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周易》
《周易》究竟是本什么书？这涉及它的形成与内容。《诗》、《书》、《礼》、《乐》、《春秋》、《易》称“六经”，这个提法《庄子》里就有，称孔子专门研究“六经”，因此“六经”不是汉代以后才讲的。司马迁在《史记》中讲孔子编纂“六经”，宋代人开始怀疑，至清代基本清楚了。说成于孔子，不靠谱；但说与孔子大有关，与孔子的学生、学生的学生有关，则无问题。在汉以前，《易》排在“六经”之末，汉代班固写《汉书》，《易》放在了最前面，以后至清代都如此。为什么？通常认为因《易》最早出现，但班固强调因为《易》是其它“五经”的依据。
整个《周易》的完成经过了很长时间，以三位人物为代表，伏羲、文王、孔子，故称“易更三圣”。伏羲是传说中的三皇之一，他确定了阴阳与八卦，类似于符号文字，当然也可能有原始宗教的功能。《封神榜》讲武王以周灭商的故事，文王就是武王的父亲，是公元前11世纪的人，他把八卦重叠，得了64卦，取名，给予解释，并对每卦的六个爻一一说明，这就有了后来的《易经》。到孔子时，开始对《易经》进行解释，弟子们继续，共写了七篇，其中三篇有上下，共计十篇。因托名于孔子，故这解释就成了理解《易经》的权威，称为《易传》，又称《十翼》。
现在见到的《周易》，就包括了“经”与“传”。《易经》与《易传》的性质与功能不同，《易经》是占卜的书，用来问吉凶。至于其它的运用，行医、算命、看相、测字、风水，等等，都是它的衍生技术，《易经》本身不管这些。《易传》是对“经”的解释，试图说明其中的原理、依据、方法，等等，相当于哲学书。什么是哲学？哲学就是它的起点是可经验的事实，运用逻辑方法推演出结论，而结论是无法证实的普遍原理。因此，《周易》是一本占卜与哲学合一的书。古代学者主流当然谈哲学，但也懂占卜。谋生谈哲学，要饿死，只能讲占卜，并运用衍生技术。这年头，人人好谈哲理，也是因为吃饱了，便想喝点鸡汤。职业哲学家常有饿死之忧，故须弄懂占卜，以备讨饭之需。当然，论及占卜，首先就会被质疑，《周易》断吉凶，准不准？灵不灵？
15.占卦准吗？
怎样理解《周易》占卦的有效性，似乎没有明确的论述。也许可以从占卦的出发点来尝试着思考。当我们面临一件事时，如果信息充分，并且我们已有的知识可以作出分析，那么就没有必要去占卦。换句话说，信息与知识得出的结论，无论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我们都不需要占卦；只有当利弊各半时，才会纠结，才需要占卦。
实际上，古代泛神论时代，所有自然环境的背后都有神，如山神、河伯、树神等，人们都有自己的神可以去咨询。以后，神的这种职能由各类神职人员承担。再往后，便由各类专业职业者承担。比如，当所有信息与知识无法让我们普通人确定房产市场、股票市场是涨还是跌时，只好听那些专业人士各说各话。同样，人们身体有病时，医生们也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即便好像都讲清楚了，临上手术台，还要病人或家属签字，结果的好坏仍是责任自负。因此可知，所有的咨询评判，并不能改变一件事情既有的性质，而只能改变人对这件事情的态度。
那么，这对事情的吉凶又有什么价值呢？所谓吉凶，是相对于人讲的；同时，任何一件事的结果，既取决于事的客观方面，又取决于做事人的主观状态。如果客观与主观各占50%，需要占卦的是客观部分的利弊各半，即25%；如果占卦为凶，主观放弃，如果占卦为吉，主观接受，一心一意，则50%加上，为75%。这个大概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占卦准确与否的概率吧。
总之，占卦并不改变事情本身的性质，只改变人的态度；在理性分析的前提下，人的态度决定事情的结果。可以说，这是《周易》的核心精神之一。《周易》占卦，不仅告知所问事的吉凶，而且通过具体的案例，说明吉如何成就，凶如何避免，提醒占卦者。当然，能否接受，所得深浅，那就取决于占卦者了，仿佛同一种药的效果，虽大体相近，但终是因人而异。
16.占卦与解卦
请试占一卦解释。占卦方法很多，不细讲了，正如病人看病，医生诊断技术很多，病人不必弄太清楚，术业有专攻。今天是三月三日，即以此入卦。3是离，上下相重，即《离》卦。离是火，卦象是上下为阳爻，中间是阴爻，正如火外面明亮发热，而中间是虚空。两火相叠，如薪火相续，又如太阳每日升起。占到此卦，明亮火热相连，当然是吉；但卦象又喻示，外面越是红火，内中越应谦虚，如此才能贯通，真正是吉。
占卦除了看整个卦以外，还要看具体的爻，爻有六个，从下往上读，分别是初、二、三、四、五、上，逢阳为九，遇阴是六，每爻吉凶各有不同，此喻事情都是在变化中的。在离卦，六二爻与六五爻，都是以阴处于上下阳之中，阴代表柔顺谦虚，正与外面发光，里面谦虚相合，故吉。初九如火初燃，太阳初升，须恰如其分，行事认真恭敬，则无害。九三如火过半，日过正午，再熊熊燃烧，就不够好了，必须调整心态，从容做事，不可强为。九四火又重燃，日又重升，光明相续，但突如其来，也是需注意的，否则不好。最后上九，火燃日照，得其善终，无害。因此，离卦二、五爻最好，初、上次之，三、四不够好。
《周易》原文，有些古奥，有些简约，有些本身也有脱漏或错乱，随文强解，似通非懂。今以微信说明，只能略约为之。读者以此得一大概，网络再查阅各种解释，便各有心得。
或问，上述通说全卦，既然还要确定某一爻，那取哪一爻呢？离卦为重卦，今占以数，故爻在九三。今日占卦，既然是为我同辈的老同学说，故此占即作下解：年过半百皆健在，上老下小，人生百事，正处一日又一日的境地；但又处在转换处，须作调整，根本在做事稳健，虚怀若谷。离，象征丽，人生美丽之征。得卦如此，不可谓不准。愿与同学们共勉互福！
17.《易传》
《易传》对《易经》的解释，总的精神是阐述了传统中国的气化世界观，及其在人类社会中的运用，即推天道以明人事。这里再介绍一下具体的《易传》篇目。
《易传》第一篇叫《彖传》，彖是判断的意思，就是对卦名进行界定。整个《易经》64卦，《彖传》就有64小段。第二篇叫《象传》，解释每一卦的卦象，也有64小段。《易经》64卦，分上下，故《彖》与《象》也分上下，实际每一段都分别跟在每卦后面，标明“《彖》曰”、“《象》曰”。第三篇是《文言传》，只解释《乾》与《坤》两卦，这是64卦中最重要的天地卦。《文言传》直接跟在《乾》、《坤》卦的后面。第四篇叫《系辞传》，专门阐述《易经》的原理与方法，后人分上下篇，各十二章。第五篇是《说卦传》，说明八卦的由来与象征，共十一章。第六篇是《序卦传》，专门解释64卦的前后顺序。第七篇是《杂卦传》，说明64卦每两卦是一组，体现相通相对的关系。这七篇从各种不同角度的解释，合起来是个系统，颇值玩味，可用于对各种对象解释的模型。七篇中，三篇分上下，故总共十篇，是对《易经》最早最权威的研究，本身已成为经典的组成部分。
记得钱基博，也就是钱钟书的父亲，曾在一本介绍《周易》解读法的小书中讲：读《周易》，先读《说卦》，明白八卦，好比知道基本概念；然后读《系辞》，了解《易经》的基本精神；再读64卦，以及所附的《彖》、《象》、《文言》；最后读《序卦》、《杂卦》，贯通全经，明白辩证。可供参考。
中国文化旧称“三教九流”，九流或泛指，三教是实指，即儒道佛。佛从印度传来，儒与道是本土的。《周易》这本经典，究竟是儒是道，各有说法，但又恰好说明，它是整个中国固有文化的核心。套用现在的语词，就是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根本依据。初读《周易》一头雾水，得其门径，便可今日读一卦，明日读半卦，渐得其味。“韦编三绝”这个形容读书勤奋的成语，就是讲孔子读《易》，将串简的皮条翻断三次，说明他极喜欢。人人都知道孔子讲的“五十知天命”，但也许不知他还讲过：“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也许，孔子的知天命，与研读《周易》相关吧。孔子尚如此，又何况才过五十的我们呢？
18.《诗》、《书》、《礼》、《乐》、《春秋》
“六经”中除了《易》以外，其它五本书，《诗》、《书》、《礼》、《乐》、《春秋》，都是对生活现象的分类描述。《易》相当于生活背后的依据，其它“五经”是《易》的实际展开。这五本书又分两类：《诗》、《书》、《礼》、《乐》是一类，从四个方面来描述事实；《春秋》单独一类，取孔子所在的鲁国，按时间记事，但记事的目的是为了说明这事对了，那事错了。因此，前四本书相当于事实判断，《春秋》像是价值判断。但实际上，事实的描述也不可能完全是无取向的。都是事实，讲这些，不讲那些，都经过了讲述者的选择，讲述者的主观性都已渗入其中，只是可能没有意识到而已。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其实也是相对的。至于《春秋》，它虽然标明是价值判断，但也不是脱开事情讲，而是通过事情讲，这就是有名的“《春秋》笔法”，后来的影射史学也是它的衍生品。《春秋》按年月编，这就是编年史，后来的《资治通鉴》是最著名的编年史。
《诗》、《书》、《礼》、《乐》四本书，《诗》相当于公私生活的形象记录，人们交往用哪句诗，便表达了什么意思，善用《诗》，就善于表达。《书》是各类官方文件的汇编，等于历史的真实记录。《诗》与《书》，就是后来的文学与史学。文学让人通情，史学让人明理，通情达理之人，自然有其气象，所以讲，“腹有《诗》《书》气自华”。《礼》是制度的记录，分三部分：一是《仪礼》，记录生活中的种种礼仪；二是《周礼》，描述理想中的周朝制度；三是《礼记》，讨论制度的论文集。《乐》是施行礼仪时的配乐，这部书秦汉后就丧失了。礼的作用是区分人与人的不同身份，明白各有各的角色；乐是让不同身份、不同角色的人能很好配合，同演一台戏。中国文化别称“礼乐文明”，核心要义就在此。常看电影里念台词：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可惜现实中，愿捧场的人并不多。
19.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相传是孔子编纂了“六经”，其根本意义是让自发的文明有了一个自觉的整理，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以事实培植价值，以价值引领生活。因此古人讲：“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具体来讲，孔子编纂“六经”对于中国文化的首要作用就是从知识上奠基与分类。设想一户人家新立，随岁月而增人添物，慢慢有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忽然有一天，这样的生活突然被毁，重建又一时难能，只能尽可能将以为今后有用的东西保存或记下。因为不可能什么都要，这就要选择；而且也要分分类，有个头绪。孔子修“六经”，就等于为后来中国人的生活打了地基。从知识的形成讲，“六经”实际上把生活现象转化成了知识结构，因为分类是知识的终端，它是已知的显现，未知的出发点。同样的一堆东西，不同的分类，就是不同的知识呈现。比如屋里一群人，任意分两组，起初容易，从性别、年龄、地域等来分，越往后越难，因为每次分就要发现新的特征。每次新的分类等于新的认识获得。绝大多数人都在已有的框架中感知、思考。所以，孔子的工作不仅仅是传承了已有的文化，奠定了基石，更重要的还在于隐藏在其中的分类这个认知方法。
事实上，孔子思想中主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分类的观念对后来中国的学问影响深远，如《大学》提出的“格物”，在宋以后成为基本概念与思想，近代以后物理学的理解与接受，也以此为基础。格，通常解释成接触，但本义就是一个木框子，一个一个的格子，将物分装其中，就是认知的过程与结果。如果以这样分类的认知角度去观察，比如我们把一个群聊记录拉下来分析，很容易发现，几乎是一地鸡毛，基本都是废话。当然这是从知识的角度看。人们乐此不疲，主要不是为求知，而是为娱情。总之，人一旦确立了分类的意识，会给自己带来许多方便、乐趣与折腾。
20.述而不作
孔子编纂“六经”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他“述而不作”的方法。孔子是东周春秋时期人，东周前期是春秋，后期为战国。春秋正处在周朝制度瓦解时，以后经过战国，周朝体制被秦制取代。身处乱世，各种想法与做法自然涌现，有些就被接受了。但孔子当时很失败，因此他只能讲学谋生，开始用“述而不作”的方法编“六经”。孔子仿佛要向世人证明：我的主张没人接受，那就给大家摆事实，将以往的事情分门别类梳理清楚，不是自己凭空瞎扯，也不是只顾今天不管明天，大家看着办吧。
孔子为了让事实可靠，自然很认真，力求客观。他坚信，人再怎么折腾，也只能基于已有的历史，增增减减，适度调整，渐进演化。事实不只是一堆杂乱的故事，分类后便成为知识。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全部的根据，也就是道理，就自然在其中了。所以“述而不作”的方法从根本上塑造了中国人摆事实、讲道理的理性精神。中国人不信宗教，与此极有关。中国人好像崇拜权力，但权力的背后必须是事实与道理，否则终究不服。有理走遍天下的信念，坚持上访的行为，也源于这种理性精神。中国人对科学的极端尊崇，也源于此。
当然，“述而不作”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使后来的中国学问非常注重解释，通过解释来表达自己的新思想。“述而不作”的方法，使得“六经”在内容上等同于历史，后来有“六经皆史”的观念。这些历史事实中又传递出历史事实背后的根据，也就是道理，它令后人去思考、阐明、遵循。无论是历史事实，还是背后的道理，又都是人做的，人觉悟的，而人的行为与思考都是人精神的结果，人心的结果。因此，“六经”中有事、有理、有心。见仁见智，因人因时而异，后人各有发明者，各有追随者。无论个体，还是社会，历史也似乎在事、理、心三者的复杂交错中展开，令人感慨。
21.知识的系统与开放
“六经”在汉代被确定为基础性质的核心知识，国家为了确保这个知识的正确理解，专门设立了学官“博士”。西方的学位好像都由学校授予，中国的学位虽也由学校授予，但须由国家授权，“学位办”还挂在国务院名下，最高学位称博士，这些也许都与汉代学官的传统有关。日本以前博士也难获，早先主要是几个帝国大学。大学的教员称教官，不知是否也源自中国古代的传统。
不过汉代虽如此确定“六经”的权威，但“六经”的解释并不简单唯一，而是尊重史实。那时书是写在竹简上的，一本书要很多竹简，普通人也买不起，所以说“学富五车”。有五车书，一定很富了。因为没有书，所以主要靠记忆。加之秦始皇焚书坑儒，“六经”传承到汉代再默写下来，因此同一本“经”，便会有出入。汉代设博士，根据“经”的实际情况设置。那时《乐经》已没了，其余“五经”共设了十三个博士，说明同一本“经”已有不同的本子。
汉代人也没有因为捧“六经”为权威，就把其它的书全扔了，而是把“六经”以外的书分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五类，作为“六经”这个知识核心基础的补充。此外，在“六经”的类中也添了三类：一是《论语》，孔子与弟子们的对话。二是《孝经》，据说也是孔子为学生曾子讲的。孝，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这么狭窄，其实可理解成“六经”的综合应用版。三是小学，就是文字方面的知识，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工具书。这三类除了文字工具类，《论语》与《孝经》可以看作是“六经”的入门与应用。汉代人确立这样的知识系统，说明既有权威，又有补充与应用，保证了知识系统的开放与弹性。
22.六经与《论语》
从春秋孔子研究“六经”，到东汉班固写出《汉书·艺文志》，中国传统的知识系统及其谱系就此形成。以后有所调整，不断扩容，一直到西方的知识系统传入，才被解构，融入西学。讲中国文化，文化其实是现象，是生活方式，背后支撑的是知识系统，即国学。中国传统的知识系统，总体上是内核与结构基本固定，但始终是呈开放的态势。向哪里开放？向生活本身开放。在这种开放中，旧瓶中不断装新酒，瓶也越来越大。
请以“六经”与《论语》略说之。试想孔子教学生，“六经”是固化了的知识，他的阐释，即《论语》，面对的却是鲜活的人生。阐释不能背离“六经”，但又须回应生活。结果，自然地便有新的精神注入旧的知识，知识也因此而扩容延伸。事实上，《论语》也因此成为理解“六经”的阶梯。“六经”很难读，《论语》很亲切；“六经”像幢大楼，《论语》则如一花一叶一茶一饭。亲切而感性，容易受用。
试读《论语》开篇三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做人就要求个高兴，至少是不要不高兴。高兴与否？程度如何？自己知道。看别人，是学；模仿着做，是习。一点一点的进步，自己能感受到，心里便是喜悦的。等到在某个方面很在行了，远方的人都来学、来切磋，附近的人当然更不必说，这应该是很快乐了。整个人生也可这样看。这样的人生，很顺利，很高兴。可是，哪里人人都如此顺利？每个人又哪能时时处处如此顺利？不顺利，当然不可能还傻乐，但至少不必因此不高兴，哪怕心里有一丝丝的不开心。道理很简单，不难接受，但体会不容易，做到更难。因此读《论语》，不同的人各有感受。宋太祖的宰相赵普，他就靠半部《论语》治天下。《论语》现有二十卷，好像汉代由前十卷再增加了十卷，所以前半部好像是自成一体的。也不知赵普讲的半部《论语》，是否真的就指前十卷。
23.四部之学与佛道
汉代以后，中国传统的知识谱系逐渐调整，至唐代确定了“经史子集”的格局，此后就基本不变，变的主要是扩容及取向上的变化。唐代的这个新格局反映在魏征主持编的《隋史·经籍志》，最重要的变化有三：一是把汉代的诸子、兵书、术数、方技四类合并在一起，统称“子部”。子部共有十四类，凡是涉及生活的各种东西，像医术养生、解梦看相风水、天文历法算术，等等，都在里面，被认为是治身之术。二是增设了“史部”。《六经》就是史，但那是上古的，历史不会停下来，后来的全部记录都归在这里，根据形式分成十三类。三是在“集部”后附加了《道经》、《佛经》。集部本身由汉代的“诗赋类”转变过来的，《道经》与《佛经》是佛道二教的经典。佛教是汉代后期由印度传来的，道教也是汉代后期由民间信仰发展起来的，模仿了很多佛教的形式。加上原来汉代“六经类”，改称“经部”，就形成了四部的结构。
清代的“四库全书”就是顺着这个四部结构扩充而成的。在这个体系中，经部是核心根本，但“经”也就是“史”；史部是经部的延伸，这个延伸不是完美的，因为不能完全体现“经”；子部是经部的各个片面的展开；集部只是世风人心的呈现。文史浅易，经子深难。会写点诗文，是小儿科，不能当饭吃。要谋生，须懂子；要治国，就须理解经了。中国传统的知识，根本的立场是现实的、世俗的，性质是经验的、理性的，对佛道二教并不相信，但也决不排除，反以为只是世俗之人不通，才简单诬化佛道二教。人各不同，需求不一；同一个人，需求也因时而异。古人很通达，兼容并包。世俗的儒学与方外的佛道二教只能彼此竞争，满足客户需要。竞争中难免也会过火，恶意攻击，相互剽窃，官家勾结，应有尽有。但总体上，也都明白和气生财，尽可能细分市场，培养客户，强化核心竞争力，创新技术，优化管理，完善服务，引导消费，让人民生活更美好。因此，佛道二教高僧高士，也常出没庙堂。同样，俗界的人，也会出家；舍不下的，便做居士；吃不了素的，居士也做不成，便常进个香、戴串佛珠什么的，也总算表示自己还不完全俗，至少是不想完全俗。
24.知识谱系
清代乾隆时编的“四库全书”，现在批评的好像也很多，指责借编四库全书之名，行思想钳制之实。是否真如此，唯唯否否，不能全信，或者真那么严重。不管怎么说，从中国传统的知识谱系看，四库全书的意义是巨大的。
一是沿着“六经”以来重事实、讲道理的传统，为中国传统学术转向现代科学作了准备。编四库全书，不只是把书归类，而是对书进行了版本校对，尤其是写了“提要”，给读者带来巨大方便。四库馆臣们学问极好，是一时名家，他们为每本书写的“提要”，汇成《四库全书总目》，实在是极有水准的。好像是陈垣先生讲过，清代学者的一条笔记，到了现在人手上，就能铺陈为一篇论文，就像奶粉冲上水一样。没有清代人的学问，说实话，古代许多知识，现在的人都弄不明白了。更重要的是，在四库全书的编纂中，注入了强烈的实证精神与方法，这对近代以后中国特别乐意接受西学中的科学，是非常重要的。
二是秉承开放的传统，不断融入新知识。收书总有个限度，四库全书在结构完整的前提下，保持了知识总量的巨增。同时，对于没能收入的书，也尽量作了存目说明。此外，有两个具体的例子，很能说明清代人对知识的开放心态。一是以前的知识谱系，都是道教在佛教前面，大概因为佛教是外来的，但四库全书特意将佛教放在道教前面，而且将佛道由集部移到子部；二是明朝后期天主教传入中国，有许多新著作，四库全书也都精选后纳入子部存目。要知道，那时清廷已不欢迎梵蒂冈了，能这样，不容易。从孔子编“六经”，经过《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到《四库全书总目》，这个中国传统的知识谱系，虽然不能说代表了整个中国文化，但基本构成了中国文化背后的知识主流，也就是“国学”的主干。
