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杜兰特与这个全国最老的工业大亨家族结下不解之缘，或许是命中注定的。他的行为显然是在跟华尔街对着干，对于任何一个有财经头脑的人来说，都是十分的愚蠢。
一场不小的历史悲剧在欧洲上演了，对于欧洲各国来说，这是件蠢事。1914年8月打响的秋季战役，动用大量的武器装备，投人到史无前例、惨不忍睹的反人类行动中。有着良好德行的德意志皇帝、奥地利皇帝还有俄国沙皇，谁都没有预见到这场灾难的严重性，不到半数的君主还卷入了这场世界大战。他们的宝座消失在东、西战线的硝烟与壕沟中，因为在这两条战线上，1300万士兵被毒气、机枪、飞机和其他现代化毁灭性兵器夺去了生命。大获全胜的法国总统、英国首相和意大利总理，并未留下辉煌的回忆和有益的启示。无数欧洲青年成为进攻、退却、反复争夺数百米长沼泽泥泞的无人地带的牺牲品，这才是四年壕沟战的本质。1917年4月美国也介入这场战争，它为E．I．杜邦·德·奈穆尔斯带来滚滚财源，但这场“远隔千山万水”的战争却给杜兰特带来同样多的灾难。
连绵百多年的人类战争，给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城的这个特殊家族带来的只是运气。皮埃尔·塞缪尔·杜邦和他兄弟艾琳·杜邦，还有他们的表兄弟艾尔弗雷德，是一位在1794年侥幸没上断头台的法国贵族的后代，这位先人在死里逃生后的第5年，从长计议，决定把自己的命运、13位家庭成员的命运以及这个家族的命运托付给美国。’
他们起初的生活几近贫困。先人皮埃尔为了庆祝他们能够享受新大陆的自由，为妻子买下几个奴隶。两百年来，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制造、买卖火药一直属于家庭职业。托马斯·杰斐逊①给了这个家庭第一桩政府采购任务，提炼硝酸钾，它是火药的主要成分。美国的国内战争让杜邦家族赚足了钱。但好景不长，1908年一场反垄断官司结束后，华盛顿方面放出空气，决定建立由政府管辖的火药制造厂。杜邦家族冒着巨大的风险，投资非爆炸性化学品的生产，并从事油漆、玻璃纸、人造革及合成染料的研制。
在这一时期，他们的利润超过了任何想象。杜邦家族在霍普维尔地区新建的弗吉尼亚工厂，大部分由英国政府提供资金，在田纳西州老希克里城组建的工厂，则由美国政府全额出资。这两家企业共向协约国出售1．25亿发飞机专用弹药，2．06亿只未装弹壳的火药弹丸，共发明了90种黑色火药。1916年的美国政府还在保持中立，而杜邦·德·奈穆尔斯公司已从战争中挣到了8千万美元，到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这家最大的军火企业总共赢利2．5亿美元。该公司在1918年的年度报告中坦言：“我们所取得的辉煌成果是难以用文字描述的。”杜邦家族在战争中赚到的钱已属大手笔，但跟他们与通用汽车公司联手经营的收益相比，简直就像零用线一样不足挂齿。4300万元的投资，为E．I．杜邦·德·奈穆尔斯公司开拓了一个最大的市场。“每年有2千万元以上的红利收入，还不包括担任通用公司总裁和董事的工资、奖金及股息，为其他公司(比如家庭企业美国橡胶公司)提供了发展空间，并获得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实权。”杰勒德·科尔比在其所著《杜邦王朝》中写道。
不知道约翰·拉斯科布是否具体测算过，汽车行业将会成为油漆、玻璃纸、人造革以及其他尚在开发中的化学副产品的新兴市场，但他深信通用汽车公司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拉斯科布在1914年以每股70美元的价格购买了500股GM——皮埃尔·s．杜邦就不够聪明，他是以每股82元的价格买的——这些股票让他发了大财。1915年中期，GM股票暴涨到200元，待杜兰特重新执政通用后，又直升至每股350元。拉斯科布够厉害的，但杜兰特更厉害。从1900到1914年，他使汽车工业的年产量达到50万辆。在经济景气的刺激下，1915年的汽车产量为89．5万辆，1916年则突破150万辆。需求就是景气。经过短短的40分钟动员，分销商休·查默斯就把他1916年全年的营销任务——1．3万台小轿车分配给了600个推销员。
做汽车生意需要两个环境条件，一是社会繁荣，二是自由经济，反正在战争经济下是没人买轿车的。跟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杜兰特和亨利·福特都远离欧洲的政治旋涡。福特尤其痛恨军事对抗，他非常天真地出资组织了一个和平使团并亲自带队出征，这个代表团虽然非常有钱，但却无功而返。
1915年12月初，福特不顾妻子克拉拉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劝阻，登上由他包租的达尼什号海轮，前往中立地区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准备在协约国和由奥匈帝国、德意志、保加利亚及奥斯曼帝国组成的同盟国之间呼吁和平，谋求和解，“在圣诞节让孩子们走出战壕。”福特的“和平朝圣之行”到过柏林，但未去巴黎和伦敦。“和平使团的所有成员，都对欧洲事务的历史与现状一无所知，”曾为《费城公共记录报》对福特的东征做过全面报道的威廉·c．布利特写道，他后来做过美国驻苏联大使。“他们并不懂得，一个人身处战争时的感情和需要。他们幼稚地认为，只要不吝惜听起来叫人感动的好言好语，就能‘把孩子们带出战壕’。他们更不了解，光有一片不分敌友的温情是不够的，必须将它锻造成一个完整的行动计划。”带着痛苦和羞辱，福特回到美国后告诉《芝加哥论坛报》记者，“历史多少有些捉弄人。”杜兰特不太相信，遥远的欧洲战场会给美国的商业带来什么损害。
1917年4月，脆弱的美德关系终于受到破坏，美国因此介入一次世界大战。
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史蒂倍克公司总裁艾尔伯特·R．厄斯金在打给伍德罗·威尔逊的电报中说：“史蒂倍克的所有工厂都将听从政府的指挥和调度。政府的订单也将优先安排生产并从速交货。”利兰父子从1906年就开始在英国销售凯迪拉克轿车，因此成了铁杆的亲英派。随着美国卷入欧洲战争，他们也把战争的硝烟带进企业——立即解雇了在底特律工厂工作的所有德国移民。老亨利·利兰为了表示他对德国潜艇的蔑视，在1915年5月德国潜水艇击沉英国卢西塔尼亚号豪华游轮后不久，乘船到英国访问。在伦敦，他敦促美国的军需部门加大加快军火的生产步伐。回到美国后，他又立即给伍德罗·威尔逊打电话，请求总统下达全国军事总动员的命令。但威尔逊当时正忙于连任总统的竞选活动，为了能拉到孤立主义者的选票，他总想使美国脱离这场战争。老亨利·利兰对杜兰特建议说，让凯迪拉克公司为英国皇家空军生产飞机发动机。英国方面很愿意签订大宗供货合同，“但我们生产汽车的能力还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我不得不一次就拒绝许多订单。”比利说不行。况且，没等我们造出飞机发动机，战争就可能已经结束了。
对于战争，杜兰特认为是疯子的行为。而利兰父子却认为是勇敢者的游戏，它召唤所有血气方刚的美国人拿起武器，站到正义与真理的一边。
他们对战争而不是人类本性的认识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异，因此总是激烈地争论，刻薄地指责，公开地批评，甚至发展到互相做小动作攻击对方。1917年的早春时节，杜兰特解雇了亨利·利兰和威尔弗雷德·利兰。在杜兰特创建通用汽车公司的初期，利兰父子成为他的创业基石，作为一个最仁慈大度、随机应变的人，竟在公司的大好时期将这对父子兵踢出门去，表明比利的为人性格易变和处事不够慎重。
凯迪拉克轿车的销售商们怨声载道，他们抱怨厂家发货的速度太慢而且没有秩序，杜兰特对销售商们说，这是因为亨利和威尔弗雷德父子被战争搞疯了。但他拒绝了销售商们提出的建议——增加库存和扩大长线产品的生产。这就预示着要出乱子了。利兰父子当然不能同意和接受他的决定，在僵持不下的情况下，1917年3月10日，杜兰特解雇了他们父子。
他写信给威尔弗雷德·利兰，正式通知他们此事：
亲爱的利兰先生：
借此机会我正式通知你，目前的人事安排将在1917年8月1日以前结束，凯迪拉克汽车公司的领导层将要有所变动。
我真诚地希望你能与我密切合作，为解决这个人事变动问题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
你的忠实朋友总 裁w．c．杜兰特1917年4月6日，国会宣布国家进入战争状态。第二天一早，威尔弗雷德·利兰便赶到纽约，要求通用公司领导人立即召开会议。他和他的父亲还有3个月的任期，而此时凯迪拉克公司刚刚完成了一座新工厂的建设。一切实际可能的条件全都具备，但美国却没有建立飞机工业。为什么不去制造飞机发动机呢？杜兰特不说话了。
结果让威尔弗雷德·利兰彻底失望了。杜兰特第一次否决了利兰的建议。让利兰永远不能忘记的是，杜兰特又加了一句：“这是愚蠢透顶的言论，战争或许明天早上就不打了。”“我们有责任协助国家赢得这场战争，”威尔弗雷德激烈地反对说，“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的后代还要继续战争，直到最后取得胜利，所以说，我们现在必须打赢这场战争。”“这是些什么话！我不允许你再胡说八道。这场战争不关我们的事。
我不会让通用汽车公司的任何企业为政府做事，绝不答应！”威尔弗雷德。利兰沮丧地回到底特律。老利兰发怒了。他们立即赶到华盛顿，找到陆军通信兵航空大队的负责人乔治·斯奎尔上校，提出要为军队生产发动机。他们向这位长官解释说，虽然他们没有自己的工厂，但他们拥有专业知识和从事生产的其他资源。战争部没有答应与他们签订什么合同，但利兰父子并不灰心。他们回到底特律以后，开始组织飞机发动机的生产，利兰父子坚信政府会用得着的。他们在霍尔登大街上买下一处不大的房子，花掉30万块钱，聘请来帕卡德汽车公司的一位工程师，他过去曾焊接过飞机发动机。战斗机容易受到损坏，但更重要的是，其引擎既要求比汽车发动机的重量轻，又要产生巨大的推进力。这对利兰父子来说，无疑是场挑战。
如果威尔弗雷德·利兰不向参议院委员会做证，说杜兰特开除他们的理由，是因为他们想为国家承担战争所需要的物资生产，也许利兰父子还会继续负责凯迪拉克公司的业务。其实比利·杜兰特不仅想收回解雇他们的成命，还期待着双方能实现和解。已有好几年需要依靠手杖行走的老亨利·利兰，可不是个好对付的人，而威尔弗雷德·利兰则是一个非常忠诚的部下。1910年，他单身一人说服了银行家们不再对通用汽车公司进行清算以偿还贷款，从而拯救了杜兰特和公司全体人员。杜兰特向利兰父子伸出了橄榄枝，他让威尔弗雷德准备一份重新整顿凯迪拉克公司的详细计划。
接着，他又亲赴底特律，希望能与利兰父子消除误解，重归于好。仨人坐在一起谈了一整天，摆明了他们之间的分歧所在，提出了有可能消除分歧的解决办法。威利同意在有限的基础上，让通用公司的部分工厂承接战争订货合同。威尔弗雷德准备重新考虑自己的未来，但老亨利·利兰却深深地沉浸于爱国主义者的义愤之中。他们被解雇了，这回是千真万确地被解雇了。在凯迪拉克公司的工人和管理人员为他和他儿子举行的告别宴会上，老亨利·利兰诉说了心里话。他站起身子，手执酒杯，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说：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的家庭，没有任何事务比凯迪拉克公司对我更重要、更可贵。但是，现在我对国家的忠诚受到了考验，而这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无比重要、无比崇高的。我认为，全国人民还没有认识到他们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及其深远意义。我们必须唤醒自己的良知，这一时刻已经到来了。此时此刻，全世界人民最最需要的是美国，而美国此时此刻的最重大使命是提供支配战争的军事手段。”杜兰特提出的凯迪拉克公司总裁人选是理查德·科林斯，他原先是约翰·迪尔手下的推销员，早在杜兰特一多尔特公司创建时期比利就认识他。
科林斯后来加入别克公司销售部，因其负责销售的汽车数量屡创佳绩而有“超载火车”之称。
亨利·福特的和平主义遭遇冷落后，他跟杜兰特决定联手让自己的企业为政府提供服务。继别克野战医院在法国投入使用后，纽约的国民自卫队向公众展示了别克装甲年，但福特和通用两家公司在等待了很久之后才分别得到政府的采购合同。凯迪拉克公司为军队生产了2，350台军车，其实就是给普通V一8发动机的小轿车涂上橄榄绿色。它还生产了1千多台火炮牵引车的发动机，但错过了一笔大买卖。美国陆军订购了1．1万辆卡车——几近美国战前总产量的一半——主要供应商是麦克、怀特、皮尔亚一阿罗、戴蒙德·T和四轮驱动几家汽车厂。约翰·J．潘兴将军①还特意在橄榄绿色的皮尔西·阿罗卡车前留过影。
让杜兰特深感意外的是，市场对小轿车的需求并没有滑坡，尽管有一百万青年人应征人伍——他们是汽车工业最主要的潜在用户。但在华尔街上，投机商们却纷纷抛售通用汽车的股票，他们担心政府会削减战略物资的采购。为了支持股价不再下滑，他大量买进GM股。他甚至以个人的信誉向许多股票经纪人提出担保，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1917年著名的《赫斯特》杂志刊登了一篇引起轰动的文章，它以统计数据证明市场置信度正在增长，但除了杜兰特以外没人相信，“资本金前所未有地充裕，企业效益前所未有地增加，职工工资前所未有地提高。”随着战争局势的恶化，食品管理局局长赫伯特·胡佛宣布实行食品自愿定量措施，即将星期一和星期三定为免面粉日，星期二为免熟食日，星期四和星期六为免猪肉日。“用节约打败德国佬”这句双关语则指在不得动火的星期一节省煤炭，更令禁欲主义者欢欣鼓舞的是，当局还禁止生产含酒精的饮料直到战争结束。为了避免汽油也实行定量供应，车主们纷纷自愿遵守免油星期日的规定。比利继续大量买进CM股票。
亨利·福特的和平之船如果不可以说充满浪漫情调，也是具有极大的梦幻色彩和诱人魅力的，一时间，他成为一般美国人心目中的理想英雄，并不断散发出耀眼的光芒。1918年，在时势的推动下，福特决定竞选参议员。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亲自出马为他鼓劲儿。“你是密歇根州惟一能够获选的人，你对争取和平、帮助国家又有着如此强烈的愿望，”总统对福特说，“因此，我希望您能克制自己的情绪和兴趣，投入到这场竞赛中来。”福特的竞选活动可没有大肆挥霍的行为。他不发表公众演说和公开声明，但福特一再强调，他本人非常赞成妇女拥有投票权。他拒绝为做广告而花一分钱。福特的竞争对手杜鲁门·H．纽伯里还记得，福特的支持者当初都这样说，他之所以投福特的票，是因为他妻子叫他这么做的。纽伯里出身于底特律的名门，曾担任过海军部秘书，他在竞选活动中干了不少见不得人的勾当。福特的支持者中间有腐败行为，被人家抓住了把柄，而纽伯里的阵营里也有不少选民违规操作。但不管怎么样，纽伯里在选举中还是获得了，多数选民的拥护。有人揭发了他在选举中的欺诈丑闻，并上告到法院，但法官的裁决与诉讼请求完全相反。
威尔逊总统指定罗伊·D．蔡平为交通运输委员会主席，他从前在奥尔兹汽车公司的职务是机械师兼试车员。为了加紧向前方运输物资，蔡平决定不走铁路，他命令招募新兵司机，用卡车将战争物资由地处美国心脏地带的工厂直接运到东海岸的各码头。蔡平的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美国卡车终于在步兵之前到达西线战场。机械化战争大大提高了对石油的需求，美国石油主要产自得克萨斯、俄克拉何马和宾夕法尼亚几个州的油田，从纽约到英国港口城市利物浦的汽油运费，由每吨4美元陡升至50美元。在法国索姆河胜利大反攻的战役中，机动车辆发挥了重大作用。
利兰父子得到政府订单，生产l万台解放者飞机引擎。他们的工厂每天可生产30台发动机。但在飞机的交货过程中发生了延误，当然也包括利兰父子制造的引擎，引起了参议院的重视，决定立案调查此事。由来自科罗拉多州的民主党议员查尔斯·S．托马斯领导的参议院飞机小组委员会，于1918年6月在底特律举行了听证会，想弄清延误飞机使用的原因。
威尔弗雷德·利兰在听证会上阐述了解放者飞机制造厂有人蓄意挑动工人怠工的事实，迫使厂方决定大批解雇德国移民身份的员工。他认为，起诉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在厂区内所犯的错误可以用工作失误作为开脱罪责的理由。另外，在听证会上，他还控诉了杜兰特拒绝生产飞机的行为，讲述了他父亲和他本人因为反对杜兰特的命令而被撵出凯迪拉克公司的经过。
他揭发说，在政府宣布参战后，杜兰特仍不赞成打仗。小利兰引述了杜兰特讲过的话：“战争也许明天一早就会结束，我不想让我们的公司参与任何战争行为。”杜兰特对此很是不快。他在打给利兰的电报中要求谈一谈：“听证会做出的结论给我的名誉添了光彩，我要请你定出咱们会面的日期、地点和出席会议的人员名单。”利兰的回电并未给杜兰特一个满意的答复：“8月27日的电报我已拜读。您在电报中还特别建议深入地探究一下我们退出凯迪拉克公司的根本原因，我认为这对双方都没有什么益处。在决策方针上的意见分歧，不仅是经常发生的，而且是永远的讨论题目，尤其是在某些人中间。”杜兰特后来又多次约利兰谈判，并要求他定出会议的日期、地点和到会的有关人员名单，利兰的答复是：“其实没有必要告诉您，我认为公布我在听证会上的证词是不合适的，也没有得到我的同意。因此，我想我以前给您的答复已经非常明确了，不要再写信讨论此事了。”威利·杜兰特一气之下，公布了他于1917年3月10日写给利兰父子的辞退信。“他们的辞职，跟爱国主义、战争、军需物资合同以及我的个人观点没有任何关系，”他说，“请求他们辞职，完全是出于不便明示的商业原因。而且，我已提醒过他们，早在战前就曾明确地告诉过他们。”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法国人把这场恐怖的四年战争称为la der des deres(文明人的神经错乱)，他们尽量使自己相信，这样的历史悲剧不会再重演了。有些美国人喜欢重复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他是美国20世纪20年代文艺复兴代表作家——说过的名言：
．“所有的上帝都死了，所有的战争都打过了，所有的信念都动摇了。”其他人则对任何事情都抱有漠不关心、远离麻烦的态度，除了他们自己的生意。
大约所有人全都认为，这个世界问题太多、太混乱了。
军事战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和平换来的却是利率飞涨。1919年3月，杜兰特下令取消战争状态下延长工作时间的规定，恢复8小时工作日。
政府宣布取消战时的所有限制法令，杜兰特首先站出来响应，给业界造成的震动不亚于一场大地震。他出资一百万美元，买下一间已经停产的兵工厂，经过一定改造后，转入汽车零部件的生产。接着，他又以五百万元的巨资，收购了印第安纳州芒西市的T．w．沃纳公司，它是以生产齿轮为主的制造厂，和另一家位于庞蒂亚克市的车身制造公司。雪佛兰卡车问世了。雪佛兰汽车公司不断改进自己在汽车行业中所处的位置，但在福特汽车的后视镜中，它仍然是一个落后很远距离的影像。福特公司的T型发动机小汽车，或者叫老福特，依旧是各类小汽车作为参照的标准。
1920年底，商业活动一落千丈，经济疲软的迹象初露端倪，华尔街迅即做出反应，认为福特、通用及其他汽车工业企业的生产能力过剩。但事情并非完全如此，虽然美国人性情易变，做事3分钟热情，但他们却都乐观向上，热爱生活，特别是喜欢开汽车。分期付款购物始于1915年，当时没有什么经济学家对此表示关注。可现在，凭个人信用贷款买车已属平常。
杜兰特和拉斯科布合伙成立了通用汽车承兑公司。GMAc(通用汽车承兑公司)旨在向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者提供购车贷款，他们预见到，终有一天它的价值将会超过汽车制造分公司。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兴高采烈地积极响应这一商业号召，以自己的银行信用做担保贷款买车。亨利·福特也不甘落后，推出“少赚5美元每星期卖掉5台车”计划，分销商们很快就跟许许多多的新用户签下了购车合同。福特依旧固执地实行大规模生产。他还继续制造样式单一且唯有黑色的T型发动机小轿车，但不久，女消费者就给他上了一课，让福特知道什么叫漂亮、色彩和样式。在那个时代，福特是汽车工业无可争议的霸主，拥有传说般的财富，恐怕只有查尔斯·卓别林——全世界最知名的美国人一一可与之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