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期我所见过的最伟大的人物是约翰埃德加汤姆逊，他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总裁。我们后来的钢轨锻造厂就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在我所知道的人里，他是最为沉默寡言的人之一。他定期来匹兹堡视察，到处走来走去，但对任何人都熟视无睹。后来我知道他的内向主要是由于害羞。有一次，他在司各特先生的办公室里，走到电报机旁边，称我为“司各特的安迪”，这让我吃惊不小。不过，后来我得知他已经听说了我那次指挥列车的冒险事迹。如果一个年轻人与高层领导有了接触，那么他的事业之战就已经赢了一半。每个人都要有一个伟大的目标，做一些超出自己职权范围之内的事情—一些能引起上司注意的事情。
自此以后，当司各特先生有一次要出差一两个礼拜，他便向罗姆贝特先生请求授权让我暂时负责这个部门。他真是大胆，因为我那时还不过20出头。请求自然得到了批准，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机会。在他不在的那些天里，除了因为倒碴列车全体工作人员的疏忽造成的事故之外，一切运转良好。但发生的这起事故让我非常苦恼，我下定决心要彻底履行职责，盘查了有关人员，不容分说就解雇了两个主要负责人，将与事故有关的两名员工停了职。司各特先生回来之后自然听说了这一事故，并且建议他调查处理。我觉得自己可能做得有点儿过火，但既然已经走出了这一步，我告诉他一切都已解决，我已经调查了这件事情，并且处罚了肇事者。有人要求司各特先生重新审理这起事故，但我坚决不同意，于是这个要求被压了下去。我觉得，在这一敏感点上，司各特先生通过我的表情和语言，理解了我的感受，并且默认了我的做法。
也许他当时对我的担心—担心我的处理太过严厉—是对的。这件事发生好几年后，当我成了这一部门的主任，对那两个曾被我停职一段时间的人，我总在心里抱有一丝歉意。对我那次所采取的行为、我行使的第一次处罚，我在良心上感到不安。如果要对那件事作出一个新的决定，我不会倾向于那么严厉。唯有经验可以告诉我们，温厚具有至大的力量，在必要的时候，轻微的惩罚是最为有效的。很多处罚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明智的宽恕—至少宽恕第一次犯错，通常都是最好的办法。
我的至交一共有６个人，随着我们知识面的扩大，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一些关于生命和死亡、今生和来世的秘密，我必须与之斗争。我们都是在善良、诚实、自尊的父母的教育下，在一个或另一个教派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约翰菲普斯从马背上摔下来，不幸去世，这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第一个重大损失。这使得我们大家悲痛万分，尽管我记得我对自己说：“约翰已经回到了故土，回到了英国，回到了他出生的地方。我们很快就会随他而去，永远在一起。”对此我坚信不疑，在我的心里，这并不只是一个希望，而是一个必然。快乐是痛苦之人的避难所。我们应该接受柏拉图的建议，永不放弃对希望的无止境的追求。“永远让自己置身于快乐之巅，因为希望是美好的，回报也将是丰厚的。”这句话非常正确。
在我所写的这些年中，我家的财产一直在稳步增长。我的工资由每月35美元增加到40美元—是司各特先生主动给我加的薪。给每个员工发薪水也成了我的分内之事。发薪水的时候，我们使用银行的支票，而我总是不变地把我的工资换成两个20美元的金币。在我看来，它们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艺术作品。家庭会议决定，我们可以鼓起勇气买下一块地和上面的两幢房子，一幢是我们现在居住地，另一幢有４个房间，原来一直由霍根姨父和姨妈居住，现在他们已经搬到别处去了。由于艾特肯姨妈的帮助，我们才能在那个织布店楼上的小屋落脚，而现在也该是我们让她回到这原本属于她自己的房子来住的时候了。购买这些房产时，我们付了100美元现金，而总价我记得是700美元。现在我们的奋斗目标是每半年付一次利息，并且尽量积攒那一大笔本金。没用多长时间，我们就把债还清了，我们成了有产者。然而，在这一切即将实现的前夕，我父亲在1855年10月２日去世了，我们家遭遇了第一次痛苦的分裂。但是，对其他的３个成员来说，生活的重担还在肩上。悲哀和责任交织在一起，我们还得工作。父亲生病时的医疗费还要攒、还要还，而且我们直到此时也还没有多少存款。
父亲去世后，我要考虑、要管理的事情比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多。妈妈继续做鞋，汤姆还是上他的公立学校，而我则继续跟着司各特先生在铁路公司上班。就在这时，幸运之神来我们家敲门了。司各特先生问我有没有500美元，如果有的话，他可以替我作一次投资。我的总资产是500美分，即使让我拿50美元来投资，我也没有那么多积蓄。但是我不愿意失去这次与我的上司和偶像产生经济联系的机会。所以我大胆地说，我可以筹到这笔款子。他又告诉我，他可以从威尔金斯堡车站的代理—雷诺尔德先生那里买到十股亚当斯快车的股票。当然，在当晚我就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家长—我的母亲。她没有考虑太久，就给了我应该怎么做的建议—她什么时候让我失望过呢？那时，我们已经在房子上付了500美元，因此她想这也许可以作为抵押，想法借笔钱。
第二天一早，母亲就乘蒸汽船去了东利物浦，晚上才到达，她从她的一个兄弟那里借到了这笔钱。我便把这500美元交给了司各特先生，他很快就把我所期盼的那10股股票给了我。出乎我的意料，另外还要交100美元作为保证金。但是，司各特先生很爽快地说，我可以等在方便的时候再支付，这样就容易得多了。
这是我的第一笔投资。在那些美好的老日子里，那时候的股息和红利比现在要丰厚得多，而且亚当斯快车是每月分红。有天早上，我的桌子上放了一个白色的信封，用很大的手写体写着“安德鲁卡内基先生”。“先生”这个词使我受宠若惊。在信封的一角，我看到了一枚亚当斯快车公司的圆形印章。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纽约黄金交易银行的10美元的支票。我一辈子都会记得这张支票，和那个亲笔签名“出纳员J.C.巴布科克”。这给了我投资的第一笔收入—我不用满头大汗地劳动就可获得的收入。“我找到了，”我喊道，“这是一只下金蛋的母鸡！”
星期天在森林里聚会是我们几个的惯例。我们在伍滋润附近找了个小树林，这是我们最喜欢去的地方。那第一张支票我一直藏在身上，当大家都坐在树下的时候，我便把它拿出来给大家看。我的伙伴们反应十分强烈，大家都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投资。我们决定攒钱，关注下一个可以投资的机会，每个人都有份。然后在几年后，我们再把微不足道的投资收益分掉，像合伙人一样在一起赚钱。
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首席大律师—格林斯堡的斯托科思先生又一次邀请我去他在乡间的漂亮的房子里度周末。而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在一个陌生人家里住过一个晚上。像他这样一个有学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会对我产生兴趣，他的这一行动有些奇怪。我受邀获得此一殊荣的原因是我在《匹兹堡日报》上写的一个通讯，甚至在我还不到20岁的时候，我便已经是新闻界一个不入流的作家了。成为一名编辑曾是我的目标之一。霍勒斯格里利和《论坛报》就代表着我理想中的成功。奇怪的是，当有一天我可以买下《论坛报》的时候，珍珠已经丧失了它的光泽。美丽的空中楼阁常常要等到我们生命的晚期才有机会抓取，而那时候，它往往已经失去了早日的魅力。
我那篇文章的主题是市民对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看法，没有署名，我很惊讶地发现它占据了《日报》专栏的一个显著位置，编辑是罗伯特M.里德。我在接收电报时，收到一份给司各特先生的电报，署名斯托科思先生，要求他向里德先生查证一下那篇文章的作者。我知道里德先生不会说出作者是谁的，因为他也不知道。但是我又担心如果司各特先生去找他的时候，他会把手稿展示给司各特先生，他只要看一眼就知道这是谁的笔迹了。因此，我向司各特先生如实承认了。他看上去有点不相信，他说他在早上已经读过这篇文章，并且也想知道谁是作者。他这种将信将疑的神情没有逃过我的注意，钢笔变成了我的武器。司各特先生很快就邀请我与他共度周末，我的那次拜访是我一生中的亮点，从那以后我们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司各特先生家富丽堂皇，对此我印象深刻，但是，在他的书房里有一个大理石的壁炉，这让其他所有东西都黯然失色。在壁炉拱形结构的中央，一本打开的书刻在大理石上，书上刻着：
不能思考的人是愚蠢的，不愿意思考的人是固执的，不敢思考的人是奴性的。
这些高尚的语句让我震颤，我对自己说：“有一天，必定有一天，我一定会有一间书房（这是一个前瞻），这些警句将像在这里一样使壁炉架变得雅致起来。”如今，在纽约和斯基伯，这已经成为了现实。
几年之后的一个周日我再一次来到他的家里，这一天同样很值得一说。那时我已经成为了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在匹兹堡分部的主人了。南方各州正式脱离政府，我全身都为国家燃烧起来。司各特先生成为了民主党的主要成员，他反对北方使用武力来维持国家统一。他大肆发泄他的不满，这让我失去了控制，冲他大喊道：
“司各特先生，在不到６个礼拜的时间内，我们将要把你这种人送上绞刑架。”
写到这里，我似乎又听到了他的笑声，他开始叫他在隔壁的妻子：
“南希，南希，听听这苏格兰小鬼，他说他要在６周之内把像我这样的人绞死。”
在那些天里发生了一些离奇的事情，同一个司各特先生，不久之后，他在华盛顿请求我帮他在支援部队里成为一名现役少校。那时我是战争办公室的秘书，帮助政府管理军用铁路和电报。他得到了这项任命，从此成了司各特上校。于是那个曾怀疑北方无权动武的人，为了高尚的目的拿起了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