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桥之盟”后，太宗进一步加紧备战。他亲自垂范练兵，每日“引诸卫骑兵统将等习射于显德殿庭”，于是“士卒皆为精锐”，中原经济已得到一定恢复，国力逐渐强盛，反击突厥的时机终于成熟了。从贞观三年拉开了唐代与突厥30余年战争的序幕，“汉家大将西出师”，唐太宗的决心是剿灭突厥，彻底消除内地遭受的祸患。这时候唐王朝与突厥的关系由形式上的兄弟变成了对手，唐朝能取得这场博弈决定性的胜利，是因为占据着实力和信息上的优势，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在唐朝这一方面，唐太宗已经决定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以暴制暴，以杀止杀，在军事上作了充分准备，给北征创造了良好条件。而对突厥来说，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一方面这时突厥内部出现了混乱，《通典》记述：贞观元年（627年），阳山以北薛延陀、回纥、拔也古等十余部，都发生了叛乱。颉利可汗派突利率兵讨伐，突利又兵败，轻骑奔还。颉利可汗将突利关押了几十天，突利于是也发生怨言，产生背叛之心。突利为突厥王族，颉利亲侄，他怨汗欲叛，说明在突厥的最高统治阶层也发生了严重裂痕。
另外，颉利后期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部众早就不满，史料记载“下不堪命，内外多叛之”，再遇上连年大雪之灾，六畜冻死，就引起了突厥内部大崩溃。对这些情况，唐朝方面是了如指掌的，因此，唐太宗命令徐世责（李责）、李靖，分统大军十余万，于贞观三年出击。这次出击的保密工作做得相当成功的，在李靖突击突厥大本营时，唐太宗派出的使节都不知道，还在与颉利可汗进行和谈。颉利可汗在内部不稳的情况下，对唐朝“兄弟”的谦让自然是万分高兴，双方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面对这种和谈即将成功的情况，是战是和，李靖不仅作为一个军事家，作为政治家的才干也显示出来，他明白实力决定一切，“一日纵敌，万世之患”。
李靖在一个大雾迷茫的早上袭击了突厥的中军营帐，在定襄（治所在今山西忻县）、云中（治所在今山西大同市）打败东突厥，突利可汗请降，颉利向铁山逃亡（今内蒙古阴山北），李靖乘胜追击。生擒颉利，俘其众十余万，东突厥灭亡。图可以显示唐王朝的忍辱负重策略的成功。
这场博弈，唐王朝是赢得干净利落。一般说来，战争胜败取决于实力、信息、战略和人心，如果其中一方各方面均优于另外一方，并且弱的一方知道的话，理性的弱者就不会进行战争的，唐太宗的便桥会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他理智地选择了求和。但在贞观四年这一系列战争中，作战的有利因素全都掌握在唐朝这一边，唐朝的最高统治者面临的抉择是，唐朝不主动开战，而突厥不可能主动开战，那就得履行前约，每年送金银珠宝；如果在等突厥内乱平息，挑起战端，在实力相当的情况下，双方是两败俱伤；而出其不意，主动发起战争，又在敌占区进行这一场战争，这就注定会赢得胜利。因为既然唐军已经发动了攻势，对突厥来说，就是两种命运，知道而且主动迎战，失败、损失小一些；不知道被动迎战，只能彻底失败。
在东突厥问题解决之后，对西突厥的战争，是在唐高宗时期完成的，伴随着唐与西突厥对西域的激烈争夺。唐初，西突厥势力极盛，“控弦数十万，霸有两域”，对唐朝形成严重威胁，并阻碍着中西商业交通。
与西突厥的博弈，唐太宗和高宗父子两人用的策略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削其枝叶，弱其主干，因为对东突厥战争以后，唐朝已经失去了战争的突然性，在与两突厥的博弈中，既然双方都选择了战争，只有一方在感到技不如人，愿意臣服的情况下，才能达到纳什均衡。在战争初期，综合实力又相当的情况下，从太宗起就开始了剪其羽翼的战略。贞观年间降吐谷浑、平高昌、讨焉耆、征龟兹，西域震骇，中西商路复通。此时西突厥首领为阿史那贺鲁，他曾因突厥内争失败而归附唐朝，受封左骁卫将军，但太宗死，贺鲁即起反心，自号可汗，建牙帐（相当于帅府）于千泉（在今吉尔吉斯斯坦），与唐为敌，数扰西域，对于这种时降时叛的部落，只有将其彻底击垮。
唐高宗时期，仍然继承了太宗避实就虚的战略，经过多年的征战，逐个击破其联盟或附属各部。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平西突厥最后一战开始。唐军由大将苏定方统辖，兵分南北两路，合击阿史那贺鲁，激烈的战斗接连不断，天降大雪，平地深二尺，唐军踏雪兼程追敌，士气高昂，阿史那贺鲁战败跳伊犁河逃往石国（今塔什干），被当地人擒获，送与唐军。西突厥自此灭亡。
在与两突厥的长期征战中，由于双方都选择了战争，那么要想达到均衡，只有一方被消灭或臣服才能达到新的均衡。唐朝在战略上是棋高一招，唐朝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向汉代一样，派出大量的军队，“劳师以袭远”，与西突厥硬碰硬，双方损失相当；一种是削其枝叶，弱其主干，最后摧枯拉朽。
在这种情况下，唐太宗、高宗父子的博弈战略是一致的，贯彻得相当的彻底，针对突厥是一个松散的军事联盟组织，不仅在军事上逐个击破，而且在政治上进行分化，对于被征服的突厥人，唐王朝并不以战胜者自居，突厥贵族多被唐朝任命为高官，将军、中郎将五品以上的达百人以上，他们都可以参加朝廷的各种大典和被皇帝召见。
由于唐朝对突厥人的优待。当时迁居长安的突厥人，将近有万家之多。广大突厥人民，由山林草原进入平原，由落后的经济生活改变为先进的经济生活，而且不愿再回到原来那种奴隶制的生活方式，这就为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也为彻底击败西突厥奠定了政治基础。正因为在博弈过程中，唐王朝放弃了单纯的军事征服，而是以融合为主，以军事进攻为次，这就避免了汉武帝与匈奴几十年的战争弄得国家疲敝，致使西汉衰落的结局，而是使唐王朝在长期战争的同时，国力仍是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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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局中人的策略，是他在各种可能的情况下所将作出的决策的描述。如果在一场博弈中，不论局中人的策略是什么，各局中人所得支付的总和为零，那么该博弈称为零和博弈。此时，局中人的利益是完全相反的，凡是不具备这一性质的博弈，称为非零和博弈。二人零和博弈，即只有两个参加者（局中人）并且一方所得恰为另一方所失的博弈。
在春秋时期的秦晋之间的一场博弈就是典型的二人零和博弈。春秋时期，晋献公即位初年的晋国仍是诸侯小国，而此时的齐、楚、秦都已成为地方千里的泱泱大国，而且都想向中原发展。
为了发展晋国的经济与军事实力，能与诸侯争霸天下，晋献公先从巩固政权入手，进而灭掉周围的小国，并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秦穆公，从而扩大晋之领地范围，建立了巩固的联盟，使晋国走上了强盛之路。
正当晋献公的霸业蓬勃兴起之时，晋献公灭了骊狄，获得了两个美貌的姑娘，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夫人，不久这两个女人生下了两个儿子，年轻漂亮的夫人骊姬导演了一场以庶代长的争夺君位的内乱。在这次内乱中，太子申生被迫自杀，次子重耳和三子夷吾为避祸而出走。公元前651年，晋献公病逝，骊姬先后立自己和妹妹所生之子为国君，但都被大夫里克、丕郑率三公子的私属杀死在献公灵前。在这种情况下，公元前650年，夷吾在秦国的保护下首先返回晋国做了国君，是为晋惠公。晋惠公的继位并未使晋国从骊姬之乱中摆脱出来，反而由于其对内党同伐异，对外言而无信，使晋国处在内忧外患的危险之中。晋惠公处理内部事务，他把拥戴他有功的老臣里克以连接诛杀了两位国君为理由，迫其自杀；对外，在没有当上国君之前，秦国答应帮他夺取国君之位，他信口开河，许诺将黄河以西的五座晋国城池作为回报，但即位之后就翻脸不认账。即位后没两年，晋国又遭受旱灾，晋向秦乞求粮食援助，渡过了难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