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28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病死，当时袁世凯是山东巡抚，慈禧太后下令由他代理李鸿章的职务，同时赏加“太子少保”衔，这也是“袁宫保”这一名号的由来；1902年正式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7年入阁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成为位同宰辅的一品大员，达到其身为满清重臣身份时期的顶峰；1908年，光绪、慈禧先后辞世，溥仪登基，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一心想要诛杀袁世凯，幸有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和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张之洞劝谏，改为“开缺回籍养疴”，被强行免去一切职务，逐回河南老家养病。故事便应从这里讲起。
此前的袁世凯，一面以机巧干练、务实进取大获当权者赏识，一面又趋时逢迎、投靠权贵博取王公贵族好感，从而换来顶带花翎，一路官运亨通。这个时候，他心里想的应该还是如何建功立业、封妻荫子，做一个青史留名的忠臣良将，绝不会有丝毫篡逆之心的。否则，载沣想要杀他时，他也不会听到消息后木然回家，面对老婆孩子哭哭啼啼手足无措，然后仓皇跑到天津试图躲进租界避杀身之祸。以其当时权位之重，如果早有不轨之心，进可调兵遣将给清廷来一个变生肘腋，退可挟兵自重演一场逼宫兵谏的大戏，断不会如此狼狈。
等到黯然回乡，自命“洹上钓叟”悠游林泉的时候，痛定思痛，想富贵如浮云、吉凶太无常，年少时科举不第一怒焚书，后在“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的报国之心感召下投笔从戎，直到名重朝野权倾一时，耗尽半生心血换来的富贵荣华，竟然一夕之间化为乌有，连身家性命也险些搭送，其间的因果由来，真该好好反省思量一下了。
可以推断，袁世凯的不臣之心，便在此时埋下了种子。看他退隐洹上时写下的两首诗：
《登楼》
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
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
《自题渔舟写真》
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
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
思量天下无盘石，叹息神州持缺瓯。
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
在洹上村的三年，是袁世凯点捡半生得失的三年，是参悟“成王败寇”潜规则的三年，是思索应该如何更好保护自己的三年，是图谋养精蓄锐、一举定乾坤的三年。他身在山野而心系庙堂，却不再是思图东山再起报效朝廷，而是开始用平北斗、太行低、小王侯的王者气势来体察天下大势了。《登楼》诗中沉郁阔大的汉魏遗风，是不是说明他的心思已经隐隐上接千年之上的枭雄曹操，是不是说明他也和曹操一样，暗暗下定了“宁教我负天下人，不可教天下人负我”的决心？
1911年，清廷重新起用袁世凯。随后，他拥兵不前，放任革命党坐大；促成逊位，而成无冕之王；恩威并用，夺民国总统之位；鼓噪中外，终圆大皇帝之梦。试想，如果没有载沣留给他的那次任人生杀予夺的惊心动魄，没有洹上三年对“我命终应操之在我”的澈然醒悟，这一切还会这样发生吗？然而大幕刚刚拉开，袁世凯的个人生命却告谢幕，于是神州大地群龙无首，顿时陷入军阀混战的黑暗年代。
权力诱人，却往往得之忽焉，失之忽焉，那些不世之雄便试图更进一步，去操持权力之柄。却不知历历青史早已殷鉴，这条不归路通常功在己身，祸及子孙，而袁世凯命祚不永，竟兴亡系于一身，也算是梁武帝萧衍之后“自我得之、自我失之”的千古第二人了。但又怎知这不是袁氏子孙的福气呢，他的儿子袁克定、袁克文均以寿终，他的孙子袁家骝是美国高能物理领域的巨匠，衣锦还乡。设若袁世凯能够看到这些，他是应该感到欣慰，还是会懊悔没有给儿孙传下一个万乘之尊的帝位呢？
1912年2月，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辞职，参议院一致选举袁世凯继任，他以北京发生“兵变”为借口，使参议院不得不允许他在北京就职。1913年7月他镇压了二次革命，把北洋势力伸向长江流域各省。同年10月，袁世凯派军警胁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并取得列强的正式承认。接着，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另行召集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作为独裁统治的工具。宣布废除具有民主主义精神的《临时约法》，撤销国务院，成立政事堂和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通过这次改组，迫使支持过他的进步党人退出政府，剥夺了段祺瑞等人的军权，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袁世凯开始进行复辟帝制的活动，并于1915年5月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中的大部分条款，以取得日本政府对帝制的支持。不久，又唆使一些北洋官僚政客出面组织筹安会和请愿团，加紧了复辟帝制的活动。至12月11日，御用的参政院推戴他为“中华帝国大皇帝”。 袁于次日发布接受帝位申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改总统府为新华宫，准备于1916年元旦加冕登极。但是，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各阶层的义愤。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宣布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贵州、广西、广东、浙江等省纷纷响应。民国五年二月十九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仍称大总统。五月初六，袁世凯因肾结石转为尿毒症，在举国上下一片责骂声中，忧病而死。
袁世凯自小站练兵起家，创建北洋新式陆军，是继晚清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后起之秀。在顽固派看来，他是一个新派人物，并不值得信任。其时民智未开，群众没有公民意识，议员选举舞弊甚多，国会党派纷争不断。对于民主共和，老百姓还不习惯，袁大总统当然更不喜欢，希望自己一人说了算。暗杀宋教仁、镇压“二次革命”，当上终身大总统还不够——他想君临天下。
“旷代逸才”杨度写了《君宪救国论》，又发起“筹安会”，想抢一个“开国元勋”的地位。他拉舆论界“骄子”梁启超做共同发起人不成，又耍了一点小伎俩，对大学者严复说，有学问的人不研究政治不对，蒙骗严氏上了贼船，于是全国掀起了复辟帝制的舆论总动员。
返观20世纪中国历史，袁氏失败后，民主共和制度为何长期有名无实，确有研究之必要。以当时民智国情，主张君主立宪或许不是全无道理。清室立宪未成，被革命推翻；有人曾想拥戴孙中山做大皇帝，但他拒绝了。在这个东方大国里，换了别人或许还可主张一下君宪，惟独袁大总统不行。
袁世凯身为清廷第一重臣，从孤儿寡妇手里夺了天下，自己做上民国大总统，本来不够光彩，但有“民主共和”光环萦绕，在历史上还算站得住。此时又出尔反尔，要废除共和称孤道寡。尽管是做“立宪”皇帝，但无论从封建君臣伦理到民主游戏规则，均属背信弃义，道德上已处于两难境地。自古无信不立，当时讨伐他的檄文中有“既为清室之罪人，复为民国之叛逆”一语，就是明证。
主张共和的各派反对他，前清的遗老唾弃他，连同享富贵的北洋袍泽也开始离心离德，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都不愿向老长官叩首称臣。但袁世凯贪恋权位，爱听对扩张权力有利的话，最终丧失了对形势的判断力。他能听到的，只是各省各地、各“公民团体”的劝进声。长子克定梦想当“储君”，单独伪造“拥护帝制”的《顺天时报》送上案头，也把老子往火坑里推。直到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蔡锷起兵护法，各省纷纷独立，袁的“皇帝梦”才被惊醒，但已彻底成了孤家寡人。
他声称本不想当皇帝，实行君宪是为救国家牺牲自己；称帝未成，被迫宣布撤销帝制；又恋栈不去，回头想继续当民国的终身大总统。人居然能厚颜无耻到这种地步，无非是出于一己的私利。
袁某人非等闲之辈，也不是没有一点新知识，但是缺乏新思想，至多只能算一个新旧之间的人物。其向西方学到的，只是先进的军事管理经验，却始终没学会政治游戏规则。其才干肯定在末代皇帝溥仪之上，但太醉心于政治权术和眼前利益，见识远不如封建时代的曹操。他是传统与现代交替的特殊历史环境造就的一介失败奸雄。
袁世凯背上千古骂名，弥留之际最后一句话是：“他害了我”。学者们反复考证所指“害”他者为谁，有说“二陈汤”的（指袁氏亲信陈树藩、陈宧和汤芗铭宣布独立），有说袁克定的，有说杨度的，虽莫衷一是，但都在最亲近者的范围内。
袁氏当政的时候，革命如章太炎，守旧如王闿运，背信如刘师培，保皇如康有为，善变如梁启超，颓废如严复，有个人野心如杨度，这诸公无一不是文名震天下的狂放之士，性情各歧异，政见相抵牾，而袁世凯都能包容优待并为己所用，这种气派和手腕是后起者如段祺瑞、蒋介石之流望尘莫及的。
民初章太炎以袁世凯所颁勋章作扇坠，于袁世凯的总统府大厅中摇扇叫骂袁世凯半日，袁世凯竟不敢出来置一辞，而且终了也没有加害于章氏。当袁世凯复辟邀他作劝进之举时，开出“王闿运”三字一字十万元的高价卖名，正处在登基前亢奋中的袁世凯大喜过望慷慨答应，并且电湖南都督汤芗铭先付十五万。未几洪宪帝制垮台，王闿运居然还惦记那未到手的十五万元，派自己的“贴身”老仆周妈来北京要帐。袁世凯此时万事不顺，哪肯再付这冤枉钱，以皇帝没做成现在也没钱婉拒，说是让她先回，钱随后汇到。
哪知这周妈竟精明透顶，不依不饶，日日到袁世凯居处缠讼不休，说我家老王当初在劝进书上具名可没有保证你做成万世皇帝，你堂堂一国之君说好价码怎能出尔反尔，再说你为当皇帝花的钱数都数不清，怎好意思卡着我家老王这点小数目。这样一说，袁世凯大窘。而当袁恼羞成怒威胁这老太太时，老太太干脆撒起了泼，坐在堂前地上大哭说这死没良心的老王让我到北京来送死，你袁世凯一个大皇帝怎么好意思杀我这手无寸铁的老太婆。这位杀人无算的枭雄袁世凯居然毫无应对之策，只好把周妈安顿在家里，让自己最宠爱的姨太太陪她闲聊游玩，翼图动之以情。可玩完吃喝完，周妈照样要债不误。在纠缠了十几天后，袁世凯终于不得不付完那剩下的一半“劝进费”。
这一段民国著名的讨债公案，大家都是当笑话看，笑话袁世凯复辟不成的丑态。数十年机关算尽，靠欺骗民意登上极峰；又被伪造的民意捧杀，八十三天就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可谓现世现报。
历史本不在乎当事者的人品，有时也能将小人推上前台，遂成竖子之名。只要大节不亏，尽可安贵尊荣度过一生。伪临朝袁氏者，小人也。从小不爱读圣贤书，不明春秋大义，到老更不知珍惜自己的历史地位。历史能给一个人两次大机会，已是特殊眷顾，他却欲壑难填，连“见好就收”的民间常理都忘记了。分明是自己害了自己，又何怨他人？
社会实践中有很多合作的问题。比如国家之间的关税报复，对他国产品提高关税有利于保护本国的经济，但是国家之间互提关税，产品价格就提高了，丧失了竞争力，损害了国际贸易的互补优势。在对策中，由于双方各自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导致了群体利益的损害。对策论以著名的囚犯困境来描述这个问题。
A和B各表示一个人，他们的选择是完全无差异的。选择C代表合作，选择D代表不合作。如果AB都选择C合作，则两人各得3分；如果一方选C，一方选D，则选C的得零分，选D的得5分；如果AB都选D，双方各得1分。
显然，对群体来说最好的结果是双方都选C，各得3分，共得6分。如果一方选C，一方选D，总体得5分。如果两人都选D，总体得2分。
每个人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时，就使群体利益受损，这就是赌徒面临的困境。对于A来说，当对方选C，他选D得5分，选C只得3分；当对方选D，他选D得1分，选C得零分。因此，无论对方选C或D，对A来说，选D都得分最多。这是A单方面的优超策略。而当两个优超策略相遇，即A，B都选D时，结果是各得1分。这个结果在矩阵中并非最优。困境就在于，每个人采取各自的优超策略时，得出的解是稳定的，但不是帕累托最优的，这个结果体现了个体理性与群体理性的矛盾。在数学上，这个一次性决策的矩阵没有最优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