思成的最初愿望则似乎是成为一名雕塑家。然而，梁思成最终并没有从事美术或雕塑工作，却选择了当时国人还不曾认识的建筑学。究其原因，我们就不能不提到一个女人，一个“20世纪中国第一美女和第一才女”，她就是林徽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