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梁思成与林徽因“黄金组合”的实质是事业上的合作，而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当时在国内还是不为人们所了解的一门艰深学科——建筑学。那么，他们最先是如何知晓建筑这门学科的，又是什么动因促使他们要终身从事这一事业的呢？
关于梁思成第一次听说建筑学，前文中已经提及，在此不赘。而关于林徽因最初是如何知道并喜欢上建筑学的，在诸多书刊中也是众说纷纭，不妨罗列如下：例如，张清平女士在《林徽因》一书中说，林徽因在英国伦敦时的女房东是一位建筑师，“在与女房东的交谈中，徽因知道了建筑师与盖房子的人的区别，懂得了建筑与艺术密不可分。以这样的眼光再去回想她在国内国外看过的庙宇和殿堂，果然就对这些建筑有了不同的理解和感受。从这时起，徽因萌生出了对未来事业的朦胧愿望。”也就是说，林徽因是从身为建筑师的女房东那里得知并喜欢上了建筑这门学科。又如，费慰梅女士在《中国建筑之魂——梁思成林徽因》一书写道：“多年以后他（梁思成）告诉我，徽因在伦敦有一个同学，能花好几个小时在画板上画房子。徽因着迷了。她的朋友在她的追问下描述了建筑这个职业。徽因当下就确定这正是她所要的事业，一种把艺术创造和人的日常需要结合在一起的工作。”费慰梅女士所说的是，林徽因知道并爱上建筑是受到她在伦敦圣玛丽女子学院上学时一位同学的影响。再如，林与舟先生在其编著的《梁思成的山河岁月》一书中却又是一说：“1921年8月，他（林长民）让林徽因跟随柏烈特医生一家到英国南部的海滨小城布莱顿度假，也是在那里林徽因首次接触到了‘建筑’这门艺术。”在这里，林与舟先生说得有些模糊，虽然说明了林徽因是在“英国南部的海滨小城布莱顿度假”时“首次接触到了‘建筑’这门艺术”，但并没有说清楚是通过谁、如何接触到建筑这一学科的。对于以上三种不同的说法，我手边没有权威资料可以确认，这对于林徽因的研究者倒是值得去作一番考证。不过，在还没有得到林徽因是如何得知建筑这门学科的确证之前，最起码我们明了了她是在英国时接触到并喜欢上它的，否则她不会鼓动梁思成和陈植一同前往美国学习建筑，也就不会有中国建筑学新纪元的早日出现。仅此一点，我们一些人也不应该只记得林徽因的美貌和才气，而往往忽视她对于中国建筑学界的这一特别贡献，以及她作为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师的骄傲身份。
公元1924年6月，梁思成与林徽因结伴前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准备报考建筑系，他们到达时已经过了该校春季招生的时间，不得不等待秋季的招生机会。在这期间，他们又结伴来到康奈尔大学选修相关课程，因为宾夕法尼亚大学采取的是学分制，每门课程只要学分修够便可毕业，并不限定学生学习的学制年限，所以他们希望通过在康奈尔大学选修之后，在秋季入学时能够直接进入二年级或更高年级。在美丽的康奈尔大学里，梁思成选修了户外写生、水彩静物和三角三门课程，这都与他在清华学堂非常喜爱的绘画有关，在这里不过是将往日的兴趣转变成系统的培训而已。而林徽因除了选修户外写生之外，还选修了高等代数，对此我们至今也不了解喜欢文学艺术的林徽因，那发散性思维是如何解决高等代数所需的理性推理的。
转眼间，他们迎来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秋季招生的九月，梁思成和陈植顺利地在建筑系入学注册，而林徽因则因为建筑系不招收女生，不得不在美术系注册入学，这实在是一个无奈的玩笑。不过，后来林徽因不仅选修了建筑系的课程，并于公元1926年春天担任了建筑设计课的助教，随后还成了建筑设计课的辅导员。对此，至今我们也同样不明白林徽因到底使用什么方法，使宾夕法尼亚大学打破了不让女生学建筑的先例，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创建于18世纪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是美国东部长春藤大学联盟中的一员，该校不仅依山傍水，环境幽静，景色优美，而且学术底蕴和民主气氛都极为浓厚，堪称美国一流名校。梁思成等人入学时，担任该校建筑系主任的是法国著名建筑大师克雷，这位毕业于巴黎美术学院的高才生，很早就显露出其在美术和建筑教学方面的非凡才华，他不仅能够快速流畅地画出结构简洁、异常漂亮的各种建筑透视图，而且在建筑设计上也独具特色，例如他先后在美国华盛顿设计的泛美联盟大楼、联邦储备局大楼和底特律艺术学院校舍等实物作品，如今都成为美国建筑中的经典。不过，作为建筑大师的克雷却非常酷爱建筑教学，并不是流于单纯地去设计几栋经典建筑，以至于他在卸下系主任职务之后依然执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直到公元1937年退休为止，所以他所倡导的“布杂艺术”在该校影响深远。
布杂艺术，是西方建筑教育的一种传统风格，建筑设计讲求套用古典建筑形式，对于当时已经出现的建筑新材料和新技术并不重视，只是一味在建筑形式上模仿各个历史时期经典建筑的外形之美，所谓的设计只能算作是将建筑主体在平面上进行重新划分而已。这种教育理念对于梁思成建筑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虽然他曾经对这种建筑外形与实际功能相互脱节的教学方法产生过怀疑，但在他建筑思想中还是留下了比较深刻的讲究形式美的影响。后来，随着建筑新材料如玻璃和钢材等的广泛采用，使传统的建筑形式不得不进行变革，“布杂艺术”所追求的现代古典主义开始进入现代主义潮流，而这时的梁思成却已经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了。对此，梁思成曾经多次表示过遗憾。
即便如此，梁思成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也并没有完全落入“布杂艺术”的窠臼，而是将西方建筑理念与中国建筑文化进行了很好的结合，因此曾获得过两次设计金奖及其他奖项。记得他的同学兼室友陈植曾回忆说：“在宾大，思成兄就学期间全神以赴，好学不倦给我以深刻的印象。我们常在交图前夕彻宵绘图或渲染，他是精益求精，我则在弥补因经常欣赏歌剧和交响乐而失去的时间。在当时‘现代古典’之风盛行的影响下，思成兄在建筑设计方面鲜落窠臼，成绩斐然，几次评为一级。他的设计构图简洁，朴实无华，亦曾尝试将建筑与雕塑相结合，以巨型浮雕使大幅墙面增添风韵。他的渲染，水墨清澈，偶用水彩，则色泽雅淡，明净脱俗。”之所以如此，与梁思成深厚的国学文化底蕴有着直接的关联，他似乎在实践着父亲梁启超那一贯的“学以致用”的治学主张，有意将西学与国学相融合，使西学在国学中立足根基，国学在西学中得以创新。这也许就是梁思成后来成为一代建筑学宗师的缘由吧。
不过，梁思成虽然对学院刻板的教学方式抱有疑虑，但他始终恪守一贯的认真严谨的良好学风，对于老师布置的练习作业他总是高标准完成。例如，至今保存下来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时期那不多的几张作业图，不仅都得了最高分数和获得极好的评价，而且确实给人以一种美的享受，特别是遵照要求按原来历史背景重新设计的法国凯旋门和几座罗马教堂等图样，实在是赏心悦目，美妙无比。对于通过这种从最初的绘制草图、平面图到立面图和透视图的反复练习，最后再追溯到一座建筑的历史变迁过程，这不仅使梁思成练就了一手高妙的绘图技能，为他今后的教学及著述生涯打下坚实基础，而且还使梁思成对建筑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当他听到该校建筑史教授古米尔为建筑系二年级学生讲授课程时，仿佛一下子为他打开了一扇梦想中的大门，带领他进入了一座梦寐以求的艺术殿堂。课后，梁思成直接找到古米尔教授向他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这门课程的特别喜爱，他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一门学问了。古米尔教授很喜欢梁思成的坦率，便兴致盎然地向他询问关于中国建筑史的情况，这不由使梁思成感到一丝茫然，因为据他所知中国还从来没有把建筑当成一门艺术，更没有什么形成文字的建筑史。对此，古米尔教授在表示遗憾的同时，有意引导梁思成对中国建筑历史予以特别关注，并进行了一些具有中国建筑特色的课外练习。
在此期间，梁思成“看到欧洲各国对本国的古建筑已有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并写出本国的建筑史。唯独中国，我们这个东方古国，却没有自己的建筑史”，使他在心里感到了一种悲哀。另外，特别引起他注意的是，当时西方学者虽然还没有关注中国的建筑历史和建筑技术，但日本的大村西崖、常盘大定和关野贞等一些学者已经对中国的建筑艺术开始了一些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对此，梁思成不仅深刻地认识到“建筑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更是一个民族文化象征的道理，而且在他的心中涌起了一种危机感，促使他立志要尽快写出中国人自己的建筑史。
公元1925年，父亲梁启超从国内给梁林俩人特意寄来一部陶本《营造法式》，翻看父亲在扉页上的题字，梁思成和林徽因都感到了一阵惊喜。记得梁启超在扉页中写道：“李明仲诫卒于宋大观四年即西历1110年明仲博闻强记精通小学善书画所著续山海经十卷续同姓名录二卷琵琶录三卷马经三卷六博经三卷大篆说文十卷今皆佚独此营造法式三十六卷岿然尚存其书义理至精图样之完美在古籍中更此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已朱桂辛校印甫竣赠我此本遂以寄思成徽因俾永宝之。民国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任公记”然而，当梁林俩人打开《营造法式》之后，又不由得陷入了一种极大的苦恼和失望当中，因为面对书中艰深晦涩的建筑专业术语，他们简直就像是在看天书一般。
《营造法式》，是北宋官订的一部建筑设计、施工的专书，其性质相当于今天的建筑设计手册和建筑规范蓝本，它不仅是中国古籍中最完善的一部建筑技术专书，更是研究宋代建筑及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一部不可缺少的参考书。该书是北宋哲宗和徽宗年间（公元1086年～公元1101年～公元1125年）的将作监李诫所修撰，总共有三十四卷，堪称是中国最古老、最权威的一部建筑学专著。对于这样一部瑰宝式建筑学专著，立志从事建筑学事业的梁思成自然不会轻易放弃，因而他不仅产生了要研究注解《营造法式》这部“天书”的想法，而且更加坚定了要研究中国建筑历史、编写《中国建筑史》的强烈愿望。
此后，梁思成更是一门心思地钻研学业，在课余时间里简直是雷打不动地安坐图书馆，尽情地徜徉在建筑艺术的海洋中，以至于几乎忘记了林徽因的存在，以至于林徽因的主动邀请也被他“扫兴”地拒绝了。一次，林徽因应同学邀请准备外出举行野餐会，希望梁思成也能参加，因为同学们都知道梁思成是一个特别注重学业且严守规律的人，所以就委托林徽因前往邀约，并与她打赌说只要能让梁思成参加野餐会，她就不用做任何事情而只管享受野餐美味好了。对此，林徽因满怀信心，精心打扮一番来到图书馆邀请梁思成，没想到梁思成正沉浸在希腊古典神庙那典雅的爱奥尼克柱式的艺术欣赏之中，并没有留意到林徽因的刻意装扮，而是稍显歉疚地表示不能参加，致使林徽因扫兴而归。
其实，在宾夕法尼亚期间梁思成非常关爱和在意林徽因，经常来到林徽因租住的公寓前等候她，而每次也都要等她打扮好之后才得相见。对此，梁思成当时也在美国留学的弟弟梁思永，曾顽皮但非常切合实际地写了一副对联：“林小姐千装万扮始出来，梁公子一等再等终成配。”确实，梁思成虽然有时行事稍显有些刻板，但我们也可以想象在文学和艺术诸多方面都有着相当修养的他，并不是不懂得或不会制造享受浪漫，而是他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如何制造浪漫才叫着真正的浪漫。例如，在公元1928年6月10日的一天晚上，梁林俩人正在漫游欧洲的蜜月之旅中，梁思成将一面外形古朴而奇特的镜子送给林徽因，并轻轻地在她的耳边说了声：“生日快乐！”这时，林徽因才想起这天是自己的生日，而当她幸福地欣赏这面仿古铜镜时，才发现除了镜面上镶嵌着一面圆圆的现代玻璃外，背面还镶刻着中国敦煌莫高窟中所特有的仙女飞天图案，飞天图案四周环以卷叶花草文饰，文饰之外的下方有两条脚线，在脚线之间铸有“徽因自鉴之用民国十四年元旦思成自镌并铸喻其晶莹不玦也”等字，字迹匀称而清晰，一看便知是梁思成的笔迹。后来，林徽因得知这是梁思成在哈佛大学东方人文艺术研究院攻读博士期间，利用一周的业余时间亲自铸造、雕刻、打磨而成，并进行了精妙逼真的仿古处理，曾使该校一位东方美术史教授误以为是中国北魏时期的古董。由此可见，我们不能不说在梁思成的骨子里，实在是充满了真正的浪漫情愫。
公元1927年2月，梁思成提前完成学业获得建筑学学士学位，同年7月因成绩优异被该校授予建筑学硕士学位，林徽因也获得了美术学学士学位，并一同受聘到克雷的建筑事务所进行实习，这向来被当作是对建筑系最出色学生的最高奖励。不过，梁思成并不甘于做一名优秀的建筑匠师，他的愿望显然是要从事中国建筑历史研究，写出中国人自己的建筑史。于是，他向哈佛大学提出攻读博士学位的入学申请，申请的理由就是要“研究东方建筑”，随后他顺利地进入哈佛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开始了他对中国建筑的研究苦旅。说是苦旅，因为梁思成在哈佛大学几乎翻阅了图书馆里所藏关于中国建筑及其相关方面的所有文献，但这并不足以使他顺利地完成《中国宫室史》的博士论文。确实，当时在西方对中国建筑进行研究的只有两名学者——塞伦和波胥曼，他们分别写有《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北京的皇家宫殿》和《图画中国》、《中国建筑》（一、二卷）几本书，但他们“都不懂中国建筑的‘文法’。他们以外行人的视角描述中国建筑，语焉不详。其中以塞伦较好一点，他运用了《营造法式》，不过并不经心。”至于西方学者对与中国建筑相关方面的研究，也不过是魏雷和芬奈罗萨的《中国绘画》、霍布逊和赫瑟林顿的《中国陶瓷》，以及劳福尔的《中国玉石》和塞伦的《雕刻》等，可这些研究成果在梁思成看来都很肤浅，因为他们不仅是用外国人的眼光看待中国文化，而且欠缺和不完善的地方很多，特别是缺少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作底蕴，使他们的这些研究成果只能是流于一般性的介绍罢了。不过，他们的这种研究方法倒引起了梁思成的兴趣，为他今后写作《中国建筑史》和《中国雕塑史》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经过几个月在哈佛大学高强度、密集性的参阅史料，梁思成虽然研究了中国宫殿、庙宇、塔楼和园林等建筑形式，也制作了大量的知识卡片，但这依然不能使他顺利地完成《中国宫室史》的博士论文。关于这一点，父亲梁启超早就予以关注，并及时提出了预言性的建议。他在写给儿子梁思成的一封信中说：“思成的中国宫室史当然是一件大事业，而且极有成功的可能，但非到各处实地游历不可。”确实，要想写出真正的《中国宫室史》，必然不能脱离中国的外围文化，特别是远离中国建筑的实物，否则那只能是纸上谈兵，即便写出来也只会是隔靴搔痒。于是，梁思成果断地中止了在哈佛大学的图书资料准备工作，而是在征得导师同意之后，准备回国进行实地调查研究，以便高质量地完成他关于《中国宫室史》的博士论文。然而，后来由于中国国内政治局势动荡不稳，梁思成没有机会到全国各地进行这方面的调查研究，致使他关于《中国宫室史》的撰写计划没能完成，这实在是中国学界的一大损失。不过，梁思成虽然没能完成《中国宫室史》的撰写，但并没有影响他对《营造法式》的研究和《中国建筑史》的撰写，特别是在哈佛大学所汲取到的写作方法和父亲梁启超关于实地调查的建议，都使他在后来撰写《中国建筑史》和《中国雕塑史》，以及从事古建筑研究中大受裨益。这是后话。当时，为了完成博士论文《中国宫室史》的写作，梁思成决定于公元1928年2月离开哈佛大学。与此同时，林徽因也结束了她在耶鲁大学戏剧学院进修舞台美术设计的学业，准备与梁思成一道返回中国。
在这里，我们在结束梁林俩人近四年结伴留学生涯的同时，不能不将在这期间发生的几件大事告知读者。
第一件大事：在梁林俩人入学宾夕法尼亚大学不久的公元1924年9月13日，梁思成的母亲李惠仙就不幸因乳腺癌而去世。其实，早在公元1915年冬母亲李惠仙就患有乳腺癌，经过手术治疗后一直在家静养。不料，公元1924年春母亲李惠仙病情复发，癌细胞已经扩散全身，难以治愈。当时，正是梁林俩人和弟弟梁思永前往美国留学前夕，他们本想等母亲病愈后再出国，但自知难以治愈的母亲李惠仙深明大义，依然微笑着劝送儿子按时启程。随后，母亲李惠仙病情急剧恶化，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父亲梁启超曾打算让刚刚到美国的两个儿子，一同回国“以尽他应尽的孝道”。但最终，父亲梁启超没有让梁思成和梁思永一同回国，而是梁思永一人返回国内“以尽他应尽的孝道”，至于梁思成未能回国的原因至今不得深知。按照如今人们从有关书刊中所知，那是因为“梁思成是赶不及回去的，即使他坐三天横贯大陆的火车，赶上最早一班轮船进行跨越太平洋的长时间的海上航行，他也是无法及时赶到的。”对于这种解释，很显然不能让人信服。
对于母亲李惠仙，在梁思成的印象中虽然严厉些，不如“娘”王桂荃亲切随和，但母子感情很是深厚，特别是在处理那场车祸中就可见一斑。而对于梁启超来说，夫人李惠仙的中道而逝，使他悲痛万分，简直是“不知人间何世”，对他的身体和精神打击极其巨大。据说，夫人李惠仙去世后，梁启超几个月不能写作，每天只是诵读最凄婉的宋词以排解心中的悲痛。对此，我们从公元1925年梁启超所写《祭梁夫人文》的片断中，就不难体会出他对夫人李惠仙的恩爱和怀念之情：
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杨。今我失君，只影彷徨！……月兮，月兮，为谁圆？中秋之月兮，照人弃揖！呜呼！中秋月兮，今生今世与汝长弃揖，年年此夜，碧海青天。
诵读这一千古绝唱，我们在感动之余又不能不为梁启超拥有这天赐之缘，感到万分的欣慰和艳羡。可以说，梁启超之所以能够在诸多学术领域里创建出极为骄人业绩，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不归功于夫人李惠仙为他打造的一方稳固而和谐的后方基地。这是否也验证了中国那句“一个成功男人背后必然有一个伟大的女人”的俗语呢？窃以为不谬也。
第二件大事：公元1925年12月，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在担任东北军第三军团副军团长郭松龄的幕僚长时，在反对军阀张作霖的一次战斗中被流弹击中身亡。
走笔至此，应该对林长民的生平作一交代。公元1876年出生于浙江杭州的林长民，字宗孟，是林徽因祖父林孝恂的长子，21岁时通过生员考试进入杭州一所学堂学习英文和日文，在林徽因两岁时毅然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法律和经济学。公元1910年，林长民获得学士学位后回国，曾在祖籍福建创办法政学堂，并担任校长，但随后他积极参与民国初年的政治活动，不仅担任过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的秘书长，还曾一度担任北京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不过，林长民在政治仕途上与梁启超一样屡不得志，公元1917年被迫辞职后组建“国际联盟中国协会”，并以此身份于公元1920年携带女儿林徽因前往欧洲考察。公元1921年秋，林长民回国后对国内军阀混战状况极为厌恶，积极支持好友东北军骨干郭松龄反对张作霖，在北京策划政变希望用武力迫使张作霖下野，以结束北方的军阀混战局面。不料，在他前往东北协助郭松龄进行军事行动中，在巨流河遭到张学良军队的伏击，不幸被流弹击中身亡，当时年仅49岁。
对于这样一个猝然而至的不幸消息，作为林长民的好友兼未来亲家梁启超，简直是费尽了心机才将这一信息辗转告知林徽因。我们可以想象当林徽因得知这一消息时是怎样的悲痛欲绝，因为不仅从此她失去了最疼爱她的父亲，林家失去了最坚实的“顶梁柱”，而且随着父亲的猝逝林家已经是支离破碎，林长民的二姨太程桂林带领几个孩子回了老家，只剩下林徽因母亲何雪媛一人孤苦伶仃，无依无靠。一想到这里，林徽因简直是痛不欲生，对此父亲梁启超写信给儿子梁思成，希望他劝慰林徽因不要过度悲伤。在这封信中，梁启超的父爱之心展露无余：
……徽因遭此惨痛，唯一的伴侣，唯一的安慰，就只靠你。你要自己镇静着，才能安慰她，这是第二层。
第二，这种消息，谅来瞒不过徽因，万一不幸，消息若阙，我也无法用别的话劝解她，但你可以将我的话告诉她：我和林叔叔的关系，她是知道的，林叔叔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何况更加以你们两个的关系。我从今以后，把她和思庄一样看待。在无可慰藉之中，我愿意她领受我这十二分的同情，度过她目前的苦境。她要鼓起勇气，发挥她的天才，完成她的学问，将来和你共同努力，替中国艺术界有点贡献，才不愧为林叔叔的孩子。这话你要用尽你的力量来开解她。
遵照父亲梁启超的嘱咐，梁思成一直陪伴在林徽因的身边，想方设法宽慰她，使她在巨大悲痛的打击下没有消沉下去，最终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并与梁思成在加拿大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这也就是下面要说的第三件大事。
第三件大事：公元1928年3月21日，这是梁林俩人结束长达八年“恋爱马拉松”终于步入婚姻殿堂的日子。
按照中国的旧习传统，结婚之前必然要行订婚仪式，前文我们谈到当年梁林俩人是“自定婚姻”，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订婚，所以当梁林俩人顺利完成学业后，他们订婚之事已经是水到渠成。虽然梁林俩人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但父亲梁启超在北京为他们举行的订婚仪式不仅没有丝毫马虎，而且还异常庄严隆重。在择定订婚日期上，病中的梁启超亲自给远在福建的林家族人致信商量，他在信中说：“鄙意用旧式红绿庚帖各一份，合写男女（籍贯）生年日月及三代，想徽因生日或其诸姑当能记忆耶。交聘以一玉器为主，外更用一小金如意配之（两家所用可同一样），公谓何如？大媒此间拟请宰平，林家请何人，公当能代定。”梁林两家通过书信往来商量后，决定将他们订婚的日子选定在公元1927年12月18日，并将这一日期及时告知了梁林俩人。对此，我们不知道梁林俩人是如何度过这一天的，但在国内的梁家则将订婚仪式举办得喜庆洋洋。
关于父亲梁启超在北京家中为梁林俩人举行订婚仪式的情况，他在信中写道：“这几天家里忙着为思成行文定礼，已定本月十八日（阳历）在京寓举行。因婚礼十有八九是在美举行，所以此次行文定礼特别庄严慎重些。晨起谒祖告聘，男女两家皆用全帖遍拜长亲，午间宴大宾，晚间家族欢宴……今将告庙文写寄，可由思成保藏之作纪念。”至于订婚时两家选定的聘礼，父亲梁启超在信中也详细提及：“聘礼我家用玉佩两方，一红一绿，林家初时拟用一玉印，后闻我家用双佩，他家也用双印。但因刻印好手难得，故暂且不刻，完其太璞。礼毕拟将两家聘礼汇寄坎京（即加拿大），备结婚时佩带，唯物品太贵重，深恐失落。届时当与邮局及海关交涉，看能否确实担保，若不能，即仍留两家长处，结婚后归来，乃授予保存……”
梁林俩人订婚之后，他们依然分别前往哈佛和耶鲁求学，随着梁思成在哈佛学业的进展，抑或是遵照父亲梁启超那订婚后当尽早结婚的安排，他们随后结束学业前往加拿大渥太华姐姐梁思顺处准备结婚。当时，梁思成的姐夫周希哲担任中国驻加拿大领事馆总领事，父亲梁启超便将梁林俩人的婚姻大事交由他们办理。梁林俩人到达渥太华之后，经与姐姐梁思顺等人商量，确定将婚期定在公元1928年3月21日。其实，这个日期是梁林俩人自行确定的，为的是纪念他们俩人心中的共同偶像——《营造法式》的著者李诫，因为这是所有史料中关于李诫生平的唯一日期，也就是朝廷为李诫所立墓碑上的唯一日期。当父亲梁启超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写信表示了自己的关爱和祝贺：“思成，得姊姊电，知你们定三月行婚礼，国币五千或美金三千可以给你，详信已告姊姊。在这种年头，措此较大之款，颇觉拮据，但这是你学问所关，我总要玉成你，才尽我的责任。”我们都知道，像梁启超那种正直的学人，当年从政时最恨官员贪污腐败，所以他一向清正廉洁，并没有什么金钱的结余，他的收入来源依然和在日本时一样，完全来自他的稿费，以及任职清华的薪金，所以他在信中有“措此较大之款，颇觉拮据”之句。即便如此，父亲梁启超因为“这是你学问所关，我总要玉成你。”也就是说，父亲梁启超为儿子梁思成筹措如此“大款”，似乎主要并不是为了他们结婚所用，而是为了他们的“学问所关”。然而，当时梁林俩人已经结束了在美国的学业，何来“学问所关”呢？
原来，早在梁林俩人订婚之日，父亲梁启超就为他们结婚以及婚后的蜜月之行做了极为详细的安排：“婚礼只要庄严不要侈靡，衣服首饰之类，只要相当过得去便够，一切都等回家再行补办，宁可从中节省点作旅行费。”那么，父亲梁启超为他们的蜜月旅行又是如何安排的呢？对此，父亲梁启超可谓是事无巨细，安排周全，他在信中写道：“你们最主要目的是游南欧，从南欧折回俄京搭火车也不太经济，想省钱也许要多花钱。我替你们打算，到英国后折往瑞典、挪威一行，因北欧极有特色，市政亦极严整有新意（新造之市，建筑上最有意思者为南美诸国，可惜力量不能供此游，次则北欧特可观），必须一往。由是入德国，除几个古都市外，莱茵河畔著名堡垒最好能参观一二。回头折入瑞士，看些天然之美，再入意大利，多耽搁些日子，把文艺复兴时代的美，彻底研究了解。最后便回到法国，在马赛上船，（到西班牙也好，刘子楷在那里当公使，招待极方便，中世及近世初期的欧洲文化以西班牙为中心）中间最好能腾出时间和金钱到土耳其一行，看看回教的建筑和美术，附带着看看土耳其革命后的政治（替我）。关于这一点，最好能调查得一两部极简明的书（英文的）回来讲给我听听。……”确实，这不仅是一次极有特色的蜜月之旅，更是父亲梁启超为梁林俩人学问长进的殷殷关切和寄予的厚望之心。
为了使梁林俩人蜜月之旅行程顺利，父亲梁启超还特意给梁思成寄来了十几张名片，希望他“到欧洲往访各使馆时，可带着。投我一片，问候他们，托其招呼，当较方便些。你在欧洲不能不借使馆作通信机关，否则你几个月内不会得着家里人只字了。你到欧后，须格外多寄些家信（明信片最好），令我知道你一路境况。”这就是中国传统父母的舐犊之情。
于是，在父亲梁启超的殷殷关爱和姐姐梁思顺、姐夫周希哲的操持下，林徽因穿着自己设计的极有民族情调的礼服，与梁思成终于结束了漫长而幸福的苦恋之旅，即将踏上他们浪漫而特别的蜜月之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