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随着海上交通线的开辟和日益发达，作为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对外扩张的先行者——西方传教士势力开始进入中国境内。在这方面，活动影响最大的是葡萄牙政府所支持的耶稣会。自明朝后期以来，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陆续有数百名耶稣会教士来华，从事传教活动。在传教活动中，他们结合中国自身的特点，尊重中国固有的礼仪风俗，尊重儒家学说，因而得到了部分士大夫甚至皇帝的好感。并且，他们还利用中西文明之间的差距，以传播先进的西方科学技术作掩护，或出入宫廷，充当皇帝的侍从、顾问，刺探情报；或潜往各地，发展教徒。通过这些方式，天主教在中国得到了比较广泛的传播，到康熙初年，全国各地所建教堂超百座，接受洗礼入教的中国民众多达几十万人。
随着天主教在我国势力范围的不断壮大，罗马教廷逐渐暴露出其干涉中国内务、侵略中国的罪恶野心。康熙四十四年和五十九年，罗马教廷先后派遣特使铎罗、嘉乐二人来华，禁止中国教民祭孔、祀祖，并要求他们将天主教概念中的“上帝”、“天主”和中国人所普遍崇奉的“天”、“帝”严加区别。
罗马教廷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激怒了康熙皇帝，为此，他一反常态，下令禁教。雍正皇帝即位后，又发现传教士曾经插手皇室内部斗争，支持他的政敌允禟、允褪，所以，执行禁教政策便更为严厉。雍正元年（1723），雍正皇帝规定，除在内廷效力和在钦天监供职的少数传教士之外，其他在全国各地传教的西方传教士一律迁往澳门，勒令回国；所有教堂全部关闭，改作它用；受洗礼的华人则限令他们放弃信仰。这样，天主教在华势力遭到了一次极为沉重的打击。
乾隆皇帝即位后，在对待传教士的态度上，和其父雍正皇帝相比，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概括起来，其活动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对于来华效力的西方传教士继续加以优礼；另一方面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仍然坚持禁教政策。
十八世纪，由于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西方科学技术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相形之下，中西科技差距日益扩大。对于这种差距，乾隆皇帝并不讳言。他说：
从天文学、绘画、科学、技术来说，中国人与西洋人如果相比较，中国人不过还
是个幼童。为了吸收并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乾隆皇帝即位之后，对于来华效力的西方传教士表现出积极热情的态度。
首先是对康熙、雍正时期留华效力的西方传教士，乾隆皇帝大加器重和礼遇，分别任命他们为清朝官吏，有时还专在宫中为他们举行盛大的宴会，并给予大量的赏赐。他们为传播先进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其次，为了进一步吸收西方先进文化，除对康熙、雍正时期留华无起点的西方传教士表示礼遇和信任之外，对于愿意来华效力的西方传教士，乾隆皇帝仍然表示大力欢迎，并积极地加以招徕，因而，在他即位之后，不少挟有专技的西方传教士又相继来华。其主要者有赵圣修（乾隆二年），杨自新、刘松龄、（乾隆三年），汤执中（乾隆五年），蒋友仁（乾隆九年），艾启蒙（乾隆十年），钱德明（乾隆十五年），高慎思（乾隆十六年），安国宁（乾隆二十三年），索德超、方守义、韩国英（以上乾隆二十四年），汪达洪（乾隆三十一年），晁俊秀、金济时（以上乾隆三十二年），葛拉门（乾隆三十三年），贺清泰、西波拉（以上乾隆三十五年），潘廷樟（乾隆三十六年）等人。
乾隆后期，因为康熙、雍正时期和乾隆前期来华效力的西方传教士相继物故，不敷派拨，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和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乾隆皇帝还两度传令两广总督：“如遇有此等西洋人情愿来京，即行奏闻，遣令赴京当差，勿为阻拒。”在乾隆皇帝的招徕下，乾隆四十八年、四十九年，又有罗机洲、汤士选等六人先后来华。他们当中既有著名画家、语言学家、音乐家，又有著名的植物学家、医药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
为了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乾隆皇帝据其所长，一一安排职务。对于他们的生活，乾隆皇帝也格外关心。乾隆四十年正月，传教士聚居地之一北京南堂失火被毁。为此，乾隆皇帝拨帑银万两，重新修建。修成之后，还亲书匾额、楹联，悬挂堂中，以复旧观。除此之外，为了保存和传播西洋文化知识，在纂修《四库全书》期间，经乾隆皇帝批准，还将利玛窦所著的《天主实义》、阳玛诺所著的《七克》和南怀仁所著的《数要序论》等书也一起收入了《四库全书》。与此同时，一些留华传教士也将中国历史著作译为西方文字，或将在中国见闻著成专书，在西方发行流传。所有这些，对于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输入和中西文化的交流，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对来华效力的西方传教士加以优礼的同时，对于不经清朝政府允许私行潜入内地进行传教活动的西方传教士，乾隆皇帝则采取了严厉禁绝的态度。由于对国际形势了解甚少，乾隆皇帝往往将天主教与国内各种秘密宗教相提并论，因而，乾隆皇帝的禁教活动，和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关系甚为密切。
乾隆皇帝即位之初，在对僧、道势力进行打击和限制的同时，对于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禁令也渐趋严厉。尔后不久，由于秘密宗教的活动日益活跃，天主教势力也被作为秘密宗教之一而遭到严厉打击。乾隆十一年（1746）春，云南、贵州、四川、湖广等地相继出现了白莲教准备起义的是紧要案情，许多白莲教首领、徒众因此而被捕，并惨遭杀害。
同年五月，根据福建地方官员奏报，因为有西方传教士费若用等人潜至该地传教，福建福宁府属的福安县，信奉天主教者竟达两千六百余人。这使乾隆皇帝倍感不安。
同年八月，山东德州清查出了王七、冯海若、魏衍等“被西洋人引诱入教”
者，并“获有天主图像、经卷、念珠等物”。不久，江西又查出教民五十余人，“交地保严加约束，经卷、图像销毁；新旧教堂，查照入官”。同年十一月间，该地地方官在鄱阳县拿获了意大利传教士李世辅。经过审讯得知，早在乾隆五年时，李世辅即潜至山西、陕西一带传教。为此，乾隆皇帝下令将其永远监禁于江西。次年，江苏又拿获了潜至当地传教的西方传教士王安多尼、谈方济两人，并拟以斩监候之罪。与此同时，全国其他地区如山西、陕西、湖广、广西、四川等地也发生了多起类似案件。在乾隆皇帝的指令下，除个别情罪重大的西方传教士被依法处死或长期监禁之外，其他传教士则被押往广州，搭船回国；中国教徒皆都刺字于额，发往伊犁充军。这场历时两年之久的禁教活动方告大致结束。
乾隆十七年四月，湖北爆发了轰动一时的马朝柱起义。虽然起义发动之后不久即遭镇压，但是主要起义领袖马朝柱却一直未能缉获；而且，根据起义被俘人员供词，马朝柱活动的根据地有一个“西洋寨”。因此，在查拿马朝柱的活动中，西方传教士成了清朝官员的重点盘查对象，并因此导致了第二次大规模的禁教活动。是年，湖北襄阳地方官员首先盘获了“信从天主教之曹殿邦写寄万一举番字经札、药方等物”。不久，一些地区如广东地方官员，还在属下龙溪等县捕抓中国教徒，“严究有无交通外国”及“此外传教伙党”，“一并严拿务获，分别定拟”。
之后，江苏、福建亦相继采取类似行动，分别拿获潜至内地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张若瑟、冯大干等。
因为当时马朝柱起义已被镇压下去，而且在盘查活动中，乾隆皇帝也没有发一西方传教士与马朝柱互相勾结的确凿证据，因而，在这次禁教活动中，乾隆皇帝的态度相对比较平和。对于信奉天主教民人的处理，他认为：“西洋人之崇奉天主教，自是该国习俗。闽广濒海愚民，多有习于其教者，究之尚与邪术煽惑有间。……若必概行查拿，则未免滋扰，且于整饬人心、风俗之处，亦未见有益，当以不必深究为是。”对于潜入内地传教的西方传教士，他也指示有关官员不必扩大事端，“只可就案完结，毋致滋蔓”。而且，在此期间，他还下令将从前监禁在江西的西方传教士李世辅释放回国。根据他的这些指示，各地官员捕拿教民的活动停止下来，张若瑟等五名西方传教士也在被监禁一年之后释放，回到澳门。
乾隆三十年以后，乾隆皇帝的专制统治得以加强，因而，执行禁绝天主教的禁令也更加严厉，并且将其作为一项经常性的政策，一直坚持到乾隆皇帝在位的末期。如乾隆三十二年八月，江西、广东相继拿获潜入当地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安当呢都和不少中国教徒。对此，乾隆皇帝下令将信奉天主教的中国教徒遣往伊犁、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西方传教士安当呢都则在严加训饬之后遣回本国。乾隆三十三年，河南发现了桐柏县民人刘天祥、项德臣演传天主教一案，案情涉及到湖广。乾隆皇帝当即传令当地官员：“即行密速访拿，并此外有无同伙，一并查缉。遴员解赴河南，并案严鞫，无使兔脱远扬。”对于信奉并加入天主教的旗人，禁令尤其严厉。凡入教者，则下令销去旗籍，并施以重责，之后“发往伊犁，赏给厄鲁特为奴”。即使对于表示愿意来华效力的西方传教士，也要求他们作出保证：“情愿长住中国，不复告回”，并下令两广总督衙门将他们一律存记档案。
与此同时，乾隆皇帝在大力镇压各地秘密宗教反清起义的过程中，他还不时地把打击的矛头指向了信奉天主教的中国教徒。如乾隆三十九年王伦起义失败后，乾隆皇帝颁布上谕，严厉取缔国内邪教。这样，不少地区的官员在捕拿“邪教”教徒时，也将天主教徒加以逮捕、惩治。乾隆四十二年年底，甘肃河州地区王伏林领导的白莲教起义爆发。这时，陕西西安、直隶霸州又都发生了矛头指向天主教徒的禁教活动。乾隆四十六年，甘肃循化厅一带爆发了苏四十三领导的撒拉族新教人民反清起义。次年年底，直隶宝坻一带
官员即因当地天主教徒“私盖教堂，聚众念经”而兴起大狱。一直到乾隆六十年七月，乾隆皇帝还下令将潜至陕西一带“希图煽惑传教”的西方传教士陈玛禄解京治罪。在这些禁教活动中，规模最大的是乾隆四十九年到乾隆五十一年进行的一场遍及全国的禁教活动。
乾隆四十九年春，居住广州的西方传教士罗玛当无视清朝政府的禁教政策，放胆向内地派出传教士十人，分往直隶、山东、山西、湖广传教。是年八月，其中的吧吨哩映等四名传教士在前往西安途中，在襄阳一带被当地官员所盘获。得知此事后，乾隆皇帝马上将其和刚刚发生的田五领导的新教回民起义联系在一起。他说：“西洋人与回人向属一教，恐其得有逆回滋事之信，故遣人赴陕，潜通消息。”同时，他还指令有关官员严加审讯，并下令各地官员“严行踊缉”接送西方传教士的中国教徒蔡伯多禄、谢隆茂、张永信等人。
随着清查活动的深入进行，同年十一月间，陕西地方官又捕获了潜往该地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呢吗方济各和马诺两人，其中的呢吗方济各，在陕西潜行居住、传教已达二十三年之久。在审讯中，他还供出：“该省汉中府、山西洪洞县、潞安府、大同府及山东、湖广、直隶等省，俱有学习天主教及西洋人在彼传教。”
这使乾隆皇帝极为惊讶。在他看来，早在雍正年间，天主教即遭严禁，何以呢吗方济各等人竟然毫无顾忌地在内地传教二十多年，而地方官员对此竟一无所知？
恰在此时，广州又发生了英国商船水手乱放枪炮打死中国民船水手吴亚科、王运发的严重事件。对于这一严重事件，广东巡抚孙士毅在处理中竟然应英船大副之请，将肇事凶手“发还该国，自行惩治”。
面对这些情况，此时的乾隆皇帝感到事态十分严重。为此，他一方面对孙士毅严加斥责，并不准其参加来年春天在京举行的千叟宴，以示惩罚；另方面下令各地督抚严行查禁天主教。他声称：“至山西、山东、湖广、直隶各省，据供，俱有西洋及内地人辗转传教，最为人心、风俗之害。著刘峨、农起、明兴、特成额、陆耀一体严密查拿，将紧要之犯迅速解京，毋使该犯得以闻风远飚，致稽弋获。如各省经此次查办之后，复有勾引西洋人及私自传习邪教之案，则是该督抚查办不力，漫不经心，将来别经发觉，惟该督抚是问！”
在乾隆皇帝的严旨督催下，各省督抚相继采取行动。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山西、陕西分别拿获了西方传教士安多尼、王亚各比两人。乾隆五十年二月，山
东、四川又拿获了西方传教冯若望、李多林等三人。四月间，江西也拿获了西方传教士方济觉，即咈嗟嘶哩噶。在大力查拿西方传教士的同时，对于受有神职以及信教的内地民人，乾隆皇帝也各予以严厉惩罚。他指示：“现在各省神甫名目，尤当严禁。内地民人有称神甫者，即与受其官职无异。本应重治其罪，姑念愚民被惑，且利其财物资助，审明后，应拟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该犯等曾受有番银者，其原籍家产并应查抄入官；所有接引传教之人，亦应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以示惩儆。至内地民人，因祖父相传，持戒供奉，自当勒令悛改，即将呈出经卷等项销毁，照例办理，毋庸深究。”
除此之外，乾隆对于原来一直执行的招徕西方传教士进京效力的政策，也以在京“西洋人已敷当差”为由，下令停止执行，“嗣后可毋庸选派”。为了彻底禁绝传教士继续潜来内地，他还下令广东巡抚孙士毅向在华夷人、洋商发出警告：
“如再有干犯功令、私行派往者，必当从重严办，不能再邀宽典。”乾隆五十年十月，乾隆皇帝宣布处理决定：“所有吧电哩映等十二犯，俱著加恩释放。如有愿留京城者，即准其赴堂安分居住；如情愿回洋者，著该部派司员押送回粤。”
至此，经过一年多的时间，这场遍及全国的禁教活动才告结束。
作为乾隆皇帝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乾隆皇帝对待西方传教士的政策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招徕西方传教土供奉内廷之举，虽然主要是出于个人享乐的需要，但在客观上却为中国了解西方留下了一个小窗口，而且也毕竟输入了部分西方文明。禁教政策虽在主观上是为了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内阶级矛盾的制约而时起时伏，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遏制西方殖民主义国家进行宗教侵略的作用。就此而言，乾隆皇帝对待西方传教士的政策，对于维护国家的独立和统一以及中国社会的进步都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因而，这一政策基本上还是应该给予肯定的。
十八世纪，西方国家先后经过了社会制度的重大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为了扩大原料来源和商品市场，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愈来愈引起西方国家的注意。在乾隆当政时期，西方国家对华贸易额急剧增长。
据有关资料统计，到乾隆二十九年时，从欧洲输入中国的商品总额已达白银一百九十一万两，而从中国输往欧洲的商品总额更高达三百六十四万两；而且，在此之后，还以每二十年增加一倍的速度急剧发展。随着西方国家对华贸易额的急剧
增长，清朝政府原有的各种对外贸易制度越来越不能适应西方国家的要求。首先是贸易地区的限制阻碍了中外贸易的发展。
早在康熙皇帝统一台湾之后，曾经下令开放海禁，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处为通商口岸。由于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尚处在初期发展阶段，对华贸易数额不大，因而通商地点习惯上还是集中在广州这一地区。而到了乾隆时期，因为中外贸易的飞速发展，一口通商变成了中外贸易的障碍。
除此之外，清朝海关吏治败坏以及清初以来一直坚持的行商贸易机构，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外贸易的发展。按照满清政府的有关规定，西方来华商人，所携货物需交行商代售；采办中国商品，也由行商代为购买。行商之上，又有粤海关监督管理其事。这样，作为中外贸易的管理者和中介人，粤海关监督和行商几乎控制了西方商人的命脉；西方商人前来贸易，不但关税很重，而且在正常税额之外，还要接受名目繁多的勒索。乾隆二十二年时，广州行商已经发展二十六家，对外商的控制更加严密。一口通商已使西方商人之间的竟争相当激烈，满清政府坚持的行商制度和粤海关对外商的大加勒索，更使外商极为不满。
为了摆脱因此而造成的“生意平常”的局面，在通商口岸上，距离中国内地较近、各种中国产品价格又颇低廉的宁波吸引了西方商人的眼球。除此之外，这些西方商人还企图摆脱行商的控制，直接与中国民人买卖交易。因而，从乾隆二十年以后，一些西方国家的商船径赴宁波进行贸易。与此同时，西方商人直接与中国民人进行贸易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对于这些新问题，乾隆皇帝不但不审时度势，采取措施，扩大中外贸易往来，反而从巩固自己专制统治的政治需要出发，予以严厉限制，并将其发展成为闭关政策，这对于当时和此后中国社会的经贸发展都产生了极为严重的不良影响。
乾隆二十年四月和乾隆二十一年七月，根据浙江地方官员奏报，先后有两艘西方商船进入宁波进行贸易。这引起了乾隆皇帝的高度重视，他说：“向来洋船进口，俱由广东之澳门等处，……近年乃多由专为贸易而至（宁波）者。将来熟悉此路，进口船只不免日增，是又成一市集之所。在国家绥远通商，宁波原与澳门无异，但于此复多一市场，恐积久留居内地者益众，海滨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内地海疆，关系紧要”，“浙民习俗易嚣，洋商错处，必致滋事，若不立法杜绝，恐将来到浙者众，宁波又成一洋船市集之所。”
为了制止这种现象的继续发展，乾隆皇帝谕令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照广省海关现行则例再为酌量加重，俾至浙者获利甚微，庶商船仍俱归澳门一带，而小人不得勾串滋事。”是年十月，他又颁旨给喀尔吉善，强调：“浙省只有较粤省重定税例一法，彼不期禁而自不来矣。”根据乾隆的这些指令，喀尔吉善制定了宁波海关则例：“将浙海关征收外洋正税，照粤海关则例，酌议加征。”乾隆二十二年冬，两广总督杨应琚移督闽浙，乾隆皇帝又令他向外商宣布，如或夷商再来宁波，“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同时，还令继任两广总督李侍尧将同样内容晓谕在广州的外商。西方商人开设新的通商口岸的企图遭到了失败。
乾隆皇帝严格执行一口通商的贸易政策严重地损害了西方商人的利益。乾隆二十四年六月，英国商人洪任辉在继续前赴浙江宁波进行贸易的同时，还“以迩年在粤贸易有负屈之处，特赴天津呈诉”。在呈词中，洪任辉揭露，粤海关监督李永标利用职权“自买货物，全不酬价”，以及行商黎光华拖欠外商巨额银两等严重问题。对此，乾隆皇帝认为：“看其情形，必有内地奸民潜为勾引，事关海疆，自应彻底根究，以戢刁风。而该商等在浙闽、天津处处呈控，亦不无挟制居奇之意。不知外洋货物，内地何一不有，岂必借伊来贸易，始可足用！是在内地奸人果有为之商谋者，审出固当按法严治；而番商立意把持，必欲去粤向浙，情理亦属可恶，不可不申明国宪，示以限制。”
于是，乾隆专派福州将军新柱等人前赴广州，会同两广总督李侍尧审理此案。
经过调查，发现洪任辉所控各款大都属实。同时还发现了洪任辉勾通安徽婺源县生员汪圣仪父子，“借领资本”，为其在宁波、江苏各处“包运茶叶”，以及四川民人刘亚匾为其代作呈词等重要情节。在该案基本查清之后，乾隆皇帝谕令将李永标革职，查抄家产；将刘亚匾予以正法；将汪圣仪发遣，“以为贪利狡诡、潜通外夷者戒”。对于洪任辉，尽管所控大多属实，乾隆皇帝也以其“勾串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冀违例别通海口”为罪名，下令将其“在澳门圈禁三年，满日逐回本国，不准逗留生事”。
洪任辉事件发生以后，乾隆皇帝出于巩固自己专制统治的目的，在坚持一口通商和公行制度的同时，他又陆续采取各种措施，进一步加强了对外贸事务的管理。首先是采取措施，加强对西方商人的防范。
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两广总督李侍尧制定了防范外夷规条。其主要内容是：
一、“禁止夷商在省住冬”；
二、“夷人到粤，宜令寓居行商，管束稽查”；三、“借领外夷资本及雇请汉人役使，并应查禁”；四、“严禁外夷雇人传递信息积弊”；
五、“夷船泊处，请酌派营员，弹压稽查”。
因为这些规定的目的无疑是在于防止和限制西方商人与中国民人之间的直接贸易，对乾隆皇帝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异常有利，当即被乾隆皇帝批准照办。
其次是对出口商品的品种和数量严加限制。乾隆初年，除循康熙、雍正两朝的旧制，禁止军械、火药、硝磺等物出口之外，对于其他物品，一般未作限制。
乾隆七年以后，所禁物品扩大到了粮食。洪任辉事件发生后，禁止出口的商品越来越多。乾隆二十四年闰六月，乾隆皇帝首先采纳御史李兆鹏建议，禁止蚕丝出口。是年十二月，绸缎、丝绢也列入应禁范围，“如有偷漏私贩者，亦按斤两多寡，分别科罪；失察文武官弁，照例议处”。乾隆二十九年，虽因外商恳请而将蚕丝弛禁，然而绸绫缎匹却仍“禁止如旧”。对于蚕丝等禁止出口物品售卖斤数，也还另加多种限制。
再次是采取各种有效手段，杜绝发生“夷欠”，尽量减少中外贸易中的财物争端。由于对外贸易全由行商垄断，西方商人货物到达广州洋行后，行商既不能预定销售的难易程度，又无力预垫资金，兼之以西方商人无法在华久住，久而久之，在对外贸易中，一些行商出现数目较大的积欠。
如乾隆二十四年时，行商黎光华积欠外商银两五万余两。乾隆四十一年时，倪宏文欠英商银两一万余两。后来，这种欠银情况愈益普遍，数额也越来越大。
如乾隆四十四年时，行商颜时瑛、张天球积欠英商银两高达二百八十余万元；乾隆四十九年，蔡昭欠银十六万余两；乾隆五十六年，平太行商吴昭平拖欠外商番银四十多万元；乾隆六十年时，石中和积欠外商货银数字更大，“除变产抵还外，尚欠五十九万八千余两”。数目庞大的积欠往往会触发各种不测事件。
如乾隆四十四年时，为了索取欠款，英、印政府还曾派遣军舰到广州，进行武力恫吓。直至清朝政府将颜时瑛、张天球两人遣往伊犁，并责令全体行商摊赔之后方才罢休。
因此，对于夷欠，乾隆皇帝极为重视。他指出：“外国夷商贩货来售，内地
民人与之交易，自应将价值照数清还；若因拖欠控告到官，尤宜上紧严追给领，并将拖欠之人从重究治，庶免夷人羁滞中华，而奸徒知所惩儆。”对于积欠夷商银两较多、情节严重的行商，他多次下令予以严惩。
如乾隆四十一年倪宏文积欠案发后，乾隆皇帝下令：“转饬该犯原籍，查产变抵，照数给予夷商收领；其不敷之处，勒限一年追清；如限内不能全完，即令该省督抚、司道及承审此案之府、州、县官于养廉内按数摊赔。”对于倪宏文等人，则分别“发往伊犁，永远安插，以示惩儆”。与此同时，他还颁发长篇上谕，指出：“涓涓不杜，将成江河。”告诫有关官员，此事关系甚大，而不得视之为“钱债细故，轻心掉之”。要求他们“遇有交涉词讼之事，断不可徇民人以抑外夷”；严令他们将此入于离任交代，“令各后任永远遵行，勿稍玩忽”。
在这道上谕中，他告诫自己的后世子孙：“敬体朕训，守而勿失，亿万年无疆之庆，讵不在是矣。”
为了防止类似案件再度发生，在对各种夷欠事件严肃处理的同时，乾隆六十年七月，乾隆皇帝又进一步作出决定：“嗣后洋商欠拖夷人货价，每年结算，不得过十余万两。如有拖欠过多者，随时勒令清还，即自今岁为始。通饬各洋商，一体遵照办理。”
乾隆皇帝除了限制外商对华贸易之外，为了加强对广大民人的控制方面对于沿海一带民人出洋贸易，也百般加以限制。中国人出海贸易，不许携带违禁物品。
除此之外，还对船只大小、人员多少、出海时间也都作出明确规定，违犯者即予处罚；对于在外娶妻生子者，还特别加以严惩。这样，在海上贸易日益发展的十八世纪，中国的海上贸易事业却急剧地衰落下去。对于沿海一带人民的生计，以及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从乾隆皇帝严格限制一口通商以及认真清理夷欠的各种言论看来，乾隆皇帝当进已经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了西方国家对中国潜在的威胁。然而，乾隆皇帝并不是以积极的态度发展对外贸易，增强国力，以对付西方国家的侵略野心；而是通过消极地限制贸易、尽量减少和避免中外接触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和保护国家主权的独立。
事实上，这种闭关锁国政策的大力推行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它严重地阻止了中国人民学习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极大程度的妨碍了中国社会
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闭关政策的推行，虽然使当时的中国在短时间内维持了其独立自主的政治局面，并且在表面上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是随着这种政策在时间上的推移，中西之间的实力差距却愈益扩大。这样，为了维护国家的独立和统一，为了跟上世界先进民族前进的步伐，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乾隆时期以来的这个历史的教训，永远值得我们引以为戒。
康熙、雍正统治时期，为了满足帝王们骄奢的需要，最高统治者已经先后兴建过一些大型土木工程。其中主要有：京西有畅春园、圆明园等别墅，畿甸有汤山、盘山诸行宫，距京三百里外的承德，还有凉爽宜人的避暑山庄。应该说，可供最高统治者享乐游憩的场所已经为数众多了。然而，乾隆皇帝即位以后，却仍不满足，并在所有这些工程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土木兴建活动。乾隆五年，乾隆皇帝首先在圆明园东南空隙之地另建长春园、绮春园；尔后不久，又以“仰承祖制，欲举临边讲武之礼”为借口，鸠集工料，重新修建热河避暑山庄。根据他的指令，工匠日夜兴作，到乾隆二十九年时，避暑山庄中的建筑物已由康熙、雍正时期的十六处增加到三十八处。
如果说，由于言官谏阻，乾隆统治前期，对土木建筑之事还没有放开手脚的话，那么，到了乾隆后期，随着乾隆皇帝专制统治的极端加强，乾隆皇帝便更加肆无忌惮。在此期间，圆明园由雍正年间的二十八景扩建为四十景，避暑山庄也由康熙时的三十六景增加到七十二景。著名的承德外八庙，大多都是在这一时期中建造或者重修。与此同时，所有“京师坛庙、宫殿、城郭、河渠、苑囿、衙署”，乃至街道市容以及帝后陵寝，如裕陵、泰东陵等项工程，也无不动工修建，“工役之费不啻累百万”。宫廷土木建筑之外，乾隆三十年以后，乾隆皇帝还专拨库帑五百万两，对全国各地的城池普加修茸。
所有这些工程，尽管乾隆皇帝一再宣称“皆物给价，工给值”，但在具体执行中，弊端百出，不但大大虚耗了国帑，而且也使广大人民的赋役负担成倍地增长，严重地妨碍了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对于这种虚耗国帑、滥用民力、有害无益的活动，连乾隆皇帝本人有时也觉得太过分。乾隆四十六年，他还专门写了一篇《知过论》以自箴。但是，就像吸食鸦片中毒的烟鬼一样，乾隆皇帝虽知这样做不当，但却不能戒除。乾隆四十六年以后，不但热河避暑山庄的土木工程一直没有停止，而且其他大型土木工程也开始动工，对于乾隆末年的国家财政危机和
乾隆皇帝专制统治的衰落都产生了极为恶劣的负面作用。
除大兴土木之外，乾隆皇帝还利用节庆之际任情挥霍。比如，在乾隆前期是崇庆皇太后的几次万寿庆典，在乾隆后期则是乾隆皇帝本人的历次万寿庆典和乾隆五十年、嘉庆元年先后举行的两次千叟宴。
乾隆六年，乾隆皇帝即已开始为其生母崇庆皇太后举行大规模的祝寿活动。
是年十一月，崇庆皇太后五十寿辰。为了以表孝心，乾隆皇帝效法康熙皇帝五十寿辰庆祝成例，在皇太后从畅春园回宫的路上，组织八旗官员、兵丁男妇、太监人等年在六十以上者，从西安门到紫光阁，各按旗分次序，男左女右，分列道旁，“瞻仰跪接”皇太后銮驾，并对他们各加恩赏。一天之中，仅跪接官民赏赐一项，即开销白银十万八千七百五十两、缎布七万余匹。
上述这些，和后来的皇太后万寿庆祝活动相比较，这些挥霍几乎不值一提。
乾隆十六年，崇庆皇太后六十寿辰。这时，由于乾隆皇帝的统治已经巩固，庆典规模更为盛大。是年三月，乾隆还在南巡途中时，便谕令各省督抚先期派人进京，“各按段落，预备经坛、戏台之类”。根据安排，从万寿山到西直门一带地方，由内务府预备；
“西直门至西华门一带途次，由各省督抚及在京王公大臣公同分段预备”。
在乾隆皇帝严令下，大小百官闻风而动。四月间，两淮盐政高恒、普福等人率先行动，鸠集工料，组织人员，在布置地段进行准备。尔后，各省也相继行动，其中一些地区和省份还花样翻新，如顺天府府尹蒋炳呈请合府绅士共建经坛，祝贺万寿。在他的影响下，各省在籍官员也普建经坛，“以申庆祝”。又如直隶、湖广两省督抚，还不顾天寒地冻，各从本省拉了一班农民、老妇，昼夜兼程，进京叩祝皇太后万寿。与此同时，为了把庆典办得隆重热闹，乾隆皇帝和中央各衙门也忙得不亦乐乎。先是降谕，在次年开恩科乡试、会试，尔后又勃谕礼部拟定恭上皇太后徽号及一应仪节。内务府各机构也为备办赏赐银两、缎匹、筵宴桌案忙得团团打转。
寿期临即，乾隆皇帝遣官告祭天地、太庙，亲奉皇太后到万寿寺行礼。十一月二十日，乾隆皇帝骑马领路，率领大队人马奉迎皇太后还宫。一到西直门，进入各省布置的地段后，便目不暇接，热闹异常。据当时目击者、著名文人赵翼记载，从西直门外的高亮桥到西华门十余里长的道路上，“张灯结彩，结撰楼阁”，
“锦绣山河，金银宫阙，剪彩为花，铺锦为屋，九华之灯，七宝之座，丹碧相映，不可名状。每数十步间一台戏，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倔童妙妓，歌扇舞衫：
后部未歇，前部已迎；左顾方惊，右盼复眩。游者如入蓬莱仙岛，在琼楼玉宇中，听霓裳曲、观羽林舞也”。
除此之外，不少省份还另有布置，如有的省份用色绢制成高山，有的省份用锡箔制成大海，还有的省份在台上矗立起一个几间房子大的祝寿蟠桃；尤为奇特的是，广东省在其布置地段用无数只孔雀尾建造了一个两三丈高的翡翠亭；湖北省则用玻璃砖建造了一个“重檐三层”的黄鹤楼；浙江官员又别出心裁，竟用无数面镜子制成一个人造西湖，并建广榭于其上，人人其中，化身千亿，极为壮观。
皇太后所到之处，文武百官以至大臣命妇、京师土女，簪缨冠帔，跪伏满途，恭祝万寿。进宫之后，连日筵宴，戏剧、烟火，一场接着一场。一连十几天，整个北京城一直热闹非常。对于这样的阔绰摆设，连皇太后本人也“殊显繁费，甫人宫，即命撤去”。
然而，此后的崇庆皇太后七旬、八旬万寿庆典，花费情况依然不减当年。如乾隆二十六年的皇太后七十庆典准备活动，除循例由各省布置地段之外，还专拨白银一百多万两，将西直门到西华门一带路旁的街道铺面“统一修葺，俾令整齐可观”。与此同时，紫禁城内外的寿安宫、万寿寺、正觉寺、弘仁寺、仁寿寺的修整，畅春园外面的水沟疏通和万寿寺西边的人造土山工程也全面施工。因为皇太后极为喜欢江南风景，乾隆皇帝还特命臣下在万寿寺旁仿照江南城市风貌建了一条长达数里的苏州街。寿期之际，又由在京八旗、顺天府和直隶分别组织耆老、老民、老妇各六十三人叩祝万寿。同时，政府又从各地礼请喇嘛一千人进京念经，除日常饭食皆需供应外，还准备了大批银两、缎匹和八百多张饽饽席面，以行赏赐。
又如乾隆三十六年皇太后八旬万寿庆典，“京师巨典繁盛，均不减辛未（指乾隆十六年崇庆皇太后六十寿辰）”，而且在一些方面还更加铺张。比即如喇嘛念经一项，便规定京城中的十八个寺院统一念经九日；同时，还组织了在京及各省在籍官员二千五百人设立经坛，“虔申诵祝”。除此之外，还又拉上了三班九老宴游香山，以此助兴。
为了讨崇庆皇太后喜欢，乾隆皇帝有时还到了非常荒唐的地步。圆明园福海
以东有一个同乐园，是乾隆皇帝经常侍奉皇太后临幸之处。为了使皇太后开心舒怀，乾隆皇帝特在其中设立了一条买卖街，“凡古玩估衣以及茶馆饭肆，一切动用诸物悉备，外间所有者，无不有之”。其中店主人以太监充当，店小二、跑堂等，皆挑取外城各商肆中声音响亮、口齿伶俐者担任。每到乾隆皇帝奉侍皇太后临幸之时，跑堂的要莱、店小二报账、掌柜的拨拉算盘珠，“众声杂沓，纷纷并起”。看到这种情形，皇太后“慈颜”大悦，乾隆皇帝本人也以自己有这样的“杰作”而分外得意。
乾隆四十二年，崇庆皇太后去世。但乾隆皇帝的节庆挥霍并未因此而有所收敛，反而因专制统治的极端加强而越来越严重。除了在他本人寿辰之际大事铺张之外，还另外搞了两次规模盛大的千叟宴，从而把节庆挥霍推向了最高峰。
乾隆皇帝诞辰是八月十三，依据惯例，一般都在避暑山庄举行庆祝活动。因而，乾隆四十五年以前，每逢乾隆皇帝诞辰，不但避暑山庄连日筵宴不绝，热闹非凡，而且连同北京到承德三百多里的道边树木上也披红挂彩，装饰一新。乾隆四十五年八月乾隆皇帝七十寿辰时，庆祝活动更为隆重盛大。为了讨乾隆皇帝的欢心，此前一年，以永路、和珅为首的一班大臣便在进贡器物和进贡数字上绞尽脑汁，大做文章。凡进贡物品，皆“取九九之义”。截至乾隆四十四年四月，单是进贡之无量寿佛，便已达一万七千九百六十三尊，计银二十八万七千四百余两。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各省督抚进献万寿贡品进入了高潮。据当时的朝鲜使臣记载，贡车多达三万辆，此外，人担、驼负、轿驾者更是多不胜数。为了抢运贡品，车辆互相争道、催促，“篝火相望，铃铎动地，鞭声震野”。
与此同时，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主要宗教领袖和西藏、回部、蒙古等地的贵族王公分别前来人觐，朝鲜、琉球、安南等藩邦属国也都遣使人贡。在内外上下的一片颂扬声中，回顾在位四十五年来自己的各种辉煌成就，乾隆阜帝本人也有些飘飘然。这样，就在他陶醉于自己即位以来的统治成就的时候，大量的帑藏银两、缎匹，经由他手而赏赐给了前来祝寿的臣下和外藩使臣。
七旬万寿庆典之后，乾隆四十九年三月，乾隆皇帝又决定像其祖康熙皇帝一样，举行千叟宴，“凡内外文武官员年在六十以上者，皆与赐宴之列”。同时，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由六阿哥永路、军机大臣阿桂、内务府大臣金简等人共同负责的内务府办理千叟宴事务处，全面负责千叟宴的筹备事宜。是年十月，乾隆皇帝正
式颁布谕旨，定于来年正月初六在京举行千叟宴盛典，“用昭我国家景运昌期，重熙累洽，嘉与中外臣民耆老，介祉延禧之至意”。根据乾隆这一谕旨，参加宴会的人数逐渐增加到三千六百人，与宴人物也由原来的内外文武官员扩大到各国使臣、边地土司、出痘的蒙古、回部王公和地位较卑而又年迈七十的耆老士民、八旗兵丁、拜唐阿以及匠役人等。所有与宴人员名单，经乾隆皇帝批准，均由军机处正式行文各省，通知他们在年底封印以前进京。
从十一月初开始，各省与宴官吏士民先后启程，北上进京。届时，与宴人员齐集乾清宫，按班序列，俟乾隆皇帝升座，乐声大作，与宴人员一齐向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然后各入座次，宴会正式开始。席间，乾隆皇帝还命皇子、皇孙、皇曾孙等分别向与宴人员执爵献酒，其中年过九十者，还召至御座前亲赐卮酒。此时，乾隆皇帝想起康熙六十一年新正千叟宴时自己皇祖之奉命向老臣执爵献酒的情形，如今眼见当下千叟宴的空前盛况，不禁文思泉涌，当即挥毫作成《御制千叟宴恭依皇祖原韵》七律一首。诗曰：
抽秘无须更骋妍，惟将实事纪耆筵。
追思侍陛髫垂日，讶至当轩手赐年。
君酢臣酬九重会，天恩国庆万春延。
祖孙两举千叟宴，史册饶他莫并肩。
在这次千叟宴后，乾隆皇帝意犹未尽，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在宣布次年归政的同时，乾隆皇帝决定在嘉庆元年正月再次举行千叟宴。据史载，此次与宴人员达八千人之多，较之上次人员几乎多出两三倍！总计两次千叟宴，备办宴席约两千来桌：而且，宴会结束时，还向与宴臣民“颁赐如意、寿杖、缯绮、貂皮、文玩、银牌等物有差”。其中的银牌，依据受赐者年龄，以十五两到三十两不等，连同其他赏赐，又有上百万两之多。
乾隆在大兴土木和节庆挥霍的同时，他还通过频繁的巡幸活动而任情糜费。
乾隆六年，乾隆皇帝开始秋猕木兰；乾隆八年，又东巡盛京。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极为频繁的巡幸活动。这些巡幸活动对于乾隆皇帝专制统治的巩固和加强虽然不无积极作用，但由于他在巡幸中任意糜费，也大量耗费了多年积攒起来的国库帑银，并给沿途人民也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乾隆于八年首次巡幸盛京时，“凡沿途驻跸之地需用水浆，须凿井数十，辇
道两旁，复筑扈从臣工径路。经过道路，不能耕种”。而奉天将军额尔图又借此勒派商民捐助，扣发兵丁饷银，闹得当地民怨沸腾。乾隆十三年，乾隆皇帝东巡曲阜。是时正值山东连年遭灾，饿殍遍野，而山东巡抚阿里衮却置灾民赈恤于不顾，一以备办乾隆皇帝巡幸为事，“盖造行宫、修茸寺庙”之外，还将巡幸道路也装点得焕然一新。
乾隆十六年，乾隆皇帝的首次南巡更使巡幸糜费进入了高潮。前此数年，沿途官吏即已调拨夫役，对康熙皇帝的南巡行宫一一进行修茸。行宫之间，又添设尖营，以供乾隆皇帝一行在中途休憩之用；巡幸前一年，又派向导先行出发，勘察道路及各地行宫的陈设情况。为了接待这些“钦差”，所过州、县“铺设备极华糜，器用备极精致，多者用至千余金，少亦五六百金”。与此同时，南巡所用随驾马匹五六千匹，乳牛和膳羊上千头，也先后由京城运往巡幸沿途。
一切准备就绪，乾隆皇帝侍奉皇太后从京城启驾。随驾人员有后妃、皇子、公主，有满、汉文武大臣，有护卫兵弁，还有厮养跟役，总数不下两千人。一路之上浩浩荡荡，如同迁都一样。进入山东境内，早有御舟安福舻、翔风艇和拉纤河兵数千人在旁恭候；御舟行驶，前有御前大臣率领精壮官兵乘船开道，后有军机大臣和文武百官乘坐的船只随行，岸上还有骑马的官兵沿河行走，以备随时调遣听令。所经三十里以内，地方官员一律朝服接驾，耆民老妇、绅衿生监排列跪伏，八十岁以上的老民老妇还身着黄布外褂、手执高香跪候圣驾。进入扬州、苏州等风景优美的城市，则弃舟登岸，策马进城。所过街道皆用彩绸、彩布高搭棚幔，每户门上各贴“福”字，门前恭设香案，百姓跪伏满途，恭候圣驾光临。此外，河道中还备有龙舟灯舫和戏船台阁等“俚俗游玩之具”。
为了点缀风景，在扬州城内，两淮盐商还捐资植梅一万株，以讨乾隆皇帝欢心。沿途各处行宫的陈设也极其华丽，不是极为名贵的书籍、字画、端砚和挂屏，就是价值连城的牙雕和紫檀花梨屏座等，甚至连痰盂、溺器也都是由银匠精心打制而成。巡幸途中，乾隆皇帝开心之余，随心所欲地对扈从兵丁、水手、拉纤民夫、文武官员、后妃王公以至接驾官员、耆民老妇和商众人等普加赏赐，动辄就是成千上万。一处如此，他处皆然。
因为乾隆皇帝巡幸过于糜费而且扰民尤甚，因而，有的官员不愿为虎作伥而告病去职，有的官员如沈廷芳、金溶、和其衷、钱琦、杭世骏、尹会一和顾栋高
等人还先后上言，对此举进行批评。对此，乾隆皇帝不但不引咎自责，反而强词夺理地百般辩解，并利用手中的权力，对批评者乱扣帽子，严加打击。他说：“地方有司，因朕南巡，其中有阌茸不堪之员，以办差为苦者，或散布流言，张大其事，势所必有”；
“今向导一过，即云惨淡经营若此，明年朕驾亲临，又当如何？朕甫下诏南巡，即已若此，当年皇祖圣祖仁皇帝屡经巡省，又当如何？”在他看来，是否支持他外出巡幸以及在巡幸中办差是否积极，都是对皇上态度的大问题。因此，在一些谕旨中，他多次把谏阻巡幸的官员比做是查嗣庭、卢鲁生一类人物，不是严词训斥，就是革职贬官。乾隆二十年的胡中藻文字狱案中，他还将胡中藻诗中的“穆王车马走不停”作为讽刺自己巡幸的罪证而对其予以严厉制裁。在乾隆皇帝的强力压制下，再也无人敢对乾隆皇帝的巡幸奢靡进行批评了，几乎所有的官员都成了马屁精，只要乾隆皇帝外出巡幸，即刻将其当做一项最重要的任务而大肆铺张。
进入乾隆后期之后，这股巡幸奢靡之风有愈演愈烈之势，而且几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如乾隆四十一年春，乾隆皇帝以金川平定先后告祭东、西两陵并东巡曲阜，沿途所经州、县，像办理皇太后万寿庆典一样接待乾隆皇帝，“每日俱有戏台承应，甚或间以排当”；所过沿途，也大肆点缀，“饰为巷舞衢歌之象”。
乾隆四十八年东巡盛京时，当地官员听说乾隆皇帝曾经特意建造买卖街以取乐，竟也如此照办，“搭盖买卖街席棚”。历次巡幸天津，当地官员都在途径之地“预备彩棚戏台，并设有采莲船只等件”，还不惜巨金，将“各处行宫点缀修饰”。对于这些奢华布置，有时乾隆皇帝本人也觉得“过于繁费”，并一再通令禁绝，但至乾隆五十九年再度巡幸时，当地官员仍然备办了龙舟及“戏剧杂伎”等。
在历次巡幸活动中，花费最大的还是乾隆皇帝的第五次巡江南活动。继乾隆三十年乾隆皇帝四度南巡之后，乾隆四十五年春，乾隆皇帝五巡江浙。因为十五年来未曾举行南巡盛典，因而，巡幸沿途官员竟相铺张，从而使得此次南巡与以前几次相比更为奢华。乾隆皇帝刚刚进入直隶境内，所经州、县便“竟尚灯爆，进呈杂戏”，其中新城县知县申允恭还挖空心思，“别设十层鳌山爆灯”，以备乾隆皇帝驾临时点放。途经保定长芦隘口，因为该地是“各省富商辐集之所”，接驾活动更为铺张：“众商预输苏杭间彩缎与奇玩，路旁结棚如物形或楼台状，穷
极眩采，横亘数十里。店铺之间，待皇帝经过，众商山呼如雷。”
这些陈设和布置虽然已经相当奢华，但和整个巡幸中的铺张活动相比，仍然是不足为道。比如，御舟抵达镇江城外时，遥见岸边矗立着一个巨大的寿桃，鲜艳可爱。须臾间，烟火冲天，光焰四射，寿桃开裂，从中涌现出一个剧台，几百名优伶正在演出寿山福海之戏。进入杭州时，因为浙江巡抚王宣望事先不惜重金，“添廷屋宇，点缀灯彩”，把一个三吴都会装饰得就像人间天堂一样，乾隆皇帝到此，仿佛置身仙境，因而龙颜大悦。乾隆皇帝虽然在口头上少不了对其奢华布置略为申斥几句，但在实际上却把这个大贪污犯看得就像自己的心肝一样。
摸准了乾隆皇帝的这一心理，乾隆四十九年乾隆皇帝第六次南巡时，两淮盐政伊龄阿明知乾隆皇帝已有一艘安福舻，却仍然勒索众商再造一艘宝莲航御舟。
对此，乾隆皇帝虽然照例申斥，但在实际上却异常高兴地将这艘船运进北京备用。
同时，乾隆皇帝本人也对迎驾官员、百姓和扈从南巡的文武官员、兵弁民夫大手大脚地进行赏赐，数量之多，较之前五次南巡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了替自己的这种奢靡行为寻找理由，乾隆多次声称，天地间生财止有此数，不散于下，则聚于上。按照他的这一逻辑，他的挥霍糜费不但无害，而且还是有益于穷民的“义举”。就是在这套谬论的指导下，几十年中，广大劳动人民用血汗积攒起来的巨额财富经由他手而几乎挥霍一空，致使乾隆末年国库空虚，民穷财尽，出现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