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科好呀，看着幼苗茁壮成长的喜悦和责任感，小孩又不会提意见！”她开起了玩笑。
这是2011年9月末的一天，午后两点多钟，天气晴朗。这位诙谐而不失严谨的老人，就是姚庆华。
在她眼里，重要的是放射科的工作就像侦察敌情，“《侦察兵的功勋》看过没有？我们是侦察兵，我们以无名英雄为荣。随着影像医学的发展我们就是雷达兵。”她很自豪。
作为一名儿科放射的专家，姚教授已退休10年，其中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这次回来，只待20几天。我们有幸在她徐汇区的家中采访到了她。
谈话就在这里开始了。
姚庆华教授在工作
从乖乖女到“复读生”
谁曾想，这位儿科放射事业的领头人，从小并没有当医生的打算，甚至在报考大学时也差点与医学擦肩而过。
1934年，姚庆华在上海出生。父亲是曾留学英国的企业家，母亲受过师范教育，他们给了小庆华良好的启蒙教育与培养。家境优越加上年纪尚小，姚庆华对抗战几乎没有印象，正如她所言，童年“很顺利的，没有大风大浪”。
她在兄弟姐妹中算是文静的一个，当两个姐姐在参加舞会的时候，小庆华却在捧着小说静静阅读，或者细细聆听古典音乐。她尤其喜欢柴可夫斯基。刚解放时，两个姐姐要参加南下工作团1949年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告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接受中央军委的新任务，挥师南下。当时急需大批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经党中央批准建立四野南下工作团，共招收了8600人，绝大部分是受过高等教育或中等教育的青年学生，将他们分别集中在北平、天津和德州进行培训。，当时她们从窗户里边把铺盖都丢下去了，却被奶妈抓了回来。姚庆华却不参与政治活动。“我那时就是念书，”家庭的潜移默化、自身的用功学习，也为她打下了良好的英语基础。改革开放以后，为了解和接受先进的知识和经验，医生们需要阅读大量国外文献，有了基础就方便多了。
姚庆华的家庭气氛很宽松，父母从不管头管脚，女孩子每人都有一间房，私人空间很大。课余时间，姐姐们常常带她去参加同学聚会，开生日party，很是热闹。
就这样一路顺风顺水，到了1951年，跟现在十七八岁的孩子一样，姚庆华到达了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考大学。没有经过父亲批准，姚庆华在第一志愿上填了银行系，第二志愿是医学。结果当她被银行系录取时，却遭到父亲的坚决反对。父亲认为她的个性和智能不适合银行系，宁肯让她停学一年，“你还是念医科吧。”于是便请来了补习老师，让她准备下一年高考。第二年，她顺利地考进了上海第二医学院（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回忆起报考银行系时的想法，姚庆华毫不避讳，笑着说道：“我想，父亲是银行家，将来我也方便一点！”（父亲在解放前一年定居香港，工作重心也从实业转到了银行业。）姚教授现在认为父亲的决定是对的，“我还是善于思考且能静得下来。风风光光的，我不喜欢。对算盘什么我也不精细，在理财上也是大大咧咧的。”
就这样进了二医。分专业，又是一次决定未来方向的选择。最后姚庆华选择了儿科，当时她想：“小儿在医学上是成人的缩影，而病种却不同于成人，将来会有发展，何况我很喜欢小孩”，儿科的特殊性正在于此：小孩子常常不会表达，这就要求医生功底扎实，经验丰富。
姚庆华与儿科医学的缘分，此时才刚刚开始。
拾级而上：缘定儿科放射
那时候医学院的课程跟现在的医学院大同小异，有病理、生理、解剖、生化、药理、内科、外科、小儿科……。此时的姚庆华专心学习，“念完书我就走。”
1957年夏天，她从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统一分配至上海第一医学院儿科医院，开始了儿内科住院医生的生活。
跟现在不同，那时上医与二医之间教学观念与方法尚有些差别，比如上医重视标准化，要求严格；二医氛围宽松，更看重实践能力。这些差异也体现在临床医院中。因此，初来的姚庆华感觉有些“水土不服”。有一次要进治疗室时，一位护士长直接将她挡在门外，而且没有任何解释。姚庆华很疑惑。后来经旁人提醒才知道，是因为自己帽子没有戴规范。时隔五十多年，姚庆华仍然对此记忆犹新。她当时觉得不服气，认为“讲一下不就完了嘛，但她就是不讲。”但这件事却让“细节”二字深印在了姚庆华心里。
尽管这段住院医生适应期中有些不顺利的事，但是我没有气馁，相信自己取长补短、虚心学习是最重要的。很快，姚庆华融入了新的环境，而这段短暂的经历让她获益匪浅。
在儿内科工作3年之后，又一个专业转折来临了。有一天，上级主任医师（马伴吟老师）对姚庆华说：“儿科医院放射科缺人，你愿意去吗？”虽然很突然，但经思考认为临床放射并不脱离临床，有临床知识的结合可更有利于放射诊断，所以欣然同意，成为了一名儿科放射科医生。她说：“放射科跟临床关系紧密，有了临床基础会少走很多弯路。……我到放射科工作后，诊断很顺利，”为什么？她把临床知识结合进去了，在以后的几十年，姚庆华与影像医学的缘分便从未断绝。
从儿内科到放射科，从住院医生到放射科主任，算下来，姚庆华在儿科医院工作了42年。这些年里，为了全身心投入事业，生活上她的儿子和女儿都是请别人带大的，学习上要求严谨，身教重于言教，孩子对她毫无怨言。姚庆华也从不强迫儿女学什么，而女儿自愿地在高考志愿上填了上海医科大学，并顺利进入了第一届医学英语班。20世纪90年代，姚庆华事业最忙的时候，家人都在美国，她跟一个老保姆“相依为命”。为了陪老保姆，每年医院的春节联欢聚会，姚庆华从未去过。
杂志头条：攻克新生儿湿肺
设备对放射科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财政紧缺、儿科医院放射科的设备条件很差，至90年代还没有CT、磁共振（MRI），也没有DSA，只有最基本的X线机器。那么，是消极地坐等设备更新，还是迎难而上，利用现有条件解决难题呢？
对时任科主任的姚庆华来说，毫无疑问我们选择了后者。
那个时候，由于出生率高且产妇年龄偏高等问题，新生儿患病的比例显著上升。新生儿呼吸困难也成了一个让儿科医生们棘手头疼的难题——呼吸困难疾病的种类繁多，临床难以鉴别病因。于是，在金汉珍教授创导下，姚庆华查找大量国外文献，从临床和放射角度了解很多相关资料，但国外病例数较少。于是临床放射一起，短短一年，汇总了大量病例。随后他们选择新生儿湿肺病——一种良性呼吸困难——作为切入口，金汉珍负责临床总结，姚庆华负责放射诊断总结。关于新生儿湿肺病的论文就这样诞生了。这是国内第一篇该领域的论文。此后，姚庆华她们又一鼓作气，从放射诊断角度将其他几种常见新生儿呼吸困难疾病都总结了下来。
那段时间，姚庆华和金汉珍常常跑到病理科去看尸解，对比显微镜和X线片上的影像，这是需要细致地工作。她们还成立了每周一次的临床放射讨论会。“临床、放射和病理必须要密切结合，才能提高我们的医疗水平”姚医生总结道。
这不仅是理论上的成果，其实用价值也显而易见：以前人们不了解新生儿湿肺病，常会误诊。事实上这种病是暂时性生理功能紊乱，只需使用葡萄糖生理盐水，一般是不需要抗生素的。错误治疗反而会加重病情。
关于湿肺病的论文被刊登在《中华儿科杂志》和《中华放射杂志》上，而且都是第一篇。这篇文章在放射界引起了不小轰动。“人们以前都不把‘小儿放射科’放眼里的！”姚庆华带点抱怨的语气说，脸上却满是笑意。
新生儿是一个整体，从头颅到心脏，从肺部到腹部，姚庆华均有研究。一篇篇论文从笔下流出，对姚庆华来说，不是为了稿费，也不是为了晋级，“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只有这点条件，你不做怎么办？”
在自己的科研之外，姚教授还曾任数个杂志的常务编委和编委：《中华放射学杂志》、《实用放射杂志》、《中国医学计算机杂志》、《国外医学（儿科分册）》等。接到全国儿科放射方面同道的稿子，除非实在不像样，姚教授总是会认真修改、尽量刊登。她希望更多有进取心的人来补充儿科放射这股“新生的力量”。
“借鸡下蛋”
“不瞒你说，看着现在儿科放射的设备条件，我感触很多。”姚庆华说道。的确，与其他大医院相比，那时儿科医院放射科是设备最不好的。
但课题研究到底还是成功了。
带研究生时也遇到了设备不足带来的障碍。姚庆华带过3个硕士，4个博士。在带一个博士时，为了赶上无创伤性诊疗的潮流，需要做心血管方面的磁共振诊断研究。儿科医院没有相关设备，于是姚庆华说：我们借鸡下蛋吧！他们来到华山医院，商讨借用设备。
华山医院有姚庆华上医大放射教研组的老师和同事，但借用的是大设备，华山医院自然慎之又慎，最后是同意了，但条件是只有晚上才能借用。而且要等机器有空，技术员又愿意留下来的时间。于是，枫林路上出现了这样的场景：夜色中，患儿及家属和研究生坐上一辆三轮车，然后姚庆华乘公交车向乌鲁木齐中路进发。进行心脏磁共振检查的病儿都是即将开刀的小孩，必须严格保护，不能受凉，伤风感冒的话医院要承担责任。艰苦如此，姚庆华与学生顶着压力做了“不知是20例还是15例”。在上海儿科医院领先进行了小儿心血管方面的磁共振诊断。
后来的几个研究生，也是借用设备做研究的。姚庆华因此跟第一人民医院和中山医院也打过交道。带研究生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几个学生培养出来，“我现在回头想想，真有……”姚庆华苦笑。但同时她也是欣慰的，至少努力有了成果。
说到几个研究生的去向，姚庆华深感遗憾：有两人曾有意留下来，但住房和家属调动问题解决不了，一位转而去了加拿大。姚庆华无能为力，她当时自己还住在漏水的房子里。
传道授业的对象不只限于研究生。1980~1984年，姚庆华连续承办主持了三届“全国儿科放射学习班”，担任部分教学任务——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和消化系统X射线诊断。在孙波教授建议下，她还申请到“新生儿放射”为国家教委的重点学科”。由此在院领导支持下连续主持举办了三届全国新生儿放射学习班。姚庆华负责审阅所有教材的编写和70%的教学任务。
饭厅里的儿科放射年会
刚进屋时，我们看到茶几上的一张奖状，内容是：“衷心感谢姚庆华教授多年来为中国儿科放射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落款是“中华放射学会儿科学组，二零一零年肆月”。
“退休10年，他们还能想到我。”姚教授对这个追认的荣誉感到欣慰。望着这块红木制作、包装精致的奖状，她感慨地回忆起了29年前创立儿科学组的经历。
1982年，姚庆华敏锐地意识到，是时候成立全国儿科放射学组了。那时，中华放射学会内部，腹部、骨肌、心胸等专业都已成立学组据中华放射学会官方资料，各学组（包括儿科）都是在1988年成立的。本处以姚教授口述为准。，但很遗憾，不包括儿科。而日渐成熟的儿科放射又亟待成立一个全国性专业组织。姚庆华决定用自己的影响力为儿科放射争到应得的重视。她认为，儿科放射不是单纯的一个系统，是一个整体，“有头脑，有腹部，有心肺，有四肢骨骼，我们是一个成人缩影嘛！我们为什么没有学组？！”于是，她带着这个想法与刘玉清——当时的中华放射学会主任委员——沟通。刘教授听后表示支持，并承诺将在委员会会议上提出此事。
半年后，喜讯传来：全国放射学会委员会同意了！
个中原因，不仅是儿科放射发展的水到渠成，也有姚庆华的远见卓识与积极努力。不过此时原因已经不再重要。因为，新一轮忙碌又要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首先要花大力气了解全国各大中小城市在儿科放射这方面的人员情况，寻找各个层次的专业人才。调查了基层，主要是妇幼保健院，三级医院主要是放射科下附属的儿科，另外是儿科专科医院。就这样，成立了中华放射学会儿科学组，组长是姚庆华，组员9个。
接着是筹备和召开第一届儿科放射学会。会议地点是枫林路儿科医院，为期1周。“我们开会在饭厅！桌子搬掉，长凳放好。”姚教授说道。一个全国性的大会就这样召开了。简陋的饭厅里坐着的，除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至少120个医生，还有全国放射学会的副主任委员刘庚年教授。由于经费紧张，当时与会外地人员住的是上海第一医学院的招待所。姚庆华还安排专人负责食宿，其方便周到受到好评。
因为是儿科医院唱主角，姚庆华如履薄冰，不敢掉以轻心，组织住院医生选题写文章总结、修改、试讲，作为学术报告，要讨论、要拿出实实在在的东西。组织工作琐碎、劳心，但姚庆华乐此不疲。她希望，让全国各地的儿科专科医院也好，非专科医院的儿科也好，来看看我们儿科医院是做了点实事，一是学术交流，二是人才培养。
会议结束一周后，总会主任委员打来电话：“姚医生，你成功了，你被人家认可了！”
中华放射学会的委员们都很惊奇：“你们儿科也可以办得这么成功啊！”
而这些好评背后是姚庆华的艰难经营。
2011年5月，一个国际儿科放射大会在上海召开，组织者在简述中国儿科放射事业发展史时，把姚庆华作为奠基人介绍给与会代表。姚庆华的学生朱珍参会回来后，对她说：“哎哟，我很光荣！”姚庆华却笑着说：“光荣你要发光！”
万事开头难。儿科放射在全国有了一定地位，以后的几届会议就顺利得多，为了扩展国际学术交流便邀请美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儿科放射同道参会交流，这有利于增进学识、扩大眼光。大家至今还保持良好的友谊。29年后，当草创之初的艰辛摸索已经成为历史，重温旧事，我们仍然可以从前辈们敢于突破的精神中得到一些启示。
退休10年
退休后，姚庆华难得回国一次，这次回来，天天有亲朋好友设宴，让她吃到了暌违多年的家乡菜。“10多天重了5磅。”她笑称。
那么，在美国的这10年，姚庆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呢？
她可没有闲着。刚定居波士顿时，正好赶上美国2000年的人口普查。当时在招募普查员，其任务是到各家各户去访问，工资是每小时15美元。姚庆华经过考试取得了普查员资格证。半年工作下来，她熟悉了当地的人文和环境，也收获了普通美国人的礼貌和善意。有人留她坐下喝茶聊天，还会问一些关于中国的事。姚庆华感到骄傲，“中国国力增强了，中国人地位也提高了。”
她还经常去做义工，姚庆华觉得，作为居民应为社区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帮助他人才能真正的融入社会，这样才能“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国内的事姚庆华也在关心。她知道国内医疗条件的改善，也知道“医托”、红包、医患纠纷。她关注着儿科医院放射科设备的进步，也为科研题目减少而担忧。
她很羡慕现在的医生，“设备都有了。”她说，“如果我再年轻10年，我肯定回来。”“我对曹莲华说，不用你叫我，我自己会来，不要薪水。我觉得高兴呀。你说对不对？”
采访的地点——姚庆华曾经的住所，是在她原先的房子因漏水而不能再住时，儿子寄钱让她自己挑着买的。姚庆华挑这套房子，一是因为便宜，二是这里靠近儿科医院——穿过零陵路，步行几分钟就能到达。
“尽管这里条件差但有我的辛劳，所以我现在还舍不得卖掉。”
郑慕时，女，浙江慈城人，1934年3月生，1957年毕业于原上海第一医学院，现为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从事儿童保健，对小儿生长发育规律及其影响因素有深入研究，擅长诊治小儿智能发育迟缓、儿童学习困难、心理卫生问题以及体格发育落后、厌食、营养缺乏症。其研究成果“小儿生长发育规律及其影响因素”获1992年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0~6岁儿童智能发育筛查测验全国城市常模的制定”获1998年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