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化有一个不聪明的表达式——“东正教、君主专制政体、国民性”。这个表达式是尼古拉一世时的教育部长谢·谢·乌瓦罗夫[75]创造的。我们（即战前哲学系的大学生们），以及在我们之后上学的大学生们，均被灌输道：乌瓦罗夫是个反动分子和蒙昧主义者。
人们曾多么鄙视这个表达式啊！君主专制政体？哈哈哈！尼古拉的棍子！是文化吗？在他的统治下，俄罗斯充斥着野蛮。那么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里又当何论？他们可是在进行着创造啊，尽管……东正教？嘻嘻嘻！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在世界的科学的版图上，没有上帝的一席之地。（我们的确曾在课间休息时时常扯着嗓子唱道：“物质是第一性，意识是第二性；若是有人向我们下命令，那就全都变了性：意识是第一性，物质是第二性；若是有人向我们下命令……”等等。）国民性？沙皇统治下能是怎样的国民性？只能是官方的、虚假的。乌瓦罗夫所指的是农奴制。
但是，我偶然看到了古·施佩特[76]撰写的一本书——《俄罗斯哲学发展概要》，是革命后出版的（并且很快便遭禁）。作者是位具有左派信仰的人士（但已经被镇压），对乌瓦罗夫没有好感。不过，作为一位富有学识和客观公正的人，他还是对乌氏做出了不偏不倚的评价：乌瓦罗夫“是位饱学之士，是当时俄罗斯境内最有学问的人士之一”[77]。在他任教育部长年间，我国的大学自立起来，已经不再需要外国人；我国自己培养起来的一批学者涌现出来；许多学科的教学水准，都已达到欧洲高度。“在乌瓦罗夫之前的时代，是谈不上哲学意义上的民族意识的。”[78]本应当在这方面做一番思考才是，但没有了做这件事的时间：战争开始了，我也不得不放下哲学史而去仔细钻研步兵作战条例。
我向哲学的回归，发生在战后。其实我并不是回去搞科研，而是去了哲学系，为的是领取毕业证书。这份毕业证书，按规定应当授予所有读完大学四年级课程后上了前线的人，但条件是须通过各项国家考试。我是身着军便装去的，胸前戴着一串残废军人证章和军功章。考试中我碰到的考题是“黑格尔哲学”。我精神饱满地答道：黑格尔是个唯心主义者。随后便默不作声了。即便在那时，这也是不多见的。考官没有对我穷追不舍。在得到我的保证——我将再也不会从事哲学研究——之后，他说道：“好吧！”并打了个“优秀”的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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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遗憾，我没能守住自己的诺言，几年过后，我便在为我那位考官将在《哲学问题》杂志上发表的论文而做编辑工作了。我是从军队复员后去那里工作的。那篇论文的内容我记不得了，但文中曾谈及乌瓦罗夫的“国民性”。我好不容易再次找到施佩特的那本书并摘录了书中谈及这个概念的德文出处的那段文字。乌瓦罗夫是熟悉弗·杨[79]的《德国国民性》一书的。那本书中言道：“那个将种种个别特征聚合起来、累积起来，使之强化、使之结成一体，从中构建出一个完整世界之物，人类社会中的这种团结力量，除了将其称为‘国民性’之外，便再无其他称谓可用。”[80]执政者应当致力于在本国国内形成一种统一的人类文化，作为独特的民族文化。独特的民族文化，依据命令或凭借强制手段是创立不起来的。现今的民族文化，永远是过去的民族文化。在讨论那篇文章时，我曾阐述过这些看法，当时便有人对我发出威胁，称施佩特不是权威，而是人民公敌，为的是使我连他的名字都得忘掉，也永远不要引用他的言论。他的名字我真的没有忘掉，但他的言论我始终没有引用，直到《哲学问题》杂志（当然其编辑人员已由新人构成）再版了施佩特的单卷本文集。我这里对他的引用，便是依据这个版本。
不过，这个问题依然令我感兴趣，特别是当我开始研究美学时。我一直有这样的理解，即艺术的人民性问题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艺术的通俗性问题（即使艺术能“易懂”）；并且也不能将其简单归结为要运用艺术手段再现普通人的生活；克瓦斯与酸白菜——这是此类艺术的基本范畴，对此，别林斯基就曾予以过讥讽。
何为人民？阿·亚·格里戈里耶夫[81]认为，人民，这就是由社会所有阶层的种种特征组合起来的集合之民。社会高层的和基层的、受过教育的和没有受过教育的、富有的和贫穷的；这一组合不是机械式的，而是有机的；文学，当它表达着全体人民本性所固有的、在先进阶层中被极其充分地确定下来的生活观念时，便是具有人民性的。
俄罗斯古典文学的人民性在于，它揭示着民族精神的内在生活。普希金曾经是、现在依然是这一人民性的具体体现。难怪诗人自称是“俄罗斯人民的回声”。果戈里道，普希金“可能是俄罗斯精神的唯一现象”。别林斯基很喜欢复述这番言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以这番言论为出发点，开始了他那个著名的论普希金的演讲。他描述了俄罗斯人民的精神面貌，指出了它那最具典型意义的特征——“普世回应性”（всемирная отзывчивость），即理解任何其他文化的能力及致力于人类联合的坚定志向。
这便是为什么没有理由害怕俄罗斯的沙文主义：这一主义作为一种群体现象不存在，且不可能存在。当我们称“我们”、“我们的”时，这并非在呼吁敌对，这并不意味着“去打击别人”，这是在呼吁内部的团结。今天，我们正处在深渊的边缘，且只有凭借共同的努力，方能爬离那处深渊。民族自觉的缺失，是我们蒙受种种灾难的原因；而获救之法，便寓于民族的复兴之中。伊万·伊利因就此写道：一个对本民族的保全持有摇摆不定的无意识趋向的民族，是不能够捍卫住自己在地球上的生存的；一个民族，应当能感受到本民族的统一、共同归属性和独特性。“民族情感，是引领一个人去服务和献身的精神之光；而民族情感之于一个民族，则是引领其走向精神繁荣的精神之光。这是一种因洞察到本民族身处于上帝的运筹之中和他的富足的恩赐之中而生发出来的喜悦（苏沃洛夫所喜爱的一种表述）……在民族情感中，藏匿着一种尊严的本源。这种尊严，卡拉姆津曾将其标记为‘民族的骄傲’；那里还藏匿着在俄罗斯历史每一艰难时刻都曾拯救过俄罗斯的那个团结之源；还藏匿着将‘我们所有人’紧密联结于真实的国家统一之中的国家法律意识之源。”[82]
民族问题如今正处于众多社会冲突的中心位置。在我国，由于对各民族生活采取的种种外行的行政干预，有时是犯罪性的干预，而令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复杂化。人们嘴上讲的是“民族友谊”，但培养的是敌意。哪里发生过整个民族受到压制与被驱逐出境、被从故土驱逐并像犯人一样被流放的事情？对外人而言，俄罗斯已经变成了唯恐避之不及的“各民族的监狱”。对分离主义情结，是可以理解的，也是需要理解的。民族问题在我们这里，已是极其错综复杂。
我们应从这里开始我们的话题，即关于民族本质问题，我们是受形式主义、教条主义观念支配的。我们现在依然在诠释斯大林提出的那“四个特征”——经济、地域、语言和“心理气质”的共同性。然而，犹太人和茨冈人的例子已表明，没有自己的领土，没有共同的经济，也是可能会自认为一族的。关于民族地域的问题，近些年来显得尤为有缺陷。“这是我们的土地。”——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如此说道，并要求将其并入自己的共和国。“不。是我们的。”——阿塞拜疆人回答道。于是，内讧开始了；而这一内讧的结束，却是遥遥无期。“迁入者、占领者，请你们从我们的土地上离开！”——爱沙尼亚人对俄罗斯人说道。可他们忘记了，为了这片土地，俄罗斯人也付出过鲜血；忘记了在这片土地中，也有俄罗斯人劳作的投入；忘记了他们近旁还有同部族人芬兰人平静地与瑞典人长期共处着；忘记了瑞典语同芬兰语一样，都是必修的官方语言，尽管芬兰国内的瑞典人总共才占芬兰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就一个现代国家民族的生活而论，语言的统一问题极其重要，尽管如此，决定国家民族生存的，并非就是语言：瑞士国民说着三种语言；欲要动身回到再次获取的故土的犹太人，便要从头习学现代希伯来语。旅居俄罗斯的第二代或第三代犹太移民，有时还勉强说点母语，但他们都自认是俄罗斯人并怀念自己的故土。
“心理气质”，这已是某种更为重要的东西。当然，这里所说的，不是仅属于该民族的某些个别的性格特征。这是不存在的，而存在的是“民族精神”的某种价值，它含括在更为宽泛的民族文化概念之中。被理解为价值体系的文化，其一致性，便是一个现代国家民族的主要特征。这里有许多非理性的、完全解释不清的东西，但这是不得不予以重视的事实：生活方式、各种传统、各种习惯、相互关系与相互信任。我们最为珍视的，正是那种须臾或缺便会令我们自己感到不幸福的事物。现代国家民族，若是比喻说来，这是一个命运与期望的共同体。别尔嘉耶夫说得对：“欲对国家民族做出纯理性定义的所有尝试，都会导致失败。国家民族的本质，无论依据怎样有理的假定特征，都是不能定义的。无论是种族，还是地域；无论是语言，还是宗教，都不是定义国家民族的特征，尽管它们在国家民族的定义中均扮演着这样或那样的角色。现代国家民族，这是一个复杂的历史构建。它的形成，是诸种族和部族的复杂融合、若干领土多次重新划分的结果。现代国家民族在精神—文化发展进程中将自己的命运与它们连接在一起。这一发展进程缔造出这个民族的独特精神面貌。且在经过历史和心理的所有研究之后，依然留有一个无法分解和无从捉摸的基质；现代国家民族特性的全部奥秘，便含括在那里。现代国家民族是奥妙的、神秘的、非理性的，就如同任何一个个体化的存在一样。”[83]
对一个国家民族而言，传统根基（即世世代代构建起来的价值体系）的破坏，是毁灭性的。曾一度在我国主宰一切的极权体制，其所作所为，仅限于实施此类破坏。其目的就是要实现所谓“诸民族融合”，而更准确地说，就是要将各民族转变为易于掌控的顺民。当代的种种民族冲突，就是这种政策的直接后果。
现代国家民族，这便是种种神圣的共同体。关于宗教，我会在下面更为详细地谈到，而现在我还是要指出：在往昔时代，“俄罗斯的”和“东正教的”这两个词曾是同义词。如果你受了洗，便是给予了你所有的权利，还有对你的完全信任；也就没有谁会问及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之类的问题，不会去计算你体内“纯正”血统的百分比是多少——是百分之五十，还是百分之二十五。这种种族主义的谵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是兵营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
巴克莱-德-托利[84]，是位俄罗斯爱国主义者，曾真心实意地与拿破仑进行过战斗。托特列边[85]，则是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英雄。我有一位朋友，是个纯粹的俄国佬，但他的护照上写着“瑞士人”，父称为弗里德里霍维奇，于是，不被准许上前线。潘捷列伊蒙·米哈伊洛维奇·哈吉诺夫，自革命年代起便是一名共产党员，曾任步兵团政委，因被视为（出身于自古以来生活在克里米亚的）希腊族人而被从前线解职。
各民族并未打算融合在一起，但也不需要在他们之间额外设立藩篱。国籍，不是出身的问题，而是操行的问题；不是“血缘”的问题，而是文化的问题，是那种已经成为家乡的“文化铸模母版”问题。这就是被德国人称为Wahlheimat（选作定居之地）的地方。每个人都是自主地为自己选定国籍，不得强行将之拉入其中，也不得强行将之推出其外。可以生活于俄罗斯人之中而不接受他们的“信仰”（只是那样的话，就不要奢望获得领导地位，不可将民众视为工具，视之为可供操控的资源，这会招致反抗和社会冲突事件的发生）。对民族文化的完全接受、与之完全融合、愿意分享这个民族的命运，这便会使任何一位“异教人士”都可能成为俄罗斯人，当然，也会使其成为德国人，或其他国家的人。
民族属性自然是不能像挑选领带那样去选择。这常常发生于无意识之间；人们只是感受到与他人之间、与其成长的环境之间、与一些神圣之物间存在着一种扯不断的联系。“我们会意识到自己是民族的一员，”谢·布尔加科夫写道，“因为我们切实属于它，就如同属于一个活生生的精神器官。我们的这一属性，完全不取决于我们的意识；它的存在，先于意识或越过意识，甚至会违背意识。它不仅是我们的意识或我们的意志的产物，不如说，正相反，这一民族意识或民族归属意向，其自身就是某种意义上的民族性产物的本质，即，一般说来，有意识的或有志向的生活，已经先行要求须有个人的某一社会生存核心作为提供滋养的有机的环境，在这一环境之中，它们发生、发展着，当然，随后也会获得亦能对个体本身构成影响的能力。”[86]
现代国家民族问题中的要害，就是自觉。一个民族（民族学范畴），只有当其意识到自身的个性、意识到自己在全人类大家庭中的生活位置之后，才会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民族。民族意识的脉动若是低弱，民族便是罹患了疾病；高于正常的脉动，亦属病态。无论如何，无论何地，尺度都是必需的。俄罗斯人在给予拿破仑反击之后，便表现出一个现代国家民族的样子，经典文学在民族精神振奋的浪潮高峰期涌现出来。乌瓦罗夫在谈及所谓“国民性”时，其所指，正是民族的自觉。
俄罗斯民族的现代悲剧，便是民族自觉的丧失。布尔什维克党人竭力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在国内，集团利益获得了优势，各阶级和各民族集团之间的相互不睦占了上风；相互间的同一感消失了。民族意识的最后一次出现，是在抗击纳粹德国的卫国战争期间。我们是在民族口号之下战胜希特勒分子的；但是，我们很快便开始被说服，相信这场胜利是阶级的胜利。
现如今，不久前的那些阶级斗争理论家们，看到到处都存在着民族差别，甚至在没有这种差别的地方依然；他们正在使一个民族的一部与另一部相脱离。尼·洛斯基在谴责乌克兰分离主义分子时，曾写道：“……那种道德上应受到指摘的东西，是能够体察得到的，即他们所更为青睐的，是本地的那些孤立的价值，而不是缔造了具有世界性文化的伟大强国的俄罗斯民族所有三个分支所共同创造的价值。用乌克兰（即边地之意）之名取代意义深长的小俄罗斯之名，这本身便会造成某种重大价值丧失的感觉：小俄罗斯一词，首先便意味着主体俄罗斯与后来并接过来、组建成大俄国的那些地方是不同的。”[87]
大俄国，这就是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还有一个红罗斯。关于这个红罗斯，百科字典中称，这不过是“16—19世纪出版的一些外国文献资料中对加利西亚的历史称谓”。但是，在外喀尔巴阡山脉地区，现今依然生活着仍旧继续自认为是俄罗斯族人的一些人们：显然，问题不在于历史，而在于发祥地。随便说一下，20世纪出版的一种外国文献资料，即1927年版的《布罗克豪斯百科字典》报道称，俄罗斯族人是由大俄罗斯族人、小俄罗斯族人、白俄罗斯族人和罗辛族人——加利西亚和喀尔巴阡山脉地区的居民构成。罗辛族人（русины），这个词未见于我国的任何一本参考书籍中，也许仅见于德国人法斯默尔编撰的《俄语民族学字典》。因此，狭义的俄罗斯人，这就是大俄罗斯族人；而广义的俄罗斯人，则是指罗斯人的总和。
关于俄罗斯诸民族历来的、牢不可破的团结，哥萨克的历史可以作证。卡拉姆津曾将扎波罗热哥萨克人称为“小俄罗斯的哥萨克”。扎波罗热的谢奇营地，充满来自莫斯科的移民。但是，正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将哥萨克的谢奇营地迁移到库班，即新俄罗斯地区。这一地区是大俄罗斯的一部。这些哥萨克还依然是乌克兰人吗？我的祖先们——库班哥萨克认为自己是大俄罗斯人。罗斯从最初出现之日起，便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度，一个不仅是斯拉夫诸民族的，亦是信仰基督教的诸民族的友好团体。边界逐渐向外推进着（有时是借助于武器），但被归并的各民族中，没有任何一支是被限制了权利的。传统文化受到保护，各种信仰得到尊重；每一个民族都被给予了在任何领域顺利发展的机会。
鞑靼裔军官曾在俄罗斯军队中居有高位；格鲁吉亚人巴格拉季翁[88]，是位伟大的俄罗斯统帅；曾位居俄罗斯教会首领的，是摩尔多瓦人尼基塔·米诺夫（即牧首尼康）[89]；亚美尼亚人洛里斯-梅利科夫[90]曾位居帝国最高国务要职，而德意志公主索菲娅·冯·策布斯特，则成为俄罗斯女皇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芙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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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位熟人，当有人问他信不信上帝时，他总是会答非所问：信仰是隐私之事，就像爱情一样；要知道，是不可以问你是否有了所爱。我的这位熟人说得对，也不对。爱与爱是不同的。有一种爱，人们会加以掩饰，而有另一种爱，却是要求表现出来。当人们在组建家庭时，就不会把爱藏起来，对孩子们的爱、对祖国的爱，就应当在做事中表现出来。信仰也是一样，可以是非常私人化的，但也是可以具有公共化的性质。教会便是团结信众。贴身佩带的十字架，虽然是带在衣服里面，但那不是在藏匿。“让我们大家一齐向主祈祷！”——神甫常常这样宣告道。这是东正教聚合性的表达方式。每个人都会推崇个人的祷告，但要信守共同的礼仪并时时感受到自己是整体的一员。
我皈依东正教的道路，是充满荆棘和曲折的。父亲是位哥萨克军官，后来又成了工程师，有不信教式的勇武；妈妈在青年时代，当她的第一个孩子夭折时，便丧失了信仰。我没有被人们领进教堂，也没有人教我做祈祷。在30年代的学校里，后来又是在大学的哲学系里（因为父亲被镇压，我走了许多弯路，好不容易才混了进去），我接受了无神论和阶级性的道德教育：为党的事业效力，是道德的；今天这个是道德的，明天会是另一个，这取决于形势的变化。
战争似乎推翻了《圣经》的那些戒律。《圣经》中说“不要杀人”；而这会儿是：“杀死德国佬！”“你见到他几次，就杀死他几次！”在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城郊，我们驻扎在一座被居民放弃的小城里，那里只剩下一位新教的牧师。这位娶了犹太女人为妻的牧师认为，他并不觉得“苏维埃”恐怖。我常去他那里做客，为的是练习说德语，而他教给我上帝的律法。我经常尽可能地提出反驳的意见，但我的那些反驳是没有说服力的。我曾举战争为例，他则说道：“仗也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打法。”
后来是康德与他的绝对命令。对那位将道德简化为法的哲学的几节文字的黑格尔，我已经可以加以讥讽了。
我曾经非常崇拜两位大学者——尼·约·康拉德[91]和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洛谢夫。我应将智慧的彻底开启归功于他们。他们两人都是对宗教信仰深信不疑之人。尼古拉·约瑟福维奇逝世时，学生们聚集到他的遗孀那里。有一位问我道：
“您信教吗？”——“不”。“奇怪。尼古拉·约瑟福维奇曾说过您是信教的。反正都一样，您来参加安魂祈祷仪式吧。棺木没有人抬。您简直就是一副东正教徒的模样。”安魂祈祷仪式令我震撼。令我震撼的，与其说是仪式之美，不如说是对永恒不死的某种领悟和对某种我无法自我解释的亲情的认知。
我将此事说与洛谢夫听。这位在斯大林的劳改集中营里双目失明了的强壮老人对我说道：“我不知道你有怎样一副容貌，我想，它是正常的；你的心灵是信奉基督教的。你甚至会说你不信上帝，但你就是个基督徒。既然是俄罗斯人，那就意味着是个基督徒。先去读一点罗扎诺夫的作品作为起步吧，哪怕是读点他论及霍米亚科夫的文章也行。”
罗扎诺夫的书籍那时我们这里奇缺。我到底还是幸运地找到了几本。我通读了一篇有关霍米亚科夫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罗扎诺夫是将基督教之爱作为俄罗斯文化的主要特征来论述的。俄罗斯人就是基督徒。究其实质而言，这就是霍米亚科夫最重要的发现。后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仅仅是对霍米亚科夫的复述。而罗扎诺夫的另一处文字中还曾言道：“教堂不只是俄罗斯文化之根……它也是俄罗斯文化之巅。领悟到这一点的，是霍米亚科夫。”[92]我将我所读到的，讲述给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听。他赞许地点点头，一边教训地言道：“既然你自认是俄罗斯人，你就是东正教徒，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装糊涂的了；东正教你是合着母乳一道吸收消化的。它是你与生俱来的，是由教育、由环境赋予的。怎么，你难道是白白地钻研了一通哲学吗？宗教，这就是对绝对者的信仰，而哲学，则是有关绝对者的知识。要知道，你在教堂里大概是会时常体验到净化的呀。”
净化，就是灵魂的净化。这正是我在为尼古拉·约瑟福维奇·康拉德行安魂礼时所感受到的。表述的词语找到了：这便是涤除人生种种恶习，各类琐碎微末之事及生活中的各种龌龊行为的净化；是在对祖国人民的文化行圣餐礼，是对这一文化的参与；是通过体验来理解和经由理解去体验；是对你是一个伟大民族整体中之一个体的理解和因意识到这一点而生发出的快乐。
“要知道，你不能只读康德一个人的著作啊，”洛谢夫说道，“康德是位纯粹理性主义者、启蒙主义者，是位路德教徒。我正是要与你一起筹备出版索洛维约夫的作品，他是一位东正教的思想家。康德是属于德国人的，而我们需要的是索洛维约夫。”
1989年举行了莫斯科牧首区成立400周年庆祝活动。有人建议我在为庆祝周年纪念举办的学术会议上做一个报告。报告会我没有去成，而是住进了医院，但我寄出了一份提纲。牧首区出版局将这份提纲复制了多份，而巴黎的《俄罗斯东正教运动通讯》杂志则将其刊载出来，并冠以题目《现代生活中的宗教：一位不信教者的立场》。我曾怀着罪过与不幸兼而有之的情感写道：我将宗教视作道德教育的唯一可靠手段。这完全是依据康德的见地而论，与他的“宗教之限度仅为理性”的说法相合。人，性本恶，应当教其向善；为此，便需要一个“伦理社团”，教会便是这样的伦理社团。
不应当像我上面所写的那样将社会风习与道德混淆起来。为了进行道德教育，树立一个人们有责任使自己的行为举止与之相关联的理想的观念，是必不可少的。基督教的种种典型人物、它那爱邻舍的严格戒律，就是最为通俗的和最为有效的道德教育手段；这首先是当今之日必不可少的。
宗教的现代意义的第二个层面——民族的层面，已依据洛谢夫所见叙述过。没有东正教，便没有俄罗斯文化。东正教会，是唯一一种数个世纪以来始终未曾改变的社会制度。东正教为我们带来了书写文字和国家体制。强大的基辅大国，便是古罗斯接受基督教的直接成果。从鞑靼人的桎梏中获得解放和将俄罗斯土地聚集到自己周围的莫斯科的崛起，均与谢尔吉·拉多涅日斯基[93]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佩列斯韦特[94]和奥斯利亚比亚[95]——他们是库利科沃战役的英雄、神圣的勇士、僧侣，同时亦是曾在盔甲之外着僧袍去作战的战士。不唯是俄罗斯军人的英勇豪迈精神，不唯是平日的劳作与日常生活，俄罗斯的教育也具有宗教的特征。罗蒙诺索夫、杰尔查文、博洛托夫，均是笃信宗教之人。置身于东正教之外而欲理解19世纪的俄罗斯经典作品，那是不可能的。《俄罗斯国家史》的爱国主义激情缘自何处？塔吉亚娜·拉林娜[96]的道义之举从何而来？果戈里的思想志在何方？如何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作品中的那些主人公？如何理解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那些哲学思想？而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复兴，以文艺经典名正言顺的继承者身份出现，并将俄罗斯哲学思想推进至世界水平，又是什么滋养了它？应当在哪里寻觅所有那些构成俄罗斯国家精神骄傲的动因？我再重复一遍：俄罗斯文化与东正教，在其根基上是不可断绝的，是同一的。
出于对我的人民在不久之过去的经历的关切、对他们所面临的未来的关切，我正在思考着他们的信仰的种种命运。今天，我们已经意识到我们坠落的深度，并正在将民族复兴的思想与教会的活动联系起来。
这不是独有的、个人的意见，而是一种社会运动，指出这一点，很是重要。在文化方面，对祖国传统的兴趣，正在复兴。我们有自己的民族价值，它们给俄罗斯人带来灵魂的净化。这就是我那份提纲的第三部分内容，它与第一和第二部分紧密相关，是关于价值的。现代国家民族，是诸神圣的共同体；宗教则是这些神圣的缔造者和守护者。
我的那份提纲，曾得到某些人的青睐，也有人指摘我对宗教持有抽象议论的态度。而一个被苏联的学校（中学和高校）畸形培植出来的人，又怎能得出另样的议论呢？类如我辈者，真是成千上万。请上帝保佑，让他们心中对教堂萌生出恭顺、虔敬的心态。你看吧，经过二、三代人之后，情势必将有变。我的女儿真诚信奉上帝并送她自己的孩子们去礼拜日学校。我回想起慕尼黑的哲学教授赖因哈尔德·劳特曾经常来莫斯科，为的是能面对首都的知识界发表演讲，向他们揭示东正教的意义。他曾说道，西方正期待着来自俄罗斯的那种超然物外的精神，期待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追随者们所给予的那种精神。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世界文化之巅。在回答他为何没转而皈依于东正教这个问题时，劳特言道，这不是必需的。他即便这样也是能非常好地感受到自己正置身于东正教的殿堂之中。我因亲眼看见而确信他此言不假：劳特确曾恭恭敬敬地在特罗帕廖夫的圣米哈伊尔·阿尔汉格尔教堂做过祈祷，与当地教区的教民没有什么不同之处。
我面前现在摆放着一本出版于维也纳的《俄罗斯灵魂》一书。此书的作者、皈依了东正教的别塔·卡塔琳娜，对这一宗教的意义做出通俗的详尽解释。依据她提供的数据资料，东正教民的总人数，大致在9000万至1亿7000万之间波动（没有精确的报道）。
“在东方的虔信宗教意识中，占主导地位的，不是正义的观念，而是爱的观念。”[97]东正教拒绝人类历史范围内的个人拯救。拯救，这是令全天下参与其中的宇宙事业。“人类学、宇宙学和对拯救的信仰，在这里，处于牢不可破的统一之中……在时光的终点，在与人类一道获得普世拯救的同时，古老的大地将会变成‘一方新大地’，古老的天空也将变成‘一片新天空’。造物的创造性的改造，所含括的不仅是人类，亦是整个宇宙。”[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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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专制政体。我要声明一下：这里谈及的不是关于专制主义，不是无限制、无监督的权力，更不是极权主义。俄罗斯沙皇们的统治，曾是在顾及法律、良知和社会舆论的情形下谨慎行事。尼古拉一世曾指着自己的胸膛说：“所有一切，都应当出自这里。”（而胸膛里装的是良心。且众所周知，这位沙皇曾将法院对1825年未遂宫廷暴动领袖们做出的死刑判决，大多加以撤销了。）他的继任者亚历山大二世，开始将自由主义风尚导入俄罗斯，废除了农奴法，且是那样地不好好保护自己，直至（在一系列未遂暗杀之后）被弑于街头。君主专制政体理论家伊·伊利因指出：“君主专制政体拒绝、谴责和排斥专制主义，而专制主义则拒绝国王法律中的根本性的东西，因为专制主义不承认国王是法定的君主；它拒绝他的最高法律主体的崇高使命；它将他的称号贬低至暴君；它瓦解、破坏的正是君主制度的法律形态。”[99]君主制度的另一位支持者与伊利因意见一致——“君主专制政体……是集中体现于一人之身的积极的民族自觉。”[100]
君主专制政体的缺陷是众所周知的：它易于转化为专制主义。而其他统治形式的缺陷呢？现今听到的只有所谓“民主制”。它就真的是无可指摘的吗？俄罗斯民主制的价值，已在1917年2月和1993年10月显示出来：民主政治迅速蜕变成庶民政治（即一小群普通人的政权）或恶魔政治（依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见，即“恶魔们的”政权）。
早在古代，民主政治便因苏格拉底诉讼案而名誉扫地：“五百位雅典商人和水手认定苏格拉底具有非同寻常的哲学信念而判处他死刑。”（左琴科语）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曾将民主政治视作“最残忍无情的奴隶制”。康德在各方面都是柏拉图的对映体，但在对民主政治的抵触中，他们走到了一起。“民主政治不可避免地会是专制。”——这便是康德的断言。[101]
康德在推出正题后，会思考反题；并且，他若不表述出合题，我们便会在两个相互对立论点的并存中体会出一种论点。民主政治会蜕变成专制，这是正题；反题包含在对国家法律体制、对克服不法行为的关注之中。法制要求三个条件：1）正确的宪法；2）数个世纪以来的经验；3）善良的意志。若是这些条件中哪怕有一个或缺，便会一事无成。因此，应较为谨慎地对待民主政治，倾听康德的意见吧，不要相信那些虚伪的民权主义者们的话！
帕维尔·弗洛连斯基在卢比扬卡饱受牢狱之苦、坐待死刑之期时，曾写下一份政治遗嘱——一篇名为《设想中的未来国家体制》的论文，其中充满了对祖国命运的忧患。这篇论文曾保存在国家安全档案中并于不久之前刊行于世。它值得我们去认真通读一番。“官僚政治的专制主义和民主政治的无政府主义，都同样会毁灭国家，尽管它们的路径不同……在拥有代议制政体的国家里，大众的政治自由，就是对大众的欺骗和大众的自欺；而自欺是危险的，会使民众背离有益的活动并诱使他们去玩弄政客手段。应当坚定地说，政治是类同医学或数学一样不为大众所企及的一门专业；因此，它若掌握在外行人手中，便类如毒药或爆炸物般危险。由此便得出一个关于代议制的相应的结论：作为一个民主政治原则，代议制是有害的，且因其不会令任何人心满意足，故同时也在使整体变得软弱无力。在解决那些极其重大的问题时，没有一个政府——若是它不期望垮台的话——实际上不是在依赖着大多数人所做出的决定并加入自己的修正；而这便意味着，实质说来，政府并不承认代议制之权利，但会利用它作为掩饰自己行动的工具。”[102]
而下面就是另一位睿智的爱国主义者——伊·伊利因发出的警告：“真是奇怪，有些人坚持要在未来的俄罗斯引进民主制，这首先是一些缺乏知识的和不老实的外国人，其次是一些时下正在图谋瓦解与毁灭俄罗斯的昔日的俄罗斯公民。其实，所谓的‘民主制’，并不是一个易于引入、易于构建起来的制度；正相反，是极其困难的……民主制要求以历史习惯为先决条件，这类习惯，则是人民通过长期的尝试和斗争所获得的；民主制要求以人民应有法制、自由和法律意识文化为先决条件；民主制要求一个人要有政治批判力和切实的责任感。而在所有这一切均系乌有之地，该如何行事？在一个人既没有财产上的独立，也没有精神上的独立，亦没有意志上的独立的地方呢？在一个一切都是为了攫取私利和公然贿买而预先设定好的地方呢？在纪律不能遏制住个人的或共同的任意胡为的地方呢？在没有气节，没有忠信，没有法律意识的地方呢？尽管如此，也应引进民主制吗？这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毁灭一个国家，或粗暴凌侮民主制的所有原则？是为了使一切都因官员的营私舞弊、国家的极端混乱和土崩瓦解而终结？而且全都是为了这一学说？”[103]伊利因似乎预见到了我们今日的局面。
伊利因认为，为了自身的生存，民主政治要求以人民应具有国家责任感、个人尊严、起码的诚实和政治见识为前提。所有这一切，我国人民在身陷奴隶般境地的数十年间，均已丧失。人民极度贫困，遭到压制，受到恐吓。这便是不可以任何代价将民主政治引入俄罗斯的缘由所在。不，我们现今需要的不是民主制，而是“坚定的民族—爱国主义的和观念上系自由主义的专政。这一专政有助于自上而下地选派自己的真正最优秀的人力资源，会使人民养成保持头脑清醒、无约束地奉公守法、自治和有机参与国家建设的习惯。只有这样的专政，才能将俄罗斯从无政府状态和持久的内战中拯救出来”[104]。
伊利因拒绝那种二择其一的选择——要么是极权主义式的奴隶制，要么是彻底的民主制。依他所见，还有第三个选择——自由主义的专政。
有人属意于西方。可是要知道，那里是有着悠久的民权传统的。我想起一则没有恶意的笑话：一个美国人在一个英国人家中做客。他非常欣赏修剪整齐的草坪，便问怎样能弄出这番美丽的景致。回答是：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您得每天都去修剪草坪，三百年后，就全都妥了。民主制也是如此：需要历经用独立政治思维和法制精神培养起来的几代人的新旧更替。到那时，方才可以就何种国家治理方法具有优越性进行讨论。
对我们而言，君主制则是具有一系列毋庸置疑的优势。首先，这是国家统一的象征。君主高居于各政党和各民族之上。革命前的俄罗斯，幸亏有沙皇，才成为各民族的联合体。
君主专制政体，源自东正教：沙皇，就是接受过上帝施行的登极涂油礼之人。他不仅是最高权力的拥有者，也是最高天惠的承受者。能见他一面，便是一种净化。列夫·托尔斯泰描述过年轻的罗斯托夫见到亚历山大一世后的那番激动。（见《战争与和平》）因惯性使然，一种超自然的癫狂状态，也在列宁周围形成，而在斯大林周围则更甚（他亦曾为此竭尽努力；并且，赢得了胜利的那场战争也助了他一臂之力）。而那位勃列日涅夫，不论如何装腔作势，依然令人看上去是个偶然得势、滑稽可笑的人物模样。而这里的关键，并不在于衰颓的外貌和令人厌恶的政治，只是在多年的痛苦经历之后，人民已经明了：那些横行一时的极权主义者，不是受托于上帝，而是来自魔鬼。
极权主义，是20世纪的产物。极权主义意味着国家的监控与暴力已渗入社会生活的所有毛孔之中。没有任何一位君主干涉过臣民的经济活动，干涉过他们的私人事务。没有比指责旧俄罗斯施行极权主义更大的诋毁了。这是那些想要败坏人民往昔名誉的人们所为，其目的是要在现在和将来使人民四分五裂。此类人士期望见到俄罗斯分裂成一个个“拥有主权的”蕞尔小邦，但如同魔鬼惧怕正神般害怕君主制的复兴。
正统的君主制中，还有一个无可争议的优点：设计完备的政权传承机制。皇位继承人，是为众人所周知的，他从幼年开始便接受成为最高人物（亦是担负最高责任）的培养。“国王驾崩啦！国王万岁！”而我们这里，只要是“总书记”（现今是总统）换班，就是一场国家政变。斯大林是在抛弃或消灭自己的战友——对手的过程中，偷偷摸摸攫取政权的；赫鲁晓夫（在清除贝利亚时）曾指使坦克开进了莫斯科，而他自己也因宫廷倾轧而被撤了职。如今应当如何称谓这些发生过的事情呢？若说这是民主政治，那么何谓官僚主义的寡头政治、抢劫和欺诈？民主政治，众所周知，是“借助于人民和为了人民”的统治。我们的那些“民权人士”，采纳的仅是这一表述语句的前一部分——“借助于人民”，而后一部分在他们的理解中，则意味着是“为了自己”。
“民主制——这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此语出自赫鲁晓夫的坦白。（《牛犊顶橡树》）对于赫鲁晓夫（以及其他一些人）而言，这的确曾是一种“过上阔绰生活”、攫取权力和享受权力的手段。而把民主制作为目的，作为人民的福祉，则是另一回事。这样的人民，在他们应当成为主人的地方——在自己的田地上、在自己的企业里、在自己的事业中——会被给予行使治理的权力。在这个层面上，俄罗斯的沙皇们，曾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国家繁荣了，而专制君主并没有与人民隔绝开来，也没有躲进装甲轿车里，碾压着目瞪口呆的行人疾驰而去。罗曼诺夫皇族们，常常是在没有护卫相随的状态下，随意四处漫步一番。《上尉的女儿》一书中那个结局场面，并非普希金虚构。此情此景确曾常见，且不仅限于18世纪。尼古拉二世喜欢步行，常与过往的行人握手问候，而在复活节礼拜日，他还会同士兵们行互吻礼，以示祝贺。
将民主制作为目的，是文化的真正的胜利。人是不平等的（就自然条件和财产状况而言）。确立完全的平等，是不可能的（能够幻想达到这一点的，只有彼得·韦尔霍文斯基[105]：“我们将把各种各样的天才都扼杀于襁褓之中。”）；但另一种荒谬行为，也是不能容忍的——依据出身或“官阶”制定出种种特权。权利与机会的平等，是个伟大的成就。
真正的贵族风范，是精神与生活方式的民主主义。这样的贵族，通常既不炫耀自己的出身，也不炫耀自己的财富（如果有的话）。不夸耀自己的地位，曾被视为宫廷贵族的优良风度。由此便有了“到民间去”、追求“平民化”的主张。
我们不应当离弃专制政治。而整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会遇到什么类型的专制政治：是由恶魔化无政府主义蜕变而来的官僚专制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的专政”，如伊·伊利因所预言的那种。当然，他没有对这一观念予以明确。不过，一切都清清楚楚：我们不需要那种不受法律约束的、依赖暴力的专政。重复既往，没有必要。上帝保佑我们能拥有一个受到法律约束、依赖道德自觉的专政。自由主义的，即意味着是独立的（但完全不是软弱的，这里言及的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权）。自由主义的专政会没有违法行为、贪赃受贿及“发达社会主义”所取得的其他一些成果和后社会主义造成的无界无度。到哪里去获取这样的专政？谁将担负起这一责任？且又应当依据怎样的法律？
不能依据选举法行事，“它的位置应在火葬场”（帕·弗洛连斯基语）。选举不是万应灵丹。希特勒便是通过议会道路上台的。法国一位国王的性命，就曾被大多数人的异口同声的表决所出卖。俄罗斯的一位沙皇被弑杀，则完全没有通过投票表决，而是借助了“民主集中制”，即凭着中央的一道命令而实施的。“大多数，这是胡闹。智慧总是在少数人那里。”——席勒曾如是警告道。在选举中获胜——这是“手腕灵活”（也是大众信息手段灵活）所致。武力，这也不是取得政权的权力。坦克开上街，是软弱的标志（起码是智力的软弱）。除了传统的王朝正统合法传承之外，仅有一个无可争议的取得政权的权力——治国智慧。它会以自己的鲜明展示而博取世人的信任。
弗洛连斯基写道：“有一种可以缔造一个应能开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并使文化与之相适应的新制度的权力，这便是天才的力量，是创造这一制度的力量。只不过这一权力，非出自人类，因此，常常会赢得神权的称谓。所以，类似的文化创造者，无论被称作独裁者、统治者、帝王或是其他什么，我们都将会把他视作真正的专制君主并臣服于他，但不是出于恐惧，而是由于时隐时现地意识到：人类的一个奇迹、一种强大能量的鲜活表象，正显现在我们面前。”[106]
可是，哪里会有这种保障，能确保我们面前出现的确是个“奇迹”，而不是通常所见的那种妄自尊大、极端、狂暴、蹿至高位的暴发者呢？确实存在着一种经过完备演练过的以法律限制专制制度的机制，且统治者的英明，首先表现在他要虔诚地遵守这一机制。这一机制便是分权原则。康德曾将这一原则称为“共和主义”，并认为它在君主制政体框架内是可以实施的。一个机关颁布法律，另一个机关依据这些法律行使管理，而第三个机关进行裁判与监督。君主作为法制观念的化身而凌驾于这三个机关之上。
腓特烈大帝，这位康德心目中的英雄，之所以能青史留名，并非仅仅因为他曾以殊死的武装斗争捍卫了欧洲列强时刻准备剿灭的普鲁士，也由于他奠定了德国法制观念的基础。那则有关无忧宫一家磨坊主的传说，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在腓特烈夏宫附近有一座磨坊。据说，它发出的嘈杂声响打扰了这位皇帝，于是皇帝打算将它买下来，可磨坊主人拒绝出售。腓特烈于是告上法庭，但却打输了这场官司。这位皇帝只好屈从。这则传说多半是子虚乌有，其用意却是明确的。
你既然寄期望于法律，你自身就当审慎行事！若是没有了道德准则，那就什么也帮不了你，任何法律都会落空。政治与道德并行不悖吗？毫无疑问。非但如此，且正确的政治在没有先于道德而立誓之前，是寸步难行的。持有这一见解的康德，也曾指出了合乎道德的政治的保障——公开性原则。正是这一公开性原则，才能解决康德的民主制二律背反，才能预防对民主制度的可能的滥用。哪里在暗中假借人民的名义干出违法之事，那里便没有民主制；民主制只存在于人们在创造人民福祉时公开行事之地。
公开性原则，这是一个伟大的财富。书刊检察机关的废除使世人可以目睹政治制度的本质。有罪过的不只是斯大林，还有他那些同谋，这已是明白无误之事。人们已经开始公开谈论后十月革命的反俄的种族灭绝和我们的其他一些灾难了。
可惜的是，一切都会转向自己的反面，“理智会渐渐变得不理智；善会渐渐变成恶。”（语自《浮士德》）在不诚实的（即不道德的）人掌控之下的出版、广播、电视，会转变成传播大众化虚假信息的工具，会成为操控意识的手段。评述者的声音，不是上帝之声。怎么能够信赖那位说服人们相信枪击国会是巩固民权最佳手段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呢？
俄罗斯人性喜忏悔：负罪感是道德的基石。在即将长久离别或永别之际，俄罗斯人便会请求人们宽恕他：“对不起，请宽恕”（德国人在类似的场合仅是期望一切都好——Lebwohl）；不过，也不必没有限度地悔过。为了使伤口愈合，应当在清洗过后，使其处于安宁状态。
1947年，我曾有幸观看了萨特的戏剧《苍蝇》在（柏林）戈培尔戏院舞台上的演出。这是对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斯》一剧的改编。故事说的是，作为阿伽门农皇帝之子，俄瑞斯忒斯向杀死自己父亲的凶手实施了复仇，杀死了母亲克吕泰涅斯特拉和她的同谋——攫取了阿伽门农王位的埃葵斯托斯。
萨特利用古代题材来进行有关个人自由的存在主义的种种思考。导演尤尔根·费林格将注意力放在对战后德国人而言具有现实意义的罪与悔罪问题上。观众面对的是阿尔戈斯城那悲哀的画面。这座城市因为是弑君之地而受到诸神的诅咒。一道道宫墙被凝结的鲜血（也可能是粪便）所污染，人们身着丧服，而城市的上空高悬着一轮黑色的太阳。阿尔戈斯城的诸神们（还有国王埃葵斯托斯）狡猾地使人民处在一片茫然之中，一边又在加剧那种不断自污的歇斯底里状态。导演似乎是在诉说：是的。我们，德国人，是要对法西斯主义负责，但是，不应该没完没了地当着我们的面唠叨这件事。请让我们喘口气儿吧！请看一看你们自己吧！
现如今，我们，俄罗斯人，也正受到犯下（切实存在的和臆造的）毁灭性罪孽的指控：我们接受了列宁，后来是斯大林，再后来是勃列日涅夫；我们是帝国主义者和侵略者。希特勒超越了我们总共才有几个星期。我们是反犹太主义者，反格鲁吉亚主义者，反白俄罗斯主义者，等等。我们现在应当做的，只有悔过，悔过，再悔过；把灰土扬洒在头顶上，把自己的衣衫撕破，以示懊悔心情极为沉痛。我们确实落了难，但为了终结灾难，为了从泥潭中挣脱出来，便需要有方位标，需要有支撑物，其中也包括需要有历史中的方位标与支撑物。不能一味沉湎于黑暗的回忆。难道在往昔岁月中，我们这里的一切都是黑之又黑，没有什么可以拿来作为凭倚之物吗？
※ ※ ※
我现在是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处别墅小区里写这段文字。越是接近这个章节的结尾，我越发清晰地明了：我不得不返回到本章的起点，回到俄罗斯文化表达式的作者乌瓦罗夫那里。关于他，我们都了解些什么？获得了中学毕业文凭的一个人（拿我的孙儿做的检验），甚至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持有人文专业毕业文凭的青年人（亦经过检验），掌握的是那种惯常的概念——“他是个反动分子”。我最近一次是在哪里遇到这个耻辱的标记的呢？哦，是在我们那位国境线外的训导者、苏联内幕历史的知情人阿夫托尔汉诺夫[107]那里。他撰写的《克里姆林宫帝国》一书，于1990年在维尔纽斯出版。这位作者提到了乌瓦罗夫，将他与其他一些“沙皇的极其反动的思想家”[108]相提并论。那些所谓的“进步人士”就是这样著书立说的。他哪怕能列举出几许事实来也是好的；但没有。他就是个反动分子，完事。施佩特的著作就摆在我手边，但是，我已经从他那里获取了所有信息。我将不得不为了其余资料而去趟莫斯科：需要在参考书和旧期刊中细细地发掘。据我的记忆，最后一个关于乌瓦罗夫的传记简介，是出现在1871年出版的《俄罗斯档案》中。也许还有点新的信息？还有点国外的信息？莫斯科应是非去不可了。
不过，总是会有一些巧合！或许这里就有上帝之手的存在？我写完上面的那个段落，便走去外面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女邻居——一位俄罗斯历史学教授——正在一边给花坛浇水，一边向我的妻子讲述她的美国之行：她带回来许多有趣的图书，其中就有一本乌瓦罗夫的传记。我简直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哪位乌瓦罗夫的？正巧是那位吗？是谢尔盖·谢苗诺维奇的传记？五分钟过后，那件宝物已经在我手中了。书的护封上印着一幅肖像：一位仪表堂堂的中年显贵，高高的额头，周正的面部轮廓，深深凹陷的聪慧双眼，坦诚的目光。书名为《现代俄罗斯教育之源：谢尔盖·乌瓦罗夫伯爵（1786—1855年）的精神历程》。该书问世于1984年。全书共348页，乌瓦罗夫的60种出版物被该传记收入。作者是辛西娅·惠特克，纽约大学的一位教授。
在导言中，该书作者指出，苏联和西方的历史学家们曾在一点上形成了一致的见解，即乌瓦罗夫并没有专属于他自己的思想。青年时期，他跟随在亚历山大一世之后，重复着自由主义的那些言辞；而后来，他又变成尼古拉一世反动世界观的如此顺手的传声筒。不过，近些年来，美国的一些研究者，无论对乌瓦罗夫的活动，还是整个尼古拉一世时代，均开始做出另样的评价。这不是一段完全不景气的时期，而是正在为未来的发展进行着准备。乌瓦罗夫在这项事业中所发挥的作用并不是决定性的。
谢尔盖·谢苗诺维奇·乌瓦罗夫——一个古老贵族的后裔。他的远祖——金帐汗国人明恰克·科萨耶夫于15世纪转而供职于莫斯科王公并被赐姓为乌瓦罗夫。这位未来部长的教母，是叶卡捷琳娜大帝。他的叔叔——费奥多尔·乌瓦罗夫将军，是1801年政变的参与者。此次政变的结果是，亚历山大一世登上王位。乌瓦罗夫接受过出色的教育，能自如地运用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和希腊语。他曾留学于德国，最初供职于驻维也纳的一个外交部门。他的第一部公开刊行的著述——《关于在俄罗斯设立亚洲研究院的思考》，最初是用法文撰写和出版的。诗人瓦·茹科夫斯基将其译成俄文并刊载在《欧洲通讯》杂志上。对东方诸民族文化的兴趣，乌瓦罗夫是从德国浪漫主义者那里接受过来的。拿破仑入侵俄罗斯时，乌瓦罗夫仍然留任文职，但他与敌人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斗争。他曾一度开始与让·维克多·莫罗关系密切起来。
在这里必须说几句题外话（是为了那些没有读过瓦·皮库尔的小说《人各有其时》的人。在那部小说中，这段故实被描写得详尽而有趣）。雅各宾党人让·维克多·莫罗将军——曾在霍恩林登城下获得辉煌胜利，使波拿巴将军、马伦戈村附近会战的胜利者的荣誉黯然失色——参与了雾月政变的密谋[109]，期望在解散腐败了的督执政府之后，法兰西共和国将会得到巩固。但这一愿望并没有实现。莫罗亦不得不离开法国。他被放逐到美国。美国总统曾建议他领导美国军队，但莫罗选择了俄罗斯。莫罗于是成为俄罗斯最高统帅部的一名顾问，后战死于德累斯顿城下。在这位不隐瞒自己的共和主义信念的法国将军牺牲的地方，俄罗斯军官们修建了一座纪念碑，上面雕塑着一顶弗利基亚人尖顶帽的图形。人们还在彼得堡的叶卡捷琳娜教堂为莫罗举行了葬礼。
如辛西娅·惠特克所注意到的那样，这场有沙俄帝王亲临的葬礼，其组织者正是乌瓦罗夫。他还致了临葬悼词，后来，这份悼词用四种文字（法、俄、英、德）公开发表。“乌瓦罗夫在莫罗的经历中看到了这个时代种种事变的一个微观世界。”——辛西娅·惠特克如此写道。[110]起初是革命的热情，接下来是恐怖手段造成的惊恐和由此引发的道德净化、迷途的修正、与篡权者的斗争和英雄牺牲。
乌瓦罗夫是卡拉姆津的信徒。1815年时，他曾创立一个名为“阿尔扎马斯”（Арзамас）的文学小组[111]。辛西娅·惠特克指出，瓦·茹科夫斯基、康·巴丘什科夫和他们的继承者普希金将“‘阿尔扎马斯’精神”在文学中予以具体体现，而乌瓦罗夫则在政治中予以体现。多年以来，他一直是彼得堡学区的督学。1818年（时年32岁），他成为彼得堡科学院的院长（直至去世）。
乌瓦罗夫的科学兴趣范围，是哲学和历史学。辛西娅·惠特克写道：“人们通常认为，莫斯科大学历史学教授（1939—1955年）、深受黑格尔影响的思想家季·格拉诺夫斯基，是俄国境内提出把历史看作向人道的最高和美好理想进化的观点的第一人，但实际上，这第一人是乌瓦罗夫。”[112]1818年，乌瓦罗夫在中央师范教育学院全球历史和东方文化教研室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讲。演讲内容包括对历史学理论的阐述——从亚当、夏娃的堕落到现代欧洲的出现。乌瓦罗夫称，上帝为整个人类筹划了自由，在这方面，最后的成就将由俄罗斯来完成。我们的国家，是欧洲大家庭中的最小的儿子。彼得大帝，这是我们的路易十四。俄罗斯很快便会走向成熟，公民自由的保障将会建立起来。借助教育所达成的精神解放，势必会先于借助立法所取得的肉体的解放而到来。“反动分子”乌瓦罗夫曾与格拉诺夫斯基关系密切。在出任教育部长期间，他总是千方百计地给予格拉诺夫斯基支持。
乌瓦罗夫那个著名的三段式，即俄罗斯文化的表达式，是他于1832年在有关莫斯科大学监察报告所做的说明中，完整地表述出来的（刊载于《人民教育部决议汇编》，圣彼得堡，1876年）。成为教育部首脑之后，乌瓦罗夫为教学和科研活动的繁荣创造了种种条件。“诸大学和科学院所文艺复兴式的繁荣时期”——这便是辛西娅·惠特克那本书中的相关章节的标题。在这里我们会了解到，依据乌瓦罗夫的倡议，曾创办了普尔科沃天文台；曾邀请亚历山大·冯·洪堡赴俄国实施他那次著名的中亚考察旅行。在乌瓦罗夫任教育部长年间，俄罗斯学者们在电磁学领域成就了一系列重大发明。
乌瓦罗夫曾孜孜不倦地重申：俄罗斯的科学，是民族精神与西方教育的产物。不错，在他任内，曾刊载了恰达耶夫《哲学信简》的《望远镜》杂志被查封了。但是，《哲学信简》在俄罗斯社会中（其中亦包括在普希金那里），曾是引发了抗议的；而处罚措施则是由沙皇决定的。在阿尔扎马斯文学小组存续期间与乌瓦罗夫关系密切的普希金，后来才与他分道扬镳，此系个人原因所致，就如同普希金讨厌乌瓦罗夫在科学院的代理人敦杜科夫-科尔萨科夫公爵一样（“敦杜科夫-科尔萨科夫公爵在科学院老是开会……”）。
乌瓦罗夫是第一位不得不解决波兰族人、德意志族人、犹太族人、穆斯林人士民族文化问题的教育部长。1833年，他在基辅开设了圣弗拉基米尔大学。该校半数教师为波兰族人，绝大多数学生为天主教徒。对东方文化的兴趣，从青年时期起便一直吸引着乌瓦罗夫。作为一部之长，他常常鼓励研究和教授东方语言。依据他的倡议，喀山大学开启了蒙古语的教学。乌瓦罗夫推行俄罗斯化的种种努力，从未具有侵略的性质。
1848年欧洲开始受到革命震荡之后，俄国首都便发生了彼得拉舍夫分子案件，乌瓦罗夫的地位开始动摇。1849年，他提出辞呈并被接受。六年后，他去世了。一个为效力于俄罗斯科学与文化的生命，便这样终结了。
※ ※ ※
俄罗斯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如何在俄罗斯哲学中、在我们所熟知的俄罗斯唯心主义中折射出来的？1935年，纽约出版了一本名为《俄罗斯哲学中的永恒》的图书。它的作者鲍里斯·维舍斯拉夫采夫，俄罗斯的理论研究大家之一，在该书前言中指出：“……解决世界性哲学问题，存在着一种俄罗斯方法，一个体验和讨论这些问题的俄罗斯方式。不同的民族会对每位伟大哲学家所表述的内容丰富的各种思想和情感，做出自己的体察和评价。就这个意义而言，便有俄罗斯的柏拉图和俄罗斯的普罗提诺、俄罗斯的笛卡尔、俄罗斯的帕斯卡；当然，也有俄罗斯的康德。哲学中的民族主义是不可能的，但是，对不同的世界性问题抱有特别浓厚的兴趣，却是可能的。”[113]
俄罗斯人的主要哲学兴趣，依维舍斯拉夫采夫所见，是绝对者问题。整个古希腊罗马哲学，从苏格拉底到普罗提诺，都是朝着绝对者的攀登，都是在寻觅神性；德国人掌握了这一传统，俄罗斯人则继续进行着这项事业。黑格尔的那句名言——“哲学的对象就是宗教的对象”——令俄罗斯人内心备感亲切。维舍斯拉夫采夫继续写道：“绝对与相对相互对立；上帝与人相互对立。人只能在有限与无限、暂时与永恒、完善与不完善的相互对立中理解自我。如此一来，我们便回到一个核心问题上来：我本人究竟是谁？何为人？何为个性？”[114]这便是那些曾一直令俄罗斯灵魂痛苦的“可恶的”问题。究其实质而论，这只是一个问题——关于人的本质和他在宇宙中的位置问题。俄罗斯哲学，这就是人类—宇宙论。
维舍斯拉夫采夫认为，格里戈里·斯科沃罗达[115]是俄罗斯第一位具有独创性的哲学家。“这是一位俄罗斯的欧洲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通常在其论普希金的演讲中期望看到的那种完人。他所喜爱的哲学家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他精通古代哲学和文学，而在教堂的神甫当中，他对克雷芒（亚历山大的）[116]、奥利金[117]、亚略巴古的狄奥尼修斯[118]和我国的尼尔·索尔斯基[119]，即那些最为哲学性的、最为纯精神性的神甫，给予了最高的评价。他在俄罗斯境内各处游历，从基辅、哈尔科夫，到彼得堡和莫斯科；从圣三一谢尔吉修道院，到佩列亚斯夫利。”[120]维舍斯拉夫采夫引用斯科沃罗达那番与我们这个时代特别相符的话：“我的上帝呀！还有什么是我们所不知的！还有什么是我们所不能的！我们测量了大海、天空与陆地，发现了无可计数的众多的世界，建造着‘莫名其妙的’机器。但是，还是缺少点什么。心灵深处是不能用有限的和暂时的事物去充实的！”[121]俄罗斯哲学正是致力于“心灵深处”的充实。可以置身于这个心灵深处之中的，只有绝对者——上帝。而所有其他事物，则都显得过于渺小。对个性的兴趣，对个性的不可计量的深度的兴趣，将会引发对个性之外的无限的兴趣、对上帝的兴趣、对神的宇宙的兴趣。人格主义和宇宙主义，是俄罗斯唯心主义的两个位格，是俄罗斯哲学探索的两个方向；这一探索被给予的称谓，便是万物一体（всеединство）。
斯科沃罗达是位先驱，而卡拉姆津和霍米亚科夫，则准备好了令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索洛维约夫的独创才能得以成长的土壤。前面我已经使用了“宗教—哲学的文艺复兴式繁荣”的词语。这是什么意义？就该词语的狭义而论，即为所谓的俄罗斯文化的“白银”时代——十月革命之前的二十年。正是在那时，一些哲学小组涌现出来。这便是：以德·梅列日科夫斯基[122]为首的“宗教—哲学会社”（1901—1903年）。这类集会后来转变为“圣彼得堡宗教—哲学协会”（1907—1917年）。谢·布尔加科夫和尼·别尔嘉耶夫创立了“莫斯科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宗教—哲学协会”（1906—1917年）。在基辅，亦出现了一个哲学协会。
早在彼得堡“宗教—哲学会社”的第一次讨论会上，人们便聆听到一场名为《知识界与教会》的报告（由瓦·捷尔纳夫采夫[123]所做）。报告中论证了这样一个命题：“俄罗斯的复兴可以在宗教的土壤之上实现。”[124]彼得堡宗教—哲学会社的参与者们，常常把自己的思想倾向称为“新的宗教意识”：“左倾”知识分子们正在寻找通往教堂之路；他们告别了革命和无神论，告别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巴枯宁、马克思。[125]至于俄罗斯有教养阶层的“右倾”保守—自由主义那部分人、斯拉夫派和乡土派的继承者们，他们的信仰却从未减弱，在他们的宗教虔诚中，不会有任何所谓“新事物”。因此，对“宗教—哲学文艺复兴式的繁荣”这一表述，当其用来标识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那个时期时，是可以作较为宽泛的诠释的。那个时期，正是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列·托尔斯泰的才华勃发之际；正是尼·丹尼列夫斯基[126]、康·列昂季耶夫[127]、弗·索洛维约夫、尼·费奥多罗夫的思想成熟壮大之际。世界哲学科学的中心，正在渐渐地移入俄罗斯：在西方，黑格尔、谢林、叔本华之后，哲学日渐走向衰落，所谓“实证哲学”及其理论——实证论，逐渐开始盛行。而俄罗斯人，则正在使对形而上学的兴趣复兴。“文艺复兴式的繁荣”一词，便由此而来。
一位熟悉欧洲哲学生活的亲历者，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怀着赞赏与思念的心情谈起战前的莫斯科时，我总会不由自主地问自己，我是不是坠入了侨民式的多愁善感之中，我是不是对逝去的那个时代做出了过高的评价。我的回答——也请我的欧洲的、特别是德国的友人们原谅我——是明确的：不是的！而且我还要说：后来我从未遇到过比在当时的俄罗斯更为严肃、更为深刻的精神生活。”[128]
对这一文艺复兴式繁荣的文化复兴予以打击的，是狭隘的极权者。他们将我国最为著名的一些思想家、我们民族的骄傲——尼·别尔嘉耶夫、尼·洛斯基、谢·弗兰克、帕·诺夫戈罗德采夫[129]、列·卡尔萨文、鲍·维舍斯拉夫采夫、伊·伊利因、皮·索罗金[130]驱逐出境。[131]列·舍斯托夫[132]和彼·斯特卢威则在稍早些时候离开了俄国，谢·布尔加科夫和格·费多托夫[133]则是在较晚些时日离开的。谢·特鲁别茨科伊逝世于革命之前；瓦·罗扎诺夫、维·涅斯梅洛夫[134]、叶·特鲁别茨科伊、弗·埃恩[135]则殒命于革命和内战年间。古·施佩特和帕·弗洛连斯基遭到枪杀。阿·洛谢夫经历过牢狱和集中营之灾，但是他一直被迫沉默，直至斯大林死去。在这之上，还应当再补充上数十位较为著名的哲学家的名字（米·巴赫金[136]、德·梅列日科夫斯基、维·伊万诺夫[137]、费·斯捷蓬[138]、瓦·穆拉维约夫[139]、谢·阿斯科尔多夫[140]、谢·列维茨基[141]、鲍·雅科文科[142]、尼·鲍尔德列夫[143]、叶·斯佩克托尔斯基[144]、瓦·津科夫斯基[145]、德·奇热夫斯基[146]、格·弗洛罗夫斯基[147]，等等）——那些哲学教授和副教授、政论作家和神学家——那些被处决的、被虐死的、被流放的、被驱逐的人。
临近20世纪30年代时，俄罗斯境内的大学哲学系，均被关停。当1938年重又开始可以在“哲学系”就读时，人们却突然发现，竟没有了可以任教之人。在莫斯科，全职任教于哲学系的，仅有一位擅长哲学专业课程的教授——鲍·切尔内绍夫[148]。战争年间，他被强行代人受过，要为在阐释德国哲学时所犯的错误而负责（党中央还曾为此通过一项决议），可他也是英年早逝了。
而那些被驱逐者们，在境外仍继续着他们的事业，撰写着一部部对西方文化发展构成影响的卓越著作。对这些身处侨民境地的俄罗斯思想家们的创作，维舍斯拉夫采夫的评价是：“……最重要的和最优秀的，已由他们在这里成就了。相当大一部分著作，已经译成多种外文，使西方科学界了解了我们。可见，俄罗斯哲学的传统与发展从未中止过；而整个问题的关键所在，便是如何将此传递于后代人。”[149]
我在上文中曾经提及阿·洛谢夫和鲍·雅科文科的著述。瓦·津科夫斯基和尼·洛斯基也各自出版了自己撰写的《俄罗斯哲学史》。《俄罗斯哲学与社会思想史纲》一书，则出自谢·列维茨基笔下。有两部德文著作亦值得关注——В．达阿姆的《俄罗斯思想的基本特征》和В．格尔德特的《俄罗斯哲学》。还有一系列有趣的专门研究俄罗斯某位哲学家的著述，关于这些著述，我们将会在本书的叙述过程中回忆到。在三个引言式的概论之后，接下来便是对俄罗斯宗教—哲学文艺复兴式繁荣时期十三位代表人物的肖像画式评述。作者并不追求完整的画面，他的任务较为简单，那便是：唤起人们的兴趣，使其将注意力聚焦于最重要之处——聚焦于那些较之他人更能表述出俄罗斯思想本质的思想家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