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大世界不平静也就算了，连这个华北偏北的小山村也充满波折。
有一天我爸领我上街一个是帮人买骡子，一个是接我小姨家的表弟来玩两天，他从本埠偏远地好不容易来一趟，十分不易。回来的路上我们爷仨和一大西瓜坐着我三姑夫的马车，一路晃晃悠悠，到家时已是晌午。
我领着他玩了好几天，在她妈要来接他的时候，本村发生了一件无比骇人的事情。
有两个在砖厂打工的未婚女子，喝了敌敌畏跳了水泡子。
那口人工挖出来的水泡子，站在村头就能望见。7岁的我和6岁的他，夹杂在众人之间，站在岗子上，远眺那高高的大井沿儿上两具盖着白布的女尸。
这是我头一次见到尸体，虽然是远眺，但内心仍充满恐惧。我甚至想她俩会不会突然站起来，会不会变成索命的女鬼。这是那个时候我对死亡和恐惧的一切幻想了。
然而她们既没有站起来，也没变成女鬼，在她们爹娘无尽的哭嚎和酷暑的催促下，装了棺材收了场。
我表弟在这场风波的尾声回了家，还带走了一把铝刀。我在空虚与对女鬼的恐惧中慌张和无聊了好几天。
后来憋不住了，我跟我妈说，我怕鬼。
我妈说，有个屁鬼，人比鬼还鬼。
《潜伏》里的站长也说过这话。
暑假结束我升了一年级，后院儿那双哥俩也被他们糟糕的父亲牵去上学，老大学前班都没念过，但碍于年级实在大了，就直接上一年级了。
到校的那一天我们被通知，换老师了，我勒个天，终于不用跟三锅那厮混了。
除了换老师，我们还迎来了新的同学——十几个来自一队和二队的孩子被新老师带了来。
因为本村行政区域甚大，六七岁的小孩都先在自己队里读学前班和一到三年级，唯独这一二队离着村部较近，学前班一结束就得并过来。但那一年，由于计划生育的功劳，一二队也没啥孩子了，所以整批人马都来了。
我们的新老师就是一二队学生的老师，也是个老头儿，和我爷还是民国末期以及解放前期一起在镇上完全小学上学的同学。
我不想给他起绰号，因为他为人师表不晓得比三锅高到哪里去了。所以我准备用另一种称呼叫他，就叫，先生吧。
我们折腾了一上午，又擦又扫，虽然还是学前班时的教室，但那天搞完卫生，我突然感受到了身心的舒畅。
一切停妥，我们随随便便的坐在了座位上，彼时的教室高高低低，还有陆续送来的学前班的孩子家长不断探头，先生叫他们去校部登记，登记完了再过来。
接下来就是点名。先生说叫到的要答“到”。三锅从未点过名儿，所以不知道怎么的我突然觉得那天的点名特隆重，如果说出生是一个仪式的话，那，这应该是我第二次经历落在我身上的仪式。
我好大声音的大了一个“到！”
点完名之后，就给我们安排座位，我有了新同桌，绝不是以前那个特二B的小丫头了，不过可惜的是，我有点记不起来他是谁了。
先生告诉我们：“我不打你们，也不骂你们。”这让我们这些三锅儿“遗孤”倍感震惊，然而先生带来的那些孩子却是一副早已习惯的表情。
没过几天先生给我们要来了一堆新椅子。
我们跟三锅混的时候，桌椅是很简单的。桌子是一张大桌子，俩人公用，桌斗是通着的，无论男女还是男男一桌，桌面上都有楚河汉界。
那桌子估计用了很多年，各届学童没少挖坑刻字，尤其是那个“早”字，每个教室能找到好几个。为了填平这些坑，校长买了好几袋腻子粉和油漆，先拿腻子粉磨平，再刷上白漆。先前我也不知道里头有腻子粉儿，是后来用小刀挖坑才发现。
凳子是一个长条油漆板凳，就是那种如果你单坐一头，另一头没坐人会翻的那种凳子。
三锅才不在乎你到底座什么用什么呢，他只顾自己。
先生给我们争取了木头小椅子，结构比较简单，大多是本村木匠做的，从八九十年代过来的人都见过。
现在的孩子根本无法理解我们当时换上椅子的心情，那简直就跟李云龙得了意大利炮那样喜悦。有的孩子还带了坐垫儿，早上拿来晚上再拿回去。
所以在放学打扫卫生的时候，先生一生令下让我们把凳子放桌面的那种整齐和其他两个教室完全不同。别的班放桌子上的都是长条大板凳，而我们码的都是椅子，像电视上那样码的整整齐齐的，椅子。
不过，只有整整齐齐罢了。
三锅上课除了语文数学就是讲讲自然和思想品德，所谓讲讲其实就是照着念。三锅的水平，二年级以上的数学他就不会了。
但三锅有一个好，就是非常喜欢唱歌，所以他经常用脚风琴教我们唱音乐课本上的歌。我记得有一首歌，名字我忘了，但我还记得一句歌词：
“土溜溜的蚂蚱，满呀吗满地爬……”
当然还有什么“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之类的。
如果说三锅就是混日子混工资的话，那么先生绝不是。
先生教语文，会在每堂课上听写汉字，会让我们每个人朗读课文；教数学，会在黑板上设置题目让我们去做，这两项要评分，而我以前学过，所以常常一百分，这超出了我对自己被打压过的潜力的认识。
我们发的书先生都要讲，什么《劳动》之类的闲散课本都会念一遍给我们。所以我们那时候跟他上课很有趣，也特喜欢他。
先生教《自然》最精彩，他会去模仿那些小动物，教《品德》的时候还会告诉我们啥是埋汰啥是干净，教普通话的时候，会学广东腔，我还记得他学的一句广东腔：“谢谢”——“晒晒”。
先生也会教我们唱歌，那首“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就是从他这学的。
他教唱这歌的时候也像魏敏芝那样掐着腰，我们唱的时候也学他。
跟他学唱歌的那种快乐与好玩是完全发自内心的。
这才是7岁孩子应该拥有的学校教育的快乐。
几次考试之后，我就成了本班历经公认的第一，对于我来说简直是魔幻而又神奇的逆袭。
学前班的底子，加上我老娘遗传的记性，我对一年级的“新课”简直如数家珍。
他经常留课后作业给我们做，大多是写生字表，108个字，那时候觉得挺多的，但后来也就习惯了，习惯到我把它背下来……
“人女子，目口心手足，日月云气雨，山土田石水……”
我是第一个背下来的，因为这还得到了先生的大大的夸奖。
后来我又成了班长，这是第一应得的。
于是跟着三锅一年里积攒的不开心，一下子全没了。
先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仪式。首要的仪式就是老师上课时老师进教室的时候得喊“老师好！”，喊之前得由我这个班长喊“起立”。
我可得意这个环节了，因为在我当班长之后，用我的职位和小朋友沟通交涉多次以求他他们听我的话，然而都失败了，这是唯一一次能够命令他们的机会了。
所以我每一声都喊的很起劲儿。
人活着不能缺乏仪式，任何人都是如此。
仪式是一个规范化的，带有表演性的，可以重复的行为。所有参与的个体，很容易产生一种感觉，就是我们都是一伙的。就像刷抖快，你点击滑动完成了一个仪式，发个小视频还实现了“秀”，在依据你喜好推荐给你的视频的当中还获得了共鸣。
起立喊老师好赋予我的是我许多年之后在课本上看到的那个词“归属感”。
除了这个仪式，我们在1999年的春季学期拥有了戴红领巾的资格。我们这些小屁孩，在三锅教过《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之后，就成了共产主义接班人，再花一块五毛钱就获得了一条红领巾。
我妈对我这一块五毛钱花的很是耿耿于怀，因为那红领巾质量忒次了（我这里没有任何别的意思），虽然没有印着房地产广告，但那种劣质的尼龙布，扎几次就皱皱巴巴，无法捋平
扎红领巾之于我就是噩梦。先生在讲台上拿着红领巾给做了示范，还讲了“左压右，右挽扣”的六字顺口溜，可我怎么弄都不成功。
为了系红领巾，我从我妈我奶央到了班里每个女同学，直到我摘去它。
这年冬天，学校还破天荒的引进了校服。当然大多是为了创收。
先生公布买校服的消息后，我心里惴惴不安，怕我妈不给我交钱。因为那一套四十多块钱的红黄绿的尼龙布衣服，是我爸一天的毛收入。虽然不是强迫，但别人有，自己没却没有对于八岁的孩子来说也是件大事儿。
回家说了这事儿，果然我妈不同意。当时我叔安慰我说，到时候去哪哪给我买一套好的，实在不行，找个萝卜刻一个章，拿红漆印个字。
然而，我还是背着他们报了名，站在三锅在黑板上画的刻度尺前，量了身高，我获得了件比我当时身材要大很多的制服。
这件新衣服我穿到四年级。
我们最最喜欢先生的是他去学校的图书馆借书给我们看，那是我第一次领略到课外读物的力量，各种彩色漫画传记花花绿绿比课本印的还好，甲午战争和鸦片战争，都是在彩色漫画里晓得的。
三锅掌权的时候，他只会借书给他孙子看。
我还记得我当时一次拿着10本书回家的样子，书包沉甸甸的，我们一大群孩子，一路上叽叽喳喳，互相询问你拿的是什么书，好看不好看云云。回家看书又小心翼翼，生怕给弄褶了页，弄窝了角。
今天的孩子从来想不到我们那时候的快乐，虽然简单，虽然在今天看起来也没什么，但在书本匮乏的90年代的华北偏北的乡村小学，你接触到的一切新事物，连气味都让人铭记。
先生家不属于本行政村，他是镇里的，来此地需要翻越山头，夏令时三顿饭的时候，他在洋车子后座驮一纸箱子，里面装着饭盒和菜盒。
夏令时不仅先生要带饭，其他孩子也要带饭，为了不让他们吃冷饭，办公室的炉子四季都是生着的。
上午第三节课一下课，孩子们就把饭盒放去办公室，老师把饭盒如同叠金字塔那般坐上去，待到中午放学就可以吃了。
然而我不需要，因为我回家吃饭。
现在的孩子也不需要，他们甚至都没见过铝制的饭盒，他们在学校的饭食也就是刷刷卡，拿拿餐盘而已，好吃不好吃都会剩下。
孩子在街上走，穿着打扮看出娘的手艺，说话办事显出爹的教养，饭食汤水就是家的水平。我们班有一个小朋友，天生鸡胸，脑袋比正常的小，我的天！我突然想起来，他就是我一年级的同桌。
因为天生身体病弱，先生特照顾他，我又比较老实，所以先生让我跟他在一桌。中午吃饭他经常会带他妈妈烙的饼，味儿特香，应该是用葵花油烙的。
于是有一次我就管他要了一块吃，他还真给我了，我吃了一半，发现比我妈烙的不知好吃到哪里去了，瞬间又管人家要了一半。
后来我回家跟我妈说了，他回家也跟他妈说了。某次两个妈妈相遇，就提了这事儿，哈哈一笑。
为还他的人情，第二年我家樱桃熟了的时候，我请他去我家吃樱桃。
1998年的秋末还是天高气爽，大雁南飞；还是和煤，抹煤坯子，带棒子瓤；还要勤工俭学，但整个人的心情就不一样了。
那时候晚上五点半播动画片，由于下午的课时由五节课减少到四节课，所以我终于能赶上了。
1998年的初秋，“动画城”播的好像是《小糊涂神》，就是“金糊涂，银糊涂”那个；“大风车”播的好像是《大草原上的小老鼠》，里面有两只猫卡尔和BC，初冬播的就是前苏联的《鼹鼠的故事》，快年关的时候播的就是《啄木鸟吴迪》这是我大体能回忆起来的几个了。
在某天傍晚，还是夕照，我爸妈干活去还没回来，我用挂在脖子上的钥匙开了门，坐炕上看电视，忽听得有人喊我爸的名字，出门一看，这人我也不认识。
人家问我是否是某家。
答曰：正是。
曰：有甜菜叶一车，乃汝父取与家猪食，何安？
对曰：请叔父置于此地。
那日，天甚蓝，甜菜甚绿，夜间忽梦驰骋于英吉利西海岸绿草地，于大峡谷高处急速下坠，又大西洋蓝海上空翱翔……
腿抽筋，乃醒。
深秋的某一天我放学回家，不远处就发现烟囱没冒烟，我妈没在家。心说不是干活就是串门去了，等一会就回来了。
我开了门，看完了动画片，做完了作业，天快黑了，还是没人回来，突然想起来我妈前几天问我，要是我跟你爸离婚，你跟谁云云的话。
我有点慌了，心说莫不是他俩离婚了？
那时候我家还没有电话，虽然我姥姥家有，但我也不知道去哪打，就这样提心吊胆了小半天。
没过一会我奶提着猪食桶来了，说是你爸妈和你弟去你姥姥家了，一会跟我吃饭，晚上我来给你烧炕跟你作伴儿。
第二天晚上放学，我妈回来了，是临时回来，不放心我。
原来我家要开豆腐摊，她要去学做豆腐的手艺。
我送她到西屋的窗台下，落日的光照了她半边的身子。
她摸着我的脸说，“L子先将就几天，妈跟你爸等你姥爷做好家具就回来。”
这话，一如说在昨天。
没几天我爸用时风三轮儿拉回来一车的木头家具，这是我姥爷为我们家豆腐摊新做的豆腐盒子和压豆腐的木头箱子。
我爸又出了一趟远门，去市里电机门市和纺织厂买了电磨和纱包以及一大缸卤水。
于是在早晨四点钟的轰鸣中，我家的豆腐摊开业了。
1998年的初冬，早上五点半我爸就出门了，没有扩音器，光靠嗓子，一声又一声喊“豆——腐——，豆——腐——，豆——腐——啊——。”
离着远处听好像是“揍——他——，揍——他——，揍——他——啊——。”
我妈我们娘仨常常以此戏谑。
有一天早晨，我和小朋友一起走在上学的路上，我爸骑着车子带着豆腐盒子，从远处驶来。那个早上讨论的话题是谁爸妈给的钱多，就说谁谁带了五毛钱，谁谁带了一块钱，我，就带了三毛钱，那种现在几乎绝迹的毛票，白色三张。
这是我用来买小零嘴的钱。
某某就说，你去朝你爸要啊。我向来羞于主动要钱，大多是爸妈主动给。所以我突然陷入了窘迫。
我爸在不远处可能听到了我们说话，到我这儿，就停下车子，给了我一张紫色的五毛钱，骑了车子奔下一个地儿去了。
我拿着五毛钱，心理愣愣的，不知道该咋花。
等我反过磨来，回头看时，他，已是远处的一个背影。
1998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在房前屋后栽树。房后有坝子的地方，还会特地允许榆树生根固坝。
我们上学的路上就有这么一段，高高大大的榆树生长在那一排人家的房后，绵延甚远。
在走路哈出白气的时节，潮湿的早晨就能看到晶莹雪白的树挂，在三锅班时上学看到这玩意觉得很压抑，可那一年我觉得那玩意特漂亮。
在我爸一声又一声的吆喝中，我们家的日子变得越来越好，每个月能有1200块钱的毛收入，除去成本剩余不少。
我的成绩在一碗一碗豆浆的灌溉下，也越来越好，成了这批孩子里面公认的第一。
倒霉的是那年冬天，我得了一个病。
一到晚上鼻子就呼吸困难，脑袋疼，本以为是感冒，但吃了好多药也没好。那时候躺被窝难以入睡的时候我就管我妈要辣椒，一辣一热鼻子就顺畅不少。
后来药社的医生说这是鼻息肉，得割。我妈就老拿这个逗我，说把鼻子割了你就该变成老丑了。
还好，我没割。
因为镇上有个特牛的诊所医生，给我开了好几罐子的西药，在立春之前就好了。
期末又来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隆重的考试，考试前一天我回家把所有的书都背了一遍，还让我妈把铅笔都削的十分顺手。
考试持续了一天，先生和我们都无比隆重。
语文数学不在话下，毛毛雨。品德轻松通过。唯独在考自然的时候出了问题。
当时有一个填空题，要求标注壁虎的身体部位名称，我一开始填对了，但年纪太小，图样图森破，狗子那坏种，看我这样，就在后面怂恿我，说那不是躯干，那是四肢。
我他娘的也不知道怎么了就信了丫了。
然后我就错了。本来三位数，变成了98分。
然而我还是第一。
考完试先生说了返校时间，我回家与我爸说了。那天我爸找了三锅，叫他返校那天务必把先生请来我家。
那天他杀了一口猪。
返校回来，拿着漂亮的卷子，一顿乱窜之后，回到家，先生和三锅已经坐在了我家炕头上，推杯换盏。
先生说：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孩子。
或许不止对我这么说了，但我猜那些曾经听到这话的人，都如同我的心情一样，满怀希望并充满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