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朱权在洪熙元年(1425年)整理刊行的《神奇秘谱》中记了《梅花三弄》全曲十段，并说此曲原是东晋桓伊为王徽之吹奏的笛曲，又名《梅花引》、《玉妃引》"玉妃"也是喻指梅花而言。《晋书·桓宣传》附《桓伊传》说：桓伊字叔夏，小名野王，是个既有武功、又有治绩的能臣干才，他还特别"善音乐，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弹弦吹管，无所不能，更属难得。他曾在晋孝武帝面前抚筝而歌，自弹自唱，寓意讽谏，使帝有愧色。但他最拿手的乐器是制笛子，据说他吹奏的乃是东汉蔡邕的遗物，有名的柯亭笛。他和王徽之原本互不相识，只是偶然邂逅，遂成千古美谈。王徽之是王羲之的儿子，也是一代名流。只因应召赴京，中途舟泊青溪，正逢桓伊坐车从岸上过。船上认识他的人都指指点点说："这个人就是桓野王呀！"王徽之听说，连忙命人去请求桓伊："久闻桓君善吹笛，可否为徽之一奏？ "桓伊此时已是显贵人物，但他对王徽之也早已慕名，就不推辞，下得车来，"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遥想当年名士重神交，真是"不着一词，尽得风流"！据《神奇秘谱》所说，桓伊吹的"三调"就是《梅花三弄》了。这支笛曲，唐代还很流行。李白《清溪半夜闻笛》诗云："羌笛《梅花引》，吴溪陇水情。"韦庄《旧居》诗云："不知何处笛，一夜叫《梅花》。"韦庄已由晚唐入五代，可见此曲终唐一世皆存。至于后来何时由何人改编成琴曲，则不大清楚，是否就是朱权自己，也很难说。《神奇秘谱》所载《梅花三弄》是标题音乐，它十段都各有小标题：一、溪山夜月，二、一弄叫月声入太霞，三、二弄穿月声入云中，四、青鸟啼魂， 五、三弄横江隔江长叹声，六、玉箫声，七、凌风戛玉，八、铁笛声，九、风荡梅花，十、欲罢不能。原谱为箫策合奏。所谓一弄叫月、二弄穿月、三弄横江，是此曲的第一主题反复出现三次。第六段以后，音乐变奏，又出现第二主题。全曲以音乐形象描绘月夜梅花不畏严寒，迎风怒放，幽香远传的境界。现在的民族乐队，有时将此曲配器合奏，除琴、萧外，还加上瑟、筝、二胡、中胡、笙等，演奏效果就更好了。
《阳关三叠》，明、清传谱不止一家，但都是配有歌词的琴曲，可以独奏，也可以弦歌。
我国从先秦的盲乐师起，就有鼓琴而歌的音乐表演形式。司马相如抚琴一曲，歌《凤求凰》，打动卓文君的心，也是琴曲伴唱。《阳关三叠》的歌词，就是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一诗："渭城朝雨邑清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首赠别诗不是为歌唱而作，但写出不久，就被乐工歌入乐府。由于它抒写离愁别绪很有典型意义，在唐代就是一首"流行歌曲"。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最忆《阳关》唱，真珠一串歌。"注云："沈有讴者，善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又《对酒》五首之一：
"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注云："第四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也。"又《南园试小乐》诗云："高调管色吹银字，慢拽歌词(一作"强驻行人")听《渭城》。"刘禹锡《与歌者诗》云："旧人唯有何戡在，更与殷勤唱《阳关》。"李商隐《饮席戏赠同舍》诗："唱尽《阳关》无限叠，半杯松叶冻玻璃。"又《赠歌妓》云："红绽樱桃含白雪，断肠声里唱《阳关》。"见唐人称此曲为《渭城曲》或《阳关曲》，并无"三叠"之名。由于唐谱到南宋就已亡佚(今人有破译敦煌曲子配以《送元二使安西》弦歌的，并非原貌)，因此我们今天很难了解当时此曲的唱法。从李商隐诗句看，似乎反复回环不止三遍，可以"无限叠"地延绵下去。从白居易的诗句看，又似乎后两句歌词连唱三遍，因此若以两句为一声，"第四声"仍是"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两句。或者"三叠"之句，起于此欤？白居易的诗还告诉我们，此曲在唐代不是琴曲，而是用银字管乐器伴奏的，沈雄《古今词话·词品》以为诗词中"银字"多指银字笙，今人任半塘《唐声诗》则以为是银字筚篥。按银字筚篥《宋史·乐志》始见，可能沈说近是。又从上引诗句可知，唐人此曲，男女皆可演唱，而从"漫拽歌词"、"断肠声"等描写中，可见曲调甚悲而缓慢，又有"真珠一串歌"之说，则又是甚美而动听了。因而具有"强驻行人"不忍遽别的魅力也不足怪。
《阳关三叠》是宋人方才提出的。可惜唐曲失传，三叠如何叠法，后人说法各异。据说苏轼在密州曾听到《阳关》故声，是第-句唱一遍，后三句皆重复唱一边，共七唱。任半塘力主此说，以为与白居易诗合，但白居易诗明以二句为一唱，似不能强作印证。明清各家谱声于琴曲，或将四句歌词全部反复三遍，或引申诗意，增添词句，变声而三唱之。虽极尽回肠荡气之能事，都已不是唐曲原貌是可以肯定的。现在流行的《阳关三叠》琴曲(独奏或弦歌)，是清末《琴学入门》的传谱 。
《春江花月夜》的艺术价值《春江花月夜》是乐府诗题，又是音乐曲名，同时又是舞蹈名称。这三者在渲染题意的清美奇丽景色方面，有其一脉相通之处，由于文艺样式的迥异，诗歌、音乐、舞蹈的艺术表现和价值也是有所区别的。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十七《清商曲辞·吴声歌曲》中题为《春江花月夜》的作品有七首，最早创制此题的南朝陈后主的作品今已不传，现在著录的是隋炀帝等人所作，大抵是五言短篇，并不出色。其中最璀臻晶莹、珠圆玉润的名作当推初唐诗人张若虚的那首七言长篇。
后人讽咏、讴歌、盛赞的《春江花月夜》，大凡都特指这一首。张若虚诗作传世的不多，据《全唐诗》所载仅两首，但这首诗的影响却极大。清人运称它"孤篇横绝，竟为大家"(陈兆奎辑《王志》卷二)；闻一多先生在《宫体诗的自赎》一文中，将此诗誉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又据说现在日本人最欣赏的中国唐诗有两首，即白居易的《长恨歌》与本篇(见刘继才《唐宋诗词论稿》)：凡此均可见这首《春江花月夜》使人心醉的艺术魁力。
烂漫春天最容易触动情弦，悠悠江水也常惹人思绪绵绵，何况又是静谧的花好月圆之夜，当然更令游子思妇神驰遐想不已。"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所表达的就是游子思妇这种淡淡的哀怨和浓浓的情思。全诗用笔轻灵，着色雅淡，音韵流畅婉转。"春"、"江"、"花"、"月"、"夜"五字回环交错，动静相间，光色并媚，春之温煦，江之浩瀚，花之馥郁，月之皎洁，夜之宁馨，犹如五色交辉，织成一片奇绵，美不胜收。而澄彻的丽景与凄清的哀怨水乳般交融，透露出感情的纯洁与青春的帐惘，把四处飘泊游子与独宁空房思妇的心灵映衬得玲珑剔透，隽永无比。
工尺谱，简单说来就是用上、尺、工、凡、六、五、乙这7个汉字代表 Do、Re、Mi、Fa、So1、la、Si这7声记音的乐谱。工尺谱虽然用汉字记谱，但它与五线谱和简谱一样，也属于唱名谱，只不过是唱名不同。也就是说，当人们看到这7个字时便可以直接唱出这七声的音高。当然，假如现在你尝试要用这7个字来取代Do、 Re、Mi、Fa、SoI、La、Si演唱曲调，一定会感到非常离奇和有趣，不过在800多年前，它的确是一种被广泛运用的先进的乐谱。
宋代的工尺谱能够记录3个8度音程之内的任何曲调。由于在工尺谱中只有7个汉字，因此当它在记录高8度与低8度的时候，就在原有的汉字上采用变通的方法予以记谱，高8度各音在原有汉字边加"亻"偏旁，成为亻上、亻尺、亻工、亻凡、亻六、伍、亿，前面5个字自然不是规范的汉字，只不过是作为高8度的标记而已，实际演唱时，则唱作高八度的上、尺、工、凡、六、五、乙。低八度的情况又稍有不同，低八度的六、五、乙须唱成合、四、一，其余四音则在原有汉字的最后一划加"，"以示区别，就是上，、尺，、工，、凡，。工尺谱的调名也都以这7个字来命名，如小工调，尺字调，上字调，六字调等，其中五字调也称正宫调。宋代以后，工尺谱又采用了板眼记号作为曲调的节奏。就这样，最初胚胎于隋唐而兴盛于两宋的工尺谱逐渐形成为一种当时比较完善的记谱法体系。不仅我国许多珍贵的音乐文化遗产以工尺谱的形式得以保存，而且极其丰富的民间器乐和戏曲音乐的演唱、演奏也通过工尺谱的记录而得以流传至今。
当然，我国地域广阔，工尺谱记谱法在不同地区以及各个时代都不尽相同，如有一种"俗字记谱法"，经研究可能就是工尺谱的手写体，当你有机会看到这种俗字谱的记号时，你一定会惊讶地发现它与日语中的假名非常相似，而现在日本的一种民间乐器"尺八"又正是宋代从我国传入日本的。看来，两国的音乐与文化之间这种显而易见的渊源关系值得我们去考证和探讨。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的曲调来源于一首古军歌。李鸿章和袁世凯在天津附近的小站练兵，当时的军队就唱过这首歌，名字叫《皇帝练兵歌》。北伐时，北伐的国民革命军重新填词，定名为《国民革命军歌》。朱德、贺龙领导的北伐军起义后，这首歌曲被带到了井冈山。
随着工农红军的建立、改了歌词，这就是传唱至今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新四军军歌》何士德创作《新四军军歌》时才20多岁。1931年9月，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三省的消息传到上海后，年仅20岁的何士德作为上海新华艺专的代表参加了卧轨上南京请愿的行列。尽管这次请愿没有什么结果，甚至被一些人批评为孩子气的行为，但是年轻的何士德却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正是从这次卧轨中生发出来的那种震撼力激发了他以后创作《新四军军歌》的灵感。1937年12月，何士德在南昌参加了新四军的一个战场服务团，1939年调到新四军军部工作。在一次会上，陈毅忽然颇有感触他说："我们的军队有一首自己的《马赛曲》就好喽！"当晚陈毅便写下了名为《十年》的歌词，又经袁国平、叶挺、项英、周继山等人的修改，定稿后交给何士德，让他谱曲。何士德接到任务后苦思冥想了几昼夜，完成了第一稿，这是一个采用民歌歌风创作的曲子。几遍试唱下来，他发现这一稿失败了，曲调太近于抒情而忽视了斗争气氛，忽视了音乐所应有的凝聚力与震撼力，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8年前卧轨时在心中激荡的那股力量，几经酝酿后，用进行曲那雄浑有力的节奏表现的第二稿创作出来了，《新四军军歌》终于诞生了。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曲的作者是著名作曲家曹火星。
1943年11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文，声称"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当时只有19岁的曹火星针对蒋介石的论调，满怀激情地写下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首歌。曲谱系采用河北民间曲调改编。当时边区有一个习惯，每到年底都要搞干部集训，剧社的同志负责教歌。曹火星就把这首歌教给来集训的各级干部，很快就流传开来。1944年在晋察冀边区政治部编的油印刊物《抗敌歌选》上首次刊登了这首歌，1945年张家口解放后，这首歌在张家口电台首次播出，流传更广。原来的歌词中"中国"前面没有"新"字，"新"字是1949年解放天津时加的。当时部队驻扎在天津外围，等待天津和谈的消息，准备进城，在等待过程中，战士们时常唱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首歌。
后来，有关部门认为这首歌比喻不适合，让部队暂时不要唱。曹火星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确实不妥，便在"中国"前面加了一个"新"字。进天津时，部队就是唱着加了"新"字的这首歌进城的。
又据有的文章介绍，曹火星说，群众在传唱过程中对部分词和曲都曾作过修改，如原歌词并无"新"字，是群众自发加进去的。
逄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说法不同：
那是1950年，有一天毛泽东的女儿在院子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毛泽东听到了，立即给她纠正，说没有共产党的时候，中国早就有了，应当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此前后，毛泽东把这个问题正式提到中央的会议上来。从此，这首流行全国、人人会唱的名歌中的这句话就改过来了。还有一种说法，1948年，章乃器放弃在香港的企业，欣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去东北解放区。他在参观哈尔滨、沈阳的时候，听见人们在深情地歌唱："……共产党辛劳为人民，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听到最后一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时，认为前面应加个"新"字，才能科学而准确地反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就及时地把这个意见提出来，没多久，毛泽东会见章乃器时，亲切地对他说："你提的意见很好，我们已经让作者把歌词改了。"后来，中共中央宣传部指示，将这首歌用以展示新中国屹立寰宇的雄姿，决定在歌词中加进一个"新"字，这样歌名就成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