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尽力在某个时刻帮助某个人，而有的人则努力改变整个世界。第一种行为中存在着一种诱人的亲密关系，但这种关系可能是混乱的、不可预期的。即使帮助成功了，成果也很微小，并没有真的改变什么。第二种行为则更有野心，也更清晰，更宏观，但要获得成功则遥遥无期。
在背叛发生一年后，多萝西·格拉纳达搬到了马塔加尔帕[2]。此前她一个人生活在首都，思考未来的规划。那是二〇一〇年，她当时已经快八十岁了，但还不想停止工作。正逢卫生部请她到这里来为坎波的接生人员做培训，于是这便成了她接下来的工作。到了人生的这个阶段，她本不期待在一个新的地方开始新生活，但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马塔加尔帕是一个山上的小城市，面朝大西洋海岸，离首都约一百三十公里。她租了一栋位于城市南边的山间小屋，和在合作社认识的一个家庭一起搬了进去——那家的丈夫以前是游击队员，妻子之前在警察局工作。要是在以前，她可以照顾自己，但是现在她老了，行动迟缓，身体虚弱，最好还是有人帮助。她的房子是水泥建造的，位于一条土路边，有着落满树叶的门廊和足够她和这对夫妇以及他们的孩子居住的卧室。房子后面有一处可以用来做饭和晾衣服的空地，远处还有几片林子。下面的城市很吵，总是有吵闹的音乐、汽车喇叭声和摩托车引擎声，有人坐在卡车里用扩音器大声地喊着政治口号。如果站在街道上抬头看，你能看到山，但在正午时分，它们看起来并没有让城市显得更加高大，而是压迫着它，把它困在一个满是噪声的碗中。而这栋位于小山上的房子却是安静的。房子后面那条土路逐渐变窄，最终成为一条布满泥泞、坑坑洼洼的小路，为了走过去，人们只能将木板搭在路面上。路两边生长着杂乱无章的树木和灌木丛。多萝西会在那里遛她的狗。
房子的起居室里放着她的书和旧杂志，还有两张舒服的椅子，她总是坐在那里阅读、喝晚间红酒。她常读犯罪推理小说，她所知道的多数和平活动家都爱读犯罪推理小说。不然还能怎样释放他们的攻击性呢？她想，他们不能杀人，所以就只能读些类似的东西。还有一个狭小的房间，里面放着一张桌子、一个档案柜和一台电脑，还摆着一张她和克里斯托弗的照片，那是她第一次结婚后生的儿子，照片里他们的头靠在一起。
将要接受培训的接生员们住在远离医疗设施的偏远山区。她们已经从自己的母亲那里接受了教导：如果孕妇在任何一个这样的居住区遭遇难产，她会因此丧命。但难产不会像惊喜一样突然降临，所以培训的要点在于教接生员识别危险信号，并将孕妇送到卫生站。为了防止血压过高，她们必须时刻监控血压状况，还得对孕妇的腹部进行触诊来判断婴儿头部的位置。这些居民点甚至称不上是村庄，而仅仅是相隔很远的一二十户棚屋。她的学员，也就是这些接生员，可能不得不朝着一个方向走上一个小时到一户人家，再朝着另一个方向走上两个小时才能到达另一户人家。有些房子只能靠步行到达，而且土路在雨季会变得尤其危险。
在雨季高峰时节，河水暴涨时，人们几乎不可能离开屋子，所以也有必要训练接生员独自应对情况危急的分娩。这时事情就不仅关乎分娩本身了，因为孕妇也可能因为其他原因死亡。比如，如果一个家庭存在家庭暴力，那么妻子怀孕时家暴的情况会更加严重，所以接生员要关注的不只是高血压和糖尿病，还要留意伤痕与抑郁倾向。起初，多萝西计划将接生员限定为那些读写能力足以做笔记的人，但只有很少人能满足这个标准，所以她不得不降低要求，临时制定了新的计划：若是接生员不会写字，那就需要找到一个会写字的孩子做帮手。多萝西筹钱购置了基础设备——血压计、球形注射器、双肩背包、雨鞋、少量雨衣。重新开始工作的那一刻，她感觉好多了。这是她热爱的事，她擅长的事。
有的人尽力在某个时刻帮助某个人，而有的人则努力改变整个世界。第一种行为中存在着一种诱人的亲密关系，但这种关系可能是混乱的、不可预期的。人们可能会后悔曾如此亲密地帮助他人，因为如果做得不好，错误将由自己承担。即使帮助成功了，成果也很微小，并没有真的改变什么。第二种行为则更有野心，也更清晰，更宏观。但要获得成功却遥遥无期，概率很小，所以，保持对高贵的失败与少数愤怒者的友爱的欣赏是有益的。
多萝西从第一种行为开始：她是一名护士。但人到中年时，她感到当护士是不够的，她应该做得更多，所以她转向了第二种，成为一名抗议贫穷和核武器的活动家。她为这项事业贡献了很多年，最终意识到自己并不喜欢努力改变整个世界的人。“我做过公民抗议这类事，”她说，“全都是牺牲。为了事业，个人的幸福变得毫无意义。我们面对各种强权和地方势力，随时会进监狱。那个时候我就想，我们太认真了——所有我们这些和平正义的人。这种人不能有什么爱好，必须一直在火线上拼搏。”在过去很多年里她都是这样的人，肩负着责任的重担——这个世界处于核毁灭的边缘，但只有她和少数人足够理解和在乎这件事并为之奋起反抗。“那些人做了很多杰出的工作，但是他们并不是好相处的人。”她意识到，“你会发现你并不想和这些人待在一起。他们非常尖锐，对待任何事都像是生死大事：我们必须要这样做，这个世界就全靠它了。”
她想：什么能让我幸福？成为一个护士让我幸福。只要我还在为这世上的善而努力工作，为什么不去做让自己幸福的事？上帝不希望你看上去苦大仇深，他只是希望你做点好事。事实上，她认为，由于做了更好的工作而感到开心是再幸福不过的事。
她经历过很多种生活，因此，抛下一种生活开始另一种对她来说似乎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那可能是一场冒险，但她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况且据她的经验，任何一种新生活都很可能比之前的生活要好。她有一半墨西哥血统，一半菲律宾血统，在洛杉矶的贫民区长大。以往的生活都没有好到让她后悔离开的程度。
人到中年时，她厌倦了和平运动，也厌倦了在北美做一个棕色人种。于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她和丈夫查理·格林搬到了尼加拉瓜，和像她一样的拉美人一起工作。她想，那个早晨三点就起床碾玉米的女人，她有十三个孩子，其中一半都死于疾病或战争，这个女人从来没有哪怕五分钟的时间去思考她本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因为她总是在做饭、怀孩子或者埋葬她的孩子——我愿意和这样的女人一起工作。
她希望能在为女人服务的诊所工作，但并不想自己创建一个——她不想成为带着行善计划而来的外国女人，而是想找到一个现成的在物色护士的妇女团体。寻找这样的团体花了她一些时间，在此期间，她和丈夫住进了一个棚户区——那些从乡村逃难出来的人为躲避战争而聚居的营地——她在那里开办了一个培训卫生工作者的诊所。当时，美国支持的尼加拉瓜反抗军与苏联支持的桑地诺之间的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桑地诺得了势，而反抗军试图推翻他们。在到达尼加拉瓜之前，她并不怎么了解桑地诺，但她很快就投靠了他们。她听说在一九七九年叛乱发生的第一天，他们就成立了文化部，还废除了死刑，于是她想，她会喜欢这个组织。桑地诺不断开办卫生所，甚至开在乡村里。那里设有婴儿看护中心以及学校午餐项目，还会有志愿者带着铁铲来帮忙清理垃圾。但导致她投靠桑地诺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艺术。在桑地诺组织中到处都能看到壁画，每个人似乎都在写诗并大声地朗读。文化中心开始涌现，教授人们绘画、跳舞、读书写字。对她而言这里就是天堂。“你能打败一场基于这些活动的革命吗？”她说，“哦，八十年代，节日般的日子！我们从世界各地涌向桑地诺，简直像庆典一般！多了不起啊！”
几年后，她听说在一个叫穆卢库库的小镇上有妇女合作社正在为诊所招募护士。他们苦于找不到愿意搬到那里的人，因为当时那里仍然很危险。虽然官方来看战争已经结束，但到处都有肆意妄为的退伍军人，他们身上没有钱，手里有枪，任意绑架勒索。那里是没有警察的灰色地带。
穆卢库库这个新兴小镇是偏远边境上的居民点，位于首都马那瓜东北方向二百四十多公里远的地方。人们在战争期间开始出现在那里，当时那儿还没有小镇，只在图马河附近有一个军事训练学校以及三三两两的酒吧和妓院。当乡村的战况越来越糟糕时，难民开始聚集到穆卢库库，希望士兵们能够保护他们。脏兮兮的街道两边搭起了一些茅草棚，下面支起了小摊点，马拴在外面，猪就在四周游荡。到达这里的人中有很多是战争寡妇，所以常常是女人来搭建房屋。她们清理土地，挖茅坑，搭建简易塑料棚，用旧木板与金属薄板建房子。之后她们创办了一个日间护理中心，并启动了制作煤渣砖的工厂以便修建真正的房子。在战争期间，很多人死于穿透木墙射进来的子弹，所以人们想要砖块。
房子刚一修好，妇女们就成立了合作社，由一个叫格蕾特·蒙托亚的女人领导。格蕾特的丈夫诺埃尔以前是马那瓜的一名工程师，他当时继承了穆卢库库周围的大片森林土地。农民因为战争逃走了，粮食稀缺，政府号召每一个有田产者耕种自己的土地，所以诺埃尔辞掉了工作，清理了土地，在上面种上庄稼。这时，大约有一千人生活在穆卢库库。很多女人死于分娩或者不安全的堕胎，而另外一些女人生的孩子比她们想要的多。合作社意识到小镇需要一个女人的卫生诊所。
多萝西决定就在这个地方生活。她丈夫查理·格雷以前是做木工活的，用葡萄藤绑着竹子在小镇边缘的山间建造了一座房子。由于要拉足够多的洗澡水上山实在太难了，他们就在山脚下的小溪里洗澡。蚊子很毒，但他们晚上有蚊帐。合作社的女人希望能有一家木工店，查理·格雷就去教她们怎么做房屋、窗户和家具的木质框架。
他们一步步建起了诊所。起初她在学校的空地上为病人看病，但当他们终于积累了足够多的捐款后，他们便建造了这个由煤渣砖砌成的新诊所。这里有四间诊察室、一间候诊室和一间为待产或逃避家暴的妇女准备的宿舍。诊所提供节育服务，开展产前检查和子宫颈抹片检查。有时候，诊所开门后会有上百人在门外等候。有的女人因为住得太远不能来诊所，就需要外派医护前去，路上来回就要花好几个小时。没有大路可走的话，就得步行、骑马或者坐船去。
如果有病人需要动手术，多萝西会乘坐各种交通工具赶到能够帮上忙的最近的医院。这里与马塔加尔帕相距一百四十五公里，但是路况非常糟糕；与马那瓜相距二百四十公里，早前需要花整整一天才能到达。在雨季，道路被洪水淹没，几乎无法通过。有时，她只能祈祷道路畅通，却最终困在几尺深的泥泞中，不得不等待牵引车将她拖上来。有时，部分道路被淹没，他们只能从车里出来，用担架抬着病人往前走，直到他们在路的另一头找到其他交通工具。
多萝西会对那些在几年内生育很多小孩的妇女说，等到这次生产后你需要好好休养一阵子。很多女人都不想要更多孩子，她们负担不起，筋疲力尽，并且因过多生育而患有严重的子宫脱垂。但她们很少节育，因为她们的丈夫和教堂都反对这样做。一个女人的丈夫发现她口服避孕药，去教堂告发她，教堂的人大声斥责她是个婊子，不准她再去教堂。那个女人告诉多萝西，要是再经历这些的话她就不会来了。她几乎死于最后一次分娩，她知道如果自己再怀孕可能会死掉，但是死亡总好过被驱逐。
在穆卢库库有一个严重超重的女人，她患有糖尿病和毒血症，已经生了六个孩子。她怀上第七个孩子的时候，多萝西去她家里告诉她这很危险，她必须得做产前检查，并且去医院里生孩子。她之前生孩子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因此不能理解为何要这样大惊小怪，最后拒绝了这个提议。多萝西恳求她，再次去她家里说服她，但她仍然不为所动。过了一阵，这个即将分娩的女人来到了诊所，但那时已经太晚了，孩子已经胎死腹中。他们没有做剖腹产的设备，只得将孩子从她身体里拖出来。这是个硕大的婴儿，足有十一斤重，要好几个人才能将他从母体中拖出来，糟糕的是，他们没有麻醉剂给这个母亲缓解疼痛。这太可怕了！那幅场景困扰了多萝西很多年。她想知道自己原本可以做些什么：她该绑架这个女人吗，还是该把她带到警察局？
在那些日子里，她看到了很多这样可怕的事情：在她面前死去的婴儿，因生产而丧命的母亲，被丈夫毒打甚至被杀的女人。她尽量不在病人面前流泪，而是在夜里独自哭泣。合作社将女人们组织到一起，如果有人正被丈夫施暴，其他人就会敲打家里的锅和盆子来向周围发出警报，把那男人吓跑。如果有谁的丈夫进了监狱，她们会帮她贷款开展一项生意。穆卢库库是一个新兴城镇，每个居民都来自别处，那里的人是没有根的，邻居之间互不了解。很多对妻子施暴的男人都是战争结束时被遣散的士兵，他们为了土地而来，却没有从战争中获取任何报酬，只有装备和食物，所以，即使找到了土地也没钱开垦，没钱买种子、肥料、篱笆和犁。多萝西想，他们无法维持生计，生活失去了目标，所以他们才会开始喝酒和打自己的妻子，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重新感觉自己像个男人。
在早期，合作社里的很多女人认为诊所应该只医治支持桑地诺的家庭，但是多萝西告诉她们，如果真这样做她就只能离开。她没能马上说服她们，但她们需要她，所以也不再坚持。对她来说，这并不关乎政治策略上的公平。她认为，卫生保健可以成为和解的手段之一。如果能够好好医治反抗军，在其生病的时候治愈他们，他们可能会不再憎恨你，也许还会停止憎恨其他桑地诺成员。善意可以改变人。是的，被她治疗的反抗军的确有可能在痊愈后杀害更多桑地诺支持者，但那是她必须承担的风险。
她想她很可能干过这样的事。有一次，她乘坐的巴士被六七个扛着AK-47步枪的人截停了，所有人被要求下车并排队站好。乘客中有两三个人想要逃跑，士兵向他们开枪，并射中了其中一个人的脚踝。她取下头巾缠在那人腿上帮他止血。士兵是桑地诺成员，而受伤的是一个反抗军，他们打算杀了他。她对其他乘客说，我们必须阻止他们。让我们躺在他身上，形成一堵肉墙。乘客们望着她，当她是疯子，而桑地诺士兵们开始拽着这个受伤的反抗军走向灌木丛后面。她跟着他们，大声喊道：“不要伤害他！我能看见你们在干什么！我是目击证人！”然后，其中一个桑地诺士兵说，好吧，我们就把他交给你。她把他拖回到巴士上，带他到里奥布兰科的一家卫生院。之后她发现他是一个强盗，他的身体恢复得很好，腿上的伤一痊愈，就恢复了抢劫的生活。他杀过人吗？她不知道，也许杀过吧。但是她仍然感到，这是她所能做的唯一选择。
有一天下午，她正在诊所里给人看病，因为天太热了，所有的门都开着，她可以看到女人和孩子们在外面的走廊上等着进来。突然之间，所有人都消失了。她不知道为什么，直到下一个病人进来，她才明白。这个男人有张令人害怕的脸。她曾在危地马拉的杀人小队中见过这种可怕的脸，如果你折磨过或者杀过人，脸上就会留下一些痕迹。这张脸看起来冷酷而空洞，好像已经被耗尽了。随后她得知，这个人是一队反抗军的头领，在穆卢库库周边做了很多可怕的事情，他屠杀幼童，将婴儿扔向树干。当时他因为慢性头疼来到诊所——一颗桑地诺的子弹嵌在他头颅中。她说可以给他一些药物来缓解头疼，但是他必须去马塔加尔帕找神经科的医生看一看，她能帮他预约。他说他不能去马塔加尔帕，因为在那里他会被杀掉，但她说她会亲自带他去。
在这之后，这个男人带自己的妻子来诊所看病，而这个妻子又带自己的兄弟姐妹和孩子们来看病。最后，他把自己的母亲也带来了，多萝西那时知道他们已经获胜了。一段时间过后，这个男人听说山上的反抗军正在计划攻击诊所——因为和桑地诺联合，诊所受到很多死亡威胁。他跑去找山上的反抗军，告诉他们不要杀害诊所的工作人员，因为他们正在照顾反抗军的家属，最终这个反抗军小组放弃了攻击计划。
有一阵子，诊所是安全的，但也只限于诊所。一九九五年左右，有一段时间，多萝西独自一人生活在镇子边缘的竹屋里——在一场她拿着刀子威胁查理的戏剧性争吵后，他们分手了，查理回了俄勒冈。合作社听说有一队反抗军正在来杀他们的路上，他们有一份名单，而多萝西也在那份名单上。合作社为此召开了一个会议来讨论该怎么应对。多萝西说，她认为没有哪家人有能力对付一队拿着机关枪的反抗军，得救的唯一希望是让攻击者自己改变想法。所以，合作社的成员应该好好款待他们，而不是以暴制暴。女人们决定，如果反抗军出现，她们就每天晚上都为他们准备一些食物。格莱特说她会一直备着玉米粽子。多萝西不知道怎么做粽子，但是她知道尼加拉瓜人总是没日没夜地喝咖啡，所以每天晚上睡觉前，她都会趁着最后一点火煮一壶新咖啡。
一天夜里，反抗军来了。他们到她房前，叫她“多娜·多萝西”，并推开了她的门。一共来了两个人，都扛着步枪。他们控告她在山里为桑地诺运送枪支，并声称要抢走她的钱。他们认为这个外国女人肯定有钱，因此，等搜遍了房间都没发现任何东西时，他们火冒三丈。为什么她没有钱呢？她告诉他们，她把钱都给了镇里的医药代理商，用以支付将病人转送到医院的费用。他们继续拿步枪顶着她，控告她运送枪支。她告诉他们，她害怕枪，因而从来没有靠近过枪。
然后，他们准备强奸她。她已经想到自己可能会被杀掉，但没想到会被强奸。不过最终他们并没有这么做，而是离开了。就在他们正要离开的时候，她突然想起了咖啡；她害怕到把这都忘了。她跑出去叫住他们：“等等，我忘了一件事！你们想喝一杯咖啡吗？”反抗军拒绝喝她的咖啡，因为怕她会在咖啡里下毒。她保证自己绝不会毒害他们，她是一个和平主义者，绝不允许自己那样做。他们看着她，像在看一个疯子，之后他们便离开了。那之后，她再没有在竹屋里待过一个晚上。她搬到了镇上，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情，那里起码会有人听见她的呼救声。
但是接下来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在一九九六年的选举中，右翼自由主义联盟的头儿，被叫作“大胖子”的阿诺尔多·阿莱曼战胜了桑地诺的领袖丹尼尔·奥尔特加。她想，阿莱曼一定认为NGO组织是与桑地诺阵线联合的，似乎正打算将它们关闭。二〇〇〇年，他控诉多萝西治疗左翼反叛者以及组织非法堕胎，命令将她驱逐出境。她只好躲在一个又一个朋友家中，坐着小车四处漂泊，戴着头巾和深色眼镜，就像在拍电影。诊所停业了——她是当时唯一的护士。
人权组织对多萝西遭到的迫害提出抗议，美国国会的某个组织寄来了一封信，请求当地政府改变主张。这件事被大量媒体报道，多萝西很快就闻名全国——报纸上提到的只是她的名，多萝蒂，就像丹尼尔·奥尔特加总被叫作丹尼尔一样。几个月以后，法院暂停了驱逐令，她才不再躲藏。她返回穆卢库库，受到热烈欢迎，用报纸上的话来说，她是“女神，殉道者，上天的信使，母亲的保护者，一颗星星，照亮千千万万生命的太阳”。六年后，奥尔特加又一次当选总统，授予她鲁本·达里奥奖章，这是尼加拉瓜政府授予的最高荣誉。
在诊所里的某个时刻，她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信仰上帝。这确实太难了，因为她被痛苦与战争包围着。同时，不再信仰上帝之后，她开始信仰人类自己。她见过人们做过很多可怕的事，也见过人们做过很多英勇的事，至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她目睹了一场革命是什么样。
在目睹人们的英勇行为之前，她的预期一直都很低，尤其是对男人，所以尼加拉瓜的革命热情与公共精神的短暂涌动对她而言简直就像一个奇迹。她之前一直是一名护士，一直想要照顾他人，但直到中年才设法从阴郁的童年和婚姻生活中解脱出来，意识到自己可以做更多事情。成为一名护士，做一些如果她不做也会有其他人代替她做的工作对她而言是不够的。她想改变自己的生活，想做一些重要的但因为太困难或太危险而没有人愿意去做的工作。
她在洛杉矶市中心的贫民窟被培养成天主教徒。她妈妈是墨西哥人，他们一家住在一个墨西哥社区的边上，后来那里变成了韩国城。由于她爸爸是菲律宾人，和她妈妈后来所有男朋友一样，他们家在那里不被接受。多萝西的妈妈出生在美国，她的外祖父曾经在洛杉矶东面的奇诺拥有一片农场，但是在大萧条时期失去了它，在那之后不久，他和妻子就相继去世了，只留下多萝西的妈妈和三个更小的兄弟。为了养活三个兄弟，还是青少年的多萝西的妈妈搬进城里找工作。她在大街上卖苹果和报纸，一九三〇年，十六岁的她怀孕并生下了多萝西。多萝西的妈妈肤色很白，爸爸肤色很深，在这点上，多萝西继承了爸爸。
多萝西的爸爸是来自菲律宾南部的移民。她对他并不了解，只知道很多菲律宾人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来到加州从事农业或者修建铁路等方面的工作，他可能是其中之一。在她还是婴儿的时候，他抛弃了她的妈妈，在那之后只是时不时露个面而已。他是个很暴力的男人，过去总是打她妈妈。对于他，多萝西唯一清晰的记忆是他想要杀掉她们的场景。当时她大概三岁，全家开车去山上的什么地方，车子经过好莱坞时，他大声咆哮着，说要开车冲下悬崖。她妈妈一直在哭泣，她坐在父母中间，试图扳手刹让车停下来。后来，她从一个发小那里听说，她爸爸已经在监狱里被判了死刑，在圣昆汀被同狱的一个犯人杀死了。
她妈妈一直在搬家，以便找工作和更便宜的公寓——她在工厂里工作，非常自傲，不屑于打扫房间——所以多萝西也一直在换学校。在小学快毕业的时候，她还几乎不能读写。她妈妈一个接一个地换男朋友，房间里永远充斥着混乱和暴力——那些男人会打她和她妈妈。十岁的时候她开始从家里逃跑，有时会去某个亲戚家，有时在被遗弃的建筑里过夜。她还是孩子的时候曾被一个亲戚性虐待，多萝西肯定那个人也和她妈妈上过床。青少年时期的她曾好几次企图自杀。
她常常逃课去图书馆或博物馆。她本来和一些日本小孩是好朋友，但她十一岁时，白人洗劫了那些日本人的家，并将他们监禁在圣阿尼塔赛马场的马厩里，随后又转移到了更远的集中营。她知道她想成为一名护士，她想要照顾别人。她知道，如果不能中学毕业，就当不了护士，于是她答应和继父一起去菲律宾完成学业。继父让她进了一所非常严格的多米尼加修道院学校，在那里，她通过在浴室里抽烟来释放对修女们的怨恨，但还是尽了最大努力拿到毕业证。
她开始仇恨天主教。她小时候听说的都是疼痛、牺牲和流血的耶稣。生活是一个眼泪之谷，对于她身边的天主教徒而言，每一天都是耶稣受难日。她在青少年时期进了一所圣公会教堂，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一个空十字架：没有流血的尸体钉在上面，只是一个空的十字架。当然，她想，耶稣已经复活了。圣公会教堂变成了她的庇护所，它让人感到安全，并且给了她的愤怒一个出口。但是随后主教牧师诱奸了她，那时她还在上学，性侵持续了好几年。那时她不知道这是性侵——她以为自己获得了拯救，而这是为拯救付出的代价。
从那里搬走以后，她在波多黎各生活了三年，在一家医院当护士长，同时管理着一个护理学校。遇见她的第一任丈夫时，她正在海德堡的美国陆军医院工作。罗伯特·卡特勒比她小几岁，当时正在曼海姆服役，是一名陆军医生，由于出血性溃疡成了她的病人。他出身新英格兰名门，在康涅狄格州长大，夏天通常会去位于缅因州的别墅打网球、玩帆船；他的父亲是一家航运公司的头儿。她被迷晕了，他们对于彼此而言都相当有异域情调。他们回国结了婚，定居在芝加哥，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克里斯托弗。罗伯特·卡特勒是大学医院的住院医师，多萝西则是医疗护理主管，他们住在海德公园附近。她穿着佩克牌衬衣式连衣裙和紧身褡，努力做一个完美的妻子，但事与愿违，罗伯特·卡特勒开始只为了吃饭而回家，接着就回到他的实验室工作到深夜。最终，在十一年的婚姻生活后，他们离婚了。
她竭力振作起来并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在波多黎各生活时她就已经意识到，只有在拉丁美洲的土地上她才能找到家的感觉。她决定告别中产阶级的生活，告别特权，不再在白人中间扮演有异域情调的棕色人种。她辞掉了在大学医院的工作，来到一个墨西哥人聚居的社区中心做免费诊所的护士。出现在社区中心的人大多数是在铁路上工作的墨西哥移民，有的则属于“褐色贝雷帽”，这是一个来自洛杉矶东部的好战的奇卡诺人[3]团体。起初她很喜欢这个组织，他们也喜欢她，因为她改善了诊所。但后来他们发现她仍然住在海德公园附近，那里是白人社区，他们问她为什么不住在贫民区。她告诉他们，她就是从贫民区出来的，不会再回去了。“棕色贝雷帽”因此把她当作敌人赶出了社区。
她想，如果不能继续在社区工作，那就搬到能让克里斯托弗划独木舟和爬山的地方去生活。她搬到了俄勒冈州的波特兰，找了一份在乡村卫生服务部门做护士长的工作。一九七八年一个周日的早晨，她在教堂里突然听到，耶稣启示的核心就在于抵抗暴力并和穷人站在一起。她吃惊地想：这太简单了。对她而言，站在穷人一边意味着成为其中一员。她已经和医生离了婚，并离开了芝加哥，但是她仍然有一份全职的工作，一年可以挣三万三千美元。她有一辆车，有一栋只住他们母子两人的有八间卧室的大房子。现在她要摆脱这一切。通常来说，她一旦做了什么决定就会马上执行，但是她不想这一切发生在克里斯托弗身上：他成长在一个衣食无忧的医生家庭，她不想把他拽进贫困的生活中。她决定再等几年，等到克里斯托弗上大学之后，她就可以摆脱这一切了。
但她已经开始参与抵抗暴力的行动了。她开始思考暴力，她能想到最暴力的东西是核弹。俄勒冈倒是没有核弹，但有一个核电站——普雷斯科特的特洛伊核电站，位于波特兰以北六十多公里的哥伦比亚河边。她认为核电站和核弹是同一个系统中的东西。她加入了唯爱社，一个由基督徒于一九一四年在欧洲创立的和平组织。它支持过因良心受到谴责而拒绝服兵役的人、劳工运动、自由乘车运动者和民权活动人士，它反对战争、死刑和核能源。这正是她所寻找的。
她第一次被捕时在监狱里待了四天，和另外十个一起被捕的活动家关在一个房间里。房间里没有床，他们只好躺在地板上。有人很害怕，但是她不怕。她很振奋。她对他们说：“你知道还有谁和我们一起进了监狱吗？恺撒·查韦斯[4]！多萝西·戴[5]！”她告诉他们，待在这里是一种特权。她觉得她所在的地方圣人们也曾经待过，这让她有一种家的归属感。
一九八〇年夏天，她被牵涉进了非法闯入特洛伊核电站的行动中。她太矮小，无法翻过围墙，是一个名叫查理·格雷的又高又瘦的白人把她举过去的，在那之前已经很久没有男人碰过她了。
从此，多萝西开始了她人生的中期，这段时期她都是和这个有着古怪道德渴望的复杂的男人一起度过的。一开始，他的行为还算正常，比如加入抵抗活动和参与捐款。但是他渴望越来越多的牺牲，最终差点儿让他们两人都丢了性命。在遇到多萝西的前几年，他就开始过一种他认为是正义所要求的极端的生活方式，既极端激进又毫无意义。除了多萝西他没能说服任何人加入，而她当时正决定去干一些类似的事情。不过，这么多年来，有很多人从他堂吉诃德式的实践中看出，一个人可以比自己想象中更彻底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查理·格雷当时正因害怕核战争而抗议特洛伊核电站。他已经担心了很多年，在古巴导弹危机后，他带着他的第一任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搬去了新泽西，他觉得那里不太可能受到攻击。那时他还是一个大学教授，但在搬回俄勒冈后，他与一些政治上很极端的贵格会教徒扯上了关系，辞别学界成了一名反核与反贫穷的全职活动家。他在这些事上有一种天分，总能想到会引起反响的宣传方式，他也很快在当地出了名。他将原子博士世界著名的药品巡展与图书馆结合在一起，组合成了一个流动的反核产品，和其他人一起用自行车和公交车载着它在整个俄勒冈转悠。
他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但他的妻子继承了一些钱，现在他们打算为了政治捐出这些钱。他们捐掉了一半的财产，并把他们的房子改造成了一个公社，但他还想做更多。捐掉这么多钱以后，他体验到一种解脱的兴奋，想再次体验这种感觉。有钱总是让他感到内疚，而现在他看到摆脱这种负疚感是多么容易。他接着想到，他们这么有钱，而其他许多人却一无所有，这是多么不正确的事情。过了一段时间，他想到了一个主意，即世界财富应当公平分配——他称之为世界公平预算，或者WEB[6]。起初他关注这个仅仅是要按照人数来划分世界总收入，但随后他想到后代的问题，由于世界人口是增长的，因此需要周期性地降低预算来维持局面。最终，他算出每年可以使用的金额大约为一千两百美元。他的妻子拒绝了这个计划，她认为捐掉自己一半的钱已经足够了。她告诉他，他必须在世界公平预算和她之间做出选择。即使他依然爱她，而且他们已经结婚三十年，有了两个孩子，他最终还是选择了预算，和妻子离了婚。
除了少数衣服和家居用品，他捐献了自己的全部财产。他的朋友们都认为，为了与那些素未谋面的穷人保持一致而放弃自己的婚姻，这种做法古怪而可怕。人们认为他在表演纯粹和自以为是的正义，并以此为标准评判他人做得太少。他们告诉他，他所做的一切并不能帮到任何穷人，这个计划作为一项社会运动没有任何潜力，没人会在意，他只是白白地挨饿罢了，穷人所需要的是制度上的改变，而非个人的见证。但对他而言，这些言论听起来就像是继续过富人生活的借口。他知道他并不是在开启一项运动，虽然他确实写了一条标语（“立刻变穷，远离欲望”），并发布了一篇像书一样长的宣言《走向非暴力经济学》。但他觉得，既然谈论的是平等与贫困，那就不该停留在滔滔不绝的演说上。他当然知道选择贫穷非常不同于被迫贫穷，他所受的教育让他与那些最贫困的人不同，但他至少不再觉得自己是造成他人不幸的共犯。在多年的内疚和矛盾之后，他终于感到了平静。
一九八〇年年末，多萝西从波特兰搬到了尤金。她已经爱上了查理·格雷，并接受了他的世界公平预算计划。他有趣、英俊、聪明，深深地投入到她自己也醉心的事业中。在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之前，他花了好几年时间来整理自己的财务状况和做心理准备，但是多萝西却立刻就全情投入。她一直在等待这种生活。她辞掉工作，卖掉房子，捐掉所有财产，只保留了两箱书和一辆自行车。她不再需要钱——克里斯托弗的父亲现在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斯坦福会为克里斯托弗支付大学学费。她感到自己是自由的，并对拥有这种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充满感恩。
多萝西喜欢按照WEB的原则生活，这是一种挑战和冒险。在那个阶段，查理靠每个月六十二美元生活，再做木工挣一点小钱；多萝西则在一家养老院兼职，全身心地投入到她的激进主义中。查理教她怎样在垃圾中找食物，最好的垃圾箱在哪里，而她立刻就成了新教义的皈依者。他一开始会觉得不好意思，而她完全没有。她对新发现的事情感到吃惊。俄勒冈大学宿舍外的垃圾堆每年都有一段时间会变成宝库，因为离校的学生会扔掉他们全部的东西，包括家具。她尽量不去光顾西夫韦商店的垃圾箱，因为她不喜欢西夫韦，他们售卖的商品被喷过杀虫剂，并由受到虐待的农场工人收割。她意识到这是一个荒诞的立场——就好像西夫韦会在意她不怎么跑来捡垃圾一样——但她无论如何也要坚持。
她意识到她一次只能穿一套衣服，使用一个房间，吃一定量的事物，其他一切都是多余的。大多数时候，他们的花费甚至比自己设定得还要少。他们知道，只要他们其中一个病了，他们就不得不打破预算，或者面对一般穷人此时通常会面临的情况：死亡。所幸这并没有发生，他们也就不必为此担心。有一次，查理进了医院，被划为穷人，所以不用付费，但是一般而言他们都尽量避免福利项目，即使他们意识到，其实他们从各方面都受益于美国的财富，比如使用停车场、图书馆、公路与城市用水。
在早期，他们还住在合租房的其中一个房间里，查理告诉多萝西，他认为他们应该住在街上。他们花钱租房子，但其实他们可以把钱给那些更需要的人，住在室内对他而言似乎渐渐变得过于奢侈了，而这种奢侈让他不舒服。多萝西告诉他，她不愿意住在大街上，她不认为那样就更加纯洁，也不认为任何人应该住在大街上。他尽可这样去做，但她不会陪着他。
对她而言，节省的原则并不关乎朴素与纯洁，她并不崇尚这些，而是关乎正义。她喜欢美好的事物，好食物、好酒、漂亮衣服，以及金钱带来的安全感，她只是因为觉得它们参与构建了一个不公正的世界而不那么爱它们。她相信上帝想要她站在穷人这一边，而那就是她想要做的。为此，她不得不也变得贫穷。对于查理而言，WEB是不能被违背的绝对道德：超出预算对他而言是一个灾难。但对于她来说，WEB则是一种理念，一个指导纲领，假如超出了预算，“好吧，这就是生活”。“我告诉查理·格雷：‘好吧，我爱你，我爱这个项目，我愿意加入世界公平预算的计划，但是我必须在晚饭前喝一杯酒和咖啡，没有这个可不行。’我们过去常常吵架——他计较每一分钱，并为此做了一个记账本。有一次，他告诉我，我超支了三毛八。我说：‘你能把你刚说的再说一遍吗？’然后我告诉他我们本该如何对待他的世界公平预算。”
查理需要把自己推向极致，轻松感从不存在，他感到自己是被选中的，而他的任务非常紧迫。但她从未感到自己或自己的生活特别重要，她只是这地球上芸芸众生中微不足道的一个。“他是一个纯粹主义者和清教徒，”她说，“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和清教徒搅和在一起的。我是个拉美人，我很放松，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嫁给他。这是一场探险。不过，他在床上表现很好，因为他有很多实践。”
人们说，在尤金，如果有一个女人超过五分钟站着不动，查理就会去勾引她。查理的第一任妻子能够忍受他关于性自由的观点，但是多萝西却非常保守和嫉妒。她对自由性爱没什么兴趣，也从未思考过睡自己想睡的任何人也许正是人性解放的重要部分，或者通向新世界的路径、与自己的感受保持联系的方式等。查理没有轻易放弃。他把她带到尤金的一所房子里，那里面有八个或十个男人和女人住在一起，每天夜里按照日历来决定谁和谁一起睡觉。（他们必须有规律地轮换，否则大家就会发展出偏好来。）一个男人带她参观了屋子，并解释了他们的制度。耐心地听完之后，她对查理说，这些人是疯子。如果你想要和我在一起，就必须是一夫一妻。我已经老了，像这样的尝试我承受不起。
他们于一九八一年在威拉米特河岸边举行了一场不完全合法的结婚仪式。一个圣公会牧师主持了弥撒，并完成了祈祷书中的婚礼仪式——他们无法全心融入这个国家，所以并没有拿结婚证书。她穿了一身长长的白棉布裙子，他则身着白衬衫与白短裤，有朋友为他们临时制作了花环。有人弹奏吉他，大家一起唱歌。
一直以来，查理都被核战争威胁所困扰，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感到害怕。当这个星球随时都可能被焚毁，人们怎么还能够若无其事地生活？这太疯狂了。目前为止他参与过的抗议主要是翻进核电站，但明显没有造成多大影响。他总觉得甘地绝食的效果很了不起，于是，最终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他认为情况已经万分紧急，不得不用他所能做到的最强烈的方式来表达抗争：无限期的绝食，可能直到死亡。
当他遇到多萝西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筹划这个被称为“为生命而绝食”的行动，以抗议在欧洲部署巡洋舰和潘兴导弹。这是多萝西的抱负之一——她当时不仅接受了它，还同意加入他的行动。她对这件事也很热衷，但是他们俩热衷的原因却并不相同。他反对核弹是因为他担心世界爆炸，而她并不那么担心世界末日，她反对核弹是因为它们非常昂贵，花掉了那些本可以用来保障人民生活的政府资金。当她想到核武器时，她想到的是孩子们挨饿的样子。
他们研究绝食，发现长期绝食也和其他事情一样需要训练，身体和精神都必须准备好。他们练习了三年：绝食三天，绝食一周，绝食两周。他们花了一年的时间周游全国、欧洲和亚洲，招募绝食者和散布消息。他们的行程费用由支持绝食组织的捐助者负担，不管去哪里都住在民宅里，但是这个项目与WEB计划完全不协调，这让他们很不舒服。在准备期间，一九八一年，博比·桑兹，一个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的年轻成员，因为绝食死在了监狱里，他们看到，他的死引起了对死亡原因相当多的同情和关注。
他们在一九八三年的广岛日，即八月六日开始绝食。核心成员在几个城市建立了指挥部：有四个人在巴黎（包括绿党的索朗热·费尔内），两个人在波恩，一个加拿大人和一个日本人在奥克兰，此外就是多萝西和查理。另外，还有数以千计的绝食者进行短期绝食——一天、三天和十天。他们在奥克兰设了一个通信部门，有数十名志愿者接听电话、阅读来信和处理事情。在波恩，维利·勃兰特会见了绝食者并在德国投票反对发展导弹；在巴黎，来自密特朗政府的两名部长会见了绝食者。
四天以后，多萝西不再感到饥饿，只是觉得腹中空空如也。她从之前的研究中了解到，身体要花三周左右才会燃尽容易代谢的脂肪，开始代谢肌肉。随后，她感到非常累，但同时也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幸福——一种神圣的存在，似乎上帝和她在一起。她开始觉得绝食是一种祈祷。
她对绝食至死的主意持开放态度，但需要考虑克里斯托弗。她对他发誓说她不会死，但事实上她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在绝食开始后的某一天，克里斯托弗读到一个采访或者在电视上看见了什么，意识到绝食是无期限的。他变得非常不安。母亲可能对他撒谎这件事摧毁了他内心的某些东西。即使绝食的事情已经过去三十年了，他依然决心不再相信任何承诺，也绝不向他人做出承诺。
九月一日，绝食的第二十七天，从纽约飞往汉城的大韩航空007次航班被苏联政府在日本海上空击落。航班上的所有人，包括一名美国国会议员，全部遇难。这是冷战中一个可怕的时刻，很快大家就明白了：即便美国曾经认真考虑过解除核武器，这件事也不可能实现。多萝西当时已经瘦了十八公斤，并开始失明。到了第三十八天，丹尼尔·贝里根，一个多萝西非常尊敬的著名天主教反核活动家，告诉她：够了。于是她停止了绝食。两天以后，在第四十天，查理也不再绝食。有些活动家非常愤怒，他们说，是查理自己说要绝食至死，他违背了自己的承诺，绝食不算数。其他人则不满他们竟然选择绝食来表达意见——他们认为这是一件很暴力的事。多萝西和查理感到他们已经做了他们所能做的。
从绝食中恢复过来以后，多萝西提出这一次由她来安排他们的日程，查理同意了。过简朴生活和绝食至死都是他的点子，而现在她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她告诉她的活动家朋友们，她要搬去尼加拉瓜当一名护士。她的离开令他们感到震惊，并且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没有人理解她的行为，也没有人祝她一切顺利。她已经是被选中的人之一，是明白核问题的严重性并愿意以生命为代价去对抗的少数人之一，而现在，她却想当一名护士？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一名护士！她怎么能够放弃这更高的和平召唤？她怎么可以这样自私？
有一个人对她说：“如果你放弃了运动，谁来对付种族主义呢？”这些年来，她一直作为和平运动中的棕色人种为种族问题而工作。她回答说，种族主义是他的问题，而不是她的。一直以来还有另外一件令她烦恼的事：休几天假去筹划一个抗议行动，故意被抓进监狱，放弃中产阶级的收入乃至变得贫穷，这些都是一种特权，多数棕色人种并不享有这种特权。“我记得和一些黑人朋友谈论过，他们说：‘你参与这些白人运动干什么？让他们自己去死吧！谁在乎啊？’”
她和查理动身去尼加拉瓜。中途在墨西哥市停留的时候，他们收到了一条口信，请他们立刻去危地马拉市。他们的朋友阿兰·理查德，在奥克兰绝食期间曾与他们住在一起的法国方济会工人神父，非常需要帮助。他当时正为支援墨脱组织（简称GAM，主要由失踪男人的妻子们组成）的中心运作一个租借会场，这些人中有一些此刻正处于危险之中，需要保护。第二天，多萝西和查理就搭巴士去了危地马拉。
他们到达时是一九八五年圣周的星期二。他们从墨西哥上车时，GAM的一个成员被绑架了，随后人们发现了他的尸体，他的舌头被割掉了。他们到达后的第二天在屋里开了个会，与会者包括罗萨里奥·戈多伊·德·奎瓦斯，一个嫁给了失踪的大学生领袖的年轻女人，她有一个两岁左右的儿子奥古斯丁。开完会第二天下午，圣周的星期四，罗萨里奥和奥古斯丁都不见了。GAM的主席奈斯·加西亚打电话给中心说，罗萨里奥失踪了，我们必须找到她，我会过来一趟。奈斯与另外四五个女人乘出租车过来，他们是GAM理事会留下的全部人员。查理说，他不知道她们是否应该去，因为她们没有任何许可；多萝西说，如果你不想去你可以留在这里，但是我要去。
那时，天已经黑了。他们先是开车到最大的医院看罗萨里奥是否在太平间里，但并没有发现她。这个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了，奈斯决心去技术研究部（DIT），那是一个在内政部控制下的特别警察机关，通常被认为是由杀人分队成员组成。他们去的DIT办公室是一个光线不足的脏兮兮的房间，等待区有一个小小的木头条凳，柜台后面有几个令人害怕的男人。多萝西斜靠在墙上，她的膝盖抖得厉害，觉得自己快要倒了。奈斯取出一支香烟，向她借火。他们正上方的墙上有一个标志，上面写着：禁止吸烟。多萝西指了指这个标志，但是奈斯说：“他们都在吸烟，问他们借个火吧。”于是多萝西蹒跚至桌边，问那些人是不是可以借火柴给奈斯点烟。奈斯的表现让多萝西感到很吃惊，因为她看到，当某些事情发生在那些已经失去了家庭成员的人身上时，他们并不害怕。这并非因为他们不在乎能否苟活于世，而是他们更想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很明显，DIT那些人并不清楚罗萨里奥的事，所以她们离开了。
她们决定开车到危地马拉市最老的停尸之所维尔贝纳公墓。到达时是凌晨三点，已经是耶稣受难日了，城市的主要街道被封堵改造成了苦难之路，上面撒满了花瓣；为了布置这条路，人们整夜都借着灯笼的光铺撒花瓣。她们通过一条小路到达了公墓，在一块木板上看见了罗萨里奥。她的弟弟和奥古斯丁也在那里，都死了。罗萨里奥有一边脸被揍塌了，颜色乌青，她的手几乎断了。她们随后听人说，他们当着她的面折磨和杀害了她的弟弟和儿子，而她试着去阻止——她的手被电线绑着，所以她的手臂几乎被电线勒断了。
那天晚上以后，多萝西认为作为GAM领袖的奈斯很可能是下一个受害者，所以她决定保护她。她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守在她身边，不管她去哪儿。她希望因为自己是美国公民，在大使馆有登记，因此杀人分队会对杀害她有所顾忌。阿兰·理查德从一个外交官那里听说，GAM的每个理事会成员都在一张死亡黑名单上。
她这样坚持了三个星期，一直担惊受怕。她知道任何时刻都可能有某个人开车赶来抓住奈斯，她感到阻止他们是她的使命。曾有一辆黑窗户的白色货车到处跟踪她们，并停在了奈斯的房前。多萝西没有武器，她也不想要武器：带枪和被杀一样令她感到害怕，而且她知道带枪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她盘算着，如果他们要抓走奈斯，她就大声尖叫，或许这可以让他们住手——她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她准备好了为奈斯去死，她认为奈斯的工作比她的更重要，但是她知道这不太可能。更有可能的是，当有人来带奈斯走的时候，她会先被一棍子打晕。她一直在奈斯身边简直让奈斯有些抓狂，但是她片刻也不让奈斯单独待着，她把保护奈斯当成了自己的工作。在罗萨里奥去世后几天，美国国务院宣布，如果再有GAM成员被杀害，美国会表示不满。三周以后，有新人来取代了她的位置——国际和平部队决定由外国人来协助GAM的常规工作。于是，她和查理启程去了尼加拉瓜。
多萝西在穆卢库库的诊所工作了近二十年。在最后一段时间，镇上开了一家免费的公立诊所，提供医疗护理和疫苗接种。多萝西建议，合作社的诊所将自己的服务简化为公立诊所不提供的那些服务：子宫颈抹片检查，预防医疗。她还训练那些公立诊所的医生到草原上出诊以及去居民点做产前护理。合作社的其他女人也都同意了，或者说她认为她们同意了。但是，当她从美国募集资金回来后，她吃惊地发现，由格莱特领导的合作社已经决定做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把诊所变为服务收费的私人诊所。
多萝西感到震惊。在工作了二十年以后，她所做的一切努力都遭到了否定。她感到被合作社背叛了，尤其是被格莱特所背叛。她们曾经每天都一起工作，她们是近二十年的好朋友，几乎变成了一家人。她刚从竹屋中逃到镇上的时候就留宿在格莱特的房子里，她一直认为她们拥有共同的政治立场和观念。
她一度以为自己将在穆卢库库终老，然而，她回到了马那瓜并思考了发生过的一切。人们告诉她，美国的捐款正在减少，诊所除了逐渐向自负盈亏转变别无他途。也许这是真的。她努力记住，即使合作社确实与她对着干并背叛了她的想法，但它依然对尼加拉瓜的女人们有益。
在马塔加尔帕，多萝西日复一日地工作。当她在工作时，她是快乐的。这里仍然有很多她能为那些几乎一无所有的女人做的事。工作是她现在追求幸福的唯一方式，只要能感觉到幸福就够了。
她不再相信世上存在全知全能的上帝，转而寄希望于好的政府，但即使是这方面的希望也降低了很多，尼加拉瓜和桑地诺的支持者已经今不如昔。自由主义者到来时涂掉了过去的壁画，直到现在都没有恢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当电力进入穆卢库库，每个穷人的房子里都有了一台电视——不是每家都吃得饱饭，但每家都在看巴西和墨西哥拍摄的讲述有钱人痛苦的电视剧。事态比过去好了一些，毫无疑问，人们不再挨饿，到处都是公立的卫生诊所。但如果只是为了创造一个消费者的国家，革命的意义何在？“如果我们重新分配了财富，如果穷人变得和富人一样贪婪，只是程度弱些，谁会在乎呢？”她感到纳闷，“这些和做一个人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她八十四岁了，但是仍然有很多想做的事。她想去那些从未去过的地方看看，她想去秘鲁看马丘比丘。克里斯托弗已经成了一个自然主义者，在亚马孙和哥斯达黎加做导游，她时不时和他一起旅行。
她不知道自己还剩多少时间。她战胜穆卢库库的众多疟疾存活下来，知道自己相当强壮。她的妈妈活到了九十四岁，但她临死时精神不大正常。这太难看了，她不想这样，她决心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迎接死亡。当她准备好了，当她不再能照顾自己，她就停止进食，也不再喝水。某天，她会喝下最后一杯酒，在几天后死去。她听说查理·格雷就是那样死的——几年前在俄勒冈，这是一个不错的死法。她已经跟克里斯托弗安排好了一切。他理解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