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文之前，有必要表明一下个人观点：我们不应该把盗墓的叫“盗墓贼”，称作“盗墓者”吧！
理由很简单，因为盗墓的并不一定都是“贼”。在中国盗墓史上，帝王将相、僧侣兵匪、百姓草民的身影都曾在盗墓现场出现过，这也正是本书人物卷所写的内容。
更重要的，“贼”字不太厚道，主观色彩太浓。笔者这么说并非要美化盗墓这个圈子，取悦这个群体，“挖人祖坟”总归不是一件光彩、道德的事，但是，要研究这个圈子，接触这个群体，就不能先有偏见，应客观对待之。
再说，盗墓者也是有人格的。
说到研究盗墓史，在十年前我就下了决心，争取三五年内写就一部《中国盗墓通史》。结果这么多年过去了，有关盗墓的书确实出了好几本书，但尚没有一本让自己满意的著作。既有迎合阅读的需要，也有精力不够的矛盾，更有“盗洞”打偏了的原因——在盗墓史研究步入正途的时候，我岔道了，研究起了“中国人生活史”，接受了《北京晚报》的邀请，在该报副刊上开设“一方钩沉”历史专栏，每周一期，每期一整版，盗墓史的研究和写作时间被大量挤占。
专栏一写，头尾算上就是8年时间，创造了国内副刊个人专栏的纪录。“8年”，什么概念？当意识到应该“务正业”时，我赶紧忍痛停掉专栏，2018年7月1日后不再写专栏，继续自己的考古与盗墓史研究。
我第一选题就是“中国盗墓通史”，并将写作提纲摆到案头，计划至少写6卷，本书古代人物卷，即是其中之一。
很遗憾，刚动笔不久，又遇上干扰，我与伙伴组织并参加“礼·遇中国”跨国文化交流活动，直到2018年10月17日，从德国柏林回到南京，才算正式结束，才有时间思考，才能一个人安静地敲打键盘，写这篇《自序》。
“礼·遇中国”活动是驾车出行，从国内到国外，我跟着跑了一个月，行程2万公里。一路上都是风景，但我最想看到的，看得最仔细的，还是沿途的墓地、墓园。我本以为，人类最大最好最讲究的墓地一定是在中国，事实颇让我失望，在中国境内的公路沿线，很难看到像样的墓地，仅在河西走廊、西域古地等“丝绸之路”沿线，还能看到一些用石头圈起来的零散墓地，而小时候随处可以看到的坟地墓园整体消失了——如果现代中国人都火葬了，那么我们的祖坟都哪儿去了？！
相对应的是，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霍尔果斯出境后，不时可以见到成片的墓地。同行车上队员知道我在研究这方面，不时提醒我，“倪老师，前面有墓”。从哈萨克斯坦到俄罗斯、白俄罗斯，再到芬兰、德国，路边只要是有村庄的地方，不远处一定有非常讲究的墓地。那些坟墓高低不等、大小不一，显示墓主家庭的贫富、地位之高低，但排列有序，风格统一，说明他们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和伦理追求。
让灵魂有一个归宿地，是对逝者的最大的安慰和尊重，也是人类文明的具体体现。一个国家和民族不敬畏逝者，是没有希望，也走不远的！
在德国首都柏林，我找到了这一观点的全部诠释，著名的勃兰登门附近，竟然有一大片“墓地”，每座墓都是很特别的长方体，长2.38米，宽0.95米，高度从0.2米到4.8米不等，密密麻麻，高高低低，错落有致，宛若钢琴上一排琴键，从中飘出人生的咏叹调，诉说生前的悲欢离合……
再一了解，这里是“二战”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墓地，又称纪念碑园，占地近2万平方米，共有2711座墓。在首都市中心黄金地块上，安排这么一大片墓地，我为之震撼。为什么震撼？我不说，你懂的！
谈到盗墓，这是一个自古至今都存在的全球性现象。在北非古埃及法老陵墓金字塔边，在南美古玛雅人遗址旁，都留下了盗墓者的遗迹，但以中国最为严重——盗墓成了一种职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就是本卷要告诉读者的。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是在2009年10月出版的《中国人盗墓史》基础上，重新规划、排版形成的。《中国人盗墓史》本来就是作为《中国盗墓史·人物卷》来写的，所以初版时标注“中国第一本古代盗墓者列传”，如今得以分卷出版，也算实现了当初所愿，我很高兴。
本书仍使用著名文博专家、原南京博物院院长梁白泉先生为《中国人盗墓史》一书写的序，谢谢梁老对晚辈的提携！
具体不再赘言，还是请翻开正文吧！
倪方六
2018年10月18日
刚从德国柏林回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