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前，新东方一所分校的校长，犯了严重的经济问题，这事儿发生在现在的话，我肯定会把他送进监狱。但当年我没有那么做，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摆脱“哥儿们义气”，出于体恤、宽恕的现实考虑，只是要求他清退了所挪用的款项。回望过往的创业史，新东方曾经混乱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是我始终认为那时候我与那帮朋友吵架，不存在善与恶的问题，主要是心态的差异、意见的分歧而已。所以那时候的纷争不存在惩罚谁的问题，关键是你要开放胸怀，能够无限制地宽容他人。但是现在回想对那位分校校长的处理，我确实太过宽容了。我当年的思想认识还比较知识分子化，不像个谙熟法律、善于管治的企业家。我记得很清楚，当年参与处理那位分校校长问题的新东方中层员工灰心丧气了两个多月，他们对我的纵容行为感到失望和伤心。“既然你连这样的恶都不惩罚，那你也就不可能弘扬真正的善，我们觉得跟着你是有危险的”，这就是当年大家对我的批评之词。
现在，我的认识有所改变，我认为，某些道德败坏的行为，如果不进行示范性惩罚的话，机构就会崩溃。我给你举个例子，2008年，新东方一所分校的人力资源部负责人，通过虚开身份证的方式，侵吞了新东方五六万元。我们起诉了他，2009年8月他被判刑两年。按照我以前的处理方式，只要把钱退了，全都一笔勾销，但这次我决定严惩不贷。道理很简单，在一个组织机构里面，如果不对这样的行为课以重律的话，很可能会对其他新东方员工造成误导。新东方已经走过了16个年头，这是我第一次把犯有经济问题的中层送进监狱。
为什么非要这么做？为的是让新东方的管理更加规范化、严肃化、法治化，引导授课教师、经理人阶层真正以专业、职业的心态做事情。我觉得这是我从西方公司中学来的管理方法。后来在新东方内部会议上，我说所谓的善，是以有能力惩罚恶为前提的，否则，善就是不可持续的。《论语》讲的都是向善与仁德，但是孔子并没有讲如何惩戒恶的行为。很多官员都会背诵《论语》的章节，但其中还是有很多人成了不折不扣的贪官，所以我对肃贪非常支持。没有规矩的话，文化无法真正得到弘扬，道德也会沦丧。
笔者：新东方的经营团队、业务团队，如何达成“自由精神”与“职业精神”的协调？这样的问题，在你看来是否是新东方最为棘手的管理问题？
俞敏洪：“自由精神”与“职业精神”的契合，确实是我思考比较多的文化和管理问题。做事的时候，我会尽量多地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继而向着尽量符合对方期望的方向去作出决定。在新东方的日常管理中，我几乎从来不用强制性、指令性的词汇，比如“你必须这样”、“你照这样去做”。我经常在公开场合说自己性格比较柔弱，新东方的员工大多都知道，我在处理公司内部事务时权衡得比较多，让步也比较多，但所谓的柔弱并不意味着我没有原则，缺乏决断力、判断力。有时候我也会因为过多考虑情感因素、现实境况，影响了做事的策略，但做事的原则我是坚定不移的。如果在员工心目中，老板是一副软绵绵的形象和做派，就很难管理好企业。这些年来，我觉得自己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是在员工、学生、公众心目中打造了一个积极、正面、阳光的个人形象。
自由主义精神是一种思想境界，并非是指行为上的为所欲为、无所顾忌。按照卢梭的说法，“人是生而自由的，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只有身受束缚才能跳出最美的舞蹈，这是我在雪地上滑单板时得出的感悟。作为个体，你可以叛逆，但是身处机构之中，你心生太多叛逆那绝对是不允许的，个体的自由不能危及组织的安全与健康。我坚决支持授课教师们的独立思考、独立人格、独立思想，但是，如果放纵8000名授课教师追逐自由化，新东方的存续就会面临巨大挑战。
笔者：如何在总部集权与区域分权之间实现制衡？如何在全国市场的标准化方面与区域市场的个性化方面实现平衡？这两个问题几乎是所有公司从区域性向全国性跃进时面临的共同难题。新东方也曾经一度积极试验、勇敢改良，到现在为止，有没有寻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和管理方式？
俞敏洪：目前新东方在全国范围内拥有43所分校，集权与分权，在新东方是统一的。人事权已经放给了分校负责人，我只负责各地分校校长的任免。财务权还控制在总部，但是绝大部分经营权已经下放到分校，对分校的要求是必须与总部在战略、目标、文化等方面保持高度一致。周成刚是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常务副总裁，43所分校的项目、业务方面归他管理；陈向东是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高级副总裁，43所分校的经理人归他管辖。我把这种管理方式定义为矩阵式管理模型。周成刚、陈向东是我最主要的助手，我负责新东方整体的系统建设与战略规划，这种管理模式还会不断演变，继续调适。
一线城市的布局早已完成，这些年新东方一直在往二线城市突进，二线城市是最需要梦想和教育的地方。二线和三线城市，我们会采取连锁授权的方式经营。长期以来，我们对连锁经营非常谨慎，在二线和三线城市的连锁，也只是少儿英语培训、中学课外辅导的品牌授权连锁，新东方提供资源支持。
早年新东方进行组织体系改造时，我是把总裁的位子让出去了的，那一时期，总裁办公会、董事会我参加得都比较少。放权的苦与乐，我都是经历过的。为什么很多老板不敢放权？因为他会在心理上产生失落感。关于放权，我没有犹豫，放权不会对我在新东方的个人形象、个人地位产生任何影响。从长期来看，放权是一种必然，然而放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强化人才梯队建设。放权之后，公司要稳健前行，不能因此产生业绩滑坡，这是放权的前提。就目前来说，新东方尚处于放权和集权的中间状态。对于新东方而言，精神上对我的依赖是日见强化，管理上对我的依赖是在逐渐弱化。
笔者：对于细节，你一直非常敏感、格外在意。对细节的过分干预，是否也会在客观上造成放权、授权以及宏观战略问题的搁置？
俞敏洪：凡是白手创业的人，都会对细节非常在意。据我所知，史玉柱对自己的要求是把网络游戏的细节做到“变态”的地步。关键的问题是，一旦放权之后，你必须从细节中超脱出来，不要越位去和别人抢权。这种情况以前在新东方出现过，下属们也因此对我有意见。我已经学会了从具体事务中“自拔”，比如今天在长春召开新东方分校校长会议，我拒绝了邀请没有过去。如果我去了，我的讲话会影响其他高管的决策。
读EMBA对我没有任何意义，我手下的高管有博士也有EMBA，财务报表有CFO帮我打理，数据分析有人帮我解读，我觉得我不需要再沉浸到那种具体的操作与管理中。专业的事情让专业的人去做，现在的新东方有这样的财力。我是董事长兼CEO，我的管理应该立足指导层面，而不是应用层面。战略设计不是读EMBA能学到的，我一直想读个哲学、社会学、教育管理学、伦理学之类的学位。
新东方如何才能活得好？要做为国家教育拾遗补阙的事情，比如学前教育、课外辅导、英语培训，这些都是为了和国家教育作配合。
经营企业，如果看不到细节的话，也会很糟糕。问题在于你是插手到细节里面，让系统瘫痪，还是发挥系统的作用，把自己从细节中超脱出来。对我来说，大部分细节事务都能够超脱了，但假如我办公室的电灯坏了，我还会自己去鼓捣鼓捣，因为觉得好奇、好玩。
笔者：1993年创业至今，新东方以及你本人经历了太多的坎坷和磨难。很多与新东方同期甚至更早创办的教育企业不可避免地成了牺牲品，“周期律”似乎已经成为大多数中国企业的宿命。商业实践离不开对企业家精神的解读与铸就，暗合商业规则的企业家精神尤其重要。你如何定义和理解企业家精神？
俞敏洪：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否有企业意识和企业家精神。创办并且管理着新东方，我现在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新东方的管理需要规矩。我对任何宗教都没有虔诚的皈依，但是我对佛教弘扬的积极向善、期待来世的思想很推崇。当然，我期待的是明天，而不是来世。既然有今生今世在这里，不就是老天赐予的最好礼物吗？认真、谦卑、努力地过好每一天，就是我的信念。
在我看来，所谓企业家精神，和刘邦、朱元璋打天下的精神是一样的，都是要无中生有，拼力闯荡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企业家一定是具备英雄主义情结的。做大事者，必有义气，必有胆略。企业家之间如果缺乏必要的信任与支持，那也不是企业家精神。襟怀坦荡的企业家，敢于向公众坦白自我，勇于向公众展示个性。王石、牛根生、马云、史玉柱，他们都让我很敬佩。坦率地说，和王石他们相比，我不认为自己是企业家。
企业家就要敢于迎接失败和责难，敢于面对公众对于企业家的抨击和苛责。仁者可以做不仁之事，不仁者做不了仁者之事，这是我对《论语》中的一句话的解读。身为企业家，假如你是位仁者，偶尔做了点不义的事情也可以被原谅。但如果企业家本身就是不仁义的，想要“漂白”自己也是一种徒劳。很多企业家内心的纠结，是因为很多事情无法“漂白”。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从事教育事业是一种幸运和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