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自己发言的题目想做一个小小的调整，我非常同意刚才这位先生所说的：电影批评是完全存在的，并不是完全缺位，缺位的不是电影批评，而是独立电影批评。为什么这么讲呢？跟文学、音乐或美术等其他的艺术形态相比，电影的工具主义特点更为明显。
当年电影发明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种娱乐产品，它是资本主义消费文明的产物。随后在苏联就变成了严肃的规训工具，而在中国则进一步变成宣传和教化的工具。去年在电视里看了所谓“中国电影百年”的庆祝活动，我非常感慨。电影百年纪念，只能是一次电影作为教化工具的自我表彰而已。当他们在
银屏上狂欢的时刻，我却在暗自发笑。
那么，把电影当做工具的这样一种基本理念，有没有随着蔡翔所说的“意识形态的空洞化”而消解呢？我觉得依然没有。举个例子，就是《色戒》最近引起全民的口水轰炸。前一阵子统计，在互联网上大约有一千多万个帖子，痛斥李安是卖国贼、汉奸和台独分子。把一部文艺片直接上升到政治伦理和民族主义的高度，然后加以围剿，这种民众的集体意识是从哪里来的？我看只能说明一点，就是在民众心目中，电影首先是政治的。这意味着，评判一部电影首要的不是它的艺术，也不是它对人性的暧昧理解，而是作为政治教化的那种价值。民众的思维尚且如此，你又怎么能要求电影跟国家意识形态脱钩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
当然，随着消费时代晚期资本主义的到来，电影获得了回归，也就是回归到原先应该在的那个位置，重新成为消费市场的娱乐工具。这当然也包括电视。由此导致了中国所谓娱乐大片的泛滥。那么这些大片导演，比如张艺谋，一个八十年代的先锋导演（我当时也写过文章热烈赞美他），提供了改变中国电影视觉语法的《红高粱》。这么一个杰出的导演，为什么会最终走向这样的道路，也就是利用其视觉造型才能，演绎色情暴力和名人隐私去迎合大众的庸俗趣味呢？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你最终会发现电影从一种工具牢笼中逃脱出来之后，又不可避免地成为另外一种工具，这是非常尴尬的处境。而跟这种电影工具化相应的是什么呢？那就是电影批评或电视批评的工具化。在我看来，基于电影生产的工具化本质，电影批评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这种强烈的色彩，它要么是服从于意识形态的工具，要么就是服从于消费市场的工具。这两种工具，都是对中国电影批评独立性的严重挑战。
当然，我刚才所说的其实还只是一种外部原因，它是外部强力挤压的结果。还有一个内部的原因——可能各文化领域都比较相似——那就是作为批评者的知识分子的主体性。长期以来，我们都缺乏主体的独立性，作为独立存在、思考和言说的主体，它始终没有出现。虽然文章是以你的名字发表的，但实际上它的作者不是你，而是你之外的那些强大势力，那些强加给你的标准、要求和立场。我觉得这才是电影批评最大的问题。尤其是市场化以后，电影及其批评进一步失去了它的独立品格，跟某些利益集团密切纠结在一起。这方面有很多例子，今天我就不想在这里多说了。
去年有一天晚上，我在学校里上完课，有一个听课的年轻人上前来跟我说，他叫卡夫卡-陆，然后他就请我喝咖啡，他说他是影评人。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他。几个月以后，他因一场意外的车祸去世了，这在互联网空间里引起了很大反响。我跟他的交往只有这一次，但那天他跟我说了一些自己的肺腑之言，他说在上海搞电影评论是很痛苦的事情，因为他找不到一个独立的位置，他来找我，是想获得我精神上的支持。他的孤独和渴望，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们大家都知道，上海电影评论协会的负责人是由电影集团的领导兼任的，在体制上，这种内部的联姻就导致了电影批评不可能成为真正独立的批评，而没有独立的批评，任何关于电影人、电影的谈论都是非常可疑的。我并不主张电影研究者或批评者，跟电影圈不发生任何私人关系，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电影官员兼任电影评论协会的主席，这种现象肯定是病态和不正常的。但这不仅是上海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的问题。这样的现象到处都是，大家都心照不宣，不用我在这里多嘴。
我的发言时间可能差不多到了，小结一下我的基本观点。电影具有政治性和商业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必须屈从于某种政治或资本权力。在今天这种多重的外部工具主义的压力下，我想利用这样一个研讨会的机会，呼吁独立电影批评的健康生长和发展。因为，要是没有独立电影批评，就不会有真正的独立电影的诞生。
2007年12月23日 于上海大学
个人记忆和民族反思
——在2008年上海书展上的演讲稿
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主要形态，记忆正在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在今天的上海书展里，到处分布着有关记忆的文献。这些文献试图向我们描述一个真切的过去，并且为我们向未来的飞跃提供坚实的支点。
记忆的第一功能就是消费。所有与历史记忆相关的建筑、街道、园林、服饰和书籍，都已经成为市场上的消费对象。就以上海为例，作为殖民记忆体的衡山路、淮海路和南京路，早已经成为小资和中产阶级的消费天堂；北京的故宫、圆明园、颐和园和长城，西安的兵马俑和汉阳陵，则是帝国记忆体的最高典范。最近刚成功申遗的福建土楼，成了中国南方客家人生活样式的范本。这些镶嵌着古老记忆的物体，正在凝结为转型时代的消费核心。与此同时，软性记忆符号则径直成了商品，陈逸飞的绘画是一个实例，它组合上海女人、麻将牌、月琴和旗袍等各种历史符码，编织成一个优雅的殖民地旧梦。1993年在上海掀起的月份牌怀旧狂潮，居然是上海人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指南。
记忆的第二功能就是摆谱。我们的意识形态需要光辉灿烂的记忆。这些记忆能够打造人民的国家主义信念。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李约瑟提出的“四大发明”概念，被张艺谋进行了声势浩大的视觉诠释。据说这种对全球民众的
提醒，有助于建构中华民族的伟大形象。
记忆的第三功能是反思。这是人类记忆最重要的使命。正确的记忆，是历史探查和自我反思的逻辑前提，也是民族自我更新的动力。没有这项功能的支撑，其他的功能将变得软弱无力。
在历史记忆方面，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国家记忆错误，也就是抹除或制造错误的记忆。这种所谓“记忆错误综合征”，往往是文化退化的标记。
在记忆错误的几种形态中，“完全性失忆”是具有代表性的病症。日本教科书完全抹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而无独有偶的是，我们正在忘掉“文革”带来的历史性悲剧，由此导致了民族反思的重大空白。忘却历史造成了一个严重后果。只要观察今天的互联网生态就会发现，“文革”并未结束，因为当时所使用的暴力话语，在公共话语平台上大肆繁殖和蔓延，已经成为日常语言的一部分。“文革”在人事组织上早已终结，但它在话语和文化形态上却在戏剧性地延续。
“选择性失忆”是只记住对维护自己形象有利的东西。这是对“完全性失忆”的一种补偿。它要求民众记住那些有益的事物，而忘却那些有害的事物。但这种选择不是民众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是由文化管理体系提供的罐装食品。它们很像是那种伪劣奶粉，制造着营养不良的畸形文化婴儿。
“错忆”，顾名思义是一种错误的记忆，但这种错误不是蓄意制造的，而是对历史误判的结果。例如中国人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错误记忆。我们不仅要学会记忆，而且要学会正确地记忆。
在所有记忆错误的形态中，“记忆伪造”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在历史上，我们曾经面对无数起蓄意制造虚假记忆的事件。例如朱元璋就是涂改历史的高手。他利用帝国最高领导人的权力，蓄意修改他的个人经历及其家族和宗教背景，为历史审判提供伪证。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恰恰是这种自我掩饰点醒了历史学家，点燃了他们探究真相的好奇心。
面对上述记忆的敌人，对个人记忆的需求变得急迫起来。我们不能指望官方历史学家能够提供太多的正确记忆。唯有民间的个人自由记忆，才能成为历史守望的真正主体。我们正在与记忆错误抗争，尤其是跟严重的失忆症抗争。耐人寻味的是，从2005年开始，中国出现了个人记忆的潮流，其中不仅有大量政治老人的回忆录，还有底层个体的口述实录，而与那些重大历史节点相呼应；还涌现了八十年代的回忆思潮、“文革”结束三十年的反思潮流以及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回顾浪潮，如此等等。所有这些热烈的话语活动，都旨在帮助我们从流逝的历史中汲取养分。
在记忆的浪潮里有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那就是记忆的多样性形态已经形成。例如，在政治学者的论域里有“两种文革”，而在更多人的记忆中，“文革”的形态变得更加丰饶多姿。有多少种回忆，就有多少种“文革”。它们的色彩是截然不同的，却又能够被拼缀成一个完整的历史地图。正是这种集体性和多样性，保证了记忆的相对准确，这是因为，记忆可以在互相印证和反证中得到确证。
个人记忆的多样性，不仅表现在它的事件上，而且还表现在它的类型（题材）上。除了今天在书展上出现的大量图书（文字）记忆体外，还有许多影像文本。值得在这里一提的，是近年来涌现的民间纪录片运动。这场极富价值的运动推动了大量优秀杰作的诞生，例如胡杰的《我虽死去》，它记录了北师大女附中校长的死亡故事，它的阴郁影像，饱含着历史的问责和批判。原黑龙江报社记者李振盛拍摄的十万张历史照片，原《辽宁日报》摄影部主任蒋少武拍摄的近四万张历史照片，都是中国现代史的最好见证。他们的卓越努力，为我们这个记忆缺损的时代提供了启发记忆的美妙素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