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4月英国伦敦留影
走进医院大厅的时候，她用微笑跟服务台的护士打招呼。
询问了我的名字之后，她亲切地喊了我声“小杨”，带着我往办公室走去。
瘦小的身躯，戴着一副紫红色金属架的眼镜，红润的脸庞写满笑意。把随身带来的资料袋放好后，她去穿白大褂，“在这里，不穿白大褂总觉得不习惯”。
她一边扣纽扣，一边向候诊室里的另一位医生及一位带着婴儿来看病的妈妈问好，候诊室里有说有笑。出生于1944年的她，不但经历过动荡年代，也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她，有许许多多的故事可以讲述。
她是冯玲英，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儿童保健科教授。
人生之初
冯玲英生于1944年，是家中的长女，有两个弟弟和五个妹妹。父母的性格和品质给冯玲英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父亲性格开朗乐观，很健谈。父亲是私企业主，属于资产阶级。“文革”的时候，上海受冲击的人很多，特别是资产阶级，基本都被抄家，父亲也不例外，他的工资从原来的每月268元锐减到129元，足足减少了一半（那时普通工人的工资为36~50元），房子也被紧缩。即使在这最困难的时期，父亲仍很乐观，对未来充满希望，常常说工资总会恢复的，一切都会好的。这种乐观精神在冯玲英身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后来大学毕业出去很艰苦，但是冯玲英仍能积极面对，离不开父亲这种乐观精神对她的感染。
母亲是全职家庭主妇，在冯玲英眼中是位贤妻良母，“母亲做事踏踏实实，一丝不苟，对子女爱之深，责之严，希望子女将来成为对社会有用之人。”
冯玲英从懂事起就生活在新中国，对1949年之前的事情无甚记忆。但是有一件事情令她印象深刻，她在小学暑假回到祖籍无锡时，外婆总会特意带她去看一堵破墙，那是日寇在侵华时纵火留下的断壁残垣。老人对日本侵略者暴行的忿恨也感染了童年的冯玲英。
冯玲英在原籍江苏无锡度过了婴幼儿时期，4岁那年举家迁至上海。1951年冯玲英到离家很近的一所普通小学上学。刚入学第一学期她就得了全班第二的好成绩，得到免去1/4学费的奖励。这件事让父母很高兴，也让冯玲英觉得读书是件很开心的事情。
上小学时，正是抗美援朝的时期，老师动员大家为抗美援朝捐款。当时冯玲英口袋里有一张五角钱的纸币（这是她半年零花钱的积蓄），就不假思索地把它捐掉，在全校大会上受到表扬。在那个年代，一个人每月的生活费只要几元钱，冯玲英的举动无疑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之后很多小朋友也纷纷慷慨解囊。其实当时她并没有想太多，只是觉得捐钱造飞机大炮，帮助祖国打败敌人是她理所应做的事情。
从小学到高中的学习中，冯玲英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当时中小学课程设置较为宽松，特别是在小学，作业少，放学后几乎天天都跳橡皮筋、踢毽子。中学学习生活也一帆风顺。
1963年，冯玲英以全优成绩从上海市闸北第二中学高中毕业，因酷爱数学，一开始准备报考复旦大学的数学系。但父母和亲友认为女孩子学医较合适，而且家里最好有个医生，冯玲英想到医生是一个能救死扶伤的帮助他人的职业，就听从长辈的劝告，第一志愿报了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医学系。
大学岁月
1963年，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后的恢复时期，高考录取人数很少，可冯玲英被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录取（学制六年），分在69届3班。当时学校教育特别强调基础，就是三基三严（即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严格要求、严谨态度、严肃作风）。医学系的学生要学6~7门的化学课程，另外还需要学习高校传统必教科目，高等数学和普通物理学。一年级的课程仅有生物学与医学沾了边。二年级开始学习医学基础课程，包括系统解剖学、生理学和组织胚胎学等。
大学三年级一开学，冯玲英那一届的学生就和高年级同学一起被安排到青浦参加了将近一年的四清运动。
“文革”紧跟着四清运动的脚步到来。结束了在青浦的四清运动，冯玲英回到了学校，但是校园已经不再平静。当时课已经停了，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无人管，直到“文革”中后期，学生开始“复课闹革命”，希望能得到更多的学习专业知识的机会。学校安排他们先学习3个月的基础课程，上完课之后到各附属医院去轮转见习和实习。当时，冯玲英在各附属医院的内、外、妇、儿科，以及五官科、皮肤科等都轮转了一圈，抓紧这个难得的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工作。在中山医院内科见习时，本应8点钟上班，但是冯玲英和几个同学早上7点钟就到门诊化验室帮老师抽血，下班后还主动帮助病房护士打针。在华山医院外科见习时，同学们完成各自的见习任务后，大都静静留在手术室内，尽量多观看各种手术，以增长知识。几个月后离开附属医院，冯玲英他们为了学到知识更好地为病人服务，各组自行联系区级医院或者基层医院继续学习。冯玲英那组联系到宝山县的大场医院，回校前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在那里的见习上。
1970年7月，将近7年的大学生活结束，终于迎来了毕业分配。“文革”前1963、1964、1965年进校的最后三届学生，一起离开了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大门。这7年的大学生活里，冯玲英不仅学到了扎实的基础知识，还耳濡目染了各位老师的高尚品格。他们对学生的循循善诱、对病人的绝对负责至今让冯玲英难以忘怀。她清楚地记得与已故的中山医院院长裘麟教授之间的故事。
“文革”时，在“打倒学术权威”的口号下，著名骨科专家裘麟从一名骨科教授被打成了一名普外科医生，却让冯玲英有了在裘麟老师手下当实习生的机缘。冯玲英对阑尾手术的实习就是他带的。她记得，手术的时候自己站在主刀位置，而裘麟老师在助手位指导她操作。她打第一个结，线断了，连打两个结，也断了。冯玲英觉得很不好意思，心灰气馁，跟老师说她不做主刀了，换位置吧。裘麟老师就鼓励她，说他当实习医生的时候还抓过飞过的苍蝇（苍蝇没消毒，手术过程中不能去碰它），犯了更严重的低级错误，不要紧，好好打结。后来冯玲英就打得越来越好了。一个大教授都能如此不厌其烦地来培养实习生，这种负责任的态度让冯玲英肃然起敬，也为她树立了榜样。
“当代大学生有比我们这一代更好的学习环境、高科技，更宽松的校园氛围。希望他们能珍惜学习的机会，踏踏实实地学，认认真真地学，尽最大努力学习知识。医学生将来面对的是病人的生命，生命无价。医学生要有真才实学，还要有高尚医德，才能成为救死扶伤的好医生。”这是冯玲英老师对年轻一代医学生的寄语，也是她践行一生的信念。
贵州10年：人生中珍藏的回忆
1970年7月，冯玲英被分配到贵州参加工作。一去贵州就是10年。在贵州的这10年，是她人生中很珍贵的回忆，至今仍让她津津乐道。当时各省对大学生的安排各不相同。冯玲英班上有部分同学被分配到甘肃省，参加当地的农村宣传队。她所在的贵州省则安排大学生到各公社的大队小队进行劳动锻炼，与农民实行三同政策，即同吃、同住、同劳动。
冯玲英与3位来自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同学一起分到贵州省水城特区的以德公社大河边生产队。当地农民很穷，住的是四壁通风、五面透光的木板房。当时房东还调侃他们4个人，“你们不要玩火，小心别把我的房子给烧了！”房子中间是放着一个大炉子的客厅，客厅两边住人。一边是房东家的卧室，另一边有两个房间。连冯玲英在内的3个女生住在靠客厅的一边，里面有三张木板床各紧靠三面墙，房间中间放一个炉子。没有卫生间，厕所在外面。另一间房间住着小队里唯一一位男生。
当时的生活对于刚接触社会的大学生来说十分艰苦。在当地农村，跳蚤、蚊子特别多，于是3个女生每个人都洒一瓶敌敌畏在床上的稻草上，再铺上被褥，人就这样躺在上面了。刚到的时候他们非常不习惯当地的饮食，每次吃完后冯玲英几乎都要拉肚子。起先他们跟房东一起吃包谷饭、酸菜汤。吃了几个月之后，一位男同学上山的时候昏倒了，管理他们的军宣队就允许大学生自己在房间开伙。他们每个星期就赶赶场，买些鸡蛋等食物补充营养。
20世纪70年代贵州下乡
贵州农民的田都在山上，冯玲英他们每天劳动时都要背着背篓爬上很高的山坡顶，背篓里放着玉米种子、肥料和当中饭用的土豆。基本上一半的时间花在上山和下山的路上。那时冯玲英在3个女生里面是最瘦弱的，体重大概45千克，爬山对她来说是很大的挑战。云贵高原海拔高，到达山顶的时候冯玲英的心率多次达到了200次/分，另有一位女生甚至喘不过气来。上山的路几乎是原始的沙路，下山的路很滑，有一次差点摔下去。
贵州农耕的特点是广种薄收，上了山顶他们撒玉米种子及施肥。中午就把烤熟的土豆当中饭吃。下午就沿着很滑的山路回去。在这样的环境中锻炼了1年多，冯玲英对贵州山区的艰苦生活有了切身的体会，对当地农民的感觉从害怕、陌生到有亲切感。这1年多的山区劳动给她的生命增添了有益而多姿的一笔。
劳动锻炼后是2个多月的政治集训学习班，之后冯玲英就被分配到基层医院——玉舍区医院，那里离县城有20多公里远，而且全是山路，交通十分不便。县城和玉舍区之间来回需要在路边等地质队的车，等的时间长短不一，最长的一次冯玲英等了4天才进去，而当地很多人都只能步行。
她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发生在她到玉舍区医院没几天的时候。深夜有一名产妇难产，产妇家属去敲助产士的门无人应答，然后就疯了一样一家一家去敲门。当时冯玲英没有妇产科的临床经验，但是从小受妈妈善良品质的影响，听到病人家属的哀叫声于心不忍，再加上医生责任心的驱使，她就胆战心惊地接诊了。产妇臀位产，情况很危急，胎儿下半身已经娩出，脐带脱出，婴儿的头和双上肢还卡在母亲体内。看到这种情况冯玲英当场就蒙了，毕竟从来没有好好实践过如何处理这种情况。后来家属哀求，说胎儿已死，若把产妇抬到县医院，在20多公里的山路上产妇必将失血而亡。于是冯玲英努力回忆仅在妇产科实习时见过的臀位助产术，即“洗脸式”勾手、“骑马式”拉头。她的男友就在旁边鼓励，给她当助手打麻醉。最终冯玲英总算成功救治了她的第一个病人。
在区医院工作2年多后，因工作需要，她于1974年初调至水城特区医院（原县医院），并在那儿度过了6年的时光。冯玲英先在传染科当医生。有一次她管的床位收了一名17岁的女孩，患结核性脑膜炎，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神志不清了，臀部褥疮严重感染，很多人都望而却步。冯玲英在积极治疗结脑的同时，坚持每天为她换药，2个多月后褥疮消失了，女孩也逐渐康复。当时同病房的人见此情景，都感叹道：“小冯医生，你真不容易啊，这样的病人都让你治好了”。冯玲英觉得这是一名医生应尽的责任。
一年后，因医院筹划新建小儿科病房需要大学学历的医生，冯玲英被调到了儿科当医生。正如她对年轻医学生的寄语所言，追求真才实学和高尚医德是她一生追随的信念。在县医院里，因担忧自己的临床经验不够，她刻苦学习，每天儿科手册不离身，还订阅了《上海医学》等杂志及其他业务书籍，尽一切可能提高自己。后来贵阳医学院将水城特区医院作为实习基地，冯玲英等医生带教贵医学生，医学院的老师定期来查房及讲课，冯玲英就抓紧机会请教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医院床位不是很多，儿科病房共有40余张床位，8张重危床位。当时县医院的医生工作实行三天循环制，即第一天24小时值班，第二天查完房（10点左右）休息，第三天查房后参加政治学习（当时还在“文革”中）。大多时间3名医生轮流翻班。医院儿科病儿众多，且多为重症。冯玲英曾一天收14名患儿入院。有一次一名医生请假了，医院没有派其他医生来顶班，于是冯玲英和另外一位女医生连续26天轮流翻班24小时，那些天重症患儿不断，两位医生竭尽全力救治，使他们转危为安。
县医院离上级医院很远，所以冯玲英他们几乎把什么病人都收下来。主要病种有麻疹肺炎、腹泻、肾炎和脑膜炎等。尽管有些病人很脏很臭，但是冯玲英都把这些生病的孩子当成是自己的孩子一样来呵护。她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精湛的医术，深得病人家属的好评，甚至在冯玲英离开县医院10年后，仍有人怀念当年的冯医生。
重返母校和荷兰留学之旅
冯玲英从未停止过学习的步伐。
在贵州工作那10年，她一直渴望学习的机会以求充实自身。“文革”结束后，国家开始了研究生的招生工作，但是名额很少，后来在同学“人生能有几回搏”的鼓励下，她决心努力争取这次难得的深造机会。因亲眼见证农村医疗事业落后，很多患儿送达医院时已经死亡的现象，她认识到预防工作的重要性，于是在决定报考方向的时候，选择了儿童保健专业。1979年冯玲英考取了儿科医院刘湘云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同时录取的还有郭志平。
冯玲英读硕士研究生时学习很艰苦，学业很繁重。读研究生第一年的冬天即1980年的1月份，天特别冷。寝室的窗是朝北的，窗外漫天雪花，即使把窗关上了，雪花仍会从窗缝里钻进来。冯玲英和室友们就裹着毯子在寝室里面复习迎考，当时没有空调，没有台灯，只有头顶上的日光灯。但即使环境艰苦，冯玲英她们也在争分夺秒地学习。
在上海第一医学院完成了3年研究生学业取得硕士学位，又当了4年儿科医院的住院医师之后，冯玲英迎来了她第二次深造的机会。在刘湘云导师的指导和关心下，她通过出国必考的VST考试，获得了荷兰政府奖学金，于1987年踏上了为期半年的荷兰进修之旅。
冯玲英参加的是“母婴营养国际研修班”，学习时间虽然只有半年，但是课程安排紧凑，考核严格。班上共有来自18个国家的27名同学，除了两名中国人，其他同学都来自英语或英属国家。研修班每月至少进行一次考试，笔试和口试皆考。考试合格者才能获得硕士学位证书。课程是全英语教授的，冯玲英以良好成绩通过考试，获得了学位证书。这样的成绩对于来自非英语国家的她来说相当不易。
刚出国时，冯玲英感到很不适应，在开学的第一周感到孤立无助，“就像孤舟一叶飘浮于茫茫大海中”。语言和饮食是最大的问题。授课老师来自不同的国家，如英国、荷兰等等。全英语的课程对于冯玲英来说也是一个挑战。但她逐渐与一些同学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互相帮助。在生活和语言上外国朋友帮助她，在学习上，尤其是冯玲英的强项数学和统计学，她给予他们帮助。
在荷兰的半年学习中，虽然学习很紧张，但冯玲英过得开心而充实。至今她还珍藏着当时的照片，师生全家福、小组活动和做游戏时的情景跃然纸上，谈起当时玩游戏时抢到了椅子的场景，她的脸上溢满了笑容。给她留下较深印象的还有国外多种多样的教学形式，除了上课，还有小组研讨会、个人报告会、论文答辩会等等。上课时候的氛围很融洽，学生可以随时提出问题来探讨，老师发现自己错误会主动改正，“比我们国家的教育要民主一点”。师生互相探讨的氛围也给她以后的教学方式带来很大的启发。
以真诚的爱心对待求医之人
1982年是冯玲英在儿科医院儿保科医师生涯的起点，30年来，她一直耕耘在儿保领域，从儿科临床到儿童保健，“医”的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儿科医院儿保门诊，因发育迟缓、多动、学习困难等慕名而来就诊的人很多。有的父母特意带了孩子从外地过来，跟冯玲英讲述病情时，边说边流泪。冯玲英详细问病史，回答家长的各种问题，尽可能为他们提出最适合孩子的治疗意见。经常有家长准备了一页纸的问题进行细微的咨询，她都耐心倾听，并逐一解答。有些正常孩子的家长在养育过程中出现某些问题，如近10天睡眠不安，冯玲英就细问近2周的生活环境和规律是否改变等问题，与家长一起寻找原因。“我们需要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为家长及小儿着想。”为了门诊病人，她经常放弃中午的休息时间。
在日常的智力测验中有时会遇到非常不合作的小孩，冯玲英为了给他们看病，需要以真诚的爱心对待他们，先跟他们熟悉起来。花费时间最长的1个病例中，她陪孩子玩耍了1个小时才开始进行智力测验。
现在冯玲英与很多家长建立了长久的友谊，多年保持联系，过年过节都会收到他们的短信祝福。有一个孩子出生时头很大，医院建议妈妈给孩子做CT，妈妈怕对孩子健康不利拒绝采取医院的建议。医院推荐那位母亲来找冯玲英。冯玲英体会到那位母亲的心情，经过仔细的体格检查和发育评估，认为没有做CT的绝对指征，于是劝慰那位母亲坚持观察随访，孩子现在活泼健康。现在这位妈妈与冯玲英保持着长期的友谊，要来的时候，还会跟冯玲英打电话，打趣说：“我们家那个大头儿子又来看你了。”
小儿智测领导小组：成立于儿保事业起步之时
20世纪80年代初起，上海逐渐建立了三级儿童保健网络。儿童智测在各级医院逐步开展。1987年左右，为了提高整个上海地区的儿童智力测试水平，上海市儿童保健所作为上海市各个区县儿保机构的行政领导机构，决定成立儿童智力测试技术指导小组，指导儿童智测工作的开展。
这个领导小组成立之初共有4个人：上海市儿童保健所陈孙敏、儿科医院儿保科冯玲英、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儿科主任王子才和新华医院儿保科陶素蝶。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是为各个区县的儿保机构工作人员提供DDST筛查的培训和质控，后来也进行了一些诊断性测验的培训。
遇到难题的时候小组4个人就在一起讨论，商议解决方案。培训需要的考试题目也是4个人一起决定，这份考卷就是上海市儿童智力测试培训考试的模板。
除了培训，冯玲英他们还要到基层去检查工作，冯玲英负责南市区、金山县、青浦县等地方。当时一些郊县比较偏僻，冯玲英和助手都乘公交车前往，路程遥远、耗时长，来回奔波十分劳累。但此项工作确实奠定了上海各区县儿童智测工作的基础。
各有侧重的教学
冯玲英的教学工作主要包括3个方面：本科教学、研究生教学和继续教学。对这三块教学领域，冯玲英都有自己不同的教学方式。
在本科教学中，冯玲英担任上医本科生《儿科学》中有关儿科基础与儿童保健内容的大课教学和示教，她特别注重夯实学生的基础知识，对书本上的知识尽量结合具体的例子给学生讲透彻，对课外的内容指点方向，让学生自学。在她的理念里，医生的基本功不能丢，如果连望、触、扣、听都不会，就不可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作为老一辈的儿科医生，我希望学生能学到扎实的医学知识并有高尚医德。希望他们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为医学事业奋斗终生。”
对于研究生教学，她注重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以及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与学生一起做课题，身教言教并重，在实践中教学。
继续教学主要是全国儿童智力测试学习班，学习班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医院和儿保机构。冯玲英除了负责组织安排外，还上大课及带示教、实习。她上课认真，内容丰富而生动，带教严格，一丝不苟，要求学员严格按照规定操作，深得学员好评。学习班的同学学习之后回去实践，碰到问题了也会打电话请教冯玲英。
科研工作
在刘湘云教授指导下，儿保科进行了不少研究，其中，冯玲英也承担了大量工作。从1986年开始，耗费数年时间完成了“七五”卫生部攻关课题——“0~6岁儿童智能筛选测验”。当时小儿智力测试主要采用DDST。DDST是从国外引进的技术，但是它的假阴性比较高，达50%左右；另一较常用的PPVT，年龄范围是3~9岁，0~3岁这个年龄段处于空缺状态。为了克服这些缺点，她决定编制我国自己的测试量表。于是在刘湘云老师的带领下，设计了DST，即0~6岁儿童发育筛查量表。
因为是国内首创，研究DST的过程十分艰苦。课题组成员（刘湘云教授、郑慕时教授、冯玲英、华健等）查阅了国内外大量资料，一开始定了120多个项目，每一个项目都需要经过反复讨论，讨论后先在上海选点进行预试验，通过初筛剔除不合适的项目，重新选择。在这样无数次的肯定与否定中寻找合适的智力测试项目。虽然工作量非常大，但冯玲英他们投入大量的时间，踏踏实实地进行研究，成功完成了任务，设计了DST。接着又进行了DST全国常模的编制工作，还是在刘湘云教授的指导下，郑慕时教授带领课题组（冯玲英、华健、徐秀、李慧蓉等）在全国六大行政区的6个城市一共完成了6000多例智力筛查，工作量极大，最终圆满完成任务，课题组获得了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
冯玲英参与的另一个课题研究也获得了这份荣誉。那就是对小儿生长发育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该课题包括了不同分娩方式、出生体重、产时窒息、家庭环境（父母陪孩子玩耍的时间长短、家庭住房面积大小、玩具数量多少等等）等因素的影响。其中有一部分是纵向随访，如低出生体重儿的追踪研究，对在1983年徐汇区枫林街道出生的出生体重在2500克以下的小儿及对照组，在其1个月、3个月、6个月、1岁、1岁半、3岁、5岁时，冯玲英她们对其进行随访，最后一次在16岁（彭咏梅承担主要工作）。随访的过程非常不容易，因随访历经多年，变迁很大，很多人都已经搬了家，甚至找不到人了。课题组就要跑到居委会、街道办事处、街道派出所等地方寻找。
科研工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研究人员常常需要面对耗时长、多而繁琐的工作，甚至要几代人的努力。但冯玲英没有丝毫的松懈：“都需要踏踏实实地做的。”
冯玲英也坦言，作为一名医生，有时候为了病人顾不上自己的孩子。冯玲英夫妻俩都是医生，一直很忙碌。记得有一个星期一的清晨，冯玲英上小学的儿子突发高热，而她丈夫要主持外科手术，已经去医院了，自己又急于上门诊（星期一上午门诊病人特别多），于是她检查了一下确定孩子患的是感冒，就让孩子服了药躺在沙发上，自己就去上班了，当时家中仅留儿子一人，现在回想起来仍感到有些愧疚。
现在儿子已经成家立业，也当上了医生。家里有3个医生，因此对彼此的工作都能理解，有时甚至能在家里展开病例研讨。但由于医生上下班没有规律，他们有时还没吃饭就要赶到医院去，节假日全家出游计划也常成泡影。
现在冯玲英已经退休，生活也轻松很多，她每周上一次专家门诊和一次特需门诊。另外，作为上海市科学育儿基地和关心下一代专家委员会的专家，经常参与咨询活动，为孩子家长提供咨询服务，有时候还应邀到徐汇区的街道给年轻的爸爸妈妈上课。闲暇的时候跟朋友们聊聊天，也有更多的时间去关心小孙女的健康成长了。既能继续发挥所长服务社会，又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安享天伦之乐和真挚的友谊，这样的生活难道不是充实而愉快的吗？
曾纪骅，男，教授，1942年11月16日生，上海人，1967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一直从事内科临床工作。1983年起就职于上海医科大学儿科医院核医学科，并负责主持该科室工作至2002年退休。主要从事核医学和小儿甲状腺疾病临床工作。1990年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儿童医院内分泌科进修，从事小儿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病因研究。专业特长为儿科核医学与小儿甲状腺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特别对核医学在小儿泌尿、内分泌、消化和骨骼系统等方面有长期大量临床实践和经验。培养硕士研究生2名。参加导师小组指导博士、硕士生课题研究8项。曾参加多项国家级课题研究和主持IAEA相关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