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实实在在做了一个医生吧！”这是夏教授的开场白，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刻意的修饰，如同面前坐着的这个人一样，简单而朴素，真实而自然。
与夏绿蒂的对话，在她的家中进行。屋子不大，但收拾得井井有条，收音机里传来的流行歌曲反倒是凸显出都市喧嚣里罕有的静谧。齐耳短发、金丝框眼镜，与人对视时目光如炬，丝毫看不出她已八十高龄，典型的老来俏！就在这一片宁静祥和的氛围中，一个立体的夏绿蒂呈现在我们眼前……
生于苦难志为良医
夏绿蒂出生于1932年，那是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国内外局势紧张，全球爆发了经济危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趋于白热化，新崛起的德、意、日三国疯狂地对外扩张，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夏绿蒂是受父亲的影响开始学医的。她的父亲，一个勤勤恳恳的邮局的公务员，一个接受过西方教育的老知识分子，一个不满于当时的巫医巫术、一心渴望治病救人而最终未能如愿的进步青年，一个将毕生理想寄托于子女的慈父。作为家中的长女，夏绿蒂从小就受到家庭的熏陶，加上亲眼目睹了旧中国缺医少药的社会现状，她自小就立下不为良相，愿为良医的志愿。
由于当时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夏绿蒂的童年几乎是在逃难中度过，从江西到四川重庆，再从重庆回到江西，求学之路一次次被中断，但却从未终止。直到解放以后，辗转迁徙的求学历程总算告一段落。
医学之路孜孜求索
经历过战火纷飞的岁月，夏绿蒂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高中毕业后，她如愿以偿考入湖南医学院（原称湘雅医学院），开始了她的医学之路，像夸父一样，夏绿蒂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医学领域里永远发光的太阳。
如今，人们常常说学医辛苦，不少医学生都曾有过放弃的念头，对此，夏绿蒂觉得很诧异。50年代的医学院，教学时间安排得非常紧，要求也非常严，虽然教学和住宿条件有限，但整个学校里还是洋溢着浓厚的学习、研究氛围。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夏绿蒂更是丝毫不敢懈怠。回想起学解剖那会儿，一个人晚上在昏黄的灯光下孤军奋战，对着大体标本摸清每一根神经的来龙去脉，她的脸上流露出几分自豪和怀念。“生理、生化、病理……一切按部就班，老师怎么讲我就怎么学，比起逃难的日子，能够安安心心坐下来读书已经觉得很幸福了，怎么会觉得苦呢！”在湖南医学院求学的5年间，夏绿蒂不仅收获了丰富的医学知识，更是坚定了自己在医学事业上倾注一生的信念和决心。毕业后，夏绿蒂被分配到了上海，并与儿科医院结下了不解之缘。
悬壶济世谨小慎微
采访过程中，夏绿蒂坦言，儿科其实并不是自己的第一志愿，到儿科医院工作也完全是服从上级的安排，但当自己真正涉足这个领域之后，才发现自己对它的那份笃定情缘，这片浓情至爱引导着她的整个人生轨迹。
当时的儿科医院，刚成立不久，加上儿科本身的特殊性，医院在各方面抓得都很严格，这让初出茅庐的夏绿蒂既充满新鲜感又倍感压力。由于实行的无陪制度，那时的儿科医生除了收病人、管病人等医生必须要做的事情外，还要和护士一起为患儿喂奶、换尿布、倒便盆、打针……虽然很辛苦，但个性中所固有的顽强坚韧，让夏绿蒂在遇到任何挫折困难时从没有想过放弃。“我们这一代人针都打得很好的！”说这话的时候，夏绿蒂满是自豪。也正是因为做这些工作要经常和孩子们接触，原本对儿科没什么兴趣的夏绿蒂渐渐发现了当一名儿科医生的乐趣，也体会到儿科医生肩上所承担的重任，同时，她摸索出一套适合自己的诊疗思路。
“干儿科的，一要有爱心，二要有耐心，三要够细心！”儿科相对来说比较辛苦，责任和风险大，家长对医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我这个人吧，胆子很小，每次值班时都心惊胆战的，那时候又没有什么先进的监护设备，什么都得靠自己，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用双手去摸。”夏绿蒂用“胆小”来形容自己，殊不知，这正是她严谨求实、细致入微的鲜明表现！
除了一般的临床工作，医生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写病历。一份完整的病历记述了一个病人病情的详细演变过程，它是医院最宝贵的财富之一。对于各级医师临床水平的提高和科研工作的开展均有重要意义。采集和书写病历则是一件很繁琐的工作，不少住院医师都曾对此感到负担甚至厌烦。夏绿蒂则不然，她认为，书写病历，一方面是自己将采集到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条理化，通过临床思维，做出合理的诊断，并通过书面表达而进一步熟悉病情的过程；另一方面，又是展示自己临床诊断分析能力和书面系统表达能力的机会，是上级医师了解年轻医师的“窗口”。“我们当时病历都很花功夫的，详细的病史询问、缜密的体格检查、全面的鉴别分析，上级医师晃眼一看干净整齐，仔细一看文字通顺，没有错别字，内容翔实，有条不紊，自然会留下一种较好的印象。”
就是这种谨小慎微、精益求精的优秀品质贯穿了夏绿蒂的整个从医生涯，留下一串串闪闪发光的印记。
异国他乡独当一面
20世纪60年代，阿尔及利亚宣告独立，之后，法国殖民主义者几乎把原在阿尔及利亚的所有技术人员都撤走了，其中包括医生和教师，留下的是一个破烂摊子。因此，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医院没有大夫，形势极为混乱。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迅速展开援助工作，成立了一支援外医疗队，而这支队伍里急需一名技术全面、临床经验丰富的儿科专家。已经在儿科医院度过十来个年头的夏绿蒂自然成为承担这一大任的最佳人选之一。临危受命，夏绿蒂有点踌躇。一方面，医院对自己的信任不能辜负，另一方面，自己的至亲至爱实在是难以割舍。那时的夏绿蒂，是一个10岁孩子的母亲，她的先生——同样是一名忙碌的医务工作者，常年在外地工作。要是去了阿尔及利亚，孩子谁来照顾！思前想后，夏绿蒂还是决定服从组织的安排，把孩子交给一个医院的老护士照顾，在匆匆学了1个月法文后，就跟着援外队伍出发了，这一走，就是两年半！
援外期间，夏绿蒂既要忍受骨肉分离的痛楚，还要独自面对一个新的环境，一群陌生的人。虽然临阵磨枪学了点法文，但语言交流障碍还是成为夏绿蒂援外生活中最棘手的问题，而且，她又是被分到了一所农村医院，作为官方语言的法语在这里压根不适用。刚去的时候，医生们和患者的沟通全靠当地的一个护士来翻译。庆幸的是，这里的病种还算简单，大多是因为卫生条件不合格引起的腹泻、脱水和上呼吸道感染，症状都还比较典型。但是，由于整个队伍中只有十来个医生，所以除了看儿科门诊，成人内外科都要兼顾，每天十几个小时的超负荷工作成了家常便饭。即便如此，夏绿蒂还是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当地语言，不到半年就基本解决了和患者的交流问题，并且发挥所长，成功挽救了多名危重儿童的生命，成为附近一代颇有名气的儿科医生。
科研攻关白手起家
1980年，时任儿科研究所所长也是夏绿蒂恩师的刘湘云教授交给她一项新的任务——重建病毒实验室。虽然硕士阶段已经掌握了一部分微生物领域的实验技术和方法，但这项任务对于年近半百，已经在临床上工作了20几个年头的夏绿蒂来说并非易事。
儿科医院的病毒实验室初建于1960年，10年动乱期间，所有的器材设备均被摧毁，现在要重建，前景并不明朗，面临着科研资金、设备以及团队建设等各方面的压力，一切也都要从零做起。然而，骨子里的韧劲告诉夏绿蒂，绝不向困难低头！
纵然满腔热情，没人也不行，医院为此调派了一名老技术员，两个人四处搜罗，废旧桌椅、瓶瓶罐罐，硬是靠着两双手一点一点地在废墟上搭起了病毒室的雏形。基本的硬件条件是有了，可是还有个严峻的问题，实验室缺少病毒学专业人才。此时刚好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微生物实验室也是百废待兴，夏绿蒂就抓住这个契机，白天跟着上医的专家们边做边学，晚上还要回到儿科医院把自己掌握的技术传授给同事们。那段时间，夏绿蒂什么事情都要亲力亲为。有一次，实验室来了件大型设备，搬运途中，夏绿蒂没拿稳，重物猛地倒下，腰部当即就动弹不得。此后的1年多，夏绿蒂与病床为伴、与药物和医疗器械为伴，尝尽了痛苦的滋味，直到现在，梅雨季节，腰还是会隐隐作痛。然而，病魔没有将她击倒，反而给了她挑战伤痛的坚强毅力。
虽说医院已经下了指令让她安心休养，夏绿蒂却始终放心不下自己一手筹备起来的病毒室。身体稍稍恢复后，夏绿蒂立马又回到医院，投入实验室的工作中。培养细胞、分离病毒、制备试剂……在她的领导下，实验室逐渐步入正轨，夏绿蒂的科研之路也越走越宽阔，她在肠道病毒及轮状病毒病原学说及血清学诊断上建立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她的论文：《应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婴儿秋季腹泻粪便中轮状病毒》及《应用电镜与微量固相放射免疫法检测轮状病毒》均在全国第八届儿科年会大会宣读并获得一致好评，《以猝死成人心肌分离柯萨奇B5病毒》获卫生部乙等奖……荣誉的背后是鲜为人知的辛酸，对着显微镜二十几年，夏绿蒂积劳成疾，染上了颈椎病。
说起科研心得，夏绿蒂不得不提到自己的导师——刘湘云教授。“我从她的身上学到了很多，她一贯治学严谨，重贤爱才，甘为人梯，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别人，诚心诚意、认真负责地帮助他人。她以自己的言行，树立了一代宗师的榜样”。正是受她“学术上不图虚名，但求实学”的影响，夏绿蒂也一直保持着踏实严谨的科研态度。
为人父母心怀愧疚
谈起自己的家庭，夏绿蒂用了“困难”这个词。他的爱人，华山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在1963年中印自卫反击战之后，被调到沈阳军区医院。本可以选择一起调动的夏绿蒂因为对儿科医院的眷恋放弃了这个机会，自此，他们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两地生活，女儿就跟着夏绿蒂在上海念书。下乡、援外、拉练，这些工作原因使她不能像别的母亲那样给予孩子足够的母爱。从华山医院幼儿园到中国福利会幼儿园，女儿几乎一直被寄养着，话及此处，夏绿蒂的眼角湿润了。幸好，乖巧懂事的女儿一直很理解母亲的艰辛，并且遗传了妈妈自强自立、不屈不挠的坚毅品质，这让夏绿蒂甚感欣慰。
巍巍甲子春华秋实
今年恰逢儿科医院建院60周年，访谈最后，我们的话题自然地转到院庆上来。
夏绿蒂来到儿科医院时正值建院之初，正可谓是一穷二白：床位数和工作人员均不过百。60年来，一代代儿科人几十年如一日地忘我付出、挥洒热血，夜以继日地演绎着“勤奋、创业、团结、奉献”的医院精神！经过他们的努力，医院如今已成为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为一体，且开放床位700张、功能齐全的三级甲等综合性儿童专科医院。作为老一辈的儿科人，夏绿蒂见证了医院的发展壮大，并完美诠释了“一切为了孩子”的服务宗旨。
过去的辉煌成就着实振奋人心，更令夏绿蒂高兴的是，这些年来，儿科医院新人辈出、朝气蓬勃，全院上下团结协作，共同奋进！对于儿科医院的未来，夏绿蒂充满信心，“一代更比一代强，这是注定的！在新一代儿科人的努力下，儿科医院一定会走向世界，成为拥有国际水准的一流医学中心！”
访谈结束时，夏绿蒂一再强调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儿科医生，做了再普通不过的事，“假如还有下辈子，我还会选择干儿科！”……明晃晃的阳光下是她恬静淡雅的微笑，此时此刻，不需要过多的言语，她静静地坐在那里就是一幅耐人寻味的画卷，而这幅画的主题是——人淡如菊，静水流深。
沈惟堂，男，1932年1月26日出生，教授，江苏省南通市任港乡人，1958年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儿科研究所生化实验室的开创者，建立起多项检验项目，如尿蛋白电泳、碱性磷酸酶微量测定、血糖微量测定等。沈惟堂曾任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第十一届委员，上海医学会儿科学会委员兼秘书，上海市卫生局继续教育委员会会考办出题人员，《中国实用儿科杂志》常务编委，《上海医学》、《国外医学儿科分册》编委，《临床儿科杂志》审稿。参编过《儿科理论与实践》、《百科全书》、《实用药物手册》、《小儿传染病学》等论著。主持和参加指导的研究课题六次获卫生部、上海市的科技成果奖。其中“胆红素微量仪器的研制及临床应用”获1982年上海市重大医学科技成果奖和卫生部二等乙级科技成果奖，“细胞内游离钙测定及其临床应用”获1992年卫生部科技成果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