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的元后孝贤纯皇后富察氏，出身名门世家。其曾祖父哈什屯，随从太宗征战立下汗马功劳，袭牛录（牛录为基本的户口和军事编制单位，三百人为一牛录），任礼部副理事官，顺治时擢任为议政大臣，加太子太保。富察氏的祖父米思翰，是康熙帝的亲信大臣，官至户部尚书，兼议政大臣。富察氏的父亲李荣保也袭父世职，任至察哈尔总管。
富察氏于雍正五年，被世宗册封为皇四子弘历的嫡福晋。乾隆二年十二月初四日，乾隆帝册立嫡妃富察氏为皇后。第二日，以立皇后礼成，颁诏于天下。诏书说：“朕惟位昭天地，乾行与坤顺同功，治洽家邦，壶政与朝章并肃。……恭承圣母崇庆太后懿旨，以嫡妃富察氏秀毓华门，礼娴内则，柔慎秉于粹性，温恭著乎令仪，殚诚敬以事庭闱，孝同孺慕，抒恪勤而持禁掖，德懋纯修，……允许册立为皇后。”并沛施恩惠。满洲、蒙古、汉军四十以上从小系夫妇者，给予恩赐，除十恶及谋杀、故意杀人不赦外之犯法妇人，予以赦免。
富察皇后性情贤淑节俭，孝顺太后，与皇帝相处和睦，深得乾隆皇帝敬重。
皇后“正位中宫十有三载，珠翠等饰，未尝佩戴，惟插通草织绒等花，作为修饰。
又以金银线索缉成佩囊，殊为恭殄用物，故岁时进呈纯皇帝荷包，只用鹿羔绒毛缉为佩囊，仿诸先世关外之制；以寓不忘本之意，纯皇帝每加敬礼”。大学士阿桂曾对孝贤皇后痴爱皇上之情讲道：“纯圣壮年，曾患闭幕式广节愈，医云：须养百日，元气可复。孝贤皇后得知，每夕于上寝宫外居住奉侍，百日满后，始回宫。”
乾隆十三年二月乾隆帝奉旨意太后带皇后等去东巡，谒了孔陵，祭了岱庙，凡山东名胜，皆去游览，哪知孝贤皇后，突发风寒，随行医官诊脉服药，却似饮水一般，皇帝又诏山东名医诊治，也不见效。皇帝下旨回銮，船到德州，皇后已晕了多次，皇太后来探望，才模模糊糊说声“谢恩”。临终之时，对着乾隆帝，落了眼泪。
关于孝贤皇后富察氏之死因，这里还有一种传说。据说，皇后之兄傅恒的妻
子长得妖娆妩媚，非常美丽。一日，春风荡漾，晓色融和，乾隆帝护着太后的銮驾，来刚刚完工的圆明园游赏。到了园内，后妃、公主等一律伴随，迎驾两旁。
皇帝下了舆，以眼扫人群之中，有的风鬟雾鬓，有的素口蛮腰，皆装扮得花枝招展，一时也难分高下。乾隆一转眸间，却见有一位贵妇，在人群中十分出众。
但见她眉如柳叶，目如秋波，丰润的鼻子，鹅蛋式的脸儿，白玉似的脖颈，红润的珠唇，含笑的粉腮挂着两点酒涡，好个美人。
乾隆帝看了半晌，不觉魂儿飞出腔肠，飘飘然不知怎样是好。暗暗想到：这人有些面熟不知是谁家眷属？只是当着众人面前，不便细问，只好呆呆坐着。不一会儿，众人转向皇后请过安，但见皇后站起，与那丽人握手道：“嫂嫂来得早！”
丽人连忙答道：“应该恭候！”乾隆帝听了两人对话，才记起这丽人是皇后的亲嫂子，内务府大臣傅恒之妻。当下太后有旨：“今日来此游览，大家不必拘礼。”众人都谢恩。园内楼台亭榭，珍禽异卉，美不胜收，大家玩至中午，便到离宫进了午餐，直到傍晚，太后方兴尽起驾回宫，皇帝、皇后也一同随返。皇后与傅夫人握手道别，皇帝更恋恋不，不住回头。从此，乾隆皇帝时时把这美人儿放在心里。
一天，遇着皇后千秋节，太后预颁懿旨，令妃嫔开筵祝寿。乾隆帝竟开心起来，忙到慈宁宫向皇太后谢恩，又回到坤宁宫，对皇后说道：“明日是你的生辰，何不去召你嫂子入宫，畅饮一天？”皇后答道：“她明日自应到来，不用去召了。”
第二天，到了皇后的千秋节。皇帝早朝之后。立即回宫。文武百官，随驾至宫门外，祝皇后千秋。况毕众散，乾隆帝便来到坤宁宫，众妃嫔及公主、福晋等齐聚宫中，傅夫人也在其中。御驾进来，众人忙站起行礼。乾隆帝忙道：“一切蠲免。今天是皇后生辰，奉皇太后懿旨赐宴，大家好好畅饮一天，不必拘礼。”
遂令大家卸了礼服，一概赐坐。偏这傅夫人，换了常服，更加妖艳，杏脸桃腮，楚楚动人。
乾隆帝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她嫣然一笑道：“寿礼未呈，先蒙赐宴，这都是皇太后、皇上的恩赐，臣妾感激不尽。”
乾隆帝道：“姑嫂一体，何用客气？”当下传旨摆宴。于是，乾隆帝坐首席，皇后坐次席，皇帝令傅夫人坐第三席，傅夫人谦让一番，只好入座。
众妃嫔、福晋、公主也依次侍坐两旁。这次寿筵，山珍海味，非常丰盛。饮至半酣，众人带着酒意。乾隆帝蒙发诗兴，要让大家即事吟诗。公主、福晋嚷道：
“这个旨意，须会吟诗的方可遵从；若不会吟诗，皇上可不要治罪。”
乾隆帝道：“不会吟诗，罚饮三杯，只有皇后与嫂嫂不在此例。”众人无话。
乾隆帝起句道：“坤闱设帐庆良辰。”
皇后即续下旬道：“奉命开筵宴众宾。”
乾隆帝闻皇后吟毕，便道：“第三句请嫂嫂联吟。”
傅夫人忙道：“臣妾无能，愿意遵旨罚饮三杯。”
乾隆帝道：“刚才说过嫂嫂不在此例。不过姑姑能诗，嫂嫂没有不能吟的道理。”
傅夫人被迫，只好想了又想，说道：“臣妾也叨恩泽逮。”
乾隆帝又道；“我接下句：两家并作一家春。好不好？”
傅夫人极口赞扬。
宴席呼三喝四，好不热闹。傅夫人连饮了几杯，面带红晕，飘飘欲仙，更惹人爱，把个皇帝弄得神魂颠倒。皇后与傅夫人多饮几杯，皆有醉意。不一会儿，皇后已大醉，由宫女扶进寝宫，皇帝也让宫女将傅夫人扶到别宫暂寝。众人散了酒宴，谢恩退去。乾隆帝却乘机溜进傅夫人寝宫。见到美人，心魂荡漾，卿卿我我，成就了好事。
这时，天色已晚，皇后醒过酒来，想起傅夫人还在宫里，便令宫女前去探视，宫女去了好一会，才含笑回报，称傅娘娘卧室紧闭，不便入内。皇后道：“皇上呢？”宫女道：“万岁爷么？”说了两声，红了两颊，停住下文。皇后已略知一半，叹了一声。不好再问下去。这晚傅夫人不胜酒力，留住宫中。
第二日清晨，皇帝仍像往日一样出视早朝，傅夫人来到皇后寝宫坤宁宫，皇后一看，只见云鬓半弹，犹带睡容，便带醋意道：“嫂嫂恭喜了！”说者有意听者心惊。这句话说得傅夫人只觉脸上阵阵发热，立即匆匆告辞出宫。
自此，皇后见了乾隆帝，不似前日那般温柔，乾隆帝也觉得暗暗抱愧，但和傅夫人却情热如火，不知有多少佳期密约。皇后顾着面子，不好声张，只好忍在肚里，闷闷不乐。谁知祸不单行，皇后的亲子永琏，竟于乾隆三年，突得急病，不幸夭折。永琏刚满 9 岁，聪明伶俐，深受皇帝喜爱。本已由乾隆帝遵照家法，密立皇储。恰在这时去世，皇后恨上添恨，痛不欲生。
乾隆帝乘此机会，百般劝解，再三引咎，允其再生嫡子，当续立为储，并谥
永琏为端慧皇太子，赐奠数次。皇后才转回心来。过了几年，皇后又生一贵子，赐名永琮，怎知永琮 2 岁时，得了天花，过早夭折。皇后哭得死去活来，乾隆皇帝自然也很伤感。此时的富察氏精神委顿，毫无兴致。乾隆帝便，借东巡为名，奉皇太后率皇后启銮，以消皇后忧闷为实。沿路山明水秀，林静花香，可是，皇后却无心欣赏。
这次东巡，护卫的禁军，由侍卫内大臣傅恒统领。有一天，傅恒来到皇后的乘船，向胞妹问安，闲谈中无意透露傅夫人所生的儿子福康安可能是龙种。皇后听后，越发恨兄嫂不知廉耻，也恨自己的胞兄懦弱，简直是窝囊废！这时的皇后不单是气恼，还有无限的悲痛。当船行到德州水面，皇后因谏皇上不要寻花问柳，便与乾隆帝顶撞起来，皇后言语尖刺，使皇帝越发难堪，盛怒之下，反手一掌，打在皇后脸上。
刹那间，皇后脸无血色，浑身颤抖，想到自己已尽孝道，却一无所得？爱子夭折，皇帝移情，虽贵为皇后，却无乐趣，真是活受罪，不如一死了之。忽然间，只见皇后一转身子，踉踉跄跄直奔后舱，等皇帝醒悟追过去时，只听“扑通”一声，人已落水。待救上来时，已经绝气。这件大事非常突然，导致无人敢说皇后跳水自尽。
孝贤纯皇后终年 37 岁。乾隆帝对结发妻子感情极深，夫妻恩爱，一旦永诀，十分悲痛，谕令大办丧事，典礼极其隆重。大行皇后梓宫送到北京长春宫，帝亲临视，皇子祭酒，王以下文武官员齐聚举行哀礼。皇帝持服用素绸，九日缀朝。
妃嫔以下，皇子、皇子福晋咸服白布，截发辫，剪发。王以下文武官员，公主、福晋以下乡君、奉恩将军恭人以上，民公侯伯一品夫人以下，侍郎、男夫人以上，皇后娘家男妇，和其他人员，俱成服，齐聚举哀。外藩额驸、王、公、台吉、公主、福晋、郡主及朝鲜等国使臣于服内来京者，亦成服，每日三次奠献。诸王以下文武官员皆斋宿二十七日。
乾隆帝“深为哀恸”，不仅亲作挽诗，并亲写《述悲赋》：
……念懿后之作配，廿二年而于斯。痛一旦之永诀，隔阴阳而莫知。昔皇考之命偶，用抡德于名门。俾逑予而尸藻，定嘉礼于渭滨。在青宫而养德，即治壶而淑身。纵糟糠之未历，实同甘而共苦。乃其正位坤宁，克赞乾清。奉慈闱之温情，为九卿之仪型。……嗟子命之不辰兮，痛元嫡之连弃。致黯然以内伤兮，遂
邈尔而长逝。……呜乎，悲莫哀兮生别离，失内位兮孰予随？入椒房兮阒寂，披凤幄兮空垂。春风秋月兮尽于此已，夏日冬夜兮知复何时？
爱妻孝贤皇后之死，以及三个月前皇后之第二嫡子永琮之殇，使乾隆帝悲痛万分，因而脾气暴躁，对办理丧仪不恰当、不敬皇后的人严加惩罚。大阿哥永潢因迎丧失礼遭斥，管理翰林院的刑部尚书阿克敦以大行皇后册文误将“皇妣”译为“先太后”满文而被判决斩监候，刑部尚书、侍郎盛安等官全部革职留任，工部尚书、侍郎因办理皇后册宝，“制造甚属粗陋”而均遭训斥，侍郎索柱连降三级。
一大批官员“违制”，于百日之内剃发，遭到重罚，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湖广总督塞楞额被斥为“丧心悖逆”，“弃常蔑礼”，“丧心病狂”，而勒令自尽。
因后之丧仪而分别遭帝训斥、降级、革职、罚俸、赐死的，有大学士、尚书、侍郎、总督、巡抚张廷玉、高斌、尹继善、汪由敦等等官员，可见帝对孝贤皇后之笃爱及哀悼。
孝贤后生永琏、永琮二子，皆殇，一女亦殇，另一女封固伦和敬公主，于乾隆十二年嫁至科尔泌辅国公色布腾巴尔珠尔额驸。十七年色布腾巴尔珠尔进袭亲王，二十年蒙帝赐双俸，增加护卫。固伦和敬公主在乾隆五十七年去世。
在乾隆皇帝众多的妃嫔中，百年以来人们谈论不衰的是极富传奇色彩，而道明真相又极其平常的所谓“香妃”。
香妃之名，晚清就开始流传，辛亥革命以后更为人所津津乐道。
1915 年在故宫外朝地带新成立的古物陈列所将一幅名为“香妃戎装像”油画陈列于浴德堂后。好事者趋之若鹜，古物陈列所前门庭若市，香妃艳事很快传遍九城，成为京师街谈巷议的新闻。“香妃戎装像”所画系一内着红装，外罩铠甲，佩剑挺立的英姿飒爽的年轻女子，据说出自乾隆年间宫廷画师郎世宁的手笔，画像下并附古物陈列所写的《香妃事略》：
香妃者，回部王妃也，美姿色，生而体有异香，不假熏沐，国人号之曰香妃。
或有称其美于中土者，清高宗闻之，西师之役，嘱将军兆惠一穷其异。回疆既平，兆惠果生得香妃，致之京师。帝命于西内建宝月楼居之。楼外建回营，毳幕韦鞲，具如西域式。又武英殿之西浴德堂，仿土耳其式建筑，相传亦为香妃沐浴之所。
盖帝欲藉种种以悦其意，而内稍杀其思乡之念也。然容妃虽被殊眷，终不释然，
尝出白刃袖中示人曰，国破家亡，死志久决。然决不效儿女孜汉徒死，必得一当以报故主。闻者大惊。但帝虽知其不屈，而卒不忍舍弃也。如是数年，皇太后微有所闻，屡诫帝不可再去，不听。会帝宿斋宫，急召妃入，赐缢死。有图即香妃戎妆像，佩剑矗立，赳赳有英武之风，一望即知为节烈女子。
古物陈列所在《香妃事略》结尾处不忘告诉观者：“原本现悬浴德堂，系郎世宁手笔。”《香妃事略》虽不能掩饰其招徕看客的广告味道，但这篇短文结构谨严，文彩飞扬，史事传闻虚实难辨，确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加以举宝月楼、“回回营”、浴德堂等古迹为证，难怪一时万人争说，九城轰动。随后出现的有关香妃的演义、小说、戏剧等虽情节更加动人，其渊源盖出于《香妃事略》。
据学者考证，民间盛传的香妃其原型即是乾隆皇帝的容妃和卓氏。《香妃考实》一文中指出，乾隆容妃和卓氏既姓和卓，必为真主默罕穆德后裔，与后来据回疆叛乱的大小和卓或为兄妹，或为父女。和卓氏入清的时间，当在大小和卓未叛之前。原文这样叙述：
大小和卓在伊犁初定时，实为受中朝之惠，而得返故境。迨其叛也，已在（乾隆）二十一二年间，始渐明叛状，至二十四年秋，乃讨平之，两和卓授首。而和卓妃之入清，当在其先。盖两和卓由准（准噶尔）得释时，以乞恩于中朝而进其女，非叛后以俘虏入朝也。
史学家认为，乾隆皇帝考虑到和卓氏与宫中妃嫔言语不通、嗜欲不同，决定在西苑瀛台之南修筑宝月楼，“以为藏娇之所”。又在毗邻宝月楼的西长安街街南辟出一区，定名“回回营”，并添建回教礼拜堂，专门安置归顺之回民，“屋舍皆用回风，以悦妃意”。宝月楼建于 1758 年之春，当时回疆军事方殷，据此可进一步证明和卓氏入清必在大小和卓发动叛乱之前。
据《清皇室四谱》等文献资料载，和卓氏初入宫赐号贵人，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册封容嫔，三十三年（1768 年）晋容妃，五十三年（1788 年）四月十九日卒。容妃既受恩宠，且又善终，所谓身怀利刃、欲伺机行刺皇帝以报故主云云，只可视为荒诞不经之言，进而推想容妃恐怕也不会是遍体异香的西域美人。
不过，宝月楼确为乾隆破宫中旧例为容妃准备的香闺，并从皇帝御制宝月楼诗文中推绎出他对容妃的绵绵恋情。如御制《宝月楼记》中说：“楼之义无穷，而独名之曰‘宝月’者，池与月适当其前，抑有肖乎广寒之庭也。”《宝月楼记》
又说：“夫人之为记者，或欣然于所得；而予之为记，常若自识，是宜已而不已。
予亦不知其何情也！”有学者据此推测道：“此又见高宗之用情，而兼露英主本色，自以为宜已，则对此叛回之女不宜尊宠，亦明知之；然不能已，则自问亦不知其何情，可知其牵于爱矣。”再如，乾隆五十六年（1791 年）新正御制《宝月楼自警》
诗云：
“液池南岸嫌其远，构以层楼据路中。卅载画图朝夕似，新正吟咏昔今同。
俯临万井诚繁庶，自预八旬恐脞丛。归政之年亦近矣，或当如愿吴恩蒙。”
有学者认为此诗似与容妃有关：“此诗在乾隆五十六年，距容妃之丧已将及三年，诗中殊有悼亡意味。高宗文字不足以绮靡言情，且又须保持帝王尊严态度，只能如此。然感慨之意，溢于言表。云‘卅载画图’，决非楼之图。楼为南海底倚墙尽处，何有于卅载之画图，而朝夕求其似否？羞知画图郎楼中人之图也。香妃像举世流行于今日，当时有郎世宁画漆戎妆一像，为游行从跸围猎行宫之貌。
殆即诗之所指。卅载之图尚朝夕求其相似，可知珍惜之意。曰‘新正吟咏昔今同’，同之中分今昔焉，即所谓物是人非者也。”
自《香妃考实》刊出，香妃虽被揭去面纱，变成了实有其人的容妃，但其魅力未减当年，有关容妃的轶事仍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仍是文人驰骋遐想的素材。
《乾隆皇帝大传》中说：“帝特于临街筑宝月楼以居容妃，又特于墙外建”
回回营“修礼拜寺，以及亲写许多首关于宝月楼之诗，这一切充分表明了乾隆帝对容妃是何等的宠爱。”
高阳先生《清朝的皇帝》一书中也提到了容妃，他说：“高宗生平所眷者两女子，一即福康安之母，傅恒之夫人；一即容妃。”高阳以为，乾隆之所以盖宝月楼，“原因并不止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而是有如下三因：
首先风俗大不相同。坤宁宫每日煮猪两口祭神，元旦子刻祀神当皇家礼中最隆重者，皇帝、皇后行礼；春秋两大祭，皇后亦到，妃嫔自当侍从。而最尴尬者，则为后妃受胙，此为回教徒，万不能忍之事。高阳先生进一步申说，戊寅为乾隆二十三年，和卓木正嚣张之时，回疆亦未人版图，高宗必须怀柔，不能强使容妃（香妃）叛教。且既承恩宠，亦不忍出此。
其次，大内后宫，除御花园外，别无游观之处，高宗筑宝月楼于瀛台之南，
则随时可以驾幸西苑，而不必如临幸圆明园，须劳师动众。同时，容妃独承雨露，亦不虞其他妃嫔有争宠而左右为难之苦，高宗为己计者甚便。
最后一点是利用容妃了解回部的情况，特别是地理，以便在指授方略时有所依据。此在高宗实不免内疚于心，方灭其国，又宠其人，复以得其人的智识，为取其国的助力。高阳先生还说：“回部叛乱，以及两和卓木兵败，为其同族所杀，在当时都是瞒住容妃的。其后以无母家可归省，乃于宝月楼外，‘营回风之教堂及民舍’，以慰其乡思。”
近来，法国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阿兰？佩雷菲特又以生花妙笔使香妃扬名海外。佩雷菲特在《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书中讲述说，乾隆一生有过三次热恋，一次是和雍正的妻子马佳氏，最后一次是皇帝六十岁时爱上了和珅和大人，这中间的一次，就是单恋身上发出沁人心肺的天然香味的回族香妃：
这位异族的女囚一心怀念着在喀什附近被乾隆的士兵杀死在身边的丈夫。她对乾隆这样说：如果想用武力占有她，她会把他杀死。一天她不就从袖内抽出一件匕首来了吗？而在天子面前谁也不准亮出武器的。当卫兵从她手里夺走武器时，她傲慢地高喊：“我还有许多呢！”皇帝想方设法来改变她的冷淡态度，甚至在中国鼓励伊斯兰教，甚至让耶稣会的建筑师在紫禁城内仿照她故乡阿克苏为她建筑一座清真寺。耶稣会士为信喇嘛教的君主建造一座清真寺，真是各种教会合一了。皇帝日渐衰弱。太后第二次出来中止这桩令人议论纷纷的爱情故事，让肇事者自尽了事。乾隆说她天地灵秀之气，都让你一人占尽了。为她的死而久久痛哭。他为她写了碑文：
浩浩愁，茫茫劫；
短歌终，明月缺。
在喀什绿洲几公里外，在戈壁沙漠和苏联突厥斯坦的边上，为纪念“回族香妃”而建立的清真寺内供人凭吊的碑石上仍然可见这篇碑文。
近年来：经过中外学者对清朝官书、档案以及其他文献资料的开掘和研究，已经可以确证下述几个问题：
容妃和卓氏虽与叛清的回部（清朝史籍中称居住在天山南路、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人为“回人”，称其地为“回部”或“回疆”）领袖大和卓布拉呢敦、小和卓霍集占同宗，为派罕帕尔（即派噶木巴尔，回人尊默罕穆德为“天使”，派
罕帕尔即回语“天使”之意）后裔，但她那一支家族却不仅没有卷入大小和卓发动的叛乱，而且当清军胜利地追剿向境外逃窜的大小和卓木时，容妃和卓氏的叔叔额色尹、胞兄图尔都还领兵到将军兆惠大营协助官军作战。就辈分而论，额尔克和卓额色尹是大小和卓木的堂叔。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闰六月，当额色尹来到兆惠大营，告诉他“六月内遇布拉呢敦所属百余人，剿杀甚众”，兆惠对来归的额色尹等加以抚慰，并令其遣人到境外布鲁特部落“往取家属”。
将军兆惠表面上对来归的额色尹等予以抚慰，骨子里却猜忌甚深，他随后即密奏乾隆皇帝：“因思伊等系霍集占同族，又与布鲁特相契，恐回人等又以伊等为和卓，妄行敬信，应于到京后请旨，将伊等或留京城，或安插安西、哈密等处。”
乾隆谕令兆惠先将额色尹等送京。当年九月额色尹等抵京，经军机大臣面询，得悉额色尹等身世、经历，乾隆皇帝指示：“额色尹系霍集占一族，且久居伊犁，不便遣回叶尔羌等处，应即留京师居住。”此时，图尔都和卓正在送京途中，皇帝同时谕示，将额色尹、图尔都等“家口送京”。
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十月初二日，以额色尹与其侄玛木特“俱系派噶木巴尔后裔”，分别授公爵和扎萨克头等台吉。到除夕宴清朝正外藩时，“回子公额色尹、一等台吉玛木特、图尔都和卓”敬陪末席，可见容妃之兄图尔都的进京当在二十四年年底。图尔都亦很快被授以品级，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十六日皇帝谕军机大臣：“在京安插回人内，额色尹系公品级，玛木特、图尔都和卓系扎萨克，应归理落院管辖。又乐工、匠艺人等，共编一佐领，其佐领着自和卓补授，归内务府管辖。嗣后续到回人，均人此佐领下。”
作为额色尹的侄女、图尔都的胞妹和卓氏大约在乾隆二十五年初被护送至京。据清官档案所记，乾隆二十五年二月初四日新封和贵人，并赏赐珊瑚朝珠、金银首饰，及缎纱皮绵等袍褂衣物。和贵人即维吾尔族姑娘和卓氏，时年二十七岁。
如此一说，乾隆皇帝于乾隆二十三年春修建的宝月楼也不可能是皇帝为容妃营筑的香巢。
史籍记载，宝月楼于二十三年春动工兴建，当年秋天落成。这段时间，清军正在库东一带与回人苦战，乾隆皇帝岂能预料一年多后有个回女和卓氏来归？更不可能为一个莫须有的回女在西苑预修金屋以备藏娇。
何以修建宝月楼？乾隆在《宝月楼记》中已交待得再明白不过了：
宝月楼者，介于瀛台南岸适中，北对迎熏亭。亭与台皆胜国遗址，岁时修葺增减，无大营造。顾液池南岸，逼近皇城，长以二百丈计，阔以四丈计，地既狭，前朝未置宫室。每临台南望，嫌其直长鲜屏蔽，则命奉宸，既景既相，约之栎栎。
鸠工戊寅（乾隆二十三年）之春，落成是岁之秋。
南海中的瀛台，三面临水，花木扶疏，是皇帝夏日临幸之处。令皇帝稍嫌不满的是，“每临台南望”，由于瀛台与皇城城墙之间缺少屏障，西长安街上熙来攘往的百姓可以把皇帝的活动看得一清二楚。于是在瀛台正南方向拆除一段皇城城墙墙基与那一条“长二百丈、阔四丈”的狭长地段并在一起作地基，正好修一座东西二百丈、南北宽四五丈的重檐楼宇。又以“池（液池，即南海）与月适当其前，抑亦有肖乎广寒之庭”，遂命名为“宝月楼”。要之，宝月楼之建，原与容妃无涉，容妃居于大内后宫，亦从未下榻宝月楼。
至于与宝月楼隔街相望的“回回营”的修建，则确与容妃的家族有一定关系。
乾隆二十四年冬，和卓氏的叔叔额色尹、堂兄玛木特，以及胞冤图尔都等平叛有功的“回人”头面人物先后进京，同时奉旨办送来京师居住的还有和田等六城伯克、后封王爵的霍集斯等，皇帝遂决定在西长安门外、西长安街路南一带营建房屋，让随他们陆续来意的族属居住。“回回营”建成后，从新疆叶尔羌移居来的回人乐师、工匠等编成一佐领，就定居在那里。乾隆又命在“回回营”修建了一座融维吾尔族和汉族建筑风格于一炉的礼拜堂。寺成，乾隆御制《敕建回人礼拜寺碑记》，叙述了“回回营”及礼拜寺营建始末：
定回部各城，其伯克霍集斯、霍什克等并锡爵王公，赐居邸舍，而余众之不令回其故地者，咸居之长安门之西，俾服官执役，受廛旅处，都人因号称“回回营”……爰命将作支内帑羡金，就所居适中之地，为建斯寺，穹门垲殿，翊庑周阿，具中程度。经始以乾隆癸末（二十八年）清和吉月，浃岁落成。回众以时会聚其下，而轮年入觐之众伯克等无不欢欣瞻拜，诧西域所未曾睹，问有叨近日之荣而兼擅土风之美如是举者乎？“回回营”之建并非为了慰藉容妃的思乡之情，这是不言自明的。
《香妃事略》还提到大内武英殿西的浴德堂“相传亦为香妃沐浴之所”。据学者考定，浴德堂在明、清两代并非浴室，当然更谈不到是“香妃沐浴之所”，
其建筑可能是元代遗物。所谓“香妃”不可能在文武百官注目之下，从外朝宫殿群中招摇而过，去离宝月楼数里之遥的浴德堂洗澡。
宝月楼、回回营、浴德堂已如上述，就连《香妃事略》所说的西洋人郎世宁所画的“香妃戎装像”究竟是不是容妃本人，也大成问题。现已初步查明，1915年新成立的古物陈列所从热河避暑山庄运来一批文物，其中有一幅油画美人像，画的是一个妩媚英俊的戎装女子，原画上有一黄签，题为“美人画像”数字，并无系容妃的说明。原古物陈列所为取得轰动效应，遂定名为“香妃戎装像”，悬挂于浴德堂，并附会某些野史及有关香妃的传闻，杜撰成《香妃事略》一文。香妃事迹至今仍众说纷纭，其源盖出于此。
曾为曾国藩人幕之宾的晚清诗人王闽运在《湘绮楼文集·今列女传》中，已塑造了“香妃”的雏型——“回妃”，其事迹如下：
准回之平也，有女籍于宫中，生有美色，专得上宠，号曰“回妃”。然准女怀其家国，恨于亡破，阴怀逆志，因侍寝而惊宫御者数矣。诘问，具对以必死，报父母之仇。上（乾隆）益悲壮其志，思以恩眷之。太后知焉，每召回女，上辄左右之。会郊祭斋宿，子夜驾出，太后乘平辇直至上宫，人便闭门。宦侍奔告，上速命驾还，叩门不得入，以额触扉，臣御号泣，闻于内外。太后当门坐，促召回女，绞而杀之，待其气绝，抚之已冷，乃启门。上入号泣，俄而大寤，顿首太后前，太后亦持上流涕，左右莫不感动泣下。海内闻者皆叹息，相谓天子有圣母也。
乾隆纳容妃，这是事实，但《香妃事略》的撰写者却仍以“回妃”为本，又添枝加叶，益以“体有异香”而为“香妃”。杜撰香妃者的高明在于能附会宝月楼、“回回营”、浴德堂等人所共见共知的史迹，与香妃人情人理地联系在一起，且指郎世宁绘“美人画像”为香妃戎装写真，香妃故事遂家喻户晓，而去信史则更远矣。
现在已经到了彻底澄清香妃迷雾的时候了。容妃身世，《清史稿·后妃传》
只有寥寥数语：“容妃，和卓氏，回部台吉和扎麦女，初入宫，号贵人，后进为妃，薨。”“和扎麦”是维吾尔语对“和卓”的尊称，意为“我的和卓”。据学者考证，这位“和扎麦”就是三等台吉帕尔萨。另一种说法是，容妃生父阿里和卓，帕尔萨是她的叔叔。阿里是回部第 29 世和卓，与布拉尼敦、霍集占同出和卓家族。阿里的儿子即容妃之兄图尔都，对大小和卓叛清行径，坚持反对态度。乾隆
二十三年（公元 1758 年），将军兆惠所部被围困于黑水营时，图尔都发兵攻打喀什噶尔所属英吉沙尔，缓解了大小和卓木对兆惠所施压力，使兆惠转危为安。图尔都因功于乾隆二十七年封晋国公，而容妃叔叔额色楞先于乾隆二十四年因军功被封辅国公。
二十四年九月，当图尔都进京时，乾隆降旨命兆惠班师，带图尔都家口进京。
次年二月，兆惠班师返京时，容妃与她的六叔帕尔萨等随同抵达。二月四日，容妃入宫，封贵人，给赐甚丰。这一年她 27 岁，宫中认为她姓“和卓”，所以称“和贵人”。两年后，从二十七年五月起，和贵人晋封为容嫔，三十三年六月，即容嫔 35 岁时，又晋封为容妃。
容妃人宫后，乾隆尊从她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和本民族的特殊爱好。二十六年正月，容妃入宫未满 1 年，维族杂技艺人也被召入皇宫，表演玩小羊，玩绳杆，斗羊等本民族传统节目。容妃始终信奉伊斯兰教，因此在她死后棺木上有手书的阿拉伯文《古兰经》。二十三年，乾隆曾于西内建“宝月楼”。容妃进宫后，又在宝月楼墙外特建“回子营”，又建回教礼堂，供维吾尔族人礼拜。
容妃平日在宫中依然是本民族衣着打扮。因此，三十三年六月封妃之前，圣旨道：“容嫔封妃，现无满洲朝冠、朝服、吉服，应赏给其项圈、耳坠、数珠”。
宫中还设有维族厨师，专门为容妃做饭。容妃有时也让自己的厨师，烧作民族风味献给皇帝如，四十六年正月五日，在斋宫晚膳时，回族厨师烧了二道名菜“谷伦杞（抓饭）”和“滴非雅则（洋葱炒的菜）”，受到皇帝的好评。
容妃还多次随驾出巡。她不仅随驾出关外木兰哨鹿，而且还到过江南。三十年乾隆第 4 次南巡时，随行的后妃中除皇后那拉氏，还有令贵妃、庆贵妃，容嫔、永常在和宁常在。相随的王公大臣中，也有容妃的哥哥图尔都。这两位来自天山脚下的兄妹，观赏到苏杭等地碧山绿水的秀丽风光。在下江南的途中，容妃受赏赐的食品，许多是用羊肉、鸡、鸭烹饪的。
三十六年，她又随驾东巡泰山，到曲阜拜谒孔庙。乾隆四十六年，她随驾到盛京，在八月二十日、二十四两次赐膳中，其他妃子赏赐的是野猪肉，唯容妃一次赏鹿肉，一次赏狍肉。
在宫中，容妃也数次得到赏赐。按宫中典制，贵人每年赏银 150 两。升为嫔之后，赏银增至 300 两。三十八年，容妃 40 岁生日，受赏赐无量佛 1 尊，玉如
意 1 盒 9 柄，以及青玉寿星、银晶象耳双环瓶、玛瑙灵芝杯等大批珍玩。
容妃和卓氏是年过五旬的乾隆皇帝众多妃嫔中的一个。如果说她有什么新奇的话，则在于她是维吾尔族上层贵族女子。乾隆纳回女为妃，虽亦为破例之举，但不会像纳汉妃一样引起宫中外朝正统满洲人的强烈反对。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世祖福临俱纳蒙古后妃，和卓氏出身派噶木巴尔，其家族能与发动叛乱的同宗大小和卓划清界限且以实际行动参加了平叛战争，乾隆皇帝略仿满蒙联姻祖制，在平定回疆后，纳和卓氏人宫；和卓氏封“和贵人”后两个月，乾隆又将宫中女子巴朗指配给和卓氏之兄图尔都为妻，这都是出于政治目的婚姻的妙用。
和卓氏容貌端正，性情和顺，但乾隆绝不单单为了美色或追求新的刺激才把她纳入宫中的。
正是从对维族上层贵族羁縻怀柔的政策出发，所以乾隆皇帝对容妃和卓氏的生活习俗非常尊重。容妃在宫中，饮食由一位名叫努倪马特的回族师傅侍候，巡幸在外时，也受到特殊关照。乾隆三十年春四次南巡时，赏赐给容嫔的膳食有羊肚片、羊他他士、清炖羊肉、奶酥油野鸭子等。乾隆三十六年春东巡，容妃受到格外赏赐的膳食有回回饽饽、羊酥占等。皇帝辍朝三日，丧仪照康熙九年（1670年）慧妃薨逝的旧例办理，香妃的故事虽然广泛流传，但事实上，那一位心怀民族仇恨的香妃纯属子虚乌有。在乾隆后宫，只有一个为民族和睦团结作出过贡献的容妃。
多妻的必然结果是多子多女。乾隆皇帝一生，共生有十七个儿子、十个女儿，计有二十七人之多。但由于其中的十二个子女未及成年便已夭折，而在成人的十五个子女中，又有十人死于乾隆皇帝去世之前。这样，乾隆皇帝临终时所能见到的只有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和当时的一般百姓家庭相比较，已经相差不远。
在乾隆皇帝的十七个儿子中，幼年殇逝者七人。他们包括孝贤皇后所生的皇二子永琏和皇七子永琮，淑嘉皇贵妃所生的皇九子（未命名）、舒妃叶赫那拉氏所生的皇十子（未命名）、皇后乌拉纳喇氏所生的皇十三子永璟、追赠孝仪皇后所生的皇十四子永璐和皇十六子（未命名）。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皇二子永琏和皇七子永琮。永琏生于雍正八年，乾隆皇帝因为皇后所生，而且本人也聪明伶俐，首次秘密建储，即将其内定为皇太子。可惜的是，这个皇子只活到九岁便因病死去，乾隆皇帝极为伤心，特将他追谥为端慧皇太子。乾隆三年十二月，葬于蓟州城东朱
华山园寝，派员守护，按时祭扫。皇七子永琮生于乾隆十一年，在乾隆皇帝看来，这个孩子也非常聪明伶俐，“甫及两周，歧嶷表异”。因此，乾隆皇帝有意将其立为储君。但是乾隆十二年底，这个孩子也出痘殇逝。乾隆皇帝谥其为悼敏，指令“皇七子丧仪应视皇子从优”，因此，他也被安葬在朱华山端慧太子园寝。此后不久，孝贤皇后也因悲伤过度死于东巡途中，乾隆皇帝因家中变故迭出，脾气暴躁，对于臣下的态度愈加严厉。家庭悲剧对于朝廷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端慧皇太子永琏和皇七子永琮相继殇逝，使得乾隆皇帝在建储问题上出现了波动。这时，有的年龄较长的皇子对于空缺的储位无不有觊觎之念。发现这些情况后，乾隆皇帝立刻严惩。这样，又有皇长子和皇三子成为乾隆皇帝坚持秘密建储的牺牲品。其中的皇长子永璜生于雍正六年，庶妃富察氏即哲悯皇贵妃所生。
皇三子永璋，生于雍正十三年，纯惠皇贵妃苏佳氏所生。乾隆十三年孝贤皇后死后，他们因觊觎储位和“临丧不尊”受到乾隆皇帝的严厉指责，并断言：“此二人断不可入继大统！”受此打击，乾隆十五年三月，皇长子永璜首先生病去世，时年二十三岁；乾隆二十五年，皇三子永璋也因病去世，时年二十六岁。念及多年父子之情，乾隆皇帝将皇长子追封为定亲王，谥曰“安”；将皇三子追封为循郡王。
和皇长子、皇三子情况相似的还有一个乌拉纳喇氏皇后所生的皇十二子永瑾。他生于乾隆十七年，在他十四岁时，他的母亲因逆旨剪发而失宠，十五岁时，母亲去世。这样，他的地位一落千丈，成为地位最低的一个皇子。乾隆四十一年正月，他因病去世，时年二十五岁。其他成年皇子去世，乾隆皇帝大都追封一个亲王、郡王，若无子，还为其择嗣过继，以续香火；而永瑾死后，这些饰终之典全都没有。直到嘉庆四年三月嘉庆皇帝执政之后，在对其母以厚礼改葬的同时，才将他追封为贝勒。
上述各子之外，先于乾隆皇帝死去的还包括皇四子永琐、皇五子永琪和皇六子永珞。皇四子永琐生于乾隆四年，为淑嘉皇贵妃金佳氏所生。乾隆二十八年时，乾隆皇帝以其出继给履亲王允匋之后为郡王。乾隆四十二年因病去世，时年三十九岁。皇五子永琪生于乾隆六年，愉贵妃柯里叶氏所生。对于这个儿子，乾隆皇帝印象特别好，并一度有意将其内定为储君。但美中不足的是，他的身体状况特别不好，经常生病，乾隆三十年时，病况还相当严重。为了使其心情愉快，早日
恢复健康，当年十一月，乾隆皇帝破例将他封为荣亲王。但是这也未能使他的病情有所好转，次年三月，这个皇子还是离开了人间，时年二十六岁。皇六子永瑢生于乾隆八年，和皇三子同母。乾隆二十四年时，乾隆皇帝以其出继为慎郡王允禧之孙，降袭贝勒，乾隆三十七年封为质郡王。这个儿子文化素养极高，善绘画，通天算，且有一定的行政才干，曾经参与《四库全书》纂修中的领导工作，还当过一个时期的总管内务府大臣。乾隆皇帝七旬、八旬两次万寿庆典，他都是一个重要组织者。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乾隆皇帝将他晋封为质亲王。但是，未等乾隆皇帝八旬万寿庆典届期，乾隆五十五年五月初一，他也因病去世，时年四十八岁。
由于多数皇子已在乾隆皇帝生前去世，这样，为乾隆皇帝送终的只剩下了嘉庆皇帝和皇八子永璇、皇十一子永理和皇十七子永磷。其中，皇八子永璇生于乾隆十一年，和皇四子永琐、皇十一子永理同为一母所生。在乾隆皇帝的诸子中，这个儿子名誉最糟糕。少年时期逃学，长大之后贪恋酒色，多次受到乾隆皇帝的训斥。乾隆四十四年，因为较他年长的皇子皆有封爵，乾隆皇帝不得不将他封为仪郡王；但到了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再次封王时，皇六子、皇十一子、皇十五子都封亲王，而永璇却原地不动，仍为郡王。嘉庆四年正月乾隆皇帝去世后，嘉庆皇帝终将其晋封为仪亲王，并令他总管吏部事务；但为时不到一个来月，便又撤其总理吏部之职。从此以后，他坐拥厚禄，长期在家享受清福，一直到道光十二年（1832）才去世，活至八十七岁。在他的十几个同胞弟兄中，他是最为长寿的一个。
皇十一子永理生于乾隆十七年。在乾隆皇帝的熏陶下，少年时期，就酷爱诗文书法，“诗文精洁，书法遒劲，为海内所共推”，因而乾隆皇帝对其十分喜爱，多次幸其府邸。《四库全书》纂修期间，他也是一个正总裁。乾隆五十四年，乾隆皇帝将他封为成亲王。
嘉庆皇帝诛除和珅之初，又以他为首席军机大臣，总理户部三库事务。但几个月过后，因其声望日益增长，引起了嘉庆皇帝的猜忌，当年十月，罢其军机大臣之职，以藩王身份在内廷行走。道光三年（1823）去世，时年七十二岁。
皇十七子永磷生在乾隆三十一年，是嘉庆皇帝的同母弟。乾隆四十年孝仪皇后去世时，他只有十岁，由颖贵妃巴林氏将其抚育成人。他不爱读书，“喜音乐，
好游嬉”，因此为乾隆皇帝所不喜。乾隆五十四年，其他各子皆封为王，仅有他一人被封为贝勒。他自己也明白争储无望，因此，在一次兄弟聚会时，他开玩笑说：“使皇帝多如雨点，亦不能滴吾顶上。只求诸兄见怜，将和珅邸第赐居，则吾愿足矣。”嘉庆皇帝亲政，将他晋封为惠郡王，不久后，又改封庆郡王，同时还将和珅宅第相赐，满足了他的要求。因为他是嘉庆皇帝的同母弟，嘉庆皇帝对他特别疑忌，多次搜罗过失，对他进行打击。嘉庆二十五年（1820）三月，他因病去世，享年五十五岁。
总的来说，乾隆诸子虽然都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但其政治、军事才能却明显地低于前朝皇族子弟。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受汉族文化熏陶之所致，二是（主要的）由于乾隆皇帝对皇子控制的极端加强。这对于嘉庆以后清朝统治的衰落，应该说是有很大影响。
十七个皇子之外，乾隆皇帝还生有十个皇女。其中皇长女、皇二女、皇五女、皇六女、皇八女等五个公主都于幼年殇逝。其他五个公主，两个嫁给了蒙古王公，三个嫁给了满洲大臣子弟。除皇十女固伦和孝公主之外，也都早于乾隆皇帝去世。
其中皇三女固伦和敬公主生于雍正九年，为孝贤皇后所生。十七岁时，乾隆皇帝将她嫁给了科尔沁王公色布腾巴勒珠尔。乾隆四十年时，这个固伦额驸死于金川之役。乾隆五十七年，和敬公主也在京病故，享年六十二岁。皇四女和硕和嘉公主生于乾隆十年，为纯惠皇贵妃苏佳氏所生。乾隆二十五年嫁给大学士傅恒的次子福隆安。乾隆三十二年去世，只活了二十三岁。皇七女固伦和静公主生于乾隆二十一年，是嘉庆皇帝的同母姐姐。乾隆三十五年，乾隆皇帝以其下嫁喀尔喀超勇亲王策凌之孙拉旺多尔济。乾隆四十年正月因病去世，只有二十岁。从她去世到她的母亲孝仪皇后去世，其间只有二十天，孝仪皇后很有可能是得到她去世的消息后突然发病去世的。皇九女和硕和洛公主生于乾隆二十三年，也是由孝仪皇后所生。乾隆三十七年时，她嫁给了在平定准噶尔和回疆叛乱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将军兆惠的儿子扎兰泰。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因病去世，只活了二十三岁。
在乾隆皇帝的十个公主中，惟一能活到乾隆皇帝去世以后的女儿是他的最小的女儿和孝公主。她出生于乾隆四十年，生母是悖妃汪氏。在她出生的时候，乾隆皇帝已经六十五岁。老年得女，乾隆皇帝对她十分宠爱，特将其待遇规格视同皇后所生之女，称为固伦公主。乾隆四十五年时，他将这个爱女指配给他的心腹、
军机大臣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和孝公主下嫁，乾隆皇帝又大加赏赐，数量之多远远超过了其他公主。然而，乾隆皇帝死后，和孝公主的境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和珅被处死，所有家产通通被抄收。这样，昔日门庭若市的和孝公主宅第即刻冷冷清清，车马绝迹；以后，到嘉庆十五年，在和孝公主三十六岁时，其夫丰绅殷德又因病身亡。十几年后，这个历尽世道沧桑的和孝公主也因病去世，终年四十九岁。
建储问题的圆满解决为乾隆的归政铺平了道路，于是，在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周年之际，乾隆皇帝举行了隆重的传位大典，向全国臣民颁布了归政诏书，从而也迎来了他一生中最后的岁月。
建储虽为归政的前提，但是，乾隆皇帝提出归政思想的时间却早在建储之前，并且，最初提出这一思想目的只在于祈求长寿，并无意将其和建储问题相联系。
据乾隆皇帝自称，早在雍正十三年九月，乾隆皇帝举行登基大典时，即曾焚香告天：“昔皇祖（指康熙皇帝）御极六十一年，予不敢相比。若邀穹苍眷佑，至乾隆六十年乙卯，予寿跻八十有五，即当传位皇子，归政退闲。”乾隆皇帝的祖父康熙皇帝八岁即位，在位六十一年，终年六十九岁，在前此所有清代帝王中已为高寿。
而乾隆皇帝即位时，已经二十五岁；六十年后，将至八十五岁高龄，因此，尽管他在口头上表示自己不敢上比皇祖在位六十一年之数，但就其本意而言，则是希望自己在年寿上高于康熙皇帝。乾隆二十五年时，乾隆皇帝已过五十寿辰，而身体却康健如昔，兼之其生母崇庆皇太后也非常健康，因此，乾隆皇帝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一度改变主意，表示只要祟庆皇太后健在，即使在位周甲，也不提归政之事。因而，在他六十岁以后，虽曾下令“预葺宁寿宫，为将来优游颐养”之所，并于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第一次向诸皇子公开提及归政之事，但在其实践中，却对归政一事表示了相当消极的态度。
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崇庆皇太后去世，从而使乾隆皇帝失去了不行归政的借口；而次年东巡时金从善上书表请建储，这就使归政和建储问题发生了紧密的联系。从金从善要求建储的呈词中，乾隆皇帝明显察觉到一些臣民对自己“贪恋天位”的不满。为替自己辩解，他一方面以历史上的许多帝王为例，大讲其“为君之难”，如针对唐宣宗、宋太宗、宋仁宗、宋英宗等对建储所持的抵触情绪，乾隆皇帝批评他们“惟知席丰履厚，以为君为乐，而不知为君之难也”。而对于宋
高宗、宋孝宗等“值多事之秋，当励其有为之志，乃未及耄期，而遽行内禅”，他批评的言辞更为严厉，指责他们只“图一己之佚乐，而不顾国计之重轻，其人实不足取，则又朕所深薄者耳”。另一方面，他还一再表示自己无意久恋天位。
他自我辩解说：“设或七旬、八旬以后，神志稍衰，不能似今之精勤求治，亦不肯贪天位以旷天工，且历代帝王，享位至四五十馀年而归政者，实所罕觏。朕非不知足者，又何必定以六十年为期乎！”到此为止，八五归政才算最后确定下来。
乾隆五十五年，乾隆皇帝八十寿辰。由于距离八五归政之期越来越近，兼之以年龄不断增长，健康每况日下，归政一事逐渐提上了乾隆皇帝的议事日程。每逢节庆寿诞，无不以归政为念；诗赋词章，多以传位为题。乾隆五十八年以后，距离归政之期愈益接近，这样一来，各种准备工作皆已开始。乾隆五十八年四月，乾隆皇帝以归政在即，“嘉惠士林之典，尤应预为举行”，决定从次年秋天开始至丙辰年春三年间，接连举行归政恩科乡试、会试和嗣皇帝恩科乡试、会试。乾隆五十九年年底，下令将历年以来所有民间积欠银一千七百余万两、粮食三百七十五万石一律豁免，“俾小民节年欠项廓然一清，得以户庆盈宁，共游化字”。同时，他还于往常年终时普赏八旗兵丁一月钱粮之外，由国库拨出银两，赏借王公以下以至闲散宗室觉罗、八旗兵丁半年俸饷。
乾隆六十年，有关归政的准备工作进入了高潮，各种加恩活动一件接着一件。
正月间，乾隆皇帝下令将因过查抄家产的官员未缴纳部分全行豁免，以示“法外施仁，恩加无已至意”。二月间，又下令增加“各直省岁试入学名数”。对于自己的两个发蒙老师福敏和蔡世远，尽管已故去多年，但为了感念他们的辅导之功，乾隆皇帝特将福敏晋赠太师，蔡世远加赠太傅，并责令人赐祭，以示“眷隆耆旧、崇礼师儒至意”。与此同时，归政恩科会试和嗣皇帝恩科乡试也次第举行。
在所有的准备工作完成之后，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也就是乾隆皇帝即位六十周年之际，乾隆皇帝召集皇子、皇孙、王公大臣于勤政殿，当众取出当年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面的建储密旨，宣布立皇十五子永琰为皇太子，决定次年新正举行传位大典。并且还将皇太子生母令懿皇贵妃追赠为孝仪皇后；为了避讳，改皇太子名为颙琰。十月朔日，向全国颁发嘉庆元年时宪书，并以传位大典“实为旷古吉祥盛事，允宜广沛恩纶，俾薄海群黎，共沾湛恺”而下诏书：“将嘉庆元年各直省应征地丁钱粮概行蠲免，以示朕与嗣皇帝爱育闾阎，同锡恩施至
意。”
嘉庆元年正月元日，内外王公以下文武百官与朝鲜、安南、暹罗、廓尔喀等国使臣聚集在太和殿，按班序列。接着，礼部堂官首先至毓庆宫启请皇太子朝服出宫，恭候乾隆皇帝乘舆至太和殿升座。此时，鼓乐齐鸣，皇太子以下所有官员皆跪伏殿内，由宣表官员跪宣传位诏书。然后，大学士二人恭导皇太子至乾隆皇帝御座前俯伏跪地，由乾隆皇帝亲手将“皇帝之宝”传授皇太子，嗣皇帝率领群臣再次向乾隆皇帝行九叩大礼。庆贺结束后，已经成为太上皇帝的乾隆皇帝还宫，接受公主、福晋及未受爵之皇孙、皇曾孙、皇玄孙行庆贺礼。同时，嘉庆皇帝则御殿登基，接受群臣朝贺。礼部鸿胪寺官员来到天安门城楼，恭宣太上皇帝传位诏书及恩赦条款。
这年正月初四，乾隆皇帝又按。预定计划，在宁寿宫、皇极殿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千叟宴。因为传位顺利，百事如意，乾隆皇帝再度挥毫：
归禅人应词罢妍，新正肇庆合开宴。
便因皇极初临日，重举乾清旧宴年。
教孝教忠惟一笃，日今日昨又旬延。
敬天勤政仍勖子，敢谓从兹即歇肩。
到这个时候为止，全国臣民所瞩目的授受大典才得以全部结束完成，乾隆皇帝过上了太上皇帝的生活。
两千多年以来，因为预立储君，不只在君主生前皇、储之间矛盾重重，关系非常复杂，而且储君与诸皇子之间的斗争也异常激烈。这些矛盾长期积蓄的结果，往往在旧君去世、新君即位、最高权力过渡之际酿成悲剧，不是弟兄之间相互残杀，就是平时处于潜伏状态中的宦寺、女宠之辈乘机弄权，以致所立新君与旧君意愿多非一致。雍正皇帝制定的秘密建储制度虽在旧君生前对于皇、储斗争和诸皇子之间的斗争有一定的约束作用，但在其去世之后，他所指定的嗣君能否即位，却仍需视其托付之人是否得力而定。也就是说，臣下仍然对嗣君废立起着一定的作用，建储中存在的一些漏洞并没有完全被堵塞。因而，雍正皇帝去世后，臣下请出其生前建储密旨时，因名分未定，乾隆皇帝竟然“不敢自行启封”，而是“召同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当面展缄敬阅”，由张廷玉于灯下宣读，方才名正言顺地即了帝位。
乾隆皇帝于生前自行传位，是对雍正皇帝制定的秘密建储制度的重要补充和发展。这一措施的推行，不但能使自己的建储意志完全得以实现，尤为重要的是，由于在传位过程中“明颁诏旨，亲御殿廷，付托神器”，也避免了大臣等借机怙宠擅权的弊端。因而，尽管乾隆皇帝八五归政似乎在时间上晚了一些，而且在归政之后也依然不当地集大权于一身，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通过传位而实现最高权力过渡的方式，还是有其可取之处的。
太上皇之称，最开始起于皇帝制度形成以后的秦、汉之际，本是在位皇帝对于生父的尊称。如秦始皇将自己已故之父秦庄襄王追尊为太上皇以及汉高祖刘邦将在世的父亲刘太公尊为太上皇等。由于太上皇位置虽极为尊崇，但却并无统政实权，因而秦、汉以后，一些皇族子弟在政治斗争中获得胜利、攫取皇位后，也将在斗争中失败的父亲或原来的皇帝尊为太上皇。如唐太宗通过玄武门之变除去政敌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之后，逼令其父唐高祖李渊退位，名日高级囚徒；又如明英宗被掳后放还，当时其弟明景帝已为国家之主，遂将其尊为太上皇。如此说来，两千多年来，尊称太上皇者虽有很多人，但在多数情况下，都不过是高级囚徒的代名词。乾隆皇帝二十五岁即位，为了加强自己的专制统治，苦心孤诣地经营了六十年之久，年老退位，当然不愿去做这样的太上皇。
为了继续保持自己的最高权力，早在宣布归政之日，他就已公开表示，归政之后，将那些因为自己年老而不能胜任的各种祭祀和礼仪活动交由嗣皇帝办理，至于“军国大计及用人、行政诸大端”，他则坚决地表示：“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将来知所禀承，不至错误，岂非国家、天下之大庆！”根据乾隆旨意，军机大臣拟定传位事宜时，又使太上皇帝的礼仪规格以及实际权力都远远地超出了嗣皇帝。
照此规定，太上皇帝对人仍然自称为“朕”，太上皇帝谕旨称为敕旨；题奏行文遇太上皇帝字样，高三格抬写，皇帝高二格抬写；太上皇帝生辰称万万寿，皇帝生辰称万寿；文武大员进京陛见以及新授道、府以上官员离京赴任，皆需具折恭请太上皇帝恩训。而嗣皇帝拥有的权力，只不过是些按期举行祭祀以及经筵、耕耤、大阅、传胪等礼仪活动而已；而且，这些活动还要向太上皇帝奏闻之后始得举行。用乾隆皇帝之言即：“朕虽归政，大事还是我办。”因而，乾隆皇帝之归政并非退位，不过是变亲政为“训政”而已！
在筹备归政事宜时，乾隆皇帝已为自己保留了极大的权力，而在传位大典举行以后数年中，乾隆皇帝又一再突破归政之时做出的许多承诺。其一是居住地址。
早在乾隆三十七年时，乾隆皇帝即命令修葺宁寿宫，以其为归政之后的颐养天年之所，而在传位大典举行之后，他却仍然居住在养心殿。他给自己找借口说：“子皇帝初登大宝，用人、理政，尚当时加训诲。何忍即移居宁寿宫，效宋高之自图安逸耶！”嘉庆二年时，他又说：“予即位以来，居养心殿六十馀载，最为安吉。
今既训政如常，自当仍居养心殿，诸事咸宜也。”因为他已“寝兴六十养心惯”，如此以来，已经即位的嘉庆皇帝只好仍然住在毓庆宫。
其二，嘉庆改元，例应将嘉庆时宪书通颁包括宫廷在内的全国各地。然而，在臣下以“一体循用新朔，于心实有所未安”为由而呈请宫中仍行使用乾隆纪年时，乾隆却欣然同意，并将臣下恭进之乾隆六十一年新历“颁赏内廷皇子、皇孙及曾、元（玄）辈并亲匠王大臣等，俾得遂其爱戴之忱”。因此，直到乾隆去世之时，宫中仍用乾隆年号。
其三，嘉庆改元，京中宝泉、宝源二局以及各省铸钱机构皆自应改铸嘉庆通宝，然而，为了表示对乾隆皇帝的尊重，在乾隆皇帝归政以后，则“乾隆、嘉庆年号各半分铸”。
第四，在国家事务的处理方面，乾隆皇帝也没有遵守归政时作出的承诺。归政之际，乾隆皇帝曾经给予嗣皇帝以处理各部院衙门和各省题奏本章及任免官员的权力。但是，归政之后，除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题本批答之外，乾隆皇帝一直牢牢抓住批答奏折、任免官员的权力。为了对臣民有所交待，嘉庆元年时，他这么说：“自揣精神强固，又曷敢自耽逸豫，遂自谓闲人？是以至今每日披览章奏，于察吏勤民之事，时刻训示子皇帝，俾得勤加练习，予庶不致有负吴苍鸿佑之恩。”
一直到嘉庆三年时，乾隆皇帝的眼力虽然越来越差，“然披阅章奏及一切文字，未尝稍懈”。虽然其中不少谕旨和奏折批答，比方说镇压湘黔苗民起义和川楚陕白莲教起义的谕旨和奏折批答，全部是以嘉庆皇帝的名义发出，但由于军机处这一重要机构还在乾隆皇帝的掌握之中，而嘉庆皇帝又须事事聆听太上皇的教训，因而其中的内容，也大多都是乾隆皇帝意旨的体现。
总之，在三年太上皇期间，所有涉及官员任免、军务布置、政治举措、河工建设、蠲赈事宜等主要事务，乾隆皇帝无不躬亲其事。所以乾隆皇帝是一个名副
其实的太上皇。
事实上，在乾隆皇帝牢牢地把握着主要权力的同时，因为不少礼仪活动已为嘉庆皇帝所分担，和归政以前相比较，乾隆皇帝的工作量还是大有减轻。因而，处理要务之外，空余时间相对增多。在这些闲暇时间，乾隆皇帝有时长时间地静坐沉思，陷入对自己童年生活深深的回忆之中：自己如何在先父面前一字不遗地背诵经书，祖父如何开枪打死扑向自己的大熊，又是如何夸奖自己和自己的母亲……所有这些，都是那样的宛然如昨，仿佛正发生在眼前，令人难以忘怀。试录其所作诗二首，以见乾隆皇帝当时之情怀：
乘凉每爱倚长松，无碍翻来天籁重。
坐久不知时与刻，梵楼遥报午时钟。
寅岁随来侍宴辰，分别一瞬七旬跋。
命皇妣领圣母觐，恩谕曾称有福人。
回忆旧事之外，偶尔之际，乾隆皇帝也想到了将来。嘉庆三年春，乾隆皇帝的玄孙载锡成婚，乾隆皇帝很希望其来年生子，好使自己于玄孙之外再见来孙；更进一步地讲，当时乾隆皇帝已经八十八岁高龄，很希望再能活上十二年，以便凑成一个整数，开创一个帝王年龄史上的新记录。嘉庆三年八月，他在一首诗中道出了这种心情：
仰望如霄上，俯临欣目前。
一身亲七代，百岁待旬年。
愿谓元者勉，喜瞻来者连。
自知不知足，又愿庶应然。
乾隆皇帝虽然祈求长寿，但就自己的后事，他也进行了安排。其中着手最早的是陵寝的选择和修建。乾隆皇帝即位之初，原打算建陵于易州。但由于虑及雍正皇帝和自己相继于此建陵，后世子孙必趋向西，“则东路孝陵、景陵将日远日疏，不足以展孝思而申爱慕”。所以改令于遵化一带选择建陵地址。乾隆七年三月，大学士回奏说胜水峪一带“地傍祖陵，土色细润，自属吉壤”。于是乾隆皇帝决定把陵寝建于此，并于此后不久正式破土动工。孝贤皇后去世后，为了早日将其梓宫下陵安葬，在乾隆皇帝的威逼下，工程速度加快进行。乾隆十七年，地宫建成。是年十月，乾隆皇帝亲送孝贤皇后梓宫奉移地宫，并对工程修建表示满
意。乾隆三十八年，陵寝修建工程最后完成。此后，转入岁修阶段。归政以后，在考虑后事安排时，乾隆皇帝又考虑到自己建陵遵化，恐怕因此而使西陵遭到冷落，因而又再次作出决定：自嗣皇帝以下的后世子孙为帝者建造陵寝时，皆须“各依昭穆次序迭分东西，一脉相联，不致递推递远”。嘉庆二年时，又派遣户部尚书范宜宾、礼部尚书德明、总管内务府大臣组布等人再次对陵寝进行修葺。
除修建陵寝之外，对于自己身后的丧礼、谥法方面，乾隆皇帝也都做了一些布置。关于丧礼，他规定按历代帝王先例，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除服；不得仿效古礼，行三年之丧。他曾说：“将来嗣皇帝如欲仿行古礼，当思天子之孝，与士庶异；我皇清之制，与汉姓殊。嗣皇帝仔肩重器，惟当效法祖宗及朕敬天爱民、法祖勤政，勉承付托，此即孝之大者。”而就身后谥典，他也表示，只能谥之为“宗”，而不得谥之为“祖”。
随着年龄的增长，进入嘉庆三年以后，乾隆皇帝的健康状况已经越来越差，失眠、健忘症状也更加严重。据当时朝鲜使臣观察的结果是：“太上皇容貌、气力不甚衰耋，而但善忘比剧。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故侍御左右，眩于举行。”因为身体这般虚弱，自然易于感染疾病。同年十一月，就在臣下计划为他筹办九旬庆典之时，乾隆皇帝却因筹办平定白莲教起义事务过于焦劳感受风寒。虽经御医尽力调护，不久便痊愈了，但却留下了头目昏眩的后遗症：“饮食渐减，视听不能如常，老态顿增”，精力也大不如以往。嘉庆四年正月新正，乾隆皇帝尚出御乾清宫，接受嘉庆皇帝以下王公百官的朝贺。次日，病情突然恶化。得知这一消息后，嘉庆皇帝急率御医前至养心殿救护。这时，已经进入弥留之际的乾隆皇帝紧紧握住自己指定的这个嗣皇帝的双手，“眷爱拳拳弗忍释”，之后即进入昏迷之中。第二天凌晨时分，这个临御天下六十三年的老皇帝满怀着在位周甲、眼观七代的满足和未至百龄、不见来孙的遗憾离开了人世，终年八十九岁。
由于乾隆皇帝去世时已年近九十，几乎超过了自古以来所有的帝王，兼之三年以前已经举行了传位大典，所以，上至朝廷百官，下至黎民百姓，对于乾隆皇帝的去世都不感到意外和突然，“皇城之内，晏如平日，少无惊动之意，皆曰：
‘此近百岁老人常事，且新皇帝至孝且仁，太上皇真稀古有福之太平天子’云”。
与此同时，朝廷上下关于丧事的操办也有条不紊地循例进行。当天，乾隆皇
帝遗体移殡至乾清宫，嘉庆皇帝以下所有妃嫔、亲王、公主、福晋以及文武百官皆剪发成服，并且成立了由睿亲王淳颖、成亲王永理、仪郡王永璇和大学士和珅、王杰等共同组成的治丧机构。几天之后，和珅虽被治罪，但各种治丧活动却没有停止。正月间，先后上其尊谥为“高宗纯皇帝”，并将梓宫移殡观德殿；二月间，着手编纂《高宗纯皇帝实录》；三月，将乾隆皇帝陵寝定名为裕陵。这年九月初二，嘉庆皇帝奉乾隆皇帝梓宫自京发引。十五日，安葬裕陵地宫。从此，乾隆皇帝便长眠在自己生前最崇敬的祖父康熙皇帝景陵的西面，伴随着一年一度的春雨桃李和秋风松涛，安详地躺在裕陵之下的地宫中。
纵观乾隆皇帝在位期间的全部政治活动，便不难发现，这个临御天下六十多年的封建君主，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二百六十多年的清朝历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就积极作用而言，乾隆皇帝的贡献大致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通过即位之初的一系列统治政策的调整，保证清朝政治继续向上发展。
雍正皇帝在位期间，先后对统治机构、八旗制度和赋税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强有力的改革；同时，在统治集团内部，也先后制造了几次大规模的政治斗争。这些活动，不仅加强了自己的统治，从长远看来，对于清朝统治的巩固和发展也有其积极义。然而，因为这些活动是以加强个人统治为目的，对各阶级、各阶层的利益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伤害，而且又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全面开花，因而在社会上引起了普遍的不满。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乾隆皇帝即位之初，就开始转变统治思想，调整统治政策，对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控制都有所放松，对雍正时期的种种败政也多有所纠正，使原先比较尖锐的社会矛盾得到极大的缓和。这些政治活动，不但对雍正朝的改革起了拾遗补阙的重要作用，巩固了雍正皇帝改革的主要成就，而且对于清朝政治继续向上发展，也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二是促进生产发展，关心人民困苦。
乾隆皇帝在位期间，针对全国人口急剧增长、耕地相对不足、人民穷困潦倒的现实问题，对于劝垦田地、兴修水利、讲求积贮等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表示了高度的重视，对于前代统治者一直明令禁止的开矿事业，他也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政策。同时，他还继续坚持清初以来就开始执行的蠲免钱粮、赈恤灾民的重要政
策，而且，在蠲赈数字上也大大超过了以往的各个王朝。除此之外，在解决八旗生计过程中，他也迈出了新的步子，改变清初以来消极赈济的方法，大力推行京旗移垦、出旗为民等积极的政策，从发展生产、帮助旗人自谋生路出发，解决旗人生计。所有这些政策的坚持和执行，不但大大缓解了因人口急剧增长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并且也保护和发展了生产力，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
三是认真整顿内政，维持社会的稳定。
对乾隆皇帝来说，保持一个长期安定的政治局面，是巩固统治的基础；而就社会进步而言，安定的政治局面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为此，乾隆前期，乾隆皇帝大力整顿内政。在政治上，坚持秘密奏折制度，重设军机处，加强中央集权。在经济上，也厉行严惩贪污、清理积欠等重要政策。乾隆后期，随着年事的增高，对于日益迫切的建储问题，乾隆皇帝也表示了高度的重视，并进行了缜密的处理。在对待建储问题时，他既不惑于世俗偏见，敢于对传统的建储制度进行尖锐的批判；又能根据现实的需要，对雍正皇帝创立的秘密建储制度从理论上进行阐释并在实践上加以发展。乾隆皇帝的这些举措，使政局长期处于相对安定的局面，对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对于清朝统治全盛局面的形成，都起到了重要的直接现实的或是不可忽视的问接作用。
四是平定国内叛乱，抗击外敌入侵，维护国家统一。
乾隆皇帝即位之初，就通过平定苗疆叛乱巩固了雍正年间改土归流的成果；这之后，又进行了平定上、下瞻对和大、小金川以及西藏地区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叛乱，强化了中央政府对这些地区的控制。乾隆二十年到二十四年进行的平定准噶尔叛乱和平定回疆叛乱的战争，大大扩大了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范围，超越了历史上以疆域辽阔而著称的汉、唐两朝，并为此后中国疆域的最后确定奠定了基础。同时，为了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乾隆皇帝还对沙俄的侵华活动保持着警惕，并且胜利地进行了抗击廓尔喀人侵西藏的战争。此外，乾隆皇帝还正确处理了土尔扈特部蒙古人民回归祖国的事件，肯定了他们的爱国行为，对他们的回归予以热情的接纳。乾隆皇帝的这些活动，对于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意义深远。
五是重视文化事业，推进学术发展。
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因为屡开特科、恩科和多次增加入学名额，较之前代，
文化教育事业进一步得到普及。与此同时，他还适应大量古典文献亟需整理的客观形势，以编修《四库全书》为中心，开展了大规模地征求民间遗书、搜辑佚书和纂修书籍的文化活动。对于学术研究事业，他也一如既往地予以鼓励和支持。
在他的扶持下，整个文化界出现了整理古典文献的热潮，学术研究事业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繁荣局面，并且在这些活动中形成了著名的乾嘉学派。所有这些，对于古典文献的保存和流传，对于学术事业的发展和蓬勃，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在我们肯定乾隆皇帝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还得看到，作为没落而又反动的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乾隆皇帝实行的许多政策和进行的不少活动都严重地阻碍和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大致说来，也有以下数点：
一是无限制地强化封建专制统治和滥兴文字狱。
清初以来，由于数代皇帝的共同努力，皇权一直处于不断膨胀的过程之中。
到了乾隆时期，皇权进一步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尽管如此，乾隆后期，乾隆皇帝还一心以加强皇权为事。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在政治上，他极力揽取权势，对于臣权、相权乃至储权，则极力加以打击和限制。与此同时，他还多次在统治集团内部和社会上掀起波澜，以清查悖逆著作为名，滥兴文字狱。如此一来，专制统治的极端强化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广大官商民众缄口不言，重足而立，整个社会也因此是非不分，动荡不安，不仅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还严重地禁锢了广大人民的思想，对于当时和此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都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二是残酷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
作为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首要代表，对于广大人民反抗封建压迫和封建剥削的斗争，乾隆皇帝极为仇视。为了防止各种形式的人民反抗斗争的发生，几十年中，他一直致力于全国各地镇压机构的营建和整顿。对于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则更是凶相毕露，进行了残酷的镇压。这些，淋漓尽致地暴露了他的反动本性，同时，也对社会发展和进步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三是推行闭关锁国政策，使广大中国人民闭目塞听。
十八世纪，世界海上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对于有利于中国社会发展和人民生计的正常贸易活动，乾隆皇帝不是采取积极的态度加以支持，而是从巩固自己专制统治的政治需要出发，千方百计地加以限制，这从根本上限制了中国人民的进
为清官四大奇案。
海宁陈家之园邸，有御书“爱日堂”、“春晖堂”二匾。日，尤如父也，“爱日”可译为孝养父亲，“春晖”取子唐朝孟郊《游子吟》诗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大意为母恩。持乾隆为海宁陈家子之说者以此为力据。但是考证史实，此二匾为康熙所书，与乾隆毫无干系。《清史稿·陈元龙传》载：“康熙三十九年，迁侍讲学士，次年，转侍读学士。四月，上……作书，赐内直翰林同观。
谕曰：‘尔等家中各有堂名，不妨自言，当书以赐。’元龙奏，父之门因年过八十，拟‘爱日堂’三字。御书赐之。”这就是御书“爱日堂”匾之由来，时陈元龙同乡查升，拟请“澹远”二字，康熙亦即挥笔赐之。御书“春晖堂”匾之由来，系康熙四十六年事。据《海宁州志·列女》载，陈元龙胞弟陈邦彦，其父陈维绅，死得很早，迎娶黄氏，“陈维绅娶黄氏，钱唐相国文僖公侄孙女，观察怀玉季女也，年十九归陈。三载寡，守节四十一年，丸熊教子，直至成人。以子邦彦贵，封淑人。康熙丁亥，御书‘节孝’二字旌其门，癸丑，赐‘春晖堂’额”。由此看来，康熙为臣工家府题写匾额，乃经常之举，目的是施之恩德，唤之感念，融洽君臣关系，实属驭下之道，毫无穿凿附会之处。再如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南巡，时桐城张文端、公英已以大学士致仕，迎辇清江浦，随至江宁。康熙准备启驾，张英已与在籍诸臣奏请，允留一日，得旨：“念老臣恳求谆切，预备再留一日启行。”最初，张英已谢职归籍临行时，御书“笃素堂”三字以赐；在淮安，则御书“谦益堂”及“葆静”匾额；在江宁，则御书对联及“世恩堂”匾额，他所赐赉，不可胜言。“世恩”二字，于好事者揣摩亦可联为“祖上恩德、后嗣感念”
之类，难道康熙与桐城张家有脉因？不然为何单挑“爱日”、“春晖”之御书匾额而指清代有一帝为海宁陈家之后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