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金与伪齐联军避开岳飞的防区，渡淮南下，南宋朝廷急令岳飞东援淮西，岳飞派牛皋、徐庆为先锋驰援卢州（今安徽合肥市），击败来犯之敌。
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二月，授岳飞为镇宁、崇信军节度使，接着奉命镇压杨么起义军。王俊这时拨属岳飞军中。六月，岳飞以政治诱降与军事镇压相结合的方针，瓦解了杨么起义军，收编了几万起义军和几支政府军，岳家军由三万多人扩大为一支十万人左右的大军。九月，岳飞的官衔升为检校少保。十二月，岳飞的职务升为招讨使，岳家军的番号也改称后护军，与张俊的中护军、韩世忠的前护军、刘光世的左护军、吴■的右护军，是南宋的五支主力部队；岳飞与韩世忠、刘光世、张俊并称为南宋中兴四将。
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三月，岳飞升任京西、湖北路宣抚副使。此时，宰相兼都督诸路军马张俊组织岳飞、韩世忠、张俊四路军马进攻中原。七月，岳飞进驻襄阳后，随即发兵北伐，东路军牛皋连克镇汝军（今唐河县北）、蔡州（今汝南），西路军王贵、董先攻占卢氏、商州（今陕西商县）、栾川、伊阳（今嵩县）等地，距洛阳只有百余里。九月，由于粮运不继，只得退兵。不久，奉诏驰援淮西。十一月，因金军和伪齐的挑衅，再次举兵北伐。进攻至蔡州，击败敌军，主动撤兵。
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二月，岳飞的官衔升为太尉，职务也升为宣抚使。十一月，金朝废掉伪齐，将伪齐统治区划归南宋作为诱饵，和南宋展开谈判，要求南宋臣服，这正是宋高宗求之不得的。次年三月，即任命秦桧为右相，主持投降求和活动。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秦桧以宰相身份接受了金朝的议和诏书，向金称臣，每年进贡银子25万两、绢25万匹。岳飞向朝廷再次申述他一贯反对“和议”坚持抗敌的主张，坚决表示愿制定方略，收复河东、河北，直捣燕云，为国复仇。赵构为了取得武将对和议的支持，授予刘光世、张俊、韩世忠三大将新的封号和官爵，提升岳飞为开府议同三司。岳飞连上四奏，表示不受，并指出，现今的形势只可引以为危而不可引以为安，只足以使人忧虑而不足以使人祝贺，应加紧训练士兵，以备不测，要求朝廷追回成命，以便“保全臣节”。岳飞屡次反对“议和”，引起赵构的不满和秦桧的痛恨。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金朝撕毁协议，再次南侵，主力围攻顺昌（今安徽阜阳），高宗慌忙命岳飞派兵救援，并进军中原，将岳飞的官衔晋升为正任少保。
岳飞除派张宪驰援顺昌外，自己部署向中原进军，牛皋率先锋部队旗开得胜。但当围攻顺昌的金军被刘■打败以后，高宗立即派李若虚口传密旨，命岳飞退兵回鄂州（今湖北武汉市）。岳飞未按高宗旨意撤兵，而是在李若虚的支持下继续北伐。岳家军此次北伐以来，勇猛冲杀，战无不胜，给金军以沉重打击，最后进占了朱仙镇，然而高宗、秦桧唯恐得罪金朝统治者，妨碍其达到求和的目的，却强令岳飞退兵回鄂州。岳飞接到高宗十二道金字牌班师诏，不得不班师回防。
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初，金军再次进攻两淮地区，岳飞提出直接进攻开封、洛阳的要求，高宗不予采纳，只是要岳飞救援淮西，当岳飞率军到达时，金军已经退走。
四月，高宗任命韩世忠、张俊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随即把三大将的宣抚司撤销，收了他们的兵权。之后，因岳飞反对张俊受秦桧唆使谋害韩世忠和解除抗金名将刘■的兵权，遭到秦桧的仇恨。秦桧的党羽们上奏攻击岳飞，八月，岳飞被迫辞去枢密副使。这时，金朝正向南宋诱和，内奸秦桧加紧迫害岳飞。九月，秦桧伙同张俊收买岳飞的部将王俊、王贵，诬告部将张宪（岳飞的女婿）谋反。十月，朝廷张榜，说张宪一案“其谋牵连岳飞，遂逮捕归案，设召狱审问”，并将岳飞及儿子岳云逮捕入狱。
此时，金军再次南侵，迫使南宋求和，兀■还提出以岳飞的人头作为议和条件之一。
十一月，高宗向金称臣，订立《绍兴协议》。秦桧指使党羽罗织罪名，置岳飞于死地，但是“罪证”不足，一时无法结束此案。秦桧之妻王氏提示秦桧，“捉虎容易放虎难”，秦桧遂下决心立即杀害岳飞。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元1142年1月27日），高宗赵构下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当天，大理寺执法官遵旨作最后处决，逼岳飞在供状上画押。一生光明磊落的岳飞在供状上写下八个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即服毒酒身亡。同日，岳飞长子岳云和部将张宪也遭杀害。岳飞、张宪的家属被放逐到惠州（今广东省惠州市）和漳州（今福建省漳州市）。大将韩世忠出于义愤，责问秦桧岳飞到底犯了什么罪，秦桧说：“莫须有吧（意思是可能有吧）。”
岳飞一生驰骋疆场，英勇抗击侵略，坚决反对异族压迫，其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为历代人们所敬仰，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岳飞死后二十年，被南宋朝廷平反。
今天人们分析岳飞之所以被杀害，主要因为他的爱国热情使他违背了最高统帅的意愿。首先，岳飞到底死于谁手？说秦桧杀了岳飞，哪里是秦桧杀的，宋高宗本来就讨厌岳飞，秦桧只是代高宗承担杀害功臣的罪责。岳飞的口号是：“直捣黄龙，迎回二圣。”但是迎回二圣以后，宋高宗怎么办？二圣一个是他父亲，一个是他哥哥，二圣回来，宋高宗还当不当皇帝？岳飞当时才三十多岁，年纪太轻，偏要涉及内政，多次上书言事。当时宋高宗还没有立太子，而岳飞天天催高宗立太子，这在高宗的看来，就会理解成：你岳飞希望我快死吗？而且这是我赵家的家务事，你在外面好好打你的仗就行了。可是岳飞偏要回来管这件事，固然岳飞是一个了不起满腔热心的人物，书也不能说读得不好，但是“批龙鳞”的事，不可以做的。秦桧就知道宋高宗这个心理，更主要的是两个政策思想不同，一个主战，一个主和，作风上不同，而岳飞遇害了。
难道一个将领不主战，还要像一个文人那样以和为上？“以和为上”只能常常说明胆怯。所以，还是来读《满江红》，这才真是堂堂岳家军统帅写的诗词。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
臣子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这种诗词作为军队的战歌都可以，唱起来回肠荡气，一呼百应，配合刀枪的铿锵撞击声音最适合不过。
可惜，大将军保护得了防区中的千家万户，却无法保证自己的安全。最后束手毙命，天生神力也毫无用处。如果岳飞生在晋代或者唐代，估计怎么也会挣扎一下，比如打出“清君侧”的旗号拥兵造反，你不是说我造反吗，我就真造反来看看。当然，这样岳飞就要进《逆贼传》了，可是岳飞却生在宋代，平时深受理学的熏陶，以忠义自许，根本没有和朝廷讨价还价的意识。但是如果一种文化灭掉一个人身上最直接的求生的欲望，不管代之以什么爱国、为了民族之类的崇高目标，从长远来看，危害都是非常大的，都是属于“以天理灭人欲”的范围，体现到武士身上，那就是武道的悲哀。
武道凋谢的叹息
明朝威震东南沿海抗倭战场的戚家军，基本单位是步兵班：队长1名、火夫1名，战士10名。这10名战士有4名手操长枪作为攻击的主力。其前面又有4名士兵：右方的士兵持大型的长方五角形藤牌，左方的士兵持小型的圆形藤牌，都以藤条制成。中间稍后有两名士兵手执大毛竹，长一丈三尺左右。长枪手之后，则有两名士兵携带长七八尺的铁叉。这种配置由于左右对称而名为“鸳鸯阵”。右边持方形藤牌的士兵，其主要的任务在于保持已定的位置，稳定本队的阵脚。左边持圆形藤牌的士兵，则要匍匐前进，并在牌后掷出标枪，引诱敌兵离开有利的防御的位置。引诱如果成功，后面的两个士兵则以大毛竹把敌人扫倒于地，然后让手持长枪的伙伴一跃而上把敌人刺死戳伤。最后两个手持铁叉的士兵则负责保护本队的后方，警戒侧翼，必要时还可以支持前面的伙伴，构成第二线的攻击力量。
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个12人的步兵班乃是一个有机的集体，预定的战术取得成功，全靠各个士兵分工合作，很少有个人突出的机会。主将戚继光再三申明全队人员密切配合的重要性，并以一起赏罚作为纪律上的保证。这种战术规定当然也并非一成不变，在敌情和地形许可的时候，全队可以一分为二，成为两个横队和敌人拼杀；也可以把两个铁叉手照旧配置在后面，前面8个士兵排成横列，长枪手则分列于藤牌手与毛竹手之间。以藤牌、毛竹、铁叉作为标准武器，可以看出戚继光的部队仍然没有脱离农民气息。
我们不免纳闷，明朝的军队装备怎么如此落后？这就要怪明朝的补给制度，除了中央的禁军，地方军队划归各地自行补给，没有统筹单位，一支部队所用的武器，可能由十多个县分别提供。当时已经有火器，可是各地送来的火枪长短粗细不一，有些枪支质量低劣，在开火时常常爆裂，火枪手不敢凑近瞄准；反而，简单的东西，毛竹、铁叉还过得去。戚继光的年代，落后陈旧的卫所和军户制度早应该全盘放弃，而代之以先进的募兵制度；零碎的补给，也早就应该集中管理。明朝不允许也没有能力作全面的改革，只好寻找出一种妥协的办法作为部分的修补。戚继光的天才，在于他看准了妥协之无法避免；而他的成功，也在于他善于在技术上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妥协的原则，是让先进的部门后退，使之与落后的部门不至相距过远。在组织制度上没有办法，就在私人关系上寻找出路。所以戚家军枪炮手和藤牌手并肩作战，毛竹和铁叉大量装备。
训练出一支战术娴熟、纪律严格的军队只是第一步，在战场上，主帅戚继光卓越的指挥才能是决定胜利的主要因素。戚继光周密而细致。在他指挥部队投入战斗以前，他习惯于把各种条件以及可能发生的情况反复斟酌。一些事情看来细小，却都在他的多方思量考虑之内，例如士兵在遇到敌人之前以小便为名企图脱队，或是情绪紧张而喉干色变。他还为火器规定了一个保险系数，有多少不能着火，又有多少虽能着火而不能给敌人以损害。他认为一个士兵如果在作战时把平日所学的武艺用上10％，可以在格斗中取胜；用上20％，可以以一敌五；要是用上50％，这样的军队就可以所向无敌。这种考虑丝毫不是出于悲观怯懦，而是战场上白刃交加的残酷现实，迫使一位高级将领决不能姑息部下，也决不能姑息自己：在平日，他要求士兵一丝不苟地训练，那怕伤筋断骨也在所不惜；在临战前，他就要求自己绞尽脑汁，以期准确地判断形势。
在临阵前的两三天，戚继光就要求侦察连每隔两小时报告一次敌情。他使用的地图用红黑两色绘制，一目了然；如果有可能，他还让人用泥土塑成地形的模型。他的部队中备有每月每日日出和日落的时间表，当时虽然还没有钟表，但他用一串740个珠子的念珠作为代用品，按标准步伐的时间一步移动一珠，作为计算时间的根据。能够作这样精密的考虑，就几乎没有任何因素不在他的掌握之中。
戚继光作战的方针，一向主张占有数量的优势，速战速决。唯一的例外，则为仙游之役。当时仙游被围已一月，戚家军驰赴救援，血战于城外，双方坚持又逾二旬。至公元1564年1月倭寇大败而逃，戚继光穷追不舍，肃清了他们的根据地。这是一次决定性的战役，使整个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日本各岛的来犯者，至此才承认在中国的冒险没有便宜可占，因而逐渐放弃了继续骚扰的念头。
剩下的海盗绝大多数已属中国人，他们在浙江福建一带也难以存身，之后就流窜到广东境内。用不着多说，本朝的抗倭战争业已大功告成，剩下的残余海盗当然有待于继续荡平，不过这已经属于中国的内部问题而不是国际间的战争了。
从东南沿海战场退出，朝廷调他任蓟州总兵，担负拱卫京畿的重任。
和戚继光同时代的武人，没有人能够建立如此辉煌的功业。他从来不做不可能做到的事，但是在可能的范围内，他已经做到了极致。为此，他得到了武官所能得到的各种荣誉。即以官位而论，身居总兵，也已登峰造极。因为本朝的成例不允许一个武人握有一省以上的兵权，即使再有升迁，也不过是增加官俸和官衔。在16世纪中叶的本朝可以算是特殊的例外。他之所以能够一帆风顺，固然是由于本身的卓越才能，但是得到有力者的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这位有力者前面有谭纶。此人在文官集团中是一个特殊的人物，进士出身，长期在东南滨海地区任职，累迁至福建巡抚。后面还有内阁大学士、权臣张居正。首席大学士回江陵之行，戚继光派出了一整连的鸟铳手作为护卫，张居正选择了其中6名随行，作为象征式的仪仗，同时也表示了首辅和戚帅关系之密切。
在繁忙的军务之中，他还抽空写作他的军事著作和诗文。他的第二部军事著作题为《练兵实纪》，刊印于公元1571年。九年之后又刊印了他的诗文集《止止堂集》。在当代高级将领之中，除了“少好读书”的俞大猷之外，戚继光的文章造诣已无与伦比。在平常的谈话中，他可以随口引用儒家的经典和史书上的教训，因此，文官们对他刮目相看，认为他不是樊哙式的武人。等到他的官阶越来越高，就有更多的文官把他引为同类，在一起饮酒赋诗，往来酬对。当时的文苑班头王世贞和戚继光的交情就非同泛泛，在他的文集中有两篇赠送给戚帅的寿序，并且还为《纪效新书》和《止止堂集》作序。
但是，戚继光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坠入了寂寞和凄凉。张居正死后7个月，他被调任为广东总兵，官职虽然依旧，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拱卫帝都的重要地位。再过一年，清算张居正的运动达到最高潮，戚继光的精神更加消沉郁闷，于是呈请退休。可是当时的环境已经不允许他保持令名，据官方文件的记载，他和辽东总兵李成梁同时作为前首辅的党羽而被参劾。万历皇帝原谅了李成梁而把戚继光革职。
戚继光罢官家居以后，只有很少几个朋友仍然和他保持来往，文豪王世贞也是其中之一。戚继光去世之前一年，王世贞还写了一篇祝贺戚帅的寿序，赞扬他的生平功业。戚继光死去以前，他的妻子已经遗弃了他。他以前统率10万大军，素以慷慨著称，对朋友尤为豪爽。他不事私蓄，在被斥退以后，竟至一贫如洗，甚至医药不备。英雄末路，使当时和后世的同情者无不扼腕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