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应星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是适应17世纪时代社会实践需要而写的，出版后很快产生社会效益。1638年陈弘绪任山西晋州知州时，以《佳兵》章所载威力强大的火器“万人敌”击退清兵攻城，振奋了广大明军的士气，这种武器当时曾被推广。1637—1641年涂绍奎任广西左布政使时，借宋应星出书所记发展当地产业。明末桐城学者方以智写《物理小识》（1643）时，很多地方参引《天工开物》，将宋应星亲切称为“宋奉新”。然而这部书刊行后七年即遭明亡，社会的动乱影响了它及时发挥更大的作用。明末时福建刻书商杨素卿（1604—1681）得此书后拟翻刻再版，但制版过程中遭国变，入清后对书中个别文字稍作改动，于顺治年间（1644—1661）出版，此版称为杨素卿本或杨本，这时宋应星在世。由于杨本是坊刻本，通过商业渠道很快销往全国各地，促进它在清代的流通。清初康熙年间，1706年翰林院编修陈梦雷（1651—1741）奉帝命编3600卷《威信图书汇编》，后由户部尚书蒋廷锡（1669—1732）率众续编，1726年成万卷，易名为《古今图书集成》。在这部官修巨型百科全书中转引了《天工开物》所有内容及插图。1737年，军机大臣鄂尔泰（1677—1748）主编的大型农书《授时通考》（78卷）也收录了宋应星书有关内容。由于这两部官书在各国范围内发行，使宋应星科学著作为很多人所了解。
但1773年清高宗诏设“四库全书馆”编《四库全书》，命各省访书送京师以资收录，同时也借机在全国实行图书大审查，在江西采进的书中发现宋应昇《方玉堂全集》有反清思想，遂列为“禁书”被焚毁。宋应星的《野议》、《天工开物》等书都有反清思想，因而虽然是科技著作，也被1782年完成的10亿字的巨型丛书《四库全书》所拒载。从此《天工开物》一度遭到厄运，直到清末不曾再版，这是乾隆帝摧残科学文化逆行的后果。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当此书在国内受到冷遇时，却漂洋过海在国外受到格外欢迎并产生广泛影响。1687年它由中国商船运到日本国，首先引起本草学家贝原笃信（字益轩，1630—1714）的注意。他在其《花谱》（1694）、《菜谱》（1704）及《大和本草》（1708）等书中提到并引用了《天工开物》。18世纪以后，该书涂本、杨本与《本草纲目》等书一道，一批批运到日本长崎港，再转运各地，被一些大图书馆和私人所收藏，同时还出现各种手抄本。继贝原氏之后，伊藤长胤（1670—1736）《名物六帖》（1726）、新井君美（号白石，1657—1725）《本朝军器考》（1736）和平贺国伦（号鸠溪，1728—1779）《物类品骘》（1763）等书都引用了《天工开物》。单靠从中国进口的原版书和手抄本已满足不了广大读者的需要，因此1771年（日本明和八年，清乾隆四十六年）大阪书店菅生堂出版了翻刻本，通称菅生堂本或菅本。这是《天工开物》在国外最早出版的版本。它在中文原文中加了日文旁注及标点，以便日本读者阅读，称为“训点”。施训点的是备前（今冈山县）的学者江田益英，书首有大阪学者都贺庭钟用中文写的序，序中介绍该书研究的内容，称赞宋应星涉猎范围之广，认为其书有利于民生日用。
1830年菅本又再次大量重印，很快就成为江户时代（1608—1868）日本学者广为引用的重要读物，促进了日本产业和学术研究的发展。这一时期木村青竹《新 纸谱》（1777）、木村又助《砂糖制作记》（1797）这类重要的日本早期技术书，都是在宋应星影响下问世的。19世纪以后，引用他著作的人更多，如增田纲（？—1821）《鼓铜图灵》（1801）、曾槃（字占春，1758—1834）《成形图说》（1804）小野职张（字兰山，1729—1810）《本草纲目启蒙》（1806）佐藤信渊（1769—1850）《山相秘录》（1827）宇田川榕（1748—1846）《舍密开宗》（1837）等科学书都以《天工开物》为参考，其中佐藤信渊是多才多艺的学者和思想家，曾周游日本各地，倡“经世济民”之说，著作达40种。他除介绍宋应星的技术知识外，还发展天工开物思想，倡“开物之学”。在其《经济要录》（1827）中说：“夫开物者，乃经营国土，开发物产，富饶宇内，养育人民之业者也。”他还劝主国土者要勤于政事，讲求经济之学，究明开物之法，开发自然资源，不要旷废天工。一时间“开物之学”和“开物思想”构成日本的一种社会思潮，显然是受了宋应星思想的影响。20世纪以来宋应星的书继续受到日本学术界重视，1943年科学史家三枝张音（1898—1963）发表《天工开物之研究》一书，包括菅本影印、校勘、注释和专题研究论文。三枝氏认为宋应星的这部书是中国和东方有代表性的技术书，其讨论范围既全又广，是无与伦比的优秀著作。他还说欧洲的技术只记述某个单项专业技术，还没有像《天工开物》那样全面论述工农业各方面的技术书，而天工开物思想更是中国人特有的世界观，为欧洲所缺乏。1952年京都大学薮内清教授更将此书全文译成现代日本语并加了注释。1969年发行新版，从此以后这部书多次重印，一直成为经久不衰的畅销读物，受日本各界的喜爱。
宋应星的书还在18世纪传到朝鲜，藏于李朝（1392—1910）后期王廷图书馆奎章阁和私人手中，成为朝野重视的书，尤其是被当时实学派学者所看重。1780年出访中国的朴趾源（1737—1850）所著《热河日记》（1783）被认为是实学百科全书，其中《车制》写道：“中国灌田用的家具有龙尾车、龙滑车、恒升车、玉衡车，……都载在《远西奇器图说》、康熙帝御制《耕织图》中，有关文字则见于《天工开物》、《农政全书》。有心人可将这些书取来仔细研究，则我们朝鲜百姓贫困劳累欲死的状况或可有救。”继此之后，进士出身的朝鲜内阁大臣徐有榘（字准平，1764—1845）《林园经济十六志》，是有关自然经济和博物学的大型著作，引用845种中国与朝鲜古书，其中包括《天工开物》、《本草纲目》等书。对《天工开物》研究得最深、引用得最多的是实学派科学家李圭景（号五洲，1788—1862）。他的《五洲书种考辨》（1834）是一科学著作，分火器及博物篇；而《五洲衍文长笺散稿》（约1867）是笔记式的百科著作，共60卷，对1434项事物源流作了考释。他大量引用《天工开物》时，还写了感受。如卷18《布针辩证说》引《锤锻》章论布针制造技术后指出，铁针虽小，却为缝制衣服所必需，朝鲜用针都由中国供应。李圭景主张按宋应星所述由朝鲜工匠自制，因万一政局变化、贸易阻塞，本国将无针可用，必得用更多资金从日本进口。他说本国工匠只图虚欲而不肯制造利少的细针，并不是不能制造。
《天工开物》还在18世纪时传到法国，入藏于巴黎皇家文库，19世纪以后又传到其他欧洲国家。法国在华耶稣会士韩国英（Pierre Martial Cibot，1727—1784）向欧洲发回的有关中国矿业生产的报道中，最先引用了《天工开物》。此后，法兰西学院汉学教授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大规模地将此书介绍给欧洲读者，使它对欧洲技术的发展产生良好影响。1830年他首先将《丹青》章论银朱的制造部分译成法文，称《天工开物》是“技术百科全书”。法译文于1832年转译成英文。1833年他又将《丹青》章论制墨技术译成法文，发表于巴黎权威化学刊物《化学年鉴》（Annales de Chimie）卷53.该刊于同一年又发表《五金》及《锤锻》章中论铜合金、青铜及铜锣的制造技术，次年转译成英文。1847年再转成德文刊于柏林《应用化学杂志》（Journal fur Praktischen Chemie）卷41，同年法译文转载于法国《科学院院报》（Comptes Rendus de Academie des Sciences）卷24.当时欧洲所用的白铜、黄铜靠从中国进口，各国技术家想仿制而不得要领，宋应星的著作说明其制法及原料配比，因而受到重视，译文刊于权威科学刊物中。19世纪时法、意等养蚕国家发生传染性蚕病，使蚕业生产受到很大经济损失，科学家对此束手无策。1837年儒莲奉法国工业部和农商部部长之命，将《授时通考》卷71—76《蚕桑篇》摘译成法文，由皇家印刷厂出版官刊本，颁发养蚕地区。译本题为《论种桑养蚕的若干重要中国著作提要》，汉文题为《蚕桑辑要》，附录中有《天工开物·乃服》章论养蚕部分，其中谈到蚕病防治及养蚕方法。同一年被转译为意大利文及德文，1838年转为英文出版于美国华盛顿，1840年译成俄文刊于彼得堡，此后又译成希腊文和阿拉伯文。十年间先后译成七种不同语言文字，打破了汉籍西译史中的空前纪录。
儒莲在译述工作中取得这些成功后，1838年又将《彰施》章论靛蓝染料提制方法译出。1840年将《杀青》章所述造竹纸技术译成法文，发表在《科学院院报》卷10，译文发表后刺激各国技术家从事造纸试验，以寻求用破布以外的原料造纸，缓解欧洲造纸工业的原料危机。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Honore de Balzac，1799—1850）的小说《幻灭》（Les Illusions Persuse，1843）反映的就是这段史实。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卫·赛夏是青年发明家，因读《天工开物》受启发，从事改变造纸原料和新的施胶技术实验，后来他的发明专利被奸商侵吞，使其研究技术的幻想破灭。儒莲的译文成为巴尔扎克小说的创作题材之一。1869年他还与化学家商毕昂（Paul Champion，1838—1884）合作发表《中华工业之今昔》（Industries anciennes et modernes de Empire Chinois）一书，包括《天工开物》中制盐、五金、铸造、锤造、陶瓷、燔石、造纸及朱墨等内容和插图。如果再加上已译出的养蚕及染料部分，则全书中已有十章（55%）被译成法文。19世纪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读过儒莲法译的《授时通考》和《天工开物》中论养蚕部分，将其称为“权威著作”，并作了引用。俄籍汉学家和医生贝勒（Emil Bretsebneider，1833—1901）的《中国植物志》（Botanicum Sinicum，1882—1892）及荷兰日本学家盖尔茨（Anton Geerts，1843—1883）的《日本与中国天然产物名称、沿革及于技术、工业、经济和医学等方面的应用》（Les products de la nature Japonaise et Chinoise comprenant la denomination，lhistoire et les applications aux arits，a Pindustrie，a leconomie at a la medecine，vol.1，Yokohawa，1878），都广泛利用了《天工开物》中的材料。
20世纪以后，宋应星的这部书继续受到欧美学术界的重视和高度评价。1964年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的蒂洛（Thomas Thilo）以《天工开物》研究作为攻读博士学位的论文题材。首先将《乃粒》、《粹精》、《乃服》及《彰施》四章全文译成德文并加注释，题为《宋应星著天工天物前四章论农艺和农产品进一步加工》（Die Kapitel i bis Ackerbau and Weiterbearbeitung der Adebauprodukte des Tian-gong Kai-wu von Song Yingxing）。1967年他又发表《宋应星论中国农业的经营》，对所译的四章作了专题研究。与此同时，美国匹茨堡城宾夕法尼西州州立大学历史系的任以都、孙守全以涂本为底本将全书译成英文并加注，题为《宋应星著天工开物·17世纪的中国技术书》（Sung YingHsing's T'ien-kung K'ai-wu·Chinese Technology in the Seven teenth Century），使此书在当今各国拥有亿万读者。当然，在中国国内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至今，在海峡两岸和香港多次出版，包括语体文译注本。今天它已成为世界科学专典名著，被广为引用并受到高度评价。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巨著卷一（1954）中将《天工开物》赞为“中国的狄德罗宋应星写的17世纪早期的重要工业技术著作”。日本学士院院士薮内清在《科学史看中国文明》（科学史 中国文明，1982）中写道：“明亡前七年，宋应星在崇祯十年（1637）写出了总结中国传统技术的《天工开物》。虽然这部由三卷构成的著述并非篇幅巨大之作，但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与18世纪后半叶法国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相匹敌。”相信在21世纪，宋应星和他的著作仍将继续受到各国的重视和进一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