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期间，贾谊忠于职守，提出了许多政治改革建议。他认为：汉朝兴业已有二十余年，天下太平百姓安乐，正该是施行政历法、易服色、立制度、振兴礼乐之际。于是上《论定制度兴礼乐疏》，并草拟了各种仪法，崇尚黄色，遵用五行之说，创设官名，完全改变了秦朝的旧法。虽然汉文帝因即位不久，一再谦逊，认为变法改革为时尚早，但后来的许多律令的改革，还是采纳了贾谊的意见。
汉文帝与大臣商议，欲升贾谊为公卿，却遭到了老臣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东阳侯张朝如和御史大夫冯敬等人的反对。他们说：“洛阳人年纪轻轻的，读了一点书就想专权，在各种事情上制造纠纷。”文帝听到后，不愿意公开得罪这班老臣，就开始渐渐地疏远贾谊，最后又派他去作了长沙王的太傅。
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心情一直不好，加上长沙地低潮湿生活不适应，就总认为自己寿命难长。在渡湘水时，他写下了著名的《吊屈原赋》，借以抒发胸中的郁闷。一年多后，贾谊被召回京谒见皇上。文帝正在宣室进行祭祀，因对鬼神之事有所感触，就问起贾谊鬼神的本质，贾谊详论了鬼神的情状，一直谈到半夜，直讲得文帝移席向前而听。听过后文帝说：“我很久没有和贾谊见面，自以为超过了贾谊，看来还是不如他。”这次见面之后，文帝派贾谊去睢阳（今河南商丘）做了梁怀王的太傅。梁怀王是文帝最小的儿子，爱幸甚于他子。不幸梁怀王出猎，堕马身死。贾谊感于文帝知遇之恩，自恨没有尽到老师的责任，竟亦忧伤过度，痛哭了一年就死去了，卒时33岁。
贾谊的一生虽然短暂，却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具有深远目光的政治家，也是文、景时期汉朝政治的奠基人。他著文极多，仅现存的就有数十篇。其中《新书》56篇，疏7篇，赋五篇，而最为著名的则是他于文帝元年（前179年）所著的《过秦论》、二年所上的《论积贮疏》、三年所作的《吊屈原赋》、六年所写的《服鸟鸟赋》和七年所书的《治安策》。
《治安策》为贾谊任梁怀王太傅时所上，洋洋数千言，包罗宏富，而无一不是当时政治的对症良药。汉初刘邦所分封的同姓诸侯王，到文帝时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按照刘邦当年的规定，这些同姓诸侯王可以拥有自己的军队，并任命国相以下的各级官员，财税收入也可以不上交中央，实际上已是半独立的王国。这些封国所占面积达汉王朝的三分之一以下，而且大都是富庶之区。刚分封时，这些诸侯王年龄尚小，权力控制在中央派去的国相手中。但到文帝时，这些人都已长大，独立性越来越强。这股势力已经对中央集权产生了相当的威胁，而文帝此时一方面正在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以图恢复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受到各种贵族势力的牵制，所以不便对诸侯王采取果断的措施。贾宜针对这种形势，上《治安策》，提醒文帝注意防范，指出裁制诸侯已成为天下第一重要的大事，如不立刻实行，汉室将危。他认为现在天下的形势，就像人生了肿病，四肢大得像腰，手指大得像腿，只好平躺着，连伸屈都做不到，如再不抓紧治疗，就会发展成为痼疾，到那时就是有了扁鹊那样的神医，也是无济于事了。他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主张将在的诸侯国一国改为数国，把各封国分析化小，封给原来诸侯王的子弟，且在制度上加以限制，以分散和削弱诸侯的实力，扩大中央集权，巩固天下的统一。这样一来，封国小了，也就容易控制了。中央驾御诸侯时，就会因“力小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而达到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的效果，进而加强统一集权，实现长治久安。文帝接受了贾谊的建议，迁徙淮阳王刘武为梁王，将他的北起泰山西至高阳的四十余座大县城归属中央；迁徙城阳王刘喜为淮南王，使当地的人民得到安抚；又封淮南厉王的四个儿子为列侯，削弱和分散了封王的力量。但在文帝时，这一政策还是逐步实施，因为文帝怕引起动荡。
贾谊的《治安策》还提出了教育太子、尊礼大臣、阐扬文教，转移风俗诸点，其意义具有由法律刑赏而转到礼乐教化的倾向。到武帝时，董仲舒以贤良对策，推尊儒术，使士人得以预闻国家政治。由于贾谊、董仲舒两位名儒的相继努力，终于成就了以后的一代文治。
晁错削地
晁错是汉初颍川（治今河南禹县）人。幼学申、商、刑名之术，为人削直刻深。汉文帝曾命晁错从济南伏生受《尚书》后为太子家令。以其善辩而得太子的宠信，号曰“智囊”。
晁错是汉代著明的政论家，文笔削直健拔，议论深刻，入木三分。其论多能中当时要害，故为文帝、景帝所重。其文章涉及兵事、徙民实边、重农等方面。
当时，匈奴数为边患，晁错向文帝上书言兵事，说：“《兵法》说：‘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由此看来，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加以选择。臣又听说，用兵作战白刃相交，最要紧的有三条：一是得地形，二是士卒训练有素，三是器用便利。按照兵法，步兵、车骑、弓弩、长戟、矛铤、剑楯等各有所长。不能发挥其长处则十不当一。士不选练，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趋利弗及，避难不毕，前击后懈，与金鼓之指挥相失，这是不训练士卒之过，一百个当不了十个。兵器不完利，与空手同；甲不坚密，与袒露同；弩不能射得远，与短兵同；射不能中，与无箭同；中而不能入，与无箭头同，这是将领不检视兵器之过，五不当一。所以《兵法》说：‘器械不利，等于把士卒送给敌人；卒不可用，是把将领送给敌人；将领不懂行军打仗，是将其君主送给敌人；君不择将，是将其国家送给敌人’。这四者是用兵之要。臣又听说：小大异形，强弱异势，险易异备。卑身以事强是小国之形；合小以攻大是敌国之形；以蛮夷攻蛮夷是中国之形。如今匈奴人地形、技艺与我们不同；上下山阪，出入溪涧，我们的马比不上匈奴马；险道倾仄，边驰边射，我们的骑兵不如匈奴之骑兵；风雨疲劳，饥渴不困，我们比不上匈奴人；这些都是匈奴人的长处。至于平原、易地、轻车、实骑，则匈奴之众容易被打乱；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匈奴的弓比不上我们的弓；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挡不住我们的兵；步兵箭发，万箭同的，匈奴人的皮铠木楯不能抵挡；下马步战，剑戟相接，则匈奴兵跟不上我们的兵。这些是我们的长处。由此看来，匈奴的长有三，我们的长处有五，陛下又兴数十万之众以击仅数万之众的匈奴，则必胜无疑。”
汉文帝读后，赐晁错书策以示嘉奖。晁错又上书建议徙民实边，说：“胡人衣食之业不著于地，其势容易扰乱边境，往来迁徙，时来时去；这是胡人的生业，而中国人所以离开田亩而严加防范的原因。如今，胡人经常在塞下放牧、射猎，见边防士卒少便侵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则千里而至，胡人早已跑个干净。若聚而不罢，又耗费钱财；撤走，则胡人又来。如此连年，中国贫苦而百姓不安。远方之卒守边塞，一年更换一次，不知胡人之能。不如让人民常居边地，一边耕田种作，一边防备胡人。可以在要害之处，通川之道，建立城邑，每邑不少于一千家。先盖房子，备田器，然后招募百姓，或免去罪人之罪，拜以爵位，减免赋税，分给他们冬夏之衣，能自给而后止。使邑里相救，以御胡兵。”
汉文帝听从了晁错的建议，下诏募民徙实边塞，加强边疆防卫。晁错又上书劝文帝重视农业，说：“圣王在上而百姓不受冻挨饿，不是能耕田养活他们，织布让他们穿衣，而是为民开生财之道。所以，尧时有九年之水，汤时有七年之旱，而百姓无死者，因为他们蓄积多而准备足。如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比汤、禹的时候少，加上没有水旱天灾，但蓄积都比不上，为什么？地有遗利，民有余力；能生长谷物的土地未全部开垦，山泽之利没有尽出，而游食之民未尽归于农业。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人便不顾廉耻。人一天不吃两顿饭便要饥饿，一年不添衣便要寒冷。饥饿不得食，寒冷不得衣，虽慈父不能保其子，君王哪里还能保有其人民呢？明主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蓄积，以充实仓禀，备御水旱，所以人民可以保有。百姓全在为上者如何指挥，百姓之趋利，便像水往低处流，不择方向。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人珍贵它们，这是因为在上者用它们；这些东西轻微易藏，拿在手里，可以走遍四海而无饥寒之患。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一日可成，不为奸邪所利，一日不得而饥寒至身。所以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如今，农夫五口之家，其中服公事之役的不下二人；他们所能耕种的田地不过百亩，过百亩的收成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修治官府、服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还有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劳辛苦如此，还要遭遇水旱之为，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有的半价而卖，没有的付翻倍的利息，以此来偿还债务。而那些商贾们，大的囤积居奇，牟取暴利，小的列坐贩卖，日游于都市，乘国家之所急，所卖必定翻倍。所以，他们男不耕耘，女不纺织，却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不受农夫的苦痛，却有成千上成万的收入。又依仗其富有，交通王侯，势压官吏，千里游遨，冠盖相望。这便是为何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的缘故。
“当今之务，莫急于使民务农。想让百姓务农，在于提高粮食的价值；提高粮食价值的办法，在于使百姓以粮食为赏罚。现在，可以下令天下，有向政府交纳粮食的，可以拜爵，可以除罪。这样，富民有爵，农民有钱，粮食有所流通，损有余以补不足，令出而百姓得利。爵者是上之所专擅，出于口而无穷；粮食是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得高爵和免罪都是人们所希望的。让天下的人向边郡交纳粮食而得以受爵、免罪，不出三年，边防上的粮食储备必然丰富。”
汉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下令全国百姓可以入粟拜爵，各有等差。
马邑之战
汉文帝、汉景帝两代都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六十多年内，除了短时期的七国叛乱，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因此，社会的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据说，到了景帝的后期，国家仓库里的钱不知道积了多少万，串钱的绳子都烂断了；粮仓里的粮食多得吃不完，一年年地堆积上去，都满到露天的地上来了，有的甚至霉腐了。历史上把这段时期称为“文景之治”。
但是，强盛的汉朝却常常受到北方匈奴的威胁。从汉高祖在白登受包围以后，汉朝对匈奴一直采取“和亲”政策。这种“和亲”，实际上是一种妥协，不但要把汉朝皇室的女儿嫁给匈奴单于，每年还得送给匈奴许多财物。即使这样做，匈奴贵族还是经常侵犯中原，杀害百姓，掠夺粮食和牛羊，使北方地区不得安宁。
汉景帝死后，即位的汉武帝刘彻是个雄心勃勃的皇帝，一心要想改变这种屈辱的地位。
公元前135年，匈奴的军臣单于又派使者来要求和亲，汉武帝要大臣们议论一下。有个将军王恢说：“过去朝廷同匈奴和亲，匈奴老是不守盟约，侵犯边界，我们应该发兵打击他们一下才好。”
铁矛许多大臣都反对王恢的建议，汉武帝自己觉得没有把握，只好暂时答应匈奴和亲。
过了两年，马邑地方有个大商人聂壹来找王恢，说：“匈奴在边界经常侵犯，总是一个祸根。现在趁刚跟他们和亲的机会，把匈奴引进来，我们来一个伏击，准能打个大胜仗。”
王恢问他：“你有什么办法能把匈奴引进来？”
聂壹说：“我经常在边界上做买卖，匈奴人都认识我。我可以借做买卖的因头，假装把马邑献给单于。单于贪图马邑的货物，一定会来。我们把大军埋伏在附近地方，只要等单于一到马邑，将军就可以截断他们的后路，活捉单于。”
王恢把聂壹的主意告诉汉武帝。汉武帝决心采用聂壹的计策，派王恢、韩安国、公孙贺、李广等将军带领三十万人马埋伏在马邑旁边的山谷里。
聂壹故意逃到匈奴，跟军臣单于说：“我有办法混进马邑，杀死那里的官吏，这样可以稳稳当当拿下马邑。”
军臣单于听了很高兴，但是到底有点怀疑，先派几个心腹跟聂壹一起到马邑去，只等聂壹真的把官吏杀了，再发兵进去。
聂壹回到马邑，按照事前和王恢商量好的办法，杀了几个已经定了死罪的犯人，把他们的头挂在城头上，骗匈奴使者去看，说这就是马邑县官的脑袋。
匈奴使者见了人头，信以为真，立刻回去报告军臣单于。
军臣单于亲自带领十万骑兵去接管马邑，到了离马邑大约一百多里地的武州地方（今山西左云县），只见草原上放着许多牲口，却没放牲口的人。军臣单于一边走，一边犯了疑。这时候，他见到前面有一座亭堡，就决心打下这座亭堡，问个明白。
他们打下亭堡，抓住守在那里的亭尉。军臣单于威胁他说：“你把情况老实告诉我！要是说半句谎话，我马上把你的头砍了。”
那亭尉吓得要命，就把汉兵布置的埋伏全都告诉了军臣单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