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方国家力图跳出“李嘉图定律”和“库兹涅茨假说”怪圈西方国家为了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和社会制度运行的稳定性，力图跳出“李嘉图定律”怪圈和“库兹涅茨假说”阴影，因而在某些观念、生产关系和具体政策上作了局部改变、调整和变革。稀释和缓解社会矛盾和非和谐的主要办法是发展生产力，全球化扩展，扩充中产阶级，发展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倡导绿色的新发展观。美国为此耗费了近一个世纪，韩国大约1/4世纪，社会矛盾和非和谐情况才有所缓解。而日本用了半个多世纪。可是，上述做法在客观上却又带来另外一种后果和发展趋势，即为资本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一步扩展设置了新的界限、障碍、限制和桎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稿阐述了资本的8大界限），从而进一步促进对资本关系自身规定性及本质的自我背离、自我否定和自我扬弃的进程。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辩证法。
其一，始于20世纪末期的经济全球化运动表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不断地复制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因此，它尚有容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空间和制度弹性，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在它尚能提供人们赖以生存、享受和发展的各种必需品、公共品、资本品以及社会赖以支撑、维系和运转的各种硬件或软件之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全球化尤其经济全球化又使其在时空两个维度上有所拓展，并赢得了转嫁非和谐如经济危机的历史契机。
但是，建立在价值和剥削之上的狭隘的资本关系必然不能容纳它召唤而来的越来越发达的生产力，先进的生产力必然要摆脱束缚其身的资本关系的桎梏，并召唤先进的生产关系与之相匹配。
其二，马克思是最早关注到中产阶级现象的第一人。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出现了新中产阶级数量不断增长的趋势。在70年代又波及有“亚洲四小龙”之称的东亚地区。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由薪金雇员和公务人员组成的所谓“白领”即“新中产阶级”占经济活动人口比例大多超过蓝领劳动者。“新中产阶级”还包括私人教师，护士，在各种经济联盟、职业群体、工会和消费者协会中的高级雇员，劳动组织的秘书，保险公司的雇员，以及歌手、演员、音乐家、合唱队员、药店雇员、报刊编辑与记者等群体。
2001年，发达国家“新中产阶级”占经济活动人口比例分别是59.9%（美国）、52.2%（英国）、52.4%（德国）、45.3%（意大利）、44.3%（澳大利亚）。可见，除了意大利和澳大利亚，其他三个国家的白领工人人数都超过了蓝领工人。日本宣布已进入“均质社会”、“美丽国家”或“全民中流”社会，因为1．26亿日本人中有1亿中产阶级或中流阶级。
理论界把中产阶级理论概括为：（1）“专业—管理阶级”理论。（2）“新工人阶级”理论。（3）“新小资产阶级”理论。（4）“新知识分子”理论。（5）“服务阶级”理论。应该看到，这种橄榄状社会结构在加强社会系统稳定性的同时，也给资本关系扩展设置了新的社会结构界限。
其三，现代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在主要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已走过了一个世纪左右的历程。世界上最早的社会保障法是英国1601年颁布的《济贫法》。从1883年到1889年，德意志帝国议会相继通过几项法令，批准了由国家建立健康保险计划、工伤事故保险计划、退休金保险计划，从而完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人社会保障计划。美国国会1935年通过了《社会保障法》，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对社会保障进行全面系统规范的法律；联邦政府根据法律设立了社会保障署。被称为“福利国家之父”的威廉·贝弗里奇教授于1942年11月提出《社会保障及有关服务》的报告，工党领袖艾德礼1948年宣布建成了“福利国家”，从而使社会保障普遍地向全民化、普及化方向发展。并且，从1927年开始，国际劳工组织在历次国际劳工大会上通过社会保障国际公约和建议书，对于推动各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建设，加强社会保障领域的国际合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现代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在主要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已走过了一个世纪左右的历程。西方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是现代化大生产的必然产物以及各阶层人民的斗争成果，又是一种维护政权稳定和社会和谐、缓解社会矛盾和稀释生产过剩危机的安全网、保护阀和调节剂。但是，这种对作为“生产关系反面的分配关系”的调整，亦即变革收入分配制度的方式，并不是划分社会性质的主要标志。可是，它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滋生的一种异己的否定因素。它与股份制度一样—后者把个人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把个人收入转化为社会收入并转化为社会保障基金，也是一种“积极的扬弃”。无疑，这是给资本关系扩展设置了新的再分配界限、束缚和限制，而传统的8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法、劳动法等都难以望其项背。
其四，重视NGO和慈善事业。非政府组织是独立于市场和政府两股力量之外的又一种平衡因素和制约力量，也是社会合力的重要组成部分。NGO是创造软环境，它提供的公共产品是志愿性质的、个性化的、竞争性的而不是排他性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慈善机构和相关基金会，而美国这一类组织拥有的经济实力占到GDP的9%，中国则不到1%。有人把NGO和慈善组织称之为“第三次分配”的主导力量。西方学者指出，市场是第一次分配，关注效率，所谓成本最小化和效益最大化；政府是市场失灵的克星，并因其提供基础性的公共产品而属于第二次分配，关注公平、公正和平等的最大化；NGO和慈善组织为主的社会力量所志愿地和无偿地提供的个性化、竞争性的公共产品则属于第三次分配，其功能是补救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
其五，强化对企业的微观规制和劳动立法，缓解劳资矛盾，其中包括著名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SA8000；这是大多针对蓝领工人的生存状态而采取的保护性措施和限制，也是为资本关系扩展所设置的“蓝色壁垒”。什么是企业全球在20世纪末兴起“企业社会责任运动”。1997年，诞生全球第一个关于企业道德的自愿性国际标准即全球社会责任标准体系（SAS000标准）；美国在1999年推出“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联合国在2002年通过呼吁全球企业界遵守社会责任的《联合国全球协约》。“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商业惯例和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内容。美国一家非政府组织“社会责任国际”（简称SAI）咨询委员会在1997年以国际劳工组织ILO和联合国的13个公约为依据制定了一份社会责任标准SA8000，其规定的企业社会责任内容包括：童工、强迫劳动、健康与安全、歧视、惩戒性措施、工作时间、报酬和管理系统等9个方面。
的社会责任？它要求企业必须超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强调对股东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不仅在再生产过程中关注员工的价值，还要强调对消费者、对社区和环境，对社会的贡献。“社会责任”是发达国家的商业惯例和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内容。
全球一些行业、地区、乃至全球性的行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也制定了各自的社会责任标准和守则。例如沃尔玛也制定和执行这样的社会责任标准和守则。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这样的守则已经超过400个。
其六，倡导“绿”的新发展观。这是针对关于破坏人与自然和谐的人类中心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对自然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洛克语）—的一场革命。“绿”一是代表生命、自然与和谐，二是指“第三条道路党”。新发展观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生态运动和绿党政治，科学生态学、人文生态学、生态社会主义、绿色后现代主义、生态政治理论、环境运动团体和绿色政党应运而生。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进而促成新发展论的产生，主要标志有1972年《人类环境宣言》和佩鲁的《新发展论》，后者提出“一切人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命题。20世纪80～90年代，新发展论进一步具体化。联合国1987年《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第一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六项原则，其中包括公平性原则、持续性原则与和谐性原则，即“从广义上说，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就是要促进人类之间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对20世纪下半期各国发展状况进行反思和总结的1992年《里约热内卢宣言》和1995年《哥本哈根社会发展宣言》，则强调“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并更加具体化和政策化，作出了任何国家在社会事业如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安全环境的投资至少占GDP30%的规定。与此同时，UNDP（联合国发展计划署）提出“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世界银行、联合国组织和某些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设计出了包括“绿色GDP”核算体系在内的新的衡量社会进步和可持续发展的标准等。上述情况表明，资本关系已被设置了限制其扩展的人文界限和生态界限。
尽管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出现倡导和谐的思想取向、政治取向和政策取向，并已取得某些成效，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并没有完全逃出“李嘉图定律”怪圈和“库兹涅茨假说”阴影。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爱德华兹在2004年美国大选中，就提出一穷一富“两个美国”的理论。日本还没有完全从泡沫经济和“失去的十年”的阴影中走出来，其贫困率为15.3%，贫困人口为2000万，已经成为发达据《中国商报》2005年11月1日报道，商务部跨国企业研究中心最近对部分跨国公司的调研发现，沃尔玛去年在中国采购了180亿美圆的商品，直接管理的供应商有6000家。但是从2002年以来的3年中，它大约淘汰了40%的供应商，主要理由是：这些供应商搞的是“血汗工厂”，其社会责任标准没有达到它的要求，其中包括供应商的规章制度、工资、工时、社会保险、童工、强迫劳动、生产安全、消防设施、宿舍、饭堂、厕所、药箱等各个方面。
国家中的“贫困国家”。建立在剥削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铸就了其永久徘徊于“李嘉图定律”怪圈和“库兹涅茨假说”阴影之中的历史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