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处于那种不确定性中，独自一人坐在位于哈勒姆的公寓里，半夜，电闪雷鸣、枪声，还有悲观情绪交织在一起，我突然产生了一种谋求改变的想法。正当我在犹豫究竟是重新回到最初，像我以前那样从头再来，还是去做完全不同的另一件事时，我突然听到一个声音，也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声音直接传到我的耳朵，就两个字：改变。
尽管没有其他的理由，我还是没有马上把它想成来自上帝的声音。我的更高层次的能量清楚地理解我，在我的心里已经停止了别的“瞎想”，我需要改变，重新召唤这种能力，也就是重塑我的追求目标。我想，好吧，是时间作出改变了。但是如果要那么做的话，我也得改变我的思维方式。
以前，不管我要做什么事情，都要先找到某个榜样，这个榜样要在那个领域中已经做得非常出色。但是在那时，没有人曾经做过我想做的事情——开自己的公司，胆敢就凭自己的力量跟那些主要的经纪公司竞争，而且在机构客户群中挤走那些业已建立起成套体系的资金经理们，重新制定行业标准。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成功或者失败的先例。就像走高空钢丝一样，如果失败了，没有任何的保护网。
我人生最重要的人生导师之一，芭芭拉·斯科特·普雷斯科尔，鼓励我不管碰到什么情况都要朝着目标进取。她使我敢于看到不仅仅是我自己，而且还有整个行业改变的可能性。这变成了我对杰出成就的新的界定——成为一股改变的力量。我也能看见一些可能的障碍，但同时也看见一些鼓励我去做的积极信息。对此，普雷斯科尔女士小心谨慎的话仅仅就是：在最初别考虑太多成功还是失败的问题，而是着手开始做事。再没有比这个更能让我安心了。
普雷斯科尔女士是那种只要她一出现就能够提升你的意识的人。当初我刚到纽约时，我打算通过拜访各个领域的杰出人物来向他们学习。我打电话到她的办公室，想向她介绍我自己。一年后，普雷斯科尔女士终于同意见我，而且我俩一见如故。
普雷斯科尔女士是第二位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的非洲裔美国女性，后来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法律人士之一，在她七十七年的生命历程中，她以帮助女性和少数族裔的人扫清各种障碍而出名。在美国电影协会，她工作了二十五年，最后当上首席律师，她被认为是提升少数族裔和女性在电影中形象的推动力量，常常跟消极的带有种族歧视的偏见作斗争。
比如，当南方的一些电影参展商拒绝放映由黑人男女演员担当主角的影片或有一些挑战种族隔离和其他形式的种族歧视的故事时，美国电影协会的主席杰克·瓦伦提就会跟随普雷斯科尔女士飞往各个州议会，由她来向各州的立法机构提供辩护说明。他后来回忆说：“很显然，她魅力无穷。如果屋子里先前有毒蛇，一旦她进入，她甜美优雅的个性和完美无缺的逻辑很快就充满那个屋子。空气马上就变清新了。南方的立法委员们被她折服了，并恭喜她获胜了。他们的坚冰融化了。”立法者们于是就给影片参展商们施压，允许影片上映。结果，电影在公众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离开美国电影协会后，普雷斯科尔女士又在许多家公司中担任了以前从未担任过的领导工作——比如通用电气公司，R.H. Macy公司，以及华盛顿邮报报业集团。后来她还去非营利性组织工作，利用她无穷的精力，为教育事业、女性经济地位的提升、艺术、文化等多方面以及她最喜欢的位于密西西比图加洛的图加洛大学贡献力量。
普雷斯科尔女士对我来说是一个远不止于母亲形象的人物。她跟我母亲的风格完全不同。作为人生导师，她帮助我训练开发的一个最佳谈判技能就是当感觉力量不济时，如何才不被吓倒。她解释说，非常简单。就是在任何情况下，进入谈判时，都要携带某些形式的“武器弹药”，用以支持你随时都可能作出的某些声明。但是她也警告说：“可是记住，你不必扔出你的砖头，有时你只要展示你的砖头。”这一技巧对不失去谈判中的机会和避免潜在的冲突真的是必不可少。
多年来，我从普雷斯科尔女士身上学习了太多太多的东西，以至于我在某些方面逐渐成长得有点像她。她思路清晰、敏锐、立场坚定不动摇。她教会我如何在所有事情中尊重过程，让所有一切在过程中展现，然后总结自己的成果。
甚至在她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也是如此。那是2002年，这些日子来得太早了。当七十七岁的她因患白血病卧病在床时，芭芭拉·斯科特·普雷斯科尔女士还是全身心地热情问我的情况，问她可以帮我什么忙，我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等。当她的家人和朋友成群地来看望她时，她一个个地安慰他们，没有任何的怨言。
当普雷斯科尔女士去世时，我已经在早些年为我自己的母亲去世哀伤了好几年。尽管如此，我还是深感庆幸我在人生的不同阶段碰到了这样好的两位人生导师。如果没有她们俩，世界对我来说就不会像她们在时那么美好。而我永远不会遗忘她们的智慧和珍贵的忠告建议。
我们总是不断面临失去所爱的人，自然而然我们会想到自己的死亡。那样的时刻，总会提醒我们问自己：是否充分利用了宝贵的时间？我们有没有充分发挥我们的潜能、通过心灵去想象、去注意那些有可能给予我们有意义的指导的信号？的确，我们的死期会到来，并且在我们离去后其他人会想念我们。但是我们真的做了所有可能使我们的存在有意义的事情吗？
你可以在重塑自己的时候应用这课所讲的经验，问你自己同样的问题。你会走出去藐视那吉普赛人咒语并进行你的空中飞人表演吗？你为什么不敢成为社会的一股推动力量，去有所作为呢？提升你的赌注，重新界定你的追求目标，奋力去追求吧。记住普雷斯科尔女士的建议——尊重过程。尽情展示，并准备去写下你自己的结果。
正如你现在可能了解的那样，我不是一个等待陌生人带着惊奇的礼物找上门来的人。正如我们的主旨，我认为追求的过程应该是：充分准备好，用实际行动使我们处于主动地位，让我们主动去敲别人的门。但是经常也会有看不见的机会就出现了，而且还有可能是改变人生的机会，不得不让你好好考虑如何作决定。在那种情况下，时机是至关重要的。你是等待还是猛然出击？你能充分利用那样的机会去创造更大的辉煌吗？
为了让我的回答更加生动、更加容易理解，我用一个故事来说明许多情况下该如何把握时机。尤其是当那些对你有利或者有潜在价值的机会出现时。在故事的开头我得说，这些机会往往是千载难逢的，我从来都没有期望会碰到这样的机会。那是2003年，林·内德蒙德找我，他是芭芭拉·沃特和20/20传媒的制作人，他们想为我拍一个专题片。尽管我从未提过自己曾经无家可归和作为单亲爸爸的经历，但在那种情况下，我还是决定把我从无家可归到成为成功的企业家的这一段经历公开。我讲的越多，对无家可归的那段日子以及造成那样结果的原因就有越深刻的理解。当然，我仍然不想在这一黄金时段的新闻杂志访谈节目中过多地谈论那段艰苦的日子。然而，林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尊重的建议，他说既然我的想法是用正确的方式让更多的观众了解我，我就必须记住一句古老的格言——别人送你礼物别太挑剔。或者用我的话来说就是——机会，就像煎饼，要趁热吃。这正是一个好时机。于是我非常高兴地说：“好！”
证明我是处于正确道路上的标志性事情，是一位有三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写给我的一张便条。她是家庭暴力活动的受害者。她跟孩子们一直住在车里面。在黑暗的冬夜，她白天做全职工作，孩子们去上学，晚上她和孩子们裹着毯子在汽车里过夜。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读到了20/20杂志上关于我的故事，让她有了去寻找住所和重新站起来的勇气。这正是我需要听到、了解到的，关于我的故事是如何被其他人所分享并激励其他人的。
但是我对自己的专题故事播放后引起的强烈关注是始料不及的。
就在我的专题片播出的第二天一大早，我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手机电话：“早上好，是克里斯·加德纳先生吗？”
这个家伙很快就切入正题，显然他是表演行业经验丰富的成功者，是一家顶尖的好莱坞人力经纪公司的合伙人。我得说，他很懂行。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公司旗下有很多这个行业里面“最出名的人”。他是这样描述他们公司跟重量级的演员、导演、作家还有摄影公司和电影制作公司之间的关系的：“我们涉及的业务无所不包。”他说他们可以全面代理我所有潜在的事业——出版、电影、电视、演讲以及广告促销等。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这是一个应该马上抓住的机会吗？我很难说。因此我答应跟他签一份合约。当时我正在去夏威夷茂宜岛度假的路上。我告诉他说如果他能够在约定的时间通过机场安全检查，到达洛杉矶机场贵宾室，我就跟他签约。因为那个时候我在那等候转机。
“好，一会儿见。”他说。
我在脑海里这样想——嘿，我一点儿也不相信这个。那为什么不先签一下，然后跟我的女朋友舒舒服服地去度个假，然后回来看看会发生什么呢？
当我第一眼瞥见那位经纪人时，他完全就像是从电影前期制作室里出来的。他说话的声音跟电话中一摸一样——圆滑、老练、精干。我们见面，相互握手。然后他拿出了合同。由于是在去度假的路上，这个看起来不错的机会就摆放在我的眼前，我也很高兴。我向他要签名的笔，他拍了拍自己的口袋然后很不好意思地笑笑，没有找到，好像那并不是什么大事一样。
哇哦，没有笔？居然没有签字的笔？！“我们业务无所不包的圆滑先生？”，“我们签约业内最出名的人？”看到我的反应，这个家伙开始疯狂地找签字笔，祈求周围的人能为他造一支笔。没人有笔。在洛杉矶莲花机场的那天肯定是无笔节！但是，不管怎样说，太晚了。我非常生气。我女朋友也插话进来。他甚至连做交易时最基本、最本质的东西都没有，他凭什么能够代表我呢？
不用说，我没有签字。我的女朋友也同意我的看法，就凭没有带笔这么一件小事也足以说明他不是合适的经纪代理人。
我从未对我的决定感到后悔，包括他第二次酸溜溜地再打来电话。那已经是在宣布我和埃斯盖普艺人公司签约后，这家公司将负责改编我的故事，并且由威尔·史密斯来扮演我。他用不是很热情的话说：“祝你能多得些报酬。”我并未觉得难堪，而是告诉他说谢谢关心，我们在首映式上再见。所有发生的这一切，如果他努力争取的话，也是可以成功得到的。
这个故事有两点教育意义。其中之一是我已经知道的：如果你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孤岛上碰到我，我身无分文，一丝不挂，可还是会保留一支笔和我的商务名片。换句话说，如果你真想正儿八经地做事情，那么就不要在一些基本的工具方面马虎。否则，你就没有机会吃到你的“煎饼”。
另一个方面的意义就是关于我在整个过程中对于时机的把握。事实上，在我决定利用机会把我的故事向公众讲述之前，我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这些都使我又回到诸如问问题，阅读大量相关材料，跟随着我的直觉，带自己去弄清楚一些完全陌生的事情。
事实上，因为我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工作，差点使我在跟埃斯盖普艺人公司的几个主要人物见面时与这次机会失之交臂。当时我从更大的层面提出说，希望能对这部电影定一个基调，使它成为对所有人都有借鉴教育意义的影片。他们提出了他们的想法，谈到了这部英雄式的人物故事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举了《阿甘正传》这部电影作为例子——一位英雄人物的故事，但又不是故意突出他自己，而是一个在艰苦的环境中找到自我的普通人。每个人都点头同意。但只有一位制片人不出声，而是奇怪地盯着我。会议过后，他跟着我走出来对我说：“嗯，跟你说一声，我名叫史蒂夫·提思契，《阿甘正传》的制作人。”
听了他的话，除了发誓要更加深入地作一些准备工作之外，我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