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万亿投资”计划伊始的2009年，企业迎来一次“发展的春天”。当时，大大小小的银行，主动找企业放贷。2008年前后，温州企业迎来了一次扩大生产、多元转型的集中期。
尤其突出的是，前期需要大投入的新能源光伏产业迅速发展起来，最终导致了产能过剩。有不少从事传统制造业的温州企业，把光伏转为了企业转型的最佳寄托，如温州最大的眼镜制造商信泰集团。
当然，房地产投资也是大多数温州制造企业不肯放过的投资领域。2010年，温州百强企业中，有一半的企业涉足房地产，这被媒体形象地称之为温州制造业的“地产化生存”。
从银行拿到大笔贷款，温州企业马不停蹄地扩大生产，买地建厂购设备招聘人才，或转行投资房地产或光伏产业，忙得不亦乐乎。当然，最初的3年，无论是哪一个行业，都属于投入期。2011年，就在回报在望之时，国家政策大变，银根收紧。原本殷勤主动放贷的银行，开始纷纷变脸成强硬的“催款人”。
此时，民间信贷又一次充当了温州企业的“救命天使”。然而这所谓的“天使”，却有着无比贪婪的欲望。银行金融政策越是收紧，民间信贷的利率就越惊人。为了维持扩大后的企业的正常运转，温州中小企业别无他法，只能承受着民间借贷的“压榨”。一位企业主如是说：“患者已经躺在手术台上了，突然把手术刀拿走，无影灯关掉，患者怎么办？这个时候，来个开口要红包的医生，能救活你，你给不给钱？只能给，还得感谢他。”民间信贷就是那索要红包的主刀医生。
在银行催款的同时，温州民间信贷为中小企业提供还款金额，一定程度上催热了民间金融的市场行情。在中小企业需要再找银行借款时，“以存定贷”的方案又出台，此中所有的“存”毫无疑问也来自于民间借贷。
今年初，一位温州企业主拿着抵押物证件，去当地一家银行寻求贷款。该银行人士告诉他，存款准备金多次上调，再加上银行储蓄增幅减缓，根据银行“以存定贷”原则，该行如今已“无钱可贷”。“如今你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利率上浮100%，你依旧还是贷不到款；要么你去拉存款，我们再给你贷款，利率可以低些，月息6厘。”
迫于无奈，该企业主找到方培林，让他在规定时间里拉到一定规模的存款，开出的条件是：月息4厘。这意味着，该企业主为这1000万元存款，每月要额外支付4万元的佣金。即便如此，月息1分左右的银行贷款利息和额外佣金，对企业来说还是比较划算，毕竟他能从银行贷到款，且比月息5分以上的高利贷低很多。
于是，该企业主会根据存款期限、金额，预先向方培林支付这笔佣金。
由于所需资金量大，方培林又找到去储户那里筹钱的下家，要求其在规定时间筹集多少资金，给出的条件是：月息3厘……
在事先约定下，下家拿着各储户的身份证，去企业主指定的银行开户……根据事先约定的利益分配，储户、下家、方培林都获得回报……
“目前温州至少有500亿存款以此谋利。”方培林说，去年以来在信贷紧缩的情况下，这个依托银行“以存定贷”原则，而衍生出来的大规模民间金融市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在温州出现。他说，最近每月经过他之手的银行存款就高达四五亿元。
同时，在2009年大批量放贷过程中，对于缺乏资产抵押的中小企业，浙江省地方政府与银行联合提出了“联贷联保”、“抱团取暖”的方案，即“一家企业向银行贷款时，至少有3家企业提供担保，如果企业是夫妻经营，则夫妻要相互担保，这样，一笔贷款可能就有9个担保，而每个担保人又可能是多个企业的股东。”
多家企业携手共助一家企业，但反过来，一家企业出事也将连累殃及数家甚至数十家企业，这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效应。
20世纪90年代末，赵明通过温州典型的民间信贷——亲友借贷，凑足150万元创办了一家制造业企业。当时的民间信贷月息为2%，虽然远高于同期银行利率，但赵明仍对此充满感激：因为在这笔资金的启动下，工厂迅速步入正轨，两年后便还清了原来的借贷。
在2008年的“联贷联保”活动中，赵明为当地的一家企业进行了银行贷款担保。2009年，赵明所担保的这家公司破产倒闭，于是赵明因担保责任而承担起300余万元的债务。不得已的情况下，赵明又不得不转身向民间信贷求助，才得以化解危机。
在银行金融政策的一再影响和间接逼迫下，民间信贷的气焰不可抑制地滋生，直至发展到民间信贷与高利贷等同。
2011年年中，民间信贷资金链的断裂，同样也离不开金融大环境的“推波助澜”。
2011年开始，受欧洲产业补贴政策与美国贸易壁垒的影响，国内光伏市场如坐“过山车”一般滑下低谷，企业销售量减少，产品价格也剧跌。房地产市场在宏观调控之下也走下了“暴利”的神坛。
此时国内的银根再次紧缩。业已到期的贷款，只有通过担保公司和民间信贷做“过桥贷款”，也即银行承诺的先还贷再续贷。然而让温州中小企业没有想到的是，银行开始违背原先承诺，压贷抽贷，甚至不续贷，于是，大量来自民间的高利率的“过桥贷款”无力偿还，民间信贷资金链断裂，层层垮塌。
据说，温州企业资金链断裂的企业中，除了投资房地产外，至少有80%的企业涉足了新能源光伏产业。被寄予厚望的两大产业，反而成为了把温州民营企业推向悬崖的两股力量。
从内因上看，温州企业舍本逐末、不爱实业爱投机是加速自我毁灭的主因；然而从外因来看，国内金融体制的不合理、相关财政货币政策的即兴随意，都难辞其咎。
对此，知名财经评论家叶檀专门撰文说：“高利贷盛行说明资金链出现断绝，在高速增长期所作有实体投资，已经无法获得金融支撑，宏观调控时紧时松让企业在无所适从之下，走上高利贷的绝路。高利贷盛行同样说明社会资金在通胀背景下，不愿意进入实体投资领域，转向通过‘玩钱’的方式，赚取暴利；高利贷如此盛行，更说明目前的管理体制出现了极大的失衡，有关方面只关注正规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对于近在眼前的民间金融漠不关心、视而不见。”
黑色钱庄之毒
在温州，凡是涉足非法集资、非法金融的组织，如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典当行等，都被统称为“地下钱庄”。在温州庞大的民间借贷中，钱庄分两大类：灰色和黑色。
在温州，灰色钱庄是主体，但灰色钱庄的出现有着各种复杂的客观因素。而黑色钱庄则纯粹因暴利而出现，如同一颗毒瘤，贻害无穷。
黑色地下钱庄单纯以追求高利息回报为目的，这类钱庄通常向放贷人提出的利息相当高，最低额往往以200%的月息为起点，有资料可查的最高额可达600%，而借贷人的目的则更为简单——投机，主要涉及投资股票、赌博和贩毒等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放贷人和钱庄承担的风险是最大的，最严重的情况莫过于血本无归，但是这类钱庄往往拥有黑社会背景，自然容易滋生严重的犯罪事件。但它并不是温州地下钱庄的主流，其借贷量不会超过温州地下借贷总额的5%。
灰色地下钱庄是与黑色地下钱庄相对而言的，主要是为满足温州地区日常生活和正常企业经营活动而提供短期资金支持，赚取利率差价，钱庄给予放贷人的利率一般都会高出银行的10倍左右，借贷人一般都是当地的中小企业老板，多以启动创业计划或者扩大企业规模为目的。
2011年4月，浙江温州破获一起巨大网络赌博案，被称为101亿大案。
3年前，温州人朱某发现了一个境外的赌博网站，通过联系后，获得了一个总代理账号。之后朱某雇佣人员，通过发展下线，增加代理人员和赌博会员。赌博会员通过账号在网上接受投注。一年多的时间里，至2009年底，朱某开设赌博会员账号1047个，总计投注赌博金额达101亿元。最终朱某及其团伙成员被处以开设赌场罪。
网络赌博早已在温州人当中流行。
2010年，温州小老板林先生迷上了一款名为“大家乐”的赌博游戏。通过购买虚拟的游戏币，在网上投注，“1分钟输赢几十万，1天输赢上亿”，让温州人颇为期待。
第一次，林老板以2000元成本赢得4000元。胃口越来越大，最多的时候林老板赢得有10多万元。如此轻松获得巨款，林老板开始执迷其中。无法自拔的他开始一输再输，为了扳本不惜砸下了所有积蓄。最后他输得精光，再也无法回头。
在温州民间信贷危机爆发的同时，各种赌博案也频频涌现。
2011年6月，上海宝山捣毁一个温州人开设的赌场，涉赌的60多人均为温州人，赌资近亿元。
2011年9月29日，海南警方破获了一桩赌博案，其中涉案人员105人，全部是温州人，赌博金额达到2000多万元。“这个赌场是温州人开的，能给我们报销机票、吃住开支。有的赢家请客，还打电话叫温州的夜店送10多个小姐飞过去，供赌友消遣。”
以做实业起家的温州企业家们，近几年来把豪赌当成了一种身份和实力的象征。
2009年9月，一起特大浙江流窜赌博团伙被青岛警方破获，多位温州籍富豪混杂其中，而温州某集团总裁林某则一下输掉2000万元，并欠下7000万元的高利贷。
2011年9月，温州龙湾区破获两个特大赌博团伙，涉案人员近800人，其中一位温州富婆出手豪气，输掉了1100多万元。
赌博“娘子军”在温州屡见不鲜。曾经一度，“温州太太赌博团”与“温州太太炒房团”、“温州太太理财团”齐名。在2011年海南的百人赌博案中，就有30多名女性。
更为夸张的是，2009年4月，在温州瓯江三垟湿地，有大大小小的无人荒岛，这为赌徒们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赌场。一次，警方在荒岛上抓获了24名赌徒，其中有19名“娘子军”，“最年长的一位老太太已经72岁，而年龄最小的女孩只有23岁。”
温州龙湾区是赌博现场最为猖獗的地区，同时也是老板跑路最集中的地区。江南皮革厂的黄鹤就是其中的一位。而在这其中，到底有多少老板是倒于“赌桌”之下，则难以统计。
龙湾区下属的龙华村是温州远近闻名的赌博村，多年来，村里抓获赌博团伙数十个，因赌引发的恶性暴力事件、悲剧事件也时有发生。
在这种聚赌风潮中，设赌人或称赌场主，是最为关键的人物。温州籍赌场主邹松华曾在上海宝山租下宾馆房间，开设赌场，一天设四场，每场牟利30万～50万元。
有人专门在澳门包赌场，向温州人推广所谓的“免费游澳门”旅游项目；而韩国济州岛、美国拉斯维加斯等地的赌场也闻讯前往温州邀客。
2011年6月，温州龙湾捣毁了一个以村为单位的窝点。据当地警方人员介绍，赌场竟然是由该村村长和村委员联合开设，村民参赌。而在该赌场中发放高利贷的也大有人在，每笔数额在10万～20万元不等，利息从7%～15%皆有。
专为地下赌场发放高利贷的“黑色钱庄”已经发展到企业化的管理模式，“赌博团伙一般设‘总经理’负责赌场经营，承担重要角色的团伙成员担任‘股东’，参与赌场管理并按股分红。在‘董事会’的授权下，甚至设立了‘猎头’，专门寻找、引诱赌博人员，发放高利贷。”
由地下赌场诱发的高利贷纠纷日益增多。
2011年4月“跑路”的江南皮革厂老板黄鹤，是温州最知名的赌徒。其身后背负债务到底是3个亿还是10个亿，只是数字问题。但是“受国际赌博集团引诱，参与大额赌博，欠下巨额赌资后外逃，造成公司经营整体瘫痪”，这一事实已无可辩驳。
黄鹤嗜赌成性在温州企业界是公开的秘密。年轻时，曾因赌欠下巨额债务，是由其叔叔代为偿还。2010年年底，有消息称，黄鹤在澳门豪赌，输掉了一个多亿。而2011年4月，在前往香港参加国际皮革展时，黄鹤又再度前往澳门赌钱，直至最后消失。而他的这些赌资全部来自民间高利贷，其中牵涉到的担保公司达10多家。
另外，温州飞驼鞋业、东艺鞋业等企业的老板也曾多次被传“因赌逃跑”，“因赌公司破产”。在国家相关部门和领导研究方案解决“温州金融危机”问题时，据说有一位部级领导公开表示：“那些企业主因赌博输了钱导致要跳楼的，就让他们跳吧。”
仅有资本的投机，而无实业的活水，温州人的投机心达到巅峰。在赌场上，温州人一掷千金，走火入魔。在企业发展上，这些老板也暴露出十足的赌性：盲目扩张，转型过猛，涉嫌高利贷，肆无忌惮，最终玩火自焚，无可挽回。
从不缺钱的温州人，面对实业的衰落，房产、矿产投资无门时，走向了民间信贷之路。而当民间信贷依然不被各界认可时，疯狂参与赌博反映的正是曾经兢兢业业的温州人的迷失与空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