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是中东很另类的国家，在江湖上扬名立万的方式竟然是做买卖。中国有句俗话，“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土耳其能够成为“投机倒把”这一行的状元，原因是它的站位好，可以同时做亚洲和欧洲的买卖。干这个买卖的具体地点就是土耳其最大的城市伊斯坦布尔。
伊斯坦布尔不仅是土耳其，同时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地跨欧、亚两大洲的城市。两大洲分界线就是沟通黑海和马尔马拉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这海峡上有一桥飞架，名“欧亚大桥”—桥西一侧是亚洲方向，用土耳其语和英语写着“欢迎你到亚洲”；东面一侧是欧洲方向，用的还是土耳其语和英语，只是内容为“欢迎你到欧洲”。经过桥上时，就有一种一脚欧洲，一脚亚洲的豪迈。
关于这种欧亚纠缠，这座城市还很多。比如，它的两个机场，一个在亚洲，一个在欧洲。比如，人住在欧洲区，却在亚洲区上班。土耳其文学家李凡纳利对这种“纠缠”的点评极为精当：“如果你是从中东那边过来的话，你会发现土耳其是从西方开始的；如果你是从欧洲那边过来的话，你会发现土耳其的起点在东方。”伊斯坦布尔的这种地域文化特征，让我想到中国两个地方，一个是安徽，在我们四川人眼中，它是东部；而用上海人的眼睛看，它却是西部，安徽人因此自嘲“不是东西”。再一个是青海，我们内地人当然看它是边地；而在西藏人眼中，它却又是内地。
“脚踏两条船”的伊斯坦布尔，隔地中海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这些欧洲大牌一水相望，身后则跟着中东及亚洲一大批哥们。它的欧亚大桥东面色雷斯地区属于欧洲的“码头”，与希腊、保加利亚都在巴尔干半岛这个村庄里讨生活，彼此之间是那种这家公鸡一叫，那家母鸡心里就要痒痒的邻居。所以，这色雷斯面积虽然只有2万多平方公里，仅占土耳其国土面积的3%，然而，秤砣虽小却能称千斤，这个“3%”，就让土耳其担当起了连接欧亚“十字路口”的光荣任务。
地理环境如此得天独厚，土耳其这块土地自然就会发生许多轰轰烈烈的故事—它就是自己想不发生都不行。只是，土耳其历史上的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以及苏莱曼一世创作的独迈千古，声震欧亚非的历史故事，由于时间上太久远，空间上又太隔离，就没法在我这个遥远东方的中国人心头引发轰动效应。印象稍微深刻的是恺撒在土耳其托卡打了胜仗之后的“获奖感言”—“我来，我见，我征服！”所以，行走在土耳其时，让我挥之不去的情结，主要就是它与丝绸之路的血肉相连—因为，土耳其能够成为史上最牛的“倒爷”，做的最大的一笔买卖就是中国“丝绸”。
“丝绸之路”，我们在上小学时就知道了，在中国人的成长记忆中，它几乎和李白的诗句“床前明月光”一样，享有极高的知名度。所以，我前些年到西安时，就固执地按照历史课本的讲述，要去寻丝绸之路开辟时，老祖宗张骞心雄万里在长安举行首发仪式的地点，要去找当年集中丝绸、茶叶、瓷器这些物资的仓库，要去觅波斯商人下榻的客栈；在到敦煌的河西走廊路上，我则刻意想象当年的驼铃声声，各种肤色的人你来我往的热闹；而在新疆交河故城，我则在想象中描绘古丝路驿站人声鼎沸的繁荣场景……
其实，去土耳其之前，我对丝绸之路的认识是很轮廓性的—起点是长安，途经河西走廊，然后从新疆出中国，去西域其他国家。之所以称为“丝绸之路”，是因为当时往来西域与大汉帝国的商品中，以丝绸最抢眼。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首次把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定义为“丝绸之路”。至于终点在哪里，我从来没有费过心思，仿佛是在欧洲。这原因是我在国内与“丝绸之路”发生关联时，全都是依靠那冷冰冰的课本“提示”。但到了土耳其后，关于“丝绸之路”的一切都非常具体。
伊斯坦布尔当地导游在机场接到我们时说的第一句话居然是“欢迎大家来到丝绸之路的终点伊斯坦布尔”。而他说的第二句话更惊人：“我就是丝绸之路的产品。”然后就用非常标准的普通话介绍，他母亲是新疆维吾尔族人，出生在乌鲁木齐，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土耳其留学。父亲是土耳其人，但与母亲是一样血统。一个在丝绸之路上，一个在终点，他自然是“丝绸之路的产品”。前年他还专门陪母亲到新疆看望了外婆。这样一种巧遇，就让我们就在心理上产生了一种双脚“踏”上了古老丝绸之路的感觉。
导游介绍，当年丝绸之路发生的故事情节是这样的—来自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长途跋涉，一路西行，途经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波斯），最后在伊斯坦布尔亚洲板块落脚，然后再上船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千娇百媚地进入欧洲皇家贵族殿堂。反过来，欧洲的洋玩意要到中国，也要先在伊斯坦布尔“报到”，然后才踏上漫漫东行之路……那时的伊斯坦布尔叫君士坦丁堡，贵为东罗马帝国拜占庭的首都，奥斯曼帝国崛起时也把它当首都。也就是说，在丝绸之路从西汉到明中期呼儿嗨哟的上下千年时光中，它一直都是光芒照四方的京城，并承担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交会点的光荣任务。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联系东西方贸易的一座金桥”；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国际“倒爷”。而真正的卖家和买家中国与欧洲，因博斯普鲁斯海峡一“峡”之隔，却从未谋面。
虽从未谋面，但中国和欧洲还是从中捞了不少好处。比如，葡萄、胡萝卜、石榴、琉璃，还有箜篌唢呐、胡琴琵琶都从丝绸之路“移民”到了东土—我在敦煌壁画中，就看到了许多神奇的色彩、线条、人物造型与乐器、植物、动物、生活场景等构成的特殊世界，这个“世界”对于传统中国来说，肯定属于“异类”。尤其是性感开放的飞天形象，绝对是要叫中国的传统卫道士们“抓狂”。而在西方，我们的丝绸、瓷器、茶叶曾让欧洲的宫廷着实疯狂了几个世纪。比如，当一千多年前丝绸飘逸到欧罗巴时，无知的欧洲人荒唐地猜测丝绸是树上长出的绒毛织成的。那时，欧洲人的传统衣被原料主要是兽皮、亚麻布和毛织品。中国丝绸的轻暖绚丽，冬夏宜人，使得古希腊和古罗马人为之震惊，并以穿着中国丝绸为荣—就相当于时下先富起来的中国人追捧LV、爱马仕、香奈儿。比如，恺撒大帝就是典型的中国粉丝，喜欢穿着丝绸袍子到处卖萌……
作为人类文明史上最成功的“二道贩子”，伊斯坦布尔自然靠着丝绸赚得盆满钵满。“近水楼台先得月”，他们先将丝绸猛加关税再转手欧洲。继丝绸之后，瓷器这新星又光芒万丈地在欧洲冉冉升起，其“颜值”几乎可用价值连城来说。当年的苏丹皇帝拉拢王公大臣的最好方式之一，就是赏赐中国的瓷器。不过，那苏丹也特抠门，王公大臣只有瓷器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双眼一闭之后，要乖乖上交朝廷。我在托普卡珀宫，就看到了描绘当年宫廷盛宴的画—画面上，狂欢纵饮的君王与王公大臣，都穿着中国丝绸，宴会上最抢眼的器具，就是中国瓷器。当时居然起了这样的想法，那些王公大臣们会不会趁国王喝高，将瓷盘或瓷杯偷了揣回去。导游介绍，当年奥斯曼帝国皇宫的美食中心御膳房，有上千名厨工为王公贵族和上千名嫔妃提供美味佳肴。美食自然是放在中国瓷器里，如果不是放在中国瓷器中，估计苏丹和他的女人就会没有胃口。20世纪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托普卡珀宫降格为国家博物馆。那偌大的皇家“美食中心”就专门用来展示中国古瓷器，上至唐宋，下至明清，数量多达2万多件，仅次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德累斯顿艺术博物馆。
这托普卡珀宫建于奥斯曼帝国如日中天之时。按导游的说法，丝绸之路这单生意带来的财富，让土耳其有了足够的财力购买枪炮，做更宏大的“跨行业跨国生意”—从北非的埃及到欧洲的巴尔干半岛，到整个中东地区，都成了奥斯曼帝国大搞房地产开发的海外“分公司”。那种莺歌燕舞的场景，200年后英国人的全球殖民才可与之媲美。导游在说这段历史时两眼放光，仿佛他就穿着丝绸，拿着中国瓷器，歌唱在多瑙河上……从某种程度上说，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土耳其，就是站在中国的丝绸和瓷器上显摆！
能够这样“肥”，土耳其当然要把这转手买卖做好。办法简单，就是修建驿站—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综合服务区”。奥斯曼帝国规定，丝绸之路上每隔30公里建一处—这是按照骆驼一天走30公里量身定做。驿站都有士兵保护，所有商队都可以免费吃住三天。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丝绸之路其实同时是凶险之路—沿途气候恶劣，还有杀人越货的“梁山好汉”，让商队苦不堪言。土耳其这样的客套，真是投怀送抱。不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过往商队“买路钱”“过关费”是要留下的—所纳之税，远远高于“免费吃住”。奥斯曼帝国肯定不会做赔本买卖，因为雷锋同志要千年之后才出场，当时没有学习一说。
这些相当于我们中国唐宋时期开始修建的驿站，保存下来的还有40多座。现在的地图上，就清晰地标注了今天位于土耳其境内的六个主要城市驿站：苏丹商旅客栈、萨勒商旅客栈、沙拉普萨商旅客栈、阿克商旅客栈、阿兹卡拉商旅客栈、阿拉那商旅客栈。最大也是最美的驿站是建于中国宋朝时期的苏丹商旅大客栈—酒店、餐厅、骆驼房一应俱全，可以容纳上百头骆驼和它们所携带的货物，相当于古丝绸之路上的五星级酒店。夜色中站在客栈城堡上望星空看明月，仿佛就有驼铃之声从旷野上传来，眼前就会清晰浮现古丝路驿站的繁荣场景，让人情不自禁要发思古之幽情……
不仅驿站在，中转站也在，这就是伊斯坦布尔著名的大巴扎—“巴扎”是维吾尔语，意为集市。导游说他外婆家附近就是中国最大的巴扎。“巴扎”这个词其实是搭了丝绸之路的便车，从他外婆的家乡“移民”到伊斯坦布尔的。伊斯坦布尔的大巴扎我们专门去看了，相当于一个特大的商场超市，它从建成到现在一直用了600多年，被称作“世界上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室内集市”。大巴扎旁边是一座上千年的清真寺，一条石块拼砌的清爽干净的街道把人引入大巴扎拜亚兹大门，青砖砌成的微拱门洞上方，“1461”几个阿拉伯数字任性地标榜着它诞生的悠久。进入里面，如同进了一个摇动着的万花筒，扑面而来的是伊斯兰风格的彩绘圆顶，各种波斯风格的传统银器、灯饰、玻璃、面具、地毯、服装、围巾、糖果、糕点，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水晶、宝石、琥珀，香风扑鼻，五彩斑斓，乱人眼目，有如进入艺术殿堂，更像是一头钻进了《一千零一夜》的童话世界—哦，这是活着的文明化石，是穿越时空的人间烟火，是中东版的“清明上河图”。这“图”有3万多平方米，里面有80条街巷、18个大门、3500多家店铺，15000多人在此经商，每天客流量达20万多人。用一整天工夫也不能细细逛完整个市场。我们在里面逛了半天，脚走痛了，也只是在市场里走了几个弯拐。你可以想象一下当年这大巴扎的盛况—来自西方的商人，在这里哄抢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然后打包装船，穿越博斯普鲁斯海峡，将货物运到罗马，运到巴黎，运到巴塞罗那，然后就大把大把数钱，数到手抽筋……
驿站在，中转站在，大巴扎在！土耳其人是太聪明了—丝绸之路，中国人本来是主办国，但却让土耳其反客为主，偷梁换柱，成了最大的赢家，仿佛他们才是丝绸之路的“原创”。当年他们花钱建了这些丝绸之路赚大钱的“宾馆”与商场，后来又精明地让它们戴着“历史悠久文物”的高帽子保存了下来。这就是真正的生意人打的算盘—“时间就是金钱”这个简单明了的真理，被他们运用得出神入化—这些古物保存下来就是旅游景点，还可以卖大钱。因为它们里面有时光，有故事。
在土耳其，不仅是丝绸之路的遗迹保存了下来，它的很多古物都扬眉吐气活在今天。导游在介绍这个城市的古往今来时，居然唱起了周杰伦赞美伊斯坦布尔的歌《伊斯坦堡》—
走过了很多地方
我来到伊斯坦堡
就像是童话故事
有教堂有城堡……
导游说，台湾同胞把伊斯坦布尔叫“伊斯坦堡”。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周杰伦没有骗人—伊斯坦布尔真的就是有童话故事一样的教堂和城堡。行走在这个城市西岸旧城区里，有如行走在意大利古城佛罗伦萨，一不小心就会撞见古意拙朴的城垣、城堡、塔楼、渡槽、清真寺尖顶，以及老旧石块铺设的街道广场。那山崖上的松涛中，分明呼啸着古罗马军团与奥斯曼骑兵的吼叫；日落黄昏中，那斑驳的古城墙上仿佛有武士在执矛守望。并且，东方的神秘与西方的动感，都在这里奇妙聚合。我个人的切身感受就是，入住的宾馆是典型的古希腊风格造型，而大堂中的迎宾小姐却是一派传统民族风情打扮，“保安”则是翘着大胡子，一身白色戎装的奥斯曼宫廷卫士行头。我曾邀了他们合影。现在回看那照片时，就有一种时空迷失感，觉得无论是东与西，还是古与今，在这里都丧失了固有的界限，一切恍然如梦，就如同周杰伦的歌声……哦，他们不只是缔造了一座卓越的城市，而是将这“卓越”留存了下来，将那些唤起人们恋旧情怀与往昔情调的皇宫、城垣、城堡、塔楼、渡槽、清真寺、教堂一股脑儿完好地交给了今天。
反观我们中国，有时还真叫不争气。想一想吧，由中国人“发明”的丝绸之路，承载了汉时明月、唐宋香风、元明遗韵，它对于东西文明交融发展的贡献，用中国“第五大发明”来说也不过分。然而，那些活在土耳其的古丝绸之路文物遗迹，在我们中国连影子也找不到一个。现今有人在西安折腾了一组丝绸之路起点的标志性雕塑，但同土耳其的驿站和大巴扎相比，我只有沮丧地说，二者根本就不是同一个物种—它没有故事，没有沧桑，没有历史感，无法让人思古，无法让人遐想。因为，那些做策划与设计的人，不明白一个简单的真理—时间就是金钱！
而且，我的沮丧还处于现在进行时中—当年居然没有一个中国人通过丝绸之路来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亲自将丝绸装船运送到欧洲；也没有一个中国人到欧洲将面包、啤酒、荷马史诗、维纳斯雕像、牛津大学、文艺复兴运动搬运到中国。太奇葩了，千百年来，行走于丝绸之路这条漫漫长路上的人不计其数，但绝大多数人都是从西向东来的客商；从中国出发向西行，只有张骞、班超等屈指可数的几个名人曾经走过某段丝绸之路；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文献中，就没有一个关于中国人远行到伊斯坦布尔的记录。因此，作为丝绸之路“主办国”的中国，就无法在自己的史书上大书特书“横跨欧亚”。
伊斯坦布尔这个丝绸之路的终点，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奇大无比的问号！我们那笔丝绸之路的买卖，在我看来实在有些不怎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