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时，毛、周、朱、张致电徐、陈：“远方可于两个半月后将货物送到安西”、“你们第一步相机夺取甘州，第二步夺取肃州”、“我主力在保卫苏区、消灭胡敌的任务下，暂不西进”。
14时，陈昌浩、李特、李卓然、王树声等致电中央领导人，电文说：此地气候寒冷，早晨零下十六度，午间零上二三度。粮食各堡寨均有，惟筹棉衣甚难。马元海受重创后，马步青令其严防，并令马彪停止进攻山丹。根据敌情，我们争取在甘、永、凉过冬。
红五军在山丹城附近与敌激战，击溃马彪、马朴两骑兵旅，敌伤亡500人以上，红军伤亡22人，缴获枪弹一批。
敌军继续大举进攻红军在永昌县城以北阵地，双方均有伤亡，红军放弃北海子一带阵地。
敌《围剿概述》记载：“我军进攻永昌城北北海子。匪在该地筑有坚固之防御工事，防备甚严，我骑兵用猛力进攻，并用大炮轰击，阵地被我军占领。”“是夜，据守城内之匪向北海子、东水泉反攻两次，幸赖我军官兵死守奋勇，未被攻破。”
马步芳致电南京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称：在永昌、山丹之战中已俘获“男女赤匪将近两千人”，将集中凉州关押。
12月7日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布扩大中央军委等组织的命令：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同志组成中央军委主席团，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军委委员23人，其中在西路军的有徐向前、陈昌浩、董振堂三人。命令再次公布任命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刘伯承为总参谋长，叶剑英为副总参谋长，王稼祥为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副主任。
敌马元海指挥马家军主力向永昌东十里铺至二十里铺红九军驻守的沈家庄、王家前庄、王家后庄、苟家西庄、郭家庄等十余处村庄发动进攻。红九军部队与敌人反复拼搏，奋力据守，挫败敌人进攻。
永昌城北郊之校场山高地被敌占领后，敌军配置山炮、迫击炮于其上，向县城轰击。西路军总部所在地天主教堂、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县政府及东街等处，均受敌炮火轰击。敌步兵一部进攻县城，守城红军坚守城垣，击落敌机一架。
敌骑五师韩起禄旅，连日来在永昌西部之水磨关一带同红军作战，受红军打击。
张学良赴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哭谏”，再三陈述“共产党现在的政策是抗日第一，红军问题可用政治办法解决”。蒋介石痛斥张学良“受了共产党迷惑”，严令张迅速出兵“剿共”。
12月8日
敌马彪指挥所部及民团向山丹城外红军据守堡寨攻击，并有战斗机数架掩护。敌军节节进逼，攻破堡寨数处，直逼城下。旋受红军有力反击，迫使敌军退走。
杨虎城赴华清池劝蒋联共，被蒋断然拒绝。杨回西安后与张学良商议，认为“劝蒋”、“谏蒋”已不起作用，只有“兵谏”一法了。
12月9日
徐、陈致电中央领导人，报告河西地区敌军动向及红军西进预案：“马步芳电令马元海迫我西进，万勿让我东进。三日战斗，敌均吃亏。”“红三十军四个团今晚拟从八坝突击四十里堡之敌，骑兵师逼近凉州飞机场；红五军一面固守山丹城，一面向东乐、甘州进击，调动敌人。我们拟在山丹、永昌、凉州线上，争取三十到四十天时间休息；1月中旬，九军、三十军移甘州以西，抢占抚、高，以此为根据地，五军直出安西，约在2月15日以内到达。”
西安万余青年学生集会，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步行向临潼华清池进发，要求面见蒋介石，请求出兵抗日。蒋介石得悉，怒火万丈，部署军警阻拦，下令对强行前进者“格杀勿论”。张学良闻讯，驱车赶来，力劝学生回西安，并表示“几天之内，我张学良一定用事实答复你们”。
蒋介石从各地调集30个师向西北进军，“围剿”红军，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共”前敌总司令，陈诚以军政部次长身份驻前方“剿总”“督剿”，樊松甫、万耀煌分别任总预备队正、副司令。
敌马元海指挥步骑三团兵力，向永昌东十里铺至二十里铺红军占据的堡寨猛攻。红军利用堡墙抵抗，并以树枝设置栅栏鹿砦，阻敌军越入。
蒋介石致电马步芳：“过河匪军既已消灭过半，应乘此声威，督率所部，务于两星期内扑灭之……再者，民勤极关重要，仰转饬敏德魁团长，协同叶县长妥为布置，倘遇匪警，务须死守待援。”
马步芳电示马元海：“天寒地冻，诚恐黄河以东匪军再渡河西，与徐匪合为一体，更难清剿。”令马元海立即将永昌红军“攻溃”，逼其西进，压迫于肃州沙漠地带，再跟踪尾追而歼之。
12月10日
中央军委主席团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董振堂、黄超并红五军指战员，热烈祝贺宁都暴动五周年。电文说：军委希望五军在董军长领导之下，继续宁都暴动的伟大精神，坚决配合一、二、四方面军主力粉碎敌人新的进攻，为创建河西抗日根据地而奋斗。
西路军在河西同马家军作战已达47天，毙敌6000余人，虽给敌人以重创，但未能粉碎敌人的“围剿”计划。西路军孤军作战，没有后勤支援，减员严重，伤病人员剧增，加之天寒地冻，伤亡、掉队6000余人，使部队减为15000余人，弹药消耗一半以上，战斗力已不如前。
敌马彪率骑兵一旅由山丹增援永昌之敌，红九军一部及骑兵师在水泉子阻击，因地形开阔，敌骑刚出十五里山口，即发现红军，遂改道黄茅坡东进。红军部队即绕行追击，激战三小时，敌骑突破红军防线，东进永昌城郊。
朱绍良将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悬赏招抚赤匪办法》电传马步芳及河西作战的各旅团长。办法规定：“擒获”徐向前、陈昌浩、程世才、董振堂、孙玉清者，“各赏洋十万元”；“擒获”师长以下军官及各级政工人员者，“照章给赏，各自有差”。
蒋介石在临潼华清池召集亲信军事人员会议，决定在12日颁布总攻红军的命令，如张学良、杨虎城两部违令，即解除其武装。
12月上旬
红五军在山丹县城组建抗日义勇军，编为一个大队，下设三个分队、一个青年队，共200余人，后大部分队员参加了红军，成立新兵营，由山丹籍红军干部任天贵任营长，彭伦泰任教导员。红军撤离山丹时，有130余人随红军西进。
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和工作人员冯铉、段子俊、李春田等五同志，奉党中央之命，从莫斯科到达苏联东部边境，等候进入新疆的命令，援助西路军。
12月11日
因马家军在河西滥杀红军被俘人员，受到舆论界揭发与谴责，国民党军政部遂致电马步芳制止。马步芳即电马元海：要马家军“在可能范围内，尽量避免滥杀”。
张学良再赴华清池向蒋“哭谏”，又遭蒋训斥，并严令他迅速“进剿”红军。
是日夜，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的压迫政策忍无可忍，商量对策，终于定下决心，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对蒋实行“兵谏”。接着，张、杨分头召集团以上军官会议，部署军事行动。
12月12日
临晨，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第十七路军总司令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经激烈战斗，解除了蒋系在西安的军警宪特机关的武装，在华清池击败蒋介石的卫队，扣押了蒋。同时被扣押的还有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卫立煌、朱绍良、蒋鼎文、晏道刚等十多人。
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参谋长刘忠干和甘肃省政府秘书长周从政，接五十一军军长兼甘肃省政府主席于学忠从西安送来的手令，遵令解除了国民党甘肃绥靖公署、中央军驻兰各部队及特务组织的武装，很快控制了兰州的局势。
张学良致电驻陕北保安的毛泽东，通报西安事变。电文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利益及抗日前途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其重要将领陈诚、卫立煌、朱绍良、蒋鼎文等扣留，迫使其释放爱国分子，停止内战，建立抗日联合政府，望先生速告良策。”
张学良、杨虎城联名致电中共中央，请中共方面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西安事变爆发后的形势和党应采取的政策与策略。毛泽东在会议上说：此事变是革命的、抗日的，没有任何帝国主义背景。此举完全打破了由蒋介石控制的局面。会议决定，派周恩来、秦邦宪（博古）赴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处理西安事变后的各种重大问题。
中革军委主席团向全军通报“西安抗日起义详情”，指出：西安起义“可谓完全胜利”，命令全军“加紧准备，待命行动”。
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西安事变的指示》，主要内容有：揭发蒋介石对外投降、对内镇压民众与强迫其部下坚持内战之罪状；拥护张、杨之革命要求；推动抗日派响应西安起义，严重对付亲日派；号召全国人民及各军队、各党派站到抗日救亡方面，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斗争；要求罢免蒋介石所任一切职务，交人民审判。
杨虎城命其所属第七军军长兼第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率部进驻潼关，防御中央军西进。但冯钦哉认为西安事变是“背叛党国，背叛领袖，勾结共党作乱”，抗命不从，擅自移师大荔。
国民党政府军令部长何应钦致电马步芳：“今晨9时，东北军叛变，委座被围，行踪未明。”要马部“迅速集结待命，严加戒备”。马步芳召集幕僚研究对策。
12月1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和党应采取的策略方针。张闻天作长篇发言，指出要利用此形势，把西安、兰州控制在红军手里，借此与苏联打通。会议认为：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处境，将有根本改变，结束内战，一致抗日成为可能。中央政治局决定“不再正面反对蒋介石，不再与南京政府对立”，以促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毛、周致电张学良、杨虎城，全力支持西安事变。电文说：“元凶被逮，薄海同快。”目前任务，应严防国民党军进攻，应速置重兵于潼关、凤翔、平凉，潼关尤为重要，严拒中央军樊松甫部入关；胡宗南、曾万钟、关麟征等军向南压迫时，红军决从其侧后攻击，配合兄部坚决消灭之。电报说：“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到西安与兄等协商大计，请派飞机来延安接周。”
军委主席团致电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任弼时，要红军待命出动。电文说：“南京已下令免去张学良军职，正调兵向潼关开进。我野战军除红二十八、二十九军外，全部于本日准备完毕，待命向环县以南出动。”
张学良、杨虎城发表抗日救国“八项主张”，通电全国，申明对蒋实行“兵谏”的理由。
张学良、杨虎城面见蒋介石，陈述兵谏理由，劝他同意八项抗日主张，但蒋躺在床上闭口不语。
张学良调应急部队赴临潼，准备抗击中央军，并命驻庆阳、洛川、延安的东北军向南开动。
西路军总部电台收到西安事变的消息，欢声雷动。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永昌城召开领导干部会议，传达西安事变消息，讨论西安事变后的形势。与会同志欢呼雀跃，经过讨论，向中央提出了八条建议，其中第五条内容为：先速稳定西北抗日根据地，肃清甘、青、宁敌对势力；与新疆、蒙古打通，取得国际的物资援助；争取将马鸿逵、马鸿宾调开，河东红军以一部主力速占宁夏。会后，蒋介石被扣的消息迅速在西路军各部队传开，永昌、山丹两城军民欢腾庆祝。
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委员张民权从兰州逃至西宁，向马步芳叙述兰州发生的事件，马步芳再次召集幕僚研究对策。
马步芳复电何应钦，表示坚决反对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电文说：青海省政府和新二军“除严饬所部一面加紧剿灭河西赤匪，一面防备兰州叛军，保境安民”。又面示《青海日报》社长陈秉渊：西安事变不准该报有丝毫泄露。
南京国民政府紧急召开“决策会议”，亲日派首领何应钦（军政部长）主张“讨伐”张、杨；而以孔祥熙（财政部长）、宋子文（经委主席）等为首的亲美派，则主张派人谈判，营救蒋介石。何应钦组织“讨逆军”，自任总司令，以刘峙、顾祝同分任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开始进军关中，讨伐张、杨。
苏联领导集团认为西安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指使张学良所为，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事变；英、美及其舆论也主张中国和平，强硬对日。日本政府及舆论则乘机挑拨，制造谣言，扩大事端。
12月14日
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指出：南京拟发动大规模内战，全力对付张、杨；张、杨内部不稳，红军主力应与之靠拢，“壮其胆而振其气”；因此，红军“暂时出宁夏不可能”。
毛、朱、周、张等致电张学良、杨虎城，建议红军与张、杨部队采取联合行动，立即宣布西北抗日援绥联军组成，张学良任联军总司令，东北军编为第一集团军，张学良兼任总司令；第十七路军编为第二集团军，杨虎城任总司令；红军编为第三集团军，朱德任总司令。设立西北抗日援绥联军军事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以张为主席，杨、朱为副主席。目前三部主力应集中于以西安、平凉为中心之地，发扬士气，巩固团结，固守西安，与敌决战。
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李克农、邓发、李涛、罗瑞卿等，从保安赴延安，拟转乘飞机去西安，协助张、杨处理西安事变后的重大事宜。
鉴于河西敌军仍加紧攻击西路军，周恩来行前，中革军委负责人要他与张学良、于学忠协商，请东北军派人与“二马”疏通或派兵策应西路军。
张学良、杨虎城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组成“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杨分任正、副主任。
张学良面见蒋介石，蒋介石大骂张、杨为“叛逆”，拒不接受八项抗日主张。
西路军向“二马”官兵送交信函，通报西安事变消息，并展开阵地宣传，争取与“二马”部队在“一致抗日”的条件下停战。
马步芳电告马元海西安发生事变，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武力扣押，嘱咐其除告知马彪、马朴外，“不得向下属透露此事”。
中央军向潼关逼近，国民党亲日派首领何应钦到潼关前线部署作战事宜。
杨虎城派人向冯钦哉传命，陈述潼关失守的严重性，要他迅速率军去潼关御敌，但被冯一口回绝。
南京方面乘机拉拢冯钦哉，接连派人游说、送款、封官、许愿，冯钦哉公开倒向南京方面，通电参加讨伐张、杨。
由于陕军冯钦哉部倒戈，潼关不攻自破，中央军第四十六军军长樊松甫率部进入潼关，关中东大门洞开。
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对西安事变持否定态度，认为张学良扣押蒋介石，有利于日本侵略中国，是一种分裂行为，是“叛变”，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
12月15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贺龙、徐向前等10位红军领导人名义，就西安事变通电国民党中央和南京政府，赞扬张、杨的八项抗日主张，揭露亲日派的阴谋，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严正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中革军委主席团致电徐、陈，要西路军在现地区进行休整，一面争取“二马”到抗日方面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并准备派一部适时占领安西地区。
周恩来、秦邦宪从延安致电洛、毛、朱、张，报告与东北军高层商谈结果：“于学忠与回民关系比我方更坏，对‘二马’不能派人疏通”、“目前时局，于军集中兵力守兰州，不便分兵西顾”。
张学良急调东北军集中于西安，并请中共中央调陕甘地区红军南下关中，配合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同“讨伐军”作战。
马步芳、马步青、马元海、马彪等12人通电全国，“请缨讨伐”张、杨。电文说：“马等枕戈待命，愿在中央统一指挥下，救国护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