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平等与稳定的重要性
在笔者前面提到的9个政治发展静态衡量标准中，我们可以发现平等与稳定具有与众不同的特性，即其他七个基本上是随着经济、政治发展水平提高有线性上升提高的特性，但是这两个却可能呈现“倒U型”发展。它意味着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必须给予格外关注。
（一）平等
平等，一般可以分为政治平等、经济平等、机会平等三类，其关系与含义也是非常复杂的。谈平等总是与不平等结合起来的。通常，在政治学中，政治平等的基本含义是政治权利的平等，可以等价体现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经济平等，则主要指由于经济收入带来的差异。政治平等很抽象，而且似乎人们平时感觉不到太大差异，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权力意识比较浓厚的欠发达国家，有时人们感觉到官员与平民间有差异，把此看做政治不平等的体现，这有一定合理性。而经济平等则非常现实，人们可以直观感觉到个人财富与生活质量上的区别。当今世界，一个基本的判断是，在经济方面的不平等正在加大。
由于这种经济不平等的加大，导致人们对政治平等的怀疑。西方国家现今政治哲学的争论，主要就是围绕这个中心展开。新自由主义代表罗尔斯认为，国家要在保证基本法律权利面前平等的前提下，采取干预措施促进机会平等并适当再次分配社会财富，以校正经济过于不平等的现象。当然，新保守主义代表诺齐克对此进行针锋相对的反驳，抛出古典自由主义国家放任中立的立场。
在这里新旧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正好有一个换位。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收入的不平等之差异，据有的研究表明，可能比发达国家贫富差距还要大。这势必要影响到广大贫困民众对政治平等的相信程度了。同时，经济上不平等加剧会自然导致政治不平等事实上的加剧，因为经济富有意味着富人可以调用更多资源从事社会活动，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有更大的影响力。然而，这种不平等的程度并不是一直向前加深和拉大的。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不平等状况加剧就到了极点，在那以后随着经济发展，不平等状况将会趋于缓和。
西方有学者经过研究提出库兹涅茨曲线（如图1）问题，而且很多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或者说至少不能驳倒这一点。
这个图形对我们的启示意义常常是与后面的稳定相关的，因为在不平等加剧的同时，会伴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从而影响政治稳定。当然也有人认为，中国台湾与东亚奇迹证明经济增长与平等可以同时实现。不过，台湾的发展是独特的，而东亚能减缓平等差距，则正是政府作用，政府进行了再分配。
（二）稳定
稳定在理论上相对没有平等那样复杂，一般说来，稳定，除了经济平稳之外，更多地是政治稳定与社会稳定的含义，而社会稳定基本上就等同于政治稳定，或者要以政治稳定为核心。按亨廷顿的理论，政治稳定与政府控制力有关，与政权民主或专制性质无关。但是当我们认识到民主是政治发展的一个方向时，我们可能会发现类似于库兹涅茨曲线的曲线（如图2），它可以表示，在现代化过程中，政治要发展，意味着要向民主化方向迈进，这时公民参与扩大，而常常是现在制度不能及时更新和跟进，也就无法容纳各种参与诉求，导致不稳定。正是这个原因，现代化就意味着不稳定、政治失序或骚乱。
当然，这种稳定表现的是静态稳定观下政治失序事件可能会走的路线图，即社会尚没有充分的利益沟通渠道，大量矛盾公开激化从而使不稳定加剧。当权者追求稳定只是想现有政权及利益格局长期持续保持下去，每一次不稳定事件结束后，原有的状态又得到恢复。在开放动态的稳定观下，是不会出现这种局面的。这种稳定观强调，现有政治结构能够在容纳吸收新增利益诉求的同时，不断改进并超越原先的利益格局状态，而不是简单回复到原先利益格局，同时政权结构却不会受到削弱。但是开放动态的稳定观只会形成于利益沟通机制比较健全的社会，即民主社会。那时，政治冲突一般只可能是长期保持在小规模水平上，维持政治稳定。当然也不排除极端情况出现，造成重大政治失序。美国建立完善的民主宪政体制以后，长期保持的就是动态稳定，只出现了一次内战。
（三）平等与稳定关系
我国近些年基尼系数越来越高，说明不平等正在加剧，而与此同时我国政治不稳定的因素也在急剧增加，如近些年来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包括集体上访、集会、阻塞交通、围堵党政机关、静坐请愿、聚众闹事等群体行为，其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这些迹象表明，以上两条曲线极可能存在某种对应关系。经济上的平等直接关系到政治稳定，而政治稳定则关系经济自身的可持续性发展。
这是从表象上看的。
从深层原因上看。平等最初是个经济问题，但是考察人们经济不平等的原因，大部分富人主要是受政治体制与法治环境不健全的影响，利用垄断、权力或钻法律空子而成长起来，真正靠个人天赋与勤奋、才华致富的很少。特别是在我国，经历过相对广泛平等化的年代，由平等而步入不平等更凸显政治因素。也许人们会指出，按库兹涅茨曲线，随着经济向前发展，过一段时间后，经济不平等将会缓和，因此政府是不用干预的；但是正因为不平等直接关系政治稳定，所以政府不干预是不可能的。它要求政府采取相应措施，这些措施可以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政策与杠杆，也可以是政府体制改革与民主法治环境的加强，以减少政治方面不合理带来的经济不平等。
和谐社会视野中的政府转型：基于国家自主性的分析任勇
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各种形式的资源越来越多地采用市场化的手段进行配置，从而形成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改革动力。在这一巨大外在动力的推动下，中国的整个社会图景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相应的传统政治生态也得到了颠覆性的改变。而在其中，政府转型成为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无论在什么样的国家形态中，政府无疑具有重要的位置，它既是各种资源配置的掌控者，也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尤其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型国家而言，政府始终在整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力量。
如果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要探讨政府的问题，必然脱离不了对国家理论的讨论。所以本文的逻辑基点从国家理论本身延伸而来，基于和谐社会的理想愿景，从国家自主性的角度来探讨政府转型的问题。
一、国家自主性概念的理论脉络
自从现代政治学产生以来，国家的概念始终处于重要的位置。但是到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国家开始被政治系统的概念所代替。在行为主义者的视野中，国家理论已经处于边缘化状态，国家问题研究开始式微。但是由于行为主义理论本身的缺陷，这种局面没有持续很久，国家的概念重新又回到政治学家的理论视野中来。在后行为主义时代兴起的新马克思主义和新制度主义都将国家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他们对于国家理论的研究也在不断地深化和发展。其中国家自主性研究的出现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自主性概念的引入为国家理论研究开辟了新的发展方向。
要进行国家自主性问题的探讨，必须首先对国家的性质进行界定。有学任勇，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系教师。
者将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三点：第一，现代国家体现为在特定领土上存在一套独特的机构，这一机构垄断了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利。第二，现代国家对使用暴力权力的垄断是以它对税收权的垄断联系在一起的。第三，国家垄断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与税收的权力目的不在于为国家机构自身或国家机构的成员谋求福利，而在于为一国的人民提供“公共产品”。从以上定义中可以看出，现代国家的本质在于通过自己的行动实现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和维护。要真正实现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和维护，国家必须有自己的偏好和行动，即具有国家的自主性。
对于国家自主性的探讨，最早可以追溯到黑格尔对于国家的论述。他认为“国家具有特定的、自在自为地存在进程”。“市民社会代表的是特殊性，是不同个人和团体特殊利益，而国家代表了一种普遍性，反映普遍的利益和意识”。
“古代国家和现代国家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整体服务于表面上的自给自足的个人的私人追求”。从这里可以看出，黑格尔对于国家的论述已经有了国家自主性的意味，但是他的论证角度主要是从精神合理性的层面进行的。真正对于国家自主性进行实际意义探讨的应该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他们在对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矛盾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家的自主性，“公共利益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不论是单个的还是共同的）脱离的独立形式，也就是说采取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从他们的表述来看，尽管采取的是虚幻的共同体形式，但是国家还是以公共利益的形式实现了对个体利益的超越，以国家权力独立性的形式保证了国家自主性。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法国波拿巴主义为例子来论述国家自主性的问题，认为波拿巴国家主义利用各种手段，使资产阶级和工人农民进行对抗，在对抗中，使他们各自的利益保持暂时平衡。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自主性得以显现，即当各种社会力量势均力敌的时候，国家的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呈现出独立性。同时在他们的论述中，突出了国家自主性的暂时性，他们认为国家背后的真正的代表还是统治阶级的实际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