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元丰年间（1078—1085年）出现了经济恢复的气象。北宋学者陆佃（1042—1102年）说：“迨元丰间，年谷屡登，积粟塞上，盖数千万石；而四方常平之钱，不可胜计。”王安石在《后元丰行》诗篇中写道：“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云皆种黍。”元丰年间生产的好转，这是各族人民创造历史的光辉纪录，但与王安石的“熙宁新法”是有直接联系的。
王安石变法，遭到了北宋统治集团内部元老重臣的反对。在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守旧和革新、限制和反限制的矛盾斗争。文彦博、司马光等守旧派和王安石等革新派，都是要巩固北宋王朝的统治的，都是反对农民起义的。司马光等也看到国家财政的困难和军事力量的衰弱。但是在如何维护北宋政权的问题上，他们同王安石的政治见解不同。守旧派偏重于保持原来的法令制度，按旧制度办事。他们不同意王安石那样全面而大刀阔斧地改变旧制度。文彦博当面对宋神宗说：“祖宗法制俱在，不须更张。”富弼对宋神宗说，天灾人祸，必须“安静”。御史中丞吕诲上疏给宋神宗说：“如安石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理。”司马光认为必须“谨守祖宗之成法”，并利用向宋神宗讲述西汉历史的机会，提出“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论调。他还写信给王安石，劝告他不要“生事”，也就是不要推行新法；不要“侵官”，也就是不要损害大官们的既得利益和特权。王安石不同意司马光的意见。他在给司马光的回信中说：“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由于王安石深知北宋一百年来的局势，已经发展到不变革不能图存的地步，所以他“变法图强”的信念是很坚定的。
元丰八年（1085年），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死了。王安石失去了靠山，变法失败了。第二年，66岁的王安石病死在江宁。
王安石的“熙宁新法”，对当时历史的发展产生一些好的作用。但是，北宋时期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尖锐矛盾，绝不是靠几个地主阶级政治家的变法所能解决的。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是必然的。继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出现了风起云涌的方腊起义和宋江起义。
宋辽交争
贞明二年（916年），契丹贵族耶律阿保机（辽太祖），建立契丹国，开运四年（947年），改国号为辽。辽朝统治地区，“东西朔北，何啻万里”。它“西臣夏国，南子石晋，而兄弟赵宋”，版图比宋朝还大。自公元960年宋建国，至1125年辽灭亡，两国并存一百六十多年。在长达一个多世纪中，宋辽虽然不断争战，但和平相处时间多于战争。宋辽斗争的焦点是燕云16州。天福三年（938年），石敬瑭为了换取辽的支持，将燕云16州割让给它，并与它以父子相称。显德六年（959年），周世宗柴荣北伐，收复益津、瓦桥、淤口等地。宋朝建立后，继续柴荣收复失地的政策，不断北伐。辽不仅力保现有领土，还想收复被柴荣夺去的关南之地。宋辽围绕燕云16州，展开了长期的斗争。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伐兵北汉，辽遣耶津沙等率军援救，被宋击溃。五月，宋灭北汉后，不顾军队疲劳，粮饷匮乏，挥师东进，欲乘胜收复幽蓟之地。宋军前进顺利，六月，宋太宗到达幽州城南，把城团团包围。七月，高梁河之战，宋军大败，死万余人。宋太宗仓皇南逃，辽将耶律休哥追至涿州，宋师已溃不成军，宋太宗改乘驴车逃走。雍熙三年（986年），宋再次兴兵北伐，兵分三路。东路曹彬、米信等，率军冒进，攻占涿州后，粮饷不继，退回雄州。见西路进军顺利，曹彬等贪功，再次攻占涿州。辽圣宗耶律隆绪与萧太后率大兵至，曹彬等率军引退，耶律休哥追到岐沟关，大败宋军。耶律休哥穷追不舍，至拒马河，宋军争逃，溺死者不计其数。耶律休哥继续追赶，至沙河，宋军惊溃，死者过半，丢弃的兵甲堆积如山丘。此战以后，宋从进攻转为防守，辽从防守转入进攻。
咸平年间，辽多次南侵。咸平二年（999年），辽兵入侵，宋镇、定、高关都部署傅潜闭营自守，不敢迎战。辽兵抢掠祁、赵、邢、洺、淄、齐诸州。第二年正月，宋将范廷召败辽兵于莫州，辽兵退出宋境。咸平六年（1003年），辽兵入寇定州，俘获高阳关副都部署王继忠。景德元年（1004年），辽圣宗、萧太后及统军萧挞览率20万大军向南进犯，直至澶州，宋朝野上下一片震惊。主和派王饮若、陈尧叟等力主迁都，主战派寇准等力主皇帝亲征。寇准指出，如迁都“人心崩溃，敌乘胜深入”，江山难保。现实情况和主战派的压力，迫使宋真宗亲征，行至韦城，主和派再议迁都。宋真宗本来无心抵抗，他想南下，寇准为主“惟可进尺，不可退寸”。宋真宗勉强行至澶州，登上北城门楼，宋军士气大振，“诸军皆呼万岁，声闻数十里，声势百倍。”辽军由于统军萧挞览被射杀，锐气受挫。辽圣宗害怕背受敌，接受降将王继忠的建议，遣人与宋议和。辽要求宋归还周世宗夺去的关南地，被宋拒绝，但表示愿给钱帛。几经反复，签订了“澶渊之盟”。
宋仁宗对辽继续奉行屈辱求和路线，不修边城，不备兵器，边防空虚，戍军多为老弱病者。辽兴宗见有机可乘，扬言南伐，遣刘六符等使宋，以索取关南地为名，实欲令宋增献“岁币”。宋仁宗遣富弼到辽议和，答应每年增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继“澶渊之盟”后，宋再次以屈辱换取苟安。此后几十年，宋辽基本上相安无事。
宋给辽的“岁币”，是重大负担，想摆脱，又无能为力。于是宋徽宗想借用金的力量攻辽，政和八年（1118年），派遣马政以买马为名，从海道使金，商议联合伐辽。宣和二年（1120年），宋金商定，金攻辽中京，宋攻辽燕京，灭辽后，宋把每年给辽的“岁币”转给金。宣和四年（1122年）金攻占了辽的中京、西京，宋攻燕京却遭到惨败。宋统帅童贯为了逃避失败的罪责，密遣使求金攻燕京，金太祖一举攻占燕京。金太祖提出，把燕京交给宋，宋将燕京租税一百万贯献给金，宋徽宗应允。这样，宋除了把每年给辽的五十万转给金外，又增了一百万贯，作为“燕京代租钱”。宣和五年（1123年），金兵撤走时，把燕京掳掠一空，交还的只是一座残破不堪的空城。宣和七年（1125年），金灭辽，宋辽交争随之结束。
雍熙北伐
雍熙北伐，是高梁河战役之后，宋为收复幽、蓟失地进行的又一次重大战役。雍熙三年（986年），北宋再次发兵进攻契丹。有高梁河战役的教训，这次作了周密准备。宋太宗欲亲征，在大臣的劝谏下，放弃亲征，部署诸将，分三路出击。东路，以曹彬为幽州道行营都部署，崔彦进为副，米信为西北道都部署，杜彦圭为副，率军队从雄州出发，慢慢向幽州进发；中路，以田重进为定州路都部署，从飞狐口出发；西路，以潘美为云、应、朔等州都部署，杨业为副，从雁门出发。
三月，各路出发。东路曹彬等近逼涿州，攻破契丹兵，取得固安、新城二县，接着又攻下涿州城，杀契丹将贺斯。契丹兵又集合起来，米信被围，曹彬遣将增援，败契丹兵于新城东北。中路田重进败契丹兵于飞孤南，契丹西南面招讨使大鹏翼来援，战数日，契丹兵士气旺盛。田重进使二百人树旗帜于道旁，然后令荆嗣率部发动突袭，契丹兵见旗帜绵延不绝，怀疑宋军大队已到，想要退走，田重进乘机猛攻，契丹兵溃败，大鹏翼被俘，狐获狐、灵丘投降。西路潘美、杨业自西陉入，与契丹兵相遇，追至寰州，败契丹兵，刺史赵彦章献城投降，接着攻下朔、应、云州。
大军出师前，宋太宗指示说：潘美、杨业急趋云州、朔州；曹彬等以十万众声称取幽州，实则持重缓行，不得贪利速行。契丹闻大兵至，必倾巢救范阳（今北京大兴），无暇顾山后，则潘美、杨业速取山后地。按宋太宗的部署，一旦对幽州形成包围之势，然后发动进攻。但是，曹彬等不顾宋太宗的指令，贪功冒进。契丹南京留守因为兵少，不与曹彬正面作战，他们夜出轻骑，袭击宋军薄弱环节，白天用精锐之师虚张声势，设伏兵，断绝宋军粮道。曹彬部居涿州数日，深受其苦，终因粮草食尽，退出涿州，驻守雄州，等待粮饷。当曹彬等攻陷涿州时，宋太宗不是喜，而是惊讶，当他们退守雄州时，宋太宗觉得又是失策，于是令曹彬应赶快沿白沟河带领部队与米信军会合，待潘美、杨业夺取山后地后，田重进东下，然后三路合击，夺取幽州。
曹彬部听说西路、中路节节胜利，部将认为带领大军，没有什么建树，是件耻辱的事，要求发动进攻，曹彬迫于压力，与米信又来到涿州。契丹耶律休哥率军抵御，但他不与宋军正面作战，伺机攻抄小股部队，消耗宋军的实力。由于天气炎热，井少，宋军将士常喝坑塘水解渴，行军十分艰难。不过百里之地，宋军走了20天才到达涿州城下。宋军到涿州后，由于士卒困乏，军粮又快断绝，于是又放弃涿州，还军境上。这时契丹主隆绪与萧太后自驼罗口将大兵，直趋涿州，曹彬、米信再次撤退。耶律休哥率兵追击，双方决战于岐沟关，宋军大败。曹彬、米信虽然率余部逃走，但已“无复行伍”，至拒马河，耶律休哥追到，宋兵淹死的人不可胜计。曹彬、米信至易州，欲渡沙河，耶律休哥赶来，宋军惊溃，死伤过半，尸体使沙河为之不流，遗弃兵器，堆如丘山。耶律休哥欲乘机夺取黄河以北地，萧太后不同意，带兵回到了幽州。宋太宗诏曹彬、米信、崔彦进等还京师；田重进屯下州；潘美、杨业徙云、应、朔、寰四州吏民及吐谷浑部族，分置河东、京西。
雍熙北伐，宋军将士损失惨重。雍熙北伐失利后，宋太宗命潘美等护送云、应、朔、寰臣民向内地迁徙。此时寰州已被契丹占领，杨业提出避敌锋锐，领兵走出大石路，进入石碣谷以躲开契丹军的前锋。杨业的正确建议被监军王侁说成：“诸君幸于此张步兵强弩为左右翼以援，等待我转战到此，然后以步兵夹击救之。不这样办，我们就会遭到惨重损失。”潘美、王于是在这些地段设下埋伏。耶律斜轸听说杨业至，遣副将挞览在路旁埋伏，杨业已到，耶律斜轸假装打败后退，这时伏兵四起，耶律斜轸回头迎击，杨业大败，退趋狼牙村。契丹兵追至，杨业边战边退，至陈家谷口，已精疲力尽，潘美、王等已撤走。杨业率部力战，受伤数十处，“犹手刃数十百人”，堕马被俘，其子杨延玉战死。杨业被俘后叹息说：“皇上待我恩厚，希望我能讨贼捍边，但是反为奸臣所迫，致王师败绩，我还有何面目求活！”绝食三天而死。杨业之死，宋太宗非常痛惜，下诏赐杨业为大尉、大同军节度使，潘美削职三任，王被除名编管。
雍熙北伐失败后，从此，宋对契丹采取守势，一味妥协，放弃收复失地念头。宋太宗晚年采取“守内虚外”的政策，辽国自咸平二年（999年）以后不断对宋进攻，给山东、河北地区的百姓带来巨大的灾难，但在客观上促进了各地经济、文化的联系，加强了民族融合。
澶渊之盟
咸平年间，契丹不断侵扰宋边境。咸平二年（999年）十月，契丹主率军队入侵。宋镇、定、高阳关都部署傅潜步骑八万，畏惧不敢战，闭营自守。将领范廷召要求出战，傅潜被迫令范廷召率八千骑出战，结果寡不敌众。契丹乘胜攻遂城，杨延昭（杨业子）固守，契丹不能登城，掠祁、赵、刑、洺州，自德、棣过河，掠淄、齐。十二月，宋真宗亲征契丹。次年正月，契丹主听说宋真宗亲征，抢掠而去，宋将范廷召追至莫州，大败契丹兵，斩首万余级，契丹退出宋境。咸平四年（1001年），契丹再次入侵，宋将王显等大败契丹于遂城，杀死二万多人。咸平六年（1003年），契丹侵扰定州，高阳关副都部署王继忠战败被俘。景德元年（1004年）九月，契丹圣宗耶律隆绪及萧太后，率20万大军，以收复瓦桥关南十县为名，大举南下。契丹采取避实就虚战术，绕过宋军固守城池，经保、定二州南下，破宋军守备薄弱的德清军、通利军等，抵达黄河重镇澶州城北，威胁宋朝都城开封，宋朝野上下震惊。
面对契丹威胁，宋主战派和主和派展开斗争。主和派，参知政事王饮若建议迁都金陵，答书枢密院事陈尧叟建议迁都成都。宋真宗征求宰相寇准的意见。寂准建议宋真宗亲征，反对迁都，认为一迁都，就会人心崩溃，敌人深入，则天下难保。宋真宗采纳寇准的建议，并作了抗击契丹的准备。
由于宋军“练师命将，简骁锐，据要害，以备之”，契丹南下，处处遇到抵抗，攻瀛州时，契丹主与萧太后亲自击鼓，“矢集城上如雨，死者三万人，伤者倍之。”然竟被宋将李延渥击败。契丹数受挫后，采纳宋降将王继忠建议，派遣使节到宋朝求和。宋真宗本来就不想战，只是担心江山难保，才勉强采纳主战派的建议。当他得知契丹真想议和时，于是遣曹利用出使契丹议和。萧太后要求宋归还周世宗收复的关南地，曹利用拒绝，和议不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